對於宋朝， 歷史學界一直有一個明確的評語積貧積弱。 意思是不但武力虛弱， 無法在對鄰國和邊疆民族的戰爭中取得優勢，
但近來似乎又有一種評論， 認為宋朝是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 不但財政收入遠超當時世界各國， 且財政理念超越所處的時代。 不少人吹捧宋擁有類似現代的財政制度， 並且在商品經濟方面， 上升到了中國歷史的頂峰。 事實果真如此嗎？
吹捧者的邏輯
在不少人心中 北宋不僅是當世之最 也是中國歷朝之最
關於宋朝的超前經濟理念與商品經濟頂峰， 支持者們往往都會例舉下面幾點：
宋朝的財政收入遠超之前的唐朝。 巔峰時期曾經達到一億六千萬貫， 更淩駕於當時世界各國之上。 換算為白銀， 就有近一億六千萬， 是明清時期財政收入最高峰的兩倍。 所以， 宋朝實際上是古今中外最富庶的國家！
宋朝的財政收入中以工商稅為大頭， 土地稅只占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所以， 宋朝的工商稅成為財政收入的主流， 這與現代國家財政收入的比例十分類似。 說明宋朝在財政制度上已經擺脫了傳統農業社會嚴重依靠土地收入的弊端， 正在轉型進入工商業社會！
宋朝設立了很多與工商業相關的政府部門， 也頒佈了相當數量刺激工商業發展的政策， 使得宋朝的商業空前發展。 其印刷紙幣、收取間接稅等措施， 較之所處的中世紀時代， 帶有明顯的現代色彩， 是一種超越時代的創舉！
因為採取這些創新的舉措， 所以宋朝雖然在歷代大一統王朝裡面積最小， 卻創造了最多的財政收入。 宋朝不但在財政收入上， 甚至在財政制度上也率先完成了從中世紀國家到近代國家的轉變！
財政赤字壓力大
宋神宗：原來朕如此有錢！
如果宋神宗趙頊得知， 自己的朝代讓那麼多現代人深信不疑， 大概也只能以苦笑應對。 我一個冗吏耗於上， 冗兵耗於下， 取盡山澤而不足的窮皇帝， 怎麼就成了世界最富有國家的君王了呢？
如果北宋王朝的財政制度真的已經超越時代， 進入工商業發達的近代國家模式， 又怎麼會自建國二十多年國家財政就長期處於入不敷出的局面。 以至於從真宗時代開始， 朝廷就嘗試各種形式的改革舉措。
實際上， 宋朝無論在經濟上或是在財政收入上， 都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中世紀封建國家。 農業始終是社會財富來源的為基礎。 不要說在工商業發展上不能和真正的近代化國家相媲美， 就是其數額驚人的財政收入， 也恰恰證明了北宋的財政制度即使是在中世紀也是最糟糕的設計之一。
宋朝繁華城市的一角
北宋的財政收入主要是以土地稅為基礎的，商稅的收入是隨著統治時間的延長而不斷增益。此種增益不是來自于宋代商業的自然成長，而是來自於從統治初期就一直存在的收支壓力。
以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為例，全國財政總的收入為金帛1950萬（貫、匹、石），支出卻已經高達2185萬，赤字有二百余萬之多！
宋神宗時期，百年之積，惟存空簿，已經到了不得不變革的地步。滯後的王安石變法，不是為稅賦壓力已經非常沉重的形勢戶和上戶減稅。恰恰相反，他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北宋巨大的財政缺口。改革的總方針就是在想盡辦法開源的基礎上，達成國庫充盈的目標。
為此，各地地方官爭先謀劃賺錢的良策，有些政策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為了七八千貫的利潤，將古代帝王的陵園租給百姓耕種，將祭祀賢人的廟宇租給小販做生意。這些政策獲利微薄，卻在民間造成了極壞的影響，以至於宋神宗不得不親自下詔制止。
