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辛亥年八月十九）， 武昌革命黨人經過激烈鏖戰後， 佔領了武漢三鎮。 然而逃匿在“楚豫”兵艦上的湖廣總督瑞澂虎視眈眈；鄂軍提督、第八鎮統制張彪所率輜重第八營、教練隊及其它殘餘，
10月17日晚， 革命軍首領20余人， 聚集於舊諮議局所在的武昌閱馬場鄂軍都督府， 商討對策。 都督黎元洪提出公舉一人， 任鄂軍水陸總指揮， 指揮武漢陸軍和水師， 向清軍進攻， 與會者一致推舉胡鄂公。 （《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下），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3年3月版）
胡鄂公， 湖北江陵人， 字新三， 號南湖。 早年曾參加胞兄胡榮珪領導的湘鄂邊界“洪門起義”。 1906年， 胡進郝穴預備中學堂學習， 與同學熊得山、甯敦武、錢納水、李堯衢等20余人結成“輔仁社”， 任社長， 鼓吹革命。 1908年2月， 胡入北京江漢學堂。 次年秋,胡考進直隸高等農業學堂，
1911年10月10日， 胡因事自河南抵武漢， 適逢武昌首義。 經張振武的推薦， 胡於10月11日被任命為鄂軍都督府交通部偵探科科長， 10月13日兼攝軍法科科長。 短短的一周內， 胡以其膽略和智謀， 為革命軍運籌帷幄， 頗為革命黨人所讚賞。
10月18日（農曆八月二十七）上午七時，
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黎， 為委任事， 委任胡鄂公為鄂軍水陸總指揮， 有指揮鄂軍水陸師之全權， 此狀。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七日（《辛亥武昌起義史編》， 臺北辛亥武昌起義史編纂委員會編印， 1971年10月版）
另外還有一則命令：
一、綜合各方報告， 停泊劉家廟下游清海軍楚豫、楚有等兵艦六艘， 聞瑞澂現匿楚豫兵艦上， 以冀戴罪立功。 漢口之敵， 仍佔領劉家廟、大智門一帶陣地，
二、本軍政府擬先驅走瑞澂 出境， 並擊退劉家廟大智門之敵， 逐次向北前進， 以奪取灄口、祁家灣等地。
三、委胡鄂公為鄂軍水陸總指揮， 于明晨（即廿八日）拂曉， 在武昌紅關、青山間， 即兩望一帶， 指揮步兵第三協協統陳炳榮， 炮隊第二標標統尚安邦， 步隊第二協協統何錫藩， 步隊第四協協統張廷輔， 長江水師統領王朝銀等所部陸軍水師， 驅走楚豫， 擊潰劉家廟、大智門等地之敵， 完成以上任務。
四、步隊第一協協統宋錫全， 率所屬隊伍防禦漢陽， 接濟我漢口進攻敵人軍隊彈藥， 續行以前任務。
五、步隊第四協協統張廷輔所屬步隊為預備隊,迅速準備於今日下午十二時以前，
六、步隊第五協協統熊秉坤， 附馬隊一營、炮隊一營， 防禦武昌省城。
七、本都督在武昌府。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六時（《辛亥武昌起義史編》， 臺北辛亥武昌起義史編纂委員會編印， 1971年10月版）
胡接委任狀後， 又呈請黎元洪指派李國鏞為副指揮， 陳濤（河南洛陽人， 共和會成員；任沙市沙防營十長之際， 先欲刺殺荊州將軍鳳將軍， 又欲謀殺端方於沙市， 均未得成， 聞武昌起義， 遂由沙市來此）為參謀長；吳若龍、聶松樵（二人均為共和會成員）為左右參贊；林朝海、黃寶泉、段玉書為海陸顧問。 上午十時， 胡召集以上這些人在都督府成立鄂軍水陸總指揮部， 討論作戰部署。下午一時，胡以總指揮的名義發出命令：
一、據各方面報告，停泊劉家廟下游楚豫、楚有等兵艦六艘；結集劉家廟、大智門、灄口、祁家灣等地清軍，計有張彪率所屬馬隊一隊、輜重第八營一營，張錫元之河南新軍兩營，巡防軍一營，馬繼貞之第二鎮殘敗步隊一標，擬俟南下大批援軍到漢時，海陸聯合向我進攻。同時瑞澂仍匿楚豫兵艦之上，張彪設大本營于劉家廟車站，以冀戴罪立功。
二、本總指揮明晨即二十八日拂曉，指揮武漢水陸各軍，驅逐瑞澂、張彪，擊走楚豫等兵艦出境，擊潰劉家廟、大智門一帶之敵而佔領其陣地。
三、炮隊第二標標統尚安邦，率所屬炮隊並炮八門於今日下午十時，在紅關氈呢廠集合待命。
四、步隊第三協協統陳炳榮，率所屬步隊於今日下午十時，在紅關氈呢廠集合待命。
五、水師統領王朝銀，率所屬炮船於今日下午十時，集合新開河、紅光一帶。該統領於同日同時到達紅關氈呢廠待命。
六、步隊第二協協統何錫藩，率所屬漢口各軍，仍以戰鬥形勢準備明晨（即廿八日拂曉），聞到隔江兩望、青山間炮聲，或漢口敵人向我射擊槍聲時，下令漢口全軍，立起應戰，擊走劉家廟、大智門一帶之敵，並佔領其陣地。
七、步隊第四協協統張廷輔，率所屬步隊為預備隊，與第一協協統何錫藩，在漢口取得嚴密聯絡，準備明晨（即廿八日）拂曉何錫藩所部進攻敵軍時，在後援應。
八、其餘俟明晨（即廿八日）拂曉，開始進攻敵人前，聽取本總指揮命令。
九、本總指揮今日下午十時到十二時在紅關氈呢廠，十二時後在兩望江岸陣地。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七日下午一時（《辛亥武昌起義史編》，臺北辛亥武昌起義史編纂委員會編印，1971年10月版）
下午四時，胡鄂公化裝成洋人，李國鏞化裝成翻譯，陳濤化裝成侍役，另帶陸海測量員李馥及黎玉山、彭春發、 酆尚志等乘“平江”小輪實地偵察。這時，“江靖”、“江泰”停泊在日租界下面江中，由此向下游裡許，依次停泊著“楚安”、“楚材”、“楚有”、“楚豫”。長江艦隊所屬的“楚豫”、“楚有”兩艦噸位比隸屬於湖北巡防艦隊的“楚材”、“楚安”、“江靖”、“江泰”要大。胡鄂公等人順江而下，航行於各艦之間，至最下游的“楚豫”後又往回駛。沿途，“洋人”、“翻譯”、“侍役”裝作觀賞，不時將各艦所停泊方位和距離告訴藏於艙內的李馥等人。待下午七時半，小輪返回漢陽門時，偵察任務也完成了。
晚上10時，胡鄂公偕李國鏞、陳濤、吳若龍、聶松樵、鄭世和、林朝海、黃寶泉、段玉書和衛隊來到紅關氈呢廠，步隊協統陳炳榮、炮隊標統尚安邦、水師統領王朝銀早已恭候於此。胡鄂公即發出準備進攻的命令：
一、炮隊第一標標統尚安邦，率所屬炮隊即時出發，前赴兩望至青山一帶沿堤，佈置放列：青山置炮二門，兩望沿堤置炮六門，迅速將防禦工事準備，明晨（即廿八日）拂曉，射擊楚豫兵艦暨對岸劉家廟江岸之敵，其楚有、楚材、楚安、江靖、江泰等敵艦，彼不發炮向我進攻時，我亦無用發炮射擊。
二、步隊第三協協統陳炳榮，率所屬步隊即赴兩望、青山沿堤一帶掩護炮兵放列，並嚴行防禦對岸之敵，在青山、兩望一帶沿江偷渡登岸。
三、水師統領王朝銀，率所屬炮船，在紅關、新開河一帶待命，並派小艇多艘，偵察楚豫等兵艦暨對岸沿江敵軍情形，隨時具報。
四、步隊第二協協統何錫藩，率所屬步炮各隊，明晨（即廿八日）拂曉，聞得兩望我軍發炮射擊敵艦暨劉家廟江岸之敵，或漢口敵人，向我射擊槍聲，命令全線立起向敵人進攻，用猛烈炮火，將劉家廟、大智門一帶敵軍擊走，並佔領其陣地。當其進攻時，步隊中宜配置機關槍，俾作衝鋒掃射之用。所有敢死隊，悉分配于各路進攻步隊之後，督令前進，不准後退。
五、第四協協統張廷輔，率所屬預備隊緊隨第二協協統何錫藩進攻步隊之後，以便隨時補充援應。
六、此次革命軍向敵軍開始大舉進攻，漢族存亡，所關至巨，若有非戰爭同志，妄議於軍前者，即以擾亂軍心，就地處決後，再行具報本總指揮備案。
七、本總指揮明日（即廿八日）上午一時以後至拂曉，在兩望陣地。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七日下午十時（《辛亥武昌起義史編》，臺北辛亥武昌起義史編纂委員會編印，1971年10月版）
命令發出後，副指揮李國鏞進城向黎元洪彙報進攻部署。胡鄂公與陳濤取來食物，胡亂填了一下肚子後，就在氈呢廠的執事房中就地打盹。