王安石的第一重任是增加收入而不是減稅
變相的胡亂收費
宋朝城市中的集市
在名義上，北宋的兩稅跟唐朝的兩稅差別不大。然而宋朝賦稅相比於唐朝的特點就是，正稅之外的雜收部分。按照當時人的說法，兩稅之外的雜變、支移、折變等諸多名目的亂收費。這使得人民交納的實際稅賦，比明面上的兩稅，增加了二到七倍之多。
除了鄉間的田賦和城中房屋園地稅之外，宋朝還收取雜變和人丁稅。另外農器、支移、折變、頭子錢等名目不一而足。在某些財政困難的縣，甚至預支田賦到七八年後。顯然這種預支是不會有償還的可能，也就成為一種附加的稅費。
宋朝將全國民戶分為形勢戶、上戶、中戶、下戶等數個等級。其中形勢戶作為宋代的基層官吏的來源，是整個北宋王朝的政治基礎。但形勢戶在田賦的繳納上並無任何特權，反而要比其他民戶更早繳納賦稅。如果國家的賦稅沉重，首先就會打擊到這些被北宋視為根基的形勢戶。
不瞭解這一點，就不可能明白為什麼宋朝的財政收入裡，工商稅的比例一直在增加。如神宗時期兩稅收入為2000萬貫，其他稅入則多達4900萬貫。作為兩稅之外的稅收大頭，工商稅大部分並不是直接落在關係到地方穩定的形勢戶頭上，而是以轉移財政負擔為目的。將國家的財政壓力更多的釋放在中戶和下戶這樣的平民百姓頭上。
北宋徵收商稅的特點之一，就是高稅率。由於重複徵稅的原因，商稅的比例一度高達10%，礦稅的比例更高達兩三成。而其銅鐵金銀等，又以官價強行全部收購。
宋朝的城市經濟繁榮 並非自然發展的結果
其次是榷禁，即國家專賣制度。宋朝的國家專賣商品範圍比前代都要廣泛，茶、酒、鹽、礦等日常必需品都實行榷禁。國家隨意提高專賣價格，對於豪強富戶壓力不大，卻嚴重影響了普通百姓的日常開支。
在這樣的重壓下，走私和私賣事件不斷發生。比如湖北私茶商人，數百一夥，成群結隊販運私茶。他們舞槍弄棒，弄的官軍不敢接近。慶歷時期，兩浙販運私鹽者超過一萬七千人次。
宋朝對違反榷禁的人民處罰極為苛刻，士大夫無論如何都不會殺頭，但只要販運私鹽二十斤以上就會殺頭。顯然，宋朝的普通百姓跟富裕二字談不上關係，而是不得不行走在違法的邊緣才能維持日常生活的需要。更為可笑是，宋朝在州府交通要道，都設置了關卡，對進京趕考的士人舉子收費，乃至將隨身行囊搜檢一空。
顯然，北宋巨額的工商稅收並不是商業增長與經濟發展的自然產物，而是宋朝千方百計盤剝人民的直接後果。其目的就是為了緩解作為政權根本的形勢戶的經濟壓力，而將其轉移到一般百姓身上。和唐朝相比，人民的生活沒有明顯改善，而日常的經濟壓力卻大幅增加。
舞刀弄棒的走私團夥 讓很多地方官軍都忌憚三分
貨幣經濟的本質
北宋的銅錢發行量巨大 卻還是不能滿足需求
還有一種說法，認為北宋貨幣增長迅速，每年鑄錢超過一百萬貫，最高年份甚至超過570萬貫，比明朝三百年鑄錢的總量還多。認為這是經濟進步的表現。貨幣賦稅代替實物賦稅在一般情況下的確是代表了經濟的活躍。但在宋朝的語境下卻有另外解讀。
北宋重視稅收，徵收的錢、糧、穀、絲、錦、礦乃至柴薪馬草，都盡可能的精細到個位數。在實際稅收裡顯然不可能完全嚴格按照這個標準去實行。宋朝徵收稅賦十分龐大，轉輸販運又是一個大問題。財政收支的完全貨幣化，對於宋朝簡化財政手續，減少稅賦虛耗是很有利的。這也是宋朝大量鑄錢，以輸錢代替輸送實物交稅的原因。
在商品經濟和農業發展不到位的社會裡，對於老百姓稅賦的貨幣化是一件有弊無利的事情。農民手裡有各種農副產品，卻沒有貨幣。為了交稅，就必須將貨物賣給商人。由於這種交易帶有強迫性和期限，並非自由交易，商人可以肆意壓價收購，對於農民損失很大。如果不想這樣，則農民就不能專心耕作，而是想法從事別的勞動來積攢錢幣。可以說這是一種政策不當，而強行推進的商品和勞動力流通。