翌日淩晨一時，胡偕陳濤及衛兵等十幾人，由紅關氈呢廠出發，沿江堤經兩望到達青山，時值淩晨二時半。這時李國鏞也由城內趕來。青山昨日佈置的兩門炮，對著江流上游，是為迎擊敵軍艦下逃的。胡覺得不妥當，命將其中一炮改換朝下游方向，這樣一炮迎擊，一炮追擊。淩晨三時左右，待胡鄂公等人返回兩望時，該處炮位、防禦工事均已佈置完畢，掩護炮隊的步兵隊也分段臥列于江堤後，以江堤為掩護體。這時，“楚豫”艦不時以強烈探照燈向我方江堤探照，我方大炮上已以青草偽裝，敵人也就看不見了。過了一會，一艘小輪船駛近“楚豫”艦後，兩船燈光先後全部熄滅。胡鄂公等人正為之驚異時，小輪船燈光複明，“楚豫”艦卻不見了。仔細一看，該艦趁燈光熄滅之際已駛向另一處所下碇，原來“楚豫”以小輪船為替身，而防備革命軍夜間炮擊。
淩晨四時，黎元洪傳來命令，大意說製造一艘海軍軍艦很不容易，我國自甲午海戰敗於日軍後，現有艦艇數量極其有限，我們應當多加愛護。我軍在炮擊敵艦時，應儘量射擊其艦面、囪塔或艦頭艦尾，切勿擊中要害，致使全艦沉沒毀壞。副指揮李國鏞讀命令後說：“這是在考驗我們炮手的射擊技術。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咱們不理他的！”胡鄂公說：“話不能這樣說，都督的命令，我們還是要執行的。”接著，胡命參謀長陳濤傳令炮兵隊標統尚安邦按黎都督命令列事。
清晨五時多，胡鄂公下令開始向敵攻擊：口徑較小的兩門炮射擊“楚豫”艦，口徑較大、射程較遠的四門炮射擊江北岸漢口的敵軍陣地。漢口敵軍突遭重炮轟擊，以為系漢口革命軍發出的，立即向漢口革命軍射擊。革命軍聽到我兩望發出的炮聲和敵軍槍聲，全線官兵向敵軍發起總攻。一時炮聲、槍聲震耳欲聾。敵軍多從睡夢中驚醒，倉促應戰。早已枕戈待旦的民軍在猛烈的炮火掩護下，向敵軍步步逼近。敵軍抵擋不住，退至三道橋至灄口一帶，適遇自北而來的敵增援部隊，於是雙方對峙於三道橋南北。與其同時，兩望炮臺兩門小口徑大炮向“楚豫”艦連發8炮，一彈中其頭，兩彈中其尾。“楚豫”中彈後向我炮臺還擊，胡鄂公又令四門大口徑大炮集中向“楚豫”射擊，“楚豫”招架不住，連忙向下游逃遁。當駛過青山炮臺時，又遭到兩門大炮的迎擊和追擊。“楚豫”一面還擊，一面慌忙向田家鎮方向逃去。“楚有”、“楚材”、“楚安”、“江靖”、“江泰”五艦見“楚豫”受傷逃逸，也高懸白旗以示投降。
這場戰鬥，揭開了漢口爭奪戰的序幕。兩望炮臺的革命軍，僅參謀長陳濤一人左腳被敵彈片擊傷，敵艦有無傷亡，不得而知。敵軍在漢口劉家廟陣地遺棄帳篷140 餘頂，糧食600余石及火車頭一輛， 貨車約十輛並彈藥甚多；河南混成協騎兵損失馬匹百餘；並遺屍260餘具， 傷者千人以上；我軍陣亡148名、傷300餘人。
武漢三鎮市民驚悉革命軍戰敗清軍軍艦，驅走瑞澂，逐去漢口敵軍，群情激奮，欣喜若狂。當胡鄂公等人由紅關經漢陽門返回都督府途中，不時可見燃放鞭炮、懸掛戰勝旗，抬著酒肉犒勞革命軍的人們。
(1)《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版。
(2)(3)（4）（5）（6）《辛亥武昌起義史編》，臺北辛亥武昌起義史編纂委員會編印，1971年10月版。
附： 一段不應再以訛傳訛的史實——“胡鄂公”、“胡柔佛巴魯”與“共和會”、“中國革命共和會”
筆者為撰寫辛亥革命元老胡鄂公有關生平事蹟，曾查閱了解放前後刊行的多種史志書，發現個中謬誤不少，其中以《公安縣誌》、《公安縣人民革命鬥爭史》二書最為突出。先看《公安縣誌》：
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夏，青年學生覃秉卿、徐茂山、趙敦三等，在麻豪口附近徐家湖秘密成立“中國革命共和會”。……南五洲胡鄂公為會長。（《公安縣誌》，漢語大辭典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4頁）
再看《公安人民革命鬥爭史》：
1907年夏，公安在北方求學的學生和在鄉青年知識份子覃炳卿、鄧性初、劉雲洲、徐茂山、趙登山、傅德洪等20多人，在麻豪口徐家湖秘密成立旨在滅清興漢之“中國革命共和會”，選胡柔佛巴魯為會長。（《公安縣人民革命鬥爭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17頁）
讀這兩段文字，發現三個質疑：（1）“胡鄂公”、“胡柔佛巴魯”是兩個人，還是一人？（2）是“共和會”還是“中國革命共和會”？（3）該會成立的準確時間和地點。
為解決這三個問題，筆者查閱了解放前後海峽兩岸刊印的幾十種史志和人物辭典，如：（1）[日]佐藤三郎：《胡鄂公》（載《民國之精華》，1916年版），（2）《胡氏族譜》（1924年冬刊印），（3）胡鄂公：《紀念熊得山先生》（《申報》1941年2月10日—13日），（4）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上海中華書局，1948年8月版），（5）劉仙洲：《辛亥革命前後保定革命運動回憶錄》（《辛亥革命回憶錄》（一），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10月版），（6）胡鄂公：《武昌首義三十五日記》（《辛亥武昌首義史編》，臺北辛亥武昌首義編纂委員會編，臺北中華書局，1971年10月版），（7）秦賢次：《胡鄂公》（《民國人物小傳》（二），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8）王葆真：《灤洲起義及北方革命運動簡述》（《辛亥革命回憶錄》（五），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8月版），（9）於樹德：《回憶灤洲起義與共和會》（《辛亥革命回憶錄》（五），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8月版），（10）《共和會》、《胡鄂公》（《中國近代史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2年10月版），（11）賀覺非：《胡鄂公》（《辛亥武昌首義人物傳》（下），中華書局，1982年10月版），（12）《胡鄂公》（《革命人物志》（十），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3年版），（13）佚名：《胡鄂公節略》（《武昌起義檔案資料彙編》（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版），（14）《胡鄂公》（《湖北歷史人物辭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版），（15）《胡鄂公》（《湖北歷史人物傳》（五），湖北省志人物志編輯室編印，1985年3月版），（16）《共和會》（賀覺非、馮天瑜：《辛亥武昌首義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17）《胡鄂公創建共和會》（《河北近代大事記》，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版），（18）《胡鄂公》（《中國現代史辭典》，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7年12月版），（19）《胡鄂公先生》（《旅台湖北人物志》（一），臺北市湖北同鄉會編印，1988年2月版），（20）彭安文：《奔走南北的胡鄂公》（《武漢人物選錄》，武漢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印，1988年12月版），（21）《胡鄂公》（《中國近現代名人大辭典》，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9年4月版），（22）《胡鄂公》（《湖北人物志稿》，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8月版），（23）《共和會》（《中國黨派社團辭典》，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9月版）、（24）《辛亥革命在保定》（《歷史文化名城保定》，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年10月版），（25）《胡鄂公》（《旅台名人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7月版），（26）劉望齡：《胡鄂公籌辦〈大陸日報〉》（《黑血金鼓——辛亥前後湖北報刊史事長編》，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4月），（27）《胡鄂公》（《民國人物大辭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28）唐向榮：《辛亥灤州起義中的胡鄂公》（《唐山文史》（十），河北唐山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印，1991年7月版），（29）《共和會》、《胡鄂公》（《中華民國史辭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版），（30）《共和會》、《胡鄂公》（《辛亥革命大辭典》，武漢出版社，1991年8月版），（31）《共和會》、《胡鄂公》（《民國史大辭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年9月版），（32）《共和會》（《中國社團黨派辭典》，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版），（33）劉秉中：《辛亥灤州起義》（《唐山文史》（十五），河北唐山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印，1992年10月版），（34）陳玉堂：《胡鄂公》（《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5月版），（35）《胡鄂公》（《湖北報業志》，新華出版社，1996年12月版），（36）《胡鄂公組織共和會》（《中華民國史大事記》（一），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2月版），（37）《共和會》、《胡鄂公》（《中國國民黨黨史大辭典》，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版），（38）《胡鄂公》（《湖北省志·人物》，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版），（39）《共和會》、《胡鄂公》（《中華民國史大辭典》，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版）。
以上自1916年至2001年85年間海峽兩岸刊行的諸多史志書及人物辭典，對“胡鄂公”及“共和會”的記載基本一致。如：被譽為“濃縮民國三十八載春秋的世事變幻，由諸多知名的民國史專家學者編撰”，“迄今為止最為全面、最具權威的大型民國史工具書”——《中華民國史大辭典》，其中《胡鄂公》條載：
胡鄂公字新三，號南湖，湖北江陵人。（《中華民國史大辭典》，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版）
按：胡鄂公出生的江陵南五洲，解放後劃屬公安縣。
《共和會》條載：
共和會，辛亥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革命團體。由同盟會員胡鄂公、熊得山、錢鐵如等，1909年11月開始籌備，1910年5月正式成立。總部設在保定，北京、天津、通州、太原、廣州、桂林、武昌等地都設有分會。會員3000余人，成員大都為各校的青年學生和各地新軍士兵。1911年武昌起義後，其成員集體加入了同盟會，總部遂合併於同盟會京津保支部。（《中華民國史大辭典》，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版）
再看另一部權威工具書——《中華民國大事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2月版），由中國大陸最高近代史研究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著。這部《大事記》1909年11月21日條載：
保定、北京、天津各學堂學生胡榮銘（鄂公）、熊得山、錢鐵如等在保定組織秘密團體“共和會”，以“推翻滿清專制，建立共和民國”為宗旨，舉胡榮銘、熊得山、錢鐵如、覃秉清等九人為幹事，胡榮銘為幹事長。（《中華民國史大事記》（一），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2月版）
1910年5月16日條載：
京、津、保各學堂學生胡榮銘等33人在保定舉行會議，正式成立“共和會”，通過該會總章52條，舉胡榮銘為幹事長。（《中華民國史大事記》（一），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2月版）
按：胡榮銘為譜名。
為了印證兩部權威工具書的準確性，讓我們再查一查另一部更具權威的史書——《辛亥革命北方實錄》。此書系胡鄂公1912年4月20日初稿于“天津法國租界紫竹林之大中華日報”，（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上海中華書局，1948年8月版）同年8月19日定稿于“荊州荊旗善後局”，（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1948年8月由上海中華書局正式出版。此書定稿於辛亥革命後的第二年，離共和會所創立的時間不過二三年，又是胡本人追述投身辛亥革命的詳細“實錄”，其可信度毋庸置疑。後來幾十年所刊行的史志及人物辭典，凡論及胡鄂公及共和會，基本上依據於《辛亥革命北方實錄》。
讓我們看看《實錄》是如何敘述共和會成立過程的。《實錄》首先說：“共和會之成立，予實始創之。”（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
談及共和會成立時間及過程，《實錄》說：1909年10月中旬，應胡鄂公（時為保定直隸高等農業學堂學生）之邀，江陵籍學生熊得山、李堯衢、林伯衡（均為保定直隸高等農業學堂）、錢鐵如（保定高等實業學堂）、邱壽林（北京法政學堂）、覃秉清（天津法政學堂）等人聚集保定，大家商議：“先在保定發起共和會，—俟機會到時，則舉全會以加入同盟會。又決定共和會未開大會成立以前，組織共和會籌備會，擬以十月初九在保定成立。計其進行步驟有三：即籌備會之預備，籌備會之成立及其成立後之進行，與大會成立等事。並先擬定共和會宗旨四項：為一.推翻滿清專制；二.建立共和民國；三.融和種族界限；四.發展全國實業。”（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
11月上旬，胡鄂公與熊得山起草出《共和會籌備會》“簡章數條”。（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
11月21日（農曆十月初九），由胡鄂公主持，“在（保定）蓮池書院開籌備會成立會”。到會的有：天津覃秉清，北京錢鐵如、邱壽林，保定則有熊得山、李堯衢、林伯衡等15人。會上“通過共和會籌備簡章，決定予與熊得山、覃秉清、錢鐵如、邱壽林、陳雄、吳若龍、徐炳文、翟仲寬等九人為幹事，由予任幹事長。”（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
此次會不久，即至寒假，胡鄂公“于學堂放假之第三日起程南歸”。（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
十一月初五（1910年1月15日），胡抵漢口，與先期抵達的邱壽林、李堯衢、林伯衡小敘後，再乘船回江陵。胡在沙市上岸後，一番鼓動，譚虛谷、謝石雲、關曉峰、吳子丹等當時江陵“四大名師”，皆加入了共和會。這也是共和會籌備會成立後，在荊州發展的第一批會員。