宋人李椿所言：今穀帛之稅，多變而征錢，錢既非民之所自出，不得不逐一切之利以應官司所需。既逐一切之利，則不專于農桑。
濫伐紙幣更加劇了通貨膨脹
通脹大國
花錢無度的宋徽宗
紙幣的發行，則更是北宋財政混亂的一種體現。宋朝發行紙幣，並不是因為紙幣在流通中的種種便利之處。正是由於宋朝為了推行貨幣稅收，濫鑄錢幣，導致鑄造錢幣的貴金屬嚴重短缺。以致鐵錢、錫錢等劣質錢幣紛紛出現。宋朝幾次推行紙幣或者劣質錢的時候，都是大量財政支出無法彌補的時期。
宋神宗時對西北用兵，在四川發行過量交子，使得物價飛漲。宋徽宗大造宮殿，征討四夷，在民間發行成本低、面額大的當十錢、夾錫錢，使得經濟混亂。南宋面臨財政困境的方式也是濫發紙幣，一味的以紙幣來應付越來越大的財政缺口，最後發行量甚至超過了十億貫。結果，在南宋遭受到軍事失敗之前，經濟就已經提前陷入了崩潰。
滅亡前的宋朝 實際上已經財政崩潰
歷史上，北宋王朝徵收賦稅的力度前所未有，卻始終難以避免百年之積，惟存空簿的尷尬局面。冗官、冗兵和冗費的魔咒，始終與兩宋王朝相伴，說明北宋在行政和軍事效率上的空前低下。別說與漢唐相提並論，甚至也不如後來被人屢屢詬病的明清兩朝。
作為古代封建王朝財政失敗的一個典型案例，宋朝財政是無論如何都沒法與現代財政、資本主義萌芽和自由市場聯繫在一起的。（全文完）
宋朝繁華城市的一角
北宋的財政收入主要是以土地稅為基礎的，商稅的收入是隨著統治時間的延長而不斷增益。此種增益不是來自于宋代商業的自然成長，而是來自於從統治初期就一直存在的收支壓力。
以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為例，全國財政總的收入為金帛1950萬（貫、匹、石），支出卻已經高達2185萬，赤字有二百余萬之多！
宋神宗時期，百年之積，惟存空簿，已經到了不得不變革的地步。滯後的王安石變法，不是為稅賦壓力已經非常沉重的形勢戶和上戶減稅。恰恰相反，他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北宋巨大的財政缺口。改革的總方針就是在想盡辦法開源的基礎上，達成國庫充盈的目標。
為此，各地地方官爭先謀劃賺錢的良策，有些政策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為了七八千貫的利潤，將古代帝王的陵園租給百姓耕種，將祭祀賢人的廟宇租給小販做生意。這些政策獲利微薄，卻在民間造成了極壞的影響，以至於宋神宗不得不親自下詔制止。
王安石的第一重任是增加收入而不是減稅
變相的胡亂收費
宋朝城市中的集市
在名義上，北宋的兩稅跟唐朝的兩稅差別不大。然而宋朝賦稅相比於唐朝的特點就是，正稅之外的雜收部分。按照當時人的說法，兩稅之外的雜變、支移、折變等諸多名目的亂收費。這使得人民交納的實際稅賦，比明面上的兩稅，增加了二到七倍之多。
除了鄉間的田賦和城中房屋園地稅之外，宋朝還收取雜變和人丁稅。另外農器、支移、折變、頭子錢等名目不一而足。在某些財政困難的縣，甚至預支田賦到七八年後。顯然這種預支是不會有償還的可能，也就成為一種附加的稅費。
宋朝將全國民戶分為形勢戶、上戶、中戶、下戶等數個等級。其中形勢戶作為宋代的基層官吏的來源，是整個北宋王朝的政治基礎。但形勢戶在田賦的繳納上並無任何特權，反而要比其他民戶更早繳納賦稅。如果國家的賦稅沉重，首先就會打擊到這些被北宋視為根基的形勢戶。
不瞭解這一點，就不可能明白為什麼宋朝的財政收入裡，工商稅的比例一直在增加。如神宗時期兩稅收入為2000萬貫，其他稅入則多達4900萬貫。作為兩稅之外的稅收大頭，工商稅大部分並不是直接落在關係到地方穩定的形勢戶頭上，而是以轉移財政負擔為目的。將國家的財政壓力更多的釋放在中戶和下戶這樣的平民百姓頭上。