十二月十六日（1910年1月26日），胡回到南五洲老家。“在家略事佈署”後，“由家至郝穴、塗郭場、麻（豪）口各地，與熊烈丞、覃尊三、覃琢夫、高夀亭、高雲亭、樊子成、陳登瀛、趙敦山、戴焯庵、傅德鴻等晤。於是熊烈丞等五十余人均加入共和會。（胡自注：“五十余人中，僅熊烈丞、覃尊三、覃琢夫三人為江陵縣人，餘均公安人。”）予因商定由譚師虛穀負荊州各屬會務之責，並於翌年正月十五日在郝穴成立共和會荊州支部事”。（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
庚戌年正月十五日（1910年2月24日），胡鄂公在郝穴主持成立共和會荊州支部後，“即買棹北上”。3月15日，胡主持共和會“幹事會、部長聯席會於（保定）高等農業學堂之第四宿舍”。會議議決：“本年四月初八日（5月16日），召集各地代表會議，選舉幹事、部長，正式成立共和會”。（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
1910年5月16日，在胡鄂公主持下，共和會成立大會“在保定西南郊外舉行”。這次會議，“通過共和會總章五十二條，並選舉予與熊得山、林伯衡、翟仲寬、吳若龍、程芝田、徐炳文等七人為幹事，而推予為幹事長。”（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
不久，共和會北京、天津、太原、桂林、廣州、武昌等六個分會相繼成立，而“成立支部者，有通州、荊州兩處”。（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
到了1941年2月，胡鄂公為紀念兩年前病逝的摯友熊得山，專門於《申報》刊載《紀念熊得山先生》一文。文中回憶說，1909年，熊得山、錢鐵如自日本留學歸國後，胡“函招他兩人到北方學生群眾中，推進革命運動，於是熊先生就到保定考進農高的優級師範科，錢先生則到北平進高等實業學堂。歷時不久，我們周圍已團結起許多革命青年，但那時我們都無法與同盟會取得聯繫，便創立了共和會組織”。（《申報》1941年2月10日—13日）
從以上文字我們可看出，《中華民國大事記》、《中華民國史大辭典》兩部工具書與《辛亥革命北方實錄》和《申報》的回憶基本吻合。由此，我們可糾正《公安縣誌》、《公安人民革命鬥爭史》二書的謬誤：（1）“胡鄂公”、“胡新三”（“三”非 “山”）為一人；（2） “中國革命共和會”應為“共和會”；（3）該會於1909年11月21日召開“籌備會成立會”，1910年5月16日正式成立，非“1907年”；（4）籌備和成立地點均在河北保定，非“麻豪口徐家湖”；（5）胡鄂公任該會“幹事長”，非會長；（6）《公安縣誌》所列“趙敦三”、《公安縣人民革命鬥爭史》所列“趙登山”，應為“趙敦山”。《鬥爭史》所列“傅德洪”應為“傅德鴻”。《縣誌》所列“覃秉卿”、《鬥爭史》所列“覃炳卿”均應為“覃秉清”。
幾十年來，我們這塊“革命”的土地，培育出諸多“革命”的朋友（史志界也不少見）。這些戴著“革命”有色眼鏡的朋友，為了“革命”的需要，可隨意將歷史提前或退後，將甲地發生的事拉到乙地，一個人幹的事變成幾個人，幾個人幹的事變成一人，年齡可大可小，連姓名也可隨意更改。
還是以《公安縣誌》為例，是書第622頁《胡鄂公》條，全文不到2000字，就有多處錯誤。如：“熊得山”錯為“熊德山”；“甯敦武”錯為“甯郭武”；“保定直隸高等農業學堂”錯為“保定直隸高等農業學校”；“陳宧”錯為“陳宦”；“教育部次長”錯為“內務次長”；“67”歲錯為“69歲”； 《五十家論文書牘》錯為《五十五家記文書髓》，等等。
公安是明末文學大家“三袁”的故里，三位大文豪如讀到如此粗製濫造的“鄉邦文獻”，不知有何感慨？
可悲的是，謬誤還在繼續，請看《中國共產黨荊州歷史》（1919·5 -1949·10）（王培泉主編，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版）：
1907年夏，公安縣進步青年覃炳卿等20餘人，在麻豪口徐家湖秘密成立了旨在反清興漢的“中國革命共和會”，公推胡柔佛巴魯為會長。後該會成員分赴全國各省市，有的後來還直接參與了辛亥革命。（《中國共產黨荊州歷史》（1919·5 -1949·10），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11頁）
顯然，本書編著者未與諸多史志和工具書核實，就照抄《公安縣誌》和《公安人民革命鬥爭史》。
明明是胡鄂公1909年先在保定主持成立“共和會籌備會”，再回鄉動員江陵、公安50餘人入會，這裡卻將時間提前兩年，主持人由胡鄂公（這裡改為“胡柔佛巴魯”）變為“覃炳卿”（應為“覃秉清”），地點由“保定”變為“麻豪口徐家湖”，並在“共和會”前加上“中國革命”的桂冠。還說“後該會成員分赴全國各省市”。胡鄂公、錢鐵如、熊得山等人自始至終參加辛亥革命，為革命中堅，怎能說僅“參與了辛亥革命”呢！
一件時間過去不過百年，情節並不複雜的史實，竟被“革命”的朋友弄得面目全非，且以訛傳訛多年不變，真是悲哀之極！
（1）《公安縣誌》，漢語大辭典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4頁。
（2）《公安縣人民革命鬥爭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17頁。
（3）載《民國之精華》，1916年版。
（4）1924年冬刊印。
（5）（57）《申報》1941年2月10日—13日。
（6）（46）（47）（48）（49）（50）（51）（52）（53）（54）（55）（56）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上海中華書局，1948年8月版。
（7）《辛亥革命回憶錄》（一），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10月版。
（8）《辛亥武昌首義史編》，臺北辛亥武昌首義編纂委員會編，臺北中華書局，1971年10月版。
（9）《民國人物小傳》（二），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
（10）（11）《辛亥革命回憶錄》（五），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8月版。
（12）《中國近代史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2年10月版。
（13）《辛亥武昌首義人物傳》（下），中華書局，1982年10月版。
（14）《革命人物志》（十），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3年版。
（15）《武昌起義檔案資料彙編》（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版。
（16）《湖北歷史人物辭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版。
（17）《湖北歷史人物傳》（五），湖北省志人物志編輯室編印，1985年3月版。
（18）賀覺非、馮天瑜：《辛亥武昌首義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
（19）《河北近代大事記》，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版。
（20）《中國現代史辭典》，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21）《旅台湖北人物志》（一），臺北市湖北同鄉會編印，1988年2月版。
（22）《武漢人物選錄》，武漢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印，1988年12月版。
（23）《中國近現代名人大辭典》，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9年4月版。
（24）《湖北人物志稿》，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8月版。
（25）《中國黨派社團辭典》，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9月版。
（26）《歷史文化名城保定》，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年10月版。
（27）《旅台名人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7月版。
（28）《黑血金鼓——辛亥前後湖北報刊史事長編》，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4月。
（29）《民國人物大辭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
（30）《唐山文史》（十），河北唐山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印，1991年7月版。
（31）《中華民國史辭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版。
（32）《辛亥革命大辭典》，武漢出版社，1991年8月版。
（33）《民國史大辭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年9月版。
（34）《中國社團黨派辭典》，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版。
（35）《唐山文史》（十五），河北唐山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印，1992年10月版。
（36）《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5月版。
（37）《湖北報業志》，新華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38）（44）（45）《中華民國史大事記》（一），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2月版。
（39）《中國國民黨黨史大辭典》，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版。
（40）《湖北省志·人物》，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版。
（41）（42）（43）《中華民國史大辭典》，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版。
（58）《中國共產黨荊州歷史》（1919·5 -1949·10），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11頁。
討論作戰部署。下午一時，胡以總指揮的名義發出命令：一、據各方面報告，停泊劉家廟下游楚豫、楚有等兵艦六艘；結集劉家廟、大智門、灄口、祁家灣等地清軍，計有張彪率所屬馬隊一隊、輜重第八營一營，張錫元之河南新軍兩營，巡防軍一營，馬繼貞之第二鎮殘敗步隊一標，擬俟南下大批援軍到漢時，海陸聯合向我進攻。同時瑞澂仍匿楚豫兵艦之上，張彪設大本營于劉家廟車站，以冀戴罪立功。
二、本總指揮明晨即二十八日拂曉，指揮武漢水陸各軍，驅逐瑞澂、張彪，擊走楚豫等兵艦出境，擊潰劉家廟、大智門一帶之敵而佔領其陣地。
三、炮隊第二標標統尚安邦，率所屬炮隊並炮八門於今日下午十時，在紅關氈呢廠集合待命。
四、步隊第三協協統陳炳榮，率所屬步隊於今日下午十時，在紅關氈呢廠集合待命。
五、水師統領王朝銀，率所屬炮船於今日下午十時，集合新開河、紅光一帶。該統領於同日同時到達紅關氈呢廠待命。
六、步隊第二協協統何錫藩，率所屬漢口各軍，仍以戰鬥形勢準備明晨（即廿八日拂曉），聞到隔江兩望、青山間炮聲，或漢口敵人向我射擊槍聲時，下令漢口全軍，立起應戰，擊走劉家廟、大智門一帶之敵，並佔領其陣地。
七、步隊第四協協統張廷輔，率所屬步隊為預備隊，與第一協協統何錫藩，在漢口取得嚴密聯絡，準備明晨（即廿八日）拂曉何錫藩所部進攻敵軍時，在後援應。
八、其餘俟明晨（即廿八日）拂曉，開始進攻敵人前，聽取本總指揮命令。
九、本總指揮今日下午十時到十二時在紅關氈呢廠，十二時後在兩望江岸陣地。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七日下午一時（《辛亥武昌起義史編》，臺北辛亥武昌起義史編纂委員會編印，1971年10月版）
下午四時，胡鄂公化裝成洋人，李國鏞化裝成翻譯，陳濤化裝成侍役，另帶陸海測量員李馥及黎玉山、彭春發、 酆尚志等乘“平江”小輪實地偵察。這時，“江靖”、“江泰”停泊在日租界下面江中，由此向下游裡許，依次停泊著“楚安”、“楚材”、“楚有”、“楚豫”。長江艦隊所屬的“楚豫”、“楚有”兩艦噸位比隸屬於湖北巡防艦隊的“楚材”、“楚安”、“江靖”、“江泰”要大。胡鄂公等人順江而下，航行於各艦之間，至最下游的“楚豫”後又往回駛。沿途，“洋人”、“翻譯”、“侍役”裝作觀賞，不時將各艦所停泊方位和距離告訴藏於艙內的李馥等人。待下午七時半，小輪返回漢陽門時，偵察任務也完成了。
晚上10時，胡鄂公偕李國鏞、陳濤、吳若龍、聶松樵、鄭世和、林朝海、黃寶泉、段玉書和衛隊來到紅關氈呢廠，步隊協統陳炳榮、炮隊標統尚安邦、水師統領王朝銀早已恭候於此。胡鄂公即發出準備進攻的命令：
一、炮隊第一標標統尚安邦，率所屬炮隊即時出發，前赴兩望至青山一帶沿堤，佈置放列：青山置炮二門，兩望沿堤置炮六門，迅速將防禦工事準備，明晨（即廿八日）拂曉，射擊楚豫兵艦暨對岸劉家廟江岸之敵，其楚有、楚材、楚安、江靖、江泰等敵艦，彼不發炮向我進攻時，我亦無用發炮射擊。
二、步隊第三協協統陳炳榮，率所屬步隊即赴兩望、青山沿堤一帶掩護炮兵放列，並嚴行防禦對岸之敵，在青山、兩望一帶沿江偷渡登岸。
三、水師統領王朝銀，率所屬炮船，在紅關、新開河一帶待命，並派小艇多艘，偵察楚豫等兵艦暨對岸沿江敵軍情形，隨時具報。
四、步隊第二協協統何錫藩，率所屬步炮各隊，明晨（即廿八日）拂曉，聞得兩望我軍發炮射擊敵艦暨劉家廟江岸之敵，或漢口敵人，向我射擊槍聲，命令全線立起向敵人進攻，用猛烈炮火，將劉家廟、大智門一帶敵軍擊走，並佔領其陣地。當其進攻時，步隊中宜配置機關槍，俾作衝鋒掃射之用。所有敢死隊，悉分配于各路進攻步隊之後，督令前進，不准後退。
五、第四協協統張廷輔，率所屬預備隊緊隨第二協協統何錫藩進攻步隊之後，以便隨時補充援應。
六、此次革命軍向敵軍開始大舉進攻，漢族存亡，所關至巨，若有非戰爭同志，妄議於軍前者，即以擾亂軍心，就地處決後，再行具報本總指揮備案。
七、本總指揮明日（即廿八日）上午一時以後至拂曉，在兩望陣地。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七日下午十時（《辛亥武昌起義史編》，臺北辛亥武昌起義史編纂委員會編印，1971年10月版）
命令發出後，副指揮李國鏞進城向黎元洪彙報進攻部署。胡鄂公與陳濤取來食物，胡亂填了一下肚子後，就在氈呢廠的執事房中就地打盹。
翌日淩晨一時，胡偕陳濤及衛兵等十幾人，由紅關氈呢廠出發，沿江堤經兩望到達青山，時值淩晨二時半。這時李國鏞也由城內趕來。青山昨日佈置的兩門炮，對著江流上游，是為迎擊敵軍艦下逃的。胡覺得不妥當，命將其中一炮改換朝下游方向，這樣一炮迎擊，一炮追擊。淩晨三時左右，待胡鄂公等人返回兩望時，該處炮位、防禦工事均已佈置完畢，掩護炮隊的步兵隊也分段臥列于江堤後，以江堤為掩護體。這時，“楚豫”艦不時以強烈探照燈向我方江堤探照，我方大炮上已以青草偽裝，敵人也就看不見了。過了一會，一艘小輪船駛近“楚豫”艦後，兩船燈光先後全部熄滅。胡鄂公等人正為之驚異時，小輪船燈光複明，“楚豫”艦卻不見了。仔細一看，該艦趁燈光熄滅之際已駛向另一處所下碇，原來“楚豫”以小輪船為替身，而防備革命軍夜間炮擊。