北宋徵收商稅的特點之一，就是高稅率。由於重複徵稅的原因，商稅的比例一度高達10%，礦稅的比例更高達兩三成。而其銅鐵金銀等，又以官價強行全部收購。
宋朝的城市經濟繁榮 並非自然發展的結果
其次是榷禁，即國家專賣制度。宋朝的國家專賣商品範圍比前代都要廣泛，茶、酒、鹽、礦等日常必需品都實行榷禁。國家隨意提高專賣價格，對於豪強富戶壓力不大，卻嚴重影響了普通百姓的日常開支。
在這樣的重壓下，走私和私賣事件不斷發生。比如湖北私茶商人，數百一夥，成群結隊販運私茶。他們舞槍弄棒，弄的官軍不敢接近。慶歷時期，兩浙販運私鹽者超過一萬七千人次。
宋朝對違反榷禁的人民處罰極為苛刻，士大夫無論如何都不會殺頭，但只要販運私鹽二十斤以上就會殺頭。顯然，宋朝的普通百姓跟富裕二字談不上關係，而是不得不行走在違法的邊緣才能維持日常生活的需要。更為可笑是，宋朝在州府交通要道，都設置了關卡，對進京趕考的士人舉子收費，乃至將隨身行囊搜檢一空。
顯然，北宋巨額的工商稅收並不是商業增長與經濟發展的自然產物，而是宋朝千方百計盤剝人民的直接後果。其目的就是為了緩解作為政權根本的形勢戶的經濟壓力，而將其轉移到一般百姓身上。和唐朝相比，人民的生活沒有明顯改善，而日常的經濟壓力卻大幅增加。
舞刀弄棒的走私團夥 讓很多地方官軍都忌憚三分
貨幣經濟的本質
北宋的銅錢發行量巨大 卻還是不能滿足需求
還有一種說法，認為北宋貨幣增長迅速，每年鑄錢超過一百萬貫，最高年份甚至超過570萬貫，比明朝三百年鑄錢的總量還多。認為這是經濟進步的表現。貨幣賦稅代替實物賦稅在一般情況下的確是代表了經濟的活躍。但在宋朝的語境下卻有另外解讀。
北宋重視稅收，徵收的錢、糧、穀、絲、錦、礦乃至柴薪馬草，都盡可能的精細到個位數。在實際稅收裡顯然不可能完全嚴格按照這個標準去實行。宋朝徵收稅賦十分龐大，轉輸販運又是一個大問題。財政收支的完全貨幣化，對於宋朝簡化財政手續，減少稅賦虛耗是很有利的。這也是宋朝大量鑄錢，以輸錢代替輸送實物交稅的原因。
在商品經濟和農業發展不到位的社會裡，對於老百姓稅賦的貨幣化是一件有弊無利的事情。農民手裡有各種農副產品，卻沒有貨幣。為了交稅，就必須將貨物賣給商人。由於這種交易帶有強迫性和期限，並非自由交易，商人可以肆意壓價收購，對於農民損失很大。如果不想這樣，則農民就不能專心耕作，而是想法從事別的勞動來積攢錢幣。可以說這是一種政策不當，而強行推進的商品和勞動力流通。
宋人李椿所言：今穀帛之稅，多變而征錢，錢既非民之所自出，不得不逐一切之利以應官司所需。既逐一切之利，則不專于農桑。
濫伐紙幣更加劇了通貨膨脹
通脹大國
花錢無度的宋徽宗
紙幣的發行，則更是北宋財政混亂的一種體現。宋朝發行紙幣，並不是因為紙幣在流通中的種種便利之處。正是由於宋朝為了推行貨幣稅收，濫鑄錢幣，導致鑄造錢幣的貴金屬嚴重短缺。以致鐵錢、錫錢等劣質錢幣紛紛出現。宋朝幾次推行紙幣或者劣質錢的時候，都是大量財政支出無法彌補的時期。
宋神宗時對西北用兵，在四川發行過量交子，使得物價飛漲。宋徽宗大造宮殿，征討四夷，在民間發行成本低、面額大的當十錢、夾錫錢，使得經濟混亂。南宋面臨財政困境的方式也是濫發紙幣，一味的以紙幣來應付越來越大的財政缺口，最後發行量甚至超過了十億貫。結果，在南宋遭受到軍事失敗之前，經濟就已經提前陷入了崩潰。
滅亡前的宋朝 實際上已經財政崩潰
歷史上，北宋王朝徵收賦稅的力度前所未有，卻始終難以避免百年之積，惟存空簿的尷尬局面。冗官、冗兵和冗費的魔咒，始終與兩宋王朝相伴，說明北宋在行政和軍事效率上的空前低下。別說與漢唐相提並論，甚至也不如後來被人屢屢詬病的明清兩朝。
作為古代封建王朝財政失敗的一個典型案例，宋朝財政是無論如何都沒法與現代財政、資本主義萌芽和自由市場聯繫在一起的。（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