淩晨四時，黎元洪傳來命令，大意說製造一艘海軍軍艦很不容易，我國自甲午海戰敗於日軍後，現有艦艇數量極其有限，我們應當多加愛護。我軍在炮擊敵艦時，應儘量射擊其艦面、囪塔或艦頭艦尾，切勿擊中要害，致使全艦沉沒毀壞。副指揮李國鏞讀命令後說：“這是在考驗我們炮手的射擊技術。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咱們不理他的！”胡鄂公說：“話不能這樣說，都督的命令，我們還是要執行的。”接著，胡命參謀長陳濤傳令炮兵隊標統尚安邦按黎都督命令列事。
清晨五時多，胡鄂公下令開始向敵攻擊：口徑較小的兩門炮射擊“楚豫”艦，口徑較大、射程較遠的四門炮射擊江北岸漢口的敵軍陣地。漢口敵軍突遭重炮轟擊，以為系漢口革命軍發出的，立即向漢口革命軍射擊。革命軍聽到我兩望發出的炮聲和敵軍槍聲，全線官兵向敵軍發起總攻。一時炮聲、槍聲震耳欲聾。敵軍多從睡夢中驚醒，倉促應戰。早已枕戈待旦的民軍在猛烈的炮火掩護下，向敵軍步步逼近。敵軍抵擋不住，退至三道橋至灄口一帶，適遇自北而來的敵增援部隊，於是雙方對峙於三道橋南北。與其同時，兩望炮臺兩門小口徑大炮向“楚豫”艦連發8炮，一彈中其頭，兩彈中其尾。“楚豫”中彈後向我炮臺還擊，胡鄂公又令四門大口徑大炮集中向“楚豫”射擊，“楚豫”招架不住，連忙向下游逃遁。當駛過青山炮臺時，又遭到兩門大炮的迎擊和追擊。“楚豫”一面還擊，一面慌忙向田家鎮方向逃去。“楚有”、“楚材”、“楚安”、“江靖”、“江泰”五艦見“楚豫”受傷逃逸，也高懸白旗以示投降。
這場戰鬥，揭開了漢口爭奪戰的序幕。兩望炮臺的革命軍，僅參謀長陳濤一人左腳被敵彈片擊傷，敵艦有無傷亡，不得而知。敵軍在漢口劉家廟陣地遺棄帳篷140 餘頂，糧食600余石及火車頭一輛， 貨車約十輛並彈藥甚多；河南混成協騎兵損失馬匹百餘；並遺屍260餘具， 傷者千人以上；我軍陣亡148名、傷300餘人。
武漢三鎮市民驚悉革命軍戰敗清軍軍艦，驅走瑞澂，逐去漢口敵軍，群情激奮，欣喜若狂。當胡鄂公等人由紅關經漢陽門返回都督府途中，不時可見燃放鞭炮、懸掛戰勝旗，抬著酒肉犒勞革命軍的人們。
(1)《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版。
(2)(3)（4）（5）（6）《辛亥武昌起義史編》，臺北辛亥武昌起義史編纂委員會編印，1971年10月版。
附： 一段不應再以訛傳訛的史實——“胡鄂公”、“胡柔佛巴魯”與“共和會”、“中國革命共和會”
筆者為撰寫辛亥革命元老胡鄂公有關生平事蹟，曾查閱了解放前後刊行的多種史志書，發現個中謬誤不少，其中以《公安縣誌》、《公安縣人民革命鬥爭史》二書最為突出。先看《公安縣誌》：
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夏，青年學生覃秉卿、徐茂山、趙敦三等，在麻豪口附近徐家湖秘密成立“中國革命共和會”。……南五洲胡鄂公為會長。（《公安縣誌》，漢語大辭典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4頁）
再看《公安人民革命鬥爭史》：
1907年夏，公安在北方求學的學生和在鄉青年知識份子覃炳卿、鄧性初、劉雲洲、徐茂山、趙登山、傅德洪等20多人，在麻豪口徐家湖秘密成立旨在滅清興漢之“中國革命共和會”，選胡柔佛巴魯為會長。（《公安縣人民革命鬥爭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17頁）
讀這兩段文字，發現三個質疑：（1）“胡鄂公”、“胡柔佛巴魯”是兩個人，還是一人？（2）是“共和會”還是“中國革命共和會”？（3）該會成立的準確時間和地點。
為解決這三個問題，筆者查閱了解放前後海峽兩岸刊印的幾十種史志和人物辭典，如：（1）[日]佐藤三郎：《胡鄂公》（載《民國之精華》，1916年版），（2）《胡氏族譜》（1924年冬刊印），（3）胡鄂公：《紀念熊得山先生》（《申報》1941年2月10日—13日），（4）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上海中華書局，1948年8月版），（5）劉仙洲：《辛亥革命前後保定革命運動回憶錄》（《辛亥革命回憶錄》（一），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10月版），（6）胡鄂公：《武昌首義三十五日記》（《辛亥武昌首義史編》，臺北辛亥武昌首義編纂委員會編，臺北中華書局，1971年10月版），（7）秦賢次：《胡鄂公》（《民國人物小傳》（二），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8）王葆真：《灤洲起義及北方革命運動簡述》（《辛亥革命回憶錄》（五），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8月版），（9）於樹德：《回憶灤洲起義與共和會》（《辛亥革命回憶錄》（五），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8月版），（10）《共和會》、《胡鄂公》（《中國近代史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2年10月版），（11）賀覺非：《胡鄂公》（《辛亥武昌首義人物傳》（下），中華書局，1982年10月版），（12）《胡鄂公》（《革命人物志》（十），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3年版），（13）佚名：《胡鄂公節略》（《武昌起義檔案資料彙編》（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版），（14）《胡鄂公》（《湖北歷史人物辭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版），（15）《胡鄂公》（《湖北歷史人物傳》（五），湖北省志人物志編輯室編印，1985年3月版），（16）《共和會》（賀覺非、馮天瑜：《辛亥武昌首義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17）《胡鄂公創建共和會》（《河北近代大事記》，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版），（18）《胡鄂公》（《中國現代史辭典》，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7年12月版），（19）《胡鄂公先生》（《旅台湖北人物志》（一），臺北市湖北同鄉會編印，1988年2月版），（20）彭安文：《奔走南北的胡鄂公》（《武漢人物選錄》，武漢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印，1988年12月版），（21）《胡鄂公》（《中國近現代名人大辭典》，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9年4月版），（22）《胡鄂公》（《湖北人物志稿》，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8月版），（23）《共和會》（《中國黨派社團辭典》，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9月版）、（24）《辛亥革命在保定》（《歷史文化名城保定》，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年10月版），（25）《胡鄂公》（《旅台名人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7月版），（26）劉望齡：《胡鄂公籌辦〈大陸日報〉》（《黑血金鼓——辛亥前後湖北報刊史事長編》，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4月），（27）《胡鄂公》（《民國人物大辭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28）唐向榮：《辛亥灤州起義中的胡鄂公》（《唐山文史》（十），河北唐山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印，1991年7月版），（29）《共和會》、《胡鄂公》（《中華民國史辭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版），（30）《共和會》、《胡鄂公》（《辛亥革命大辭典》，武漢出版社，1991年8月版），（31）《共和會》、《胡鄂公》（《民國史大辭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年9月版），（32）《共和會》（《中國社團黨派辭典》，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版），（33）劉秉中：《辛亥灤州起義》（《唐山文史》（十五），河北唐山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印，1992年10月版），（34）陳玉堂：《胡鄂公》（《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5月版），（35）《胡鄂公》（《湖北報業志》，新華出版社，1996年12月版），（36）《胡鄂公組織共和會》（《中華民國史大事記》（一），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2月版），（37）《共和會》、《胡鄂公》（《中國國民黨黨史大辭典》，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版），（38）《胡鄂公》（《湖北省志·人物》，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版），（39）《共和會》、《胡鄂公》（《中華民國史大辭典》，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版）。
以上自1916年至2001年85年間海峽兩岸刊行的諸多史志書及人物辭典，對“胡鄂公”及“共和會”的記載基本一致。如：被譽為“濃縮民國三十八載春秋的世事變幻，由諸多知名的民國史專家學者編撰”，“迄今為止最為全面、最具權威的大型民國史工具書”——《中華民國史大辭典》，其中《胡鄂公》條載：
胡鄂公字新三，號南湖，湖北江陵人。（《中華民國史大辭典》，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版）
按：胡鄂公出生的江陵南五洲，解放後劃屬公安縣。
《共和會》條載：
共和會，辛亥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革命團體。由同盟會員胡鄂公、熊得山、錢鐵如等，1909年11月開始籌備，1910年5月正式成立。總部設在保定，北京、天津、通州、太原、廣州、桂林、武昌等地都設有分會。會員3000余人，成員大都為各校的青年學生和各地新軍士兵。1911年武昌起義後，其成員集體加入了同盟會，總部遂合併於同盟會京津保支部。（《中華民國史大辭典》，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版）
再看另一部權威工具書——《中華民國大事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2月版），由中國大陸最高近代史研究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著。這部《大事記》1909年11月21日條載：
保定、北京、天津各學堂學生胡榮銘（鄂公）、熊得山、錢鐵如等在保定組織秘密團體“共和會”，以“推翻滿清專制，建立共和民國”為宗旨，舉胡榮銘、熊得山、錢鐵如、覃秉清等九人為幹事，胡榮銘為幹事長。（《中華民國史大事記》（一），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2月版）
1910年5月16日條載：
京、津、保各學堂學生胡榮銘等33人在保定舉行會議，正式成立“共和會”，通過該會總章52條，舉胡榮銘為幹事長。（《中華民國史大事記》（一），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2月版）
按：胡榮銘為譜名。
為了印證兩部權威工具書的準確性，讓我們再查一查另一部更具權威的史書——《辛亥革命北方實錄》。此書系胡鄂公1912年4月20日初稿于“天津法國租界紫竹林之大中華日報”，（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上海中華書局，1948年8月版）同年8月19日定稿于“荊州荊旗善後局”，（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1948年8月由上海中華書局正式出版。此書定稿於辛亥革命後的第二年，離共和會所創立的時間不過二三年，又是胡本人追述投身辛亥革命的詳細“實錄”，其可信度毋庸置疑。後來幾十年所刊行的史志及人物辭典，凡論及胡鄂公及共和會，基本上依據於《辛亥革命北方實錄》。
讓我們看看《實錄》是如何敘述共和會成立過程的。《實錄》首先說：“共和會之成立，予實始創之。”（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
談及共和會成立時間及過程，《實錄》說：1909年10月中旬，應胡鄂公（時為保定直隸高等農業學堂學生）之邀，江陵籍學生熊得山、李堯衢、林伯衡（均為保定直隸高等農業學堂）、錢鐵如（保定高等實業學堂）、邱壽林（北京法政學堂）、覃秉清（天津法政學堂）等人聚集保定，大家商議：“先在保定發起共和會，—俟機會到時，則舉全會以加入同盟會。又決定共和會未開大會成立以前，組織共和會籌備會，擬以十月初九在保定成立。計其進行步驟有三：即籌備會之預備，籌備會之成立及其成立後之進行，與大會成立等事。並先擬定共和會宗旨四項：為一.推翻滿清專制；二.建立共和民國；三.融和種族界限；四.發展全國實業。”（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
11月上旬，胡鄂公與熊得山起草出《共和會籌備會》“簡章數條”。（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
11月21日（農曆十月初九），由胡鄂公主持，“在（保定）蓮池書院開籌備會成立會”。到會的有：天津覃秉清，北京錢鐵如、邱壽林，保定則有熊得山、李堯衢、林伯衡等15人。會上“通過共和會籌備簡章，決定予與熊得山、覃秉清、錢鐵如、邱壽林、陳雄、吳若龍、徐炳文、翟仲寬等九人為幹事，由予任幹事長。”（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
此次會不久，即至寒假，胡鄂公“于學堂放假之第三日起程南歸”。（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
十一月初五（1910年1月15日），胡抵漢口，與先期抵達的邱壽林、李堯衢、林伯衡小敘後，再乘船回江陵。胡在沙市上岸後，一番鼓動，譚虛谷、謝石雲、關曉峰、吳子丹等當時江陵“四大名師”，皆加入了共和會。這也是共和會籌備會成立後，在荊州發展的第一批會員。
十二月十六日（1910年1月26日），胡回到南五洲老家。“在家略事佈署”後，“由家至郝穴、塗郭場、麻（豪）口各地，與熊烈丞、覃尊三、覃琢夫、高夀亭、高雲亭、樊子成、陳登瀛、趙敦山、戴焯庵、傅德鴻等晤。於是熊烈丞等五十余人均加入共和會。（胡自注：“五十余人中，僅熊烈丞、覃尊三、覃琢夫三人為江陵縣人，餘均公安人。”）予因商定由譚師虛穀負荊州各屬會務之責，並於翌年正月十五日在郝穴成立共和會荊州支部事”。（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
庚戌年正月十五日（1910年2月24日），胡鄂公在郝穴主持成立共和會荊州支部後，“即買棹北上”。3月15日，胡主持共和會“幹事會、部長聯席會於（保定）高等農業學堂之第四宿舍”。會議議決：“本年四月初八日（5月16日），召集各地代表會議，選舉幹事、部長，正式成立共和會”。（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
1910年5月16日，在胡鄂公主持下，共和會成立大會“在保定西南郊外舉行”。這次會議，“通過共和會總章五十二條，並選舉予與熊得山、林伯衡、翟仲寬、吳若龍、程芝田、徐炳文等七人為幹事，而推予為幹事長。”（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
不久，共和會北京、天津、太原、桂林、廣州、武昌等六個分會相繼成立，而“成立支部者，有通州、荊州兩處”。（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
到了1941年2月，胡鄂公為紀念兩年前病逝的摯友熊得山，專門於《申報》刊載《紀念熊得山先生》一文。文中回憶說，1909年，熊得山、錢鐵如自日本留學歸國後，胡“函招他兩人到北方學生群眾中，推進革命運動，於是熊先生就到保定考進農高的優級師範科，錢先生則到北平進高等實業學堂。歷時不久，我們周圍已團結起許多革命青年，但那時我們都無法與同盟會取得聯繫，便創立了共和會組織”。（《申報》1941年2月10日—13日）
從以上文字我們可看出，《中華民國大事記》、《中華民國史大辭典》兩部工具書與《辛亥革命北方實錄》和《申報》的回憶基本吻合。由此，我們可糾正《公安縣誌》、《公安人民革命鬥爭史》二書的謬誤：（1）“胡鄂公”、“胡新三”（“三”非 “山”）為一人；（2） “中國革命共和會”應為“共和會”；（3）該會於1909年11月21日召開“籌備會成立會”，1910年5月16日正式成立，非“1907年”；（4）籌備和成立地點均在河北保定，非“麻豪口徐家湖”；（5）胡鄂公任該會“幹事長”，非會長；（6）《公安縣誌》所列“趙敦三”、《公安縣人民革命鬥爭史》所列“趙登山”，應為“趙敦山”。《鬥爭史》所列“傅德洪”應為“傅德鴻”。《縣誌》所列“覃秉卿”、《鬥爭史》所列“覃炳卿”均應為“覃秉清”。
幾十年來，我們這塊“革命”的土地，培育出諸多“革命”的朋友（史志界也不少見）。這些戴著“革命”有色眼鏡的朋友，為了“革命”的需要，可隨意將歷史提前或退後，將甲地發生的事拉到乙地，一個人幹的事變成幾個人，幾個人幹的事變成一人，年齡可大可小，連姓名也可隨意更改。
還是以《公安縣誌》為例，是書第622頁《胡鄂公》條，全文不到2000字，就有多處錯誤。如：“熊得山”錯為“熊德山”；“甯敦武”錯為“甯郭武”；“保定直隸高等農業學堂”錯為“保定直隸高等農業學校”；“陳宧”錯為“陳宦”；“教育部次長”錯為“內務次長”；“67”歲錯為“69歲”； 《五十家論文書牘》錯為《五十五家記文書髓》，等等。
公安是明末文學大家“三袁”的故里，三位大文豪如讀到如此粗製濫造的“鄉邦文獻”，不知有何感慨？
可悲的是，謬誤還在繼續，請看《中國共產黨荊州歷史》（1919·5 -1949·10）（王培泉主編，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版）：
1907年夏，公安縣進步青年覃炳卿等20餘人，在麻豪口徐家湖秘密成立了旨在反清興漢的“中國革命共和會”，公推胡柔佛巴魯為會長。後該會成員分赴全國各省市，有的後來還直接參與了辛亥革命。（《中國共產黨荊州歷史》（1919·5 -1949·10），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11頁）
顯然，本書編著者未與諸多史志和工具書核實，就照抄《公安縣誌》和《公安人民革命鬥爭史》。
明明是胡鄂公1909年先在保定主持成立“共和會籌備會”，再回鄉動員江陵、公安50餘人入會，這裡卻將時間提前兩年，主持人由胡鄂公（這裡改為“胡柔佛巴魯”）變為“覃炳卿”（應為“覃秉清”），地點由“保定”變為“麻豪口徐家湖”，並在“共和會”前加上“中國革命”的桂冠。還說“後該會成員分赴全國各省市”。胡鄂公、錢鐵如、熊得山等人自始至終參加辛亥革命，為革命中堅，怎能說僅“參與了辛亥革命”呢！
一件時間過去不過百年，情節並不複雜的史實，竟被“革命”的朋友弄得面目全非，且以訛傳訛多年不變，真是悲哀之極！
（1）《公安縣誌》，漢語大辭典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4頁。
（2）《公安縣人民革命鬥爭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17頁。
（3）載《民國之精華》，1916年版。
（4）1924年冬刊印。
（5）（57）《申報》1941年2月10日—13日。
（6）（46）（47）（48）（49）（50）（51）（52）（53）（54）（55）（56）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上海中華書局，1948年8月版。
（7）《辛亥革命回憶錄》（一），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10月版。
（8）《辛亥武昌首義史編》，臺北辛亥武昌首義編纂委員會編，臺北中華書局，1971年10月版。
（9）《民國人物小傳》（二），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
（10）（11）《辛亥革命回憶錄》（五），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8月版。
（12）《中國近代史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2年10月版。
（13）《辛亥武昌首義人物傳》（下），中華書局，1982年10月版。
（14）《革命人物志》（十），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3年版。
（15）《武昌起義檔案資料彙編》（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版。
（16）《湖北歷史人物辭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版。
（17）《湖北歷史人物傳》（五），湖北省志人物志編輯室編印，1985年3月版。
（18）賀覺非、馮天瑜：《辛亥武昌首義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
（19）《河北近代大事記》，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版。
（20）《中國現代史辭典》，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21）《旅台湖北人物志》（一），臺北市湖北同鄉會編印，1988年2月版。
（22）《武漢人物選錄》，武漢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印，1988年12月版。
（23）《中國近現代名人大辭典》，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9年4月版。
（24）《湖北人物志稿》，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8月版。
（25）《中國黨派社團辭典》，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9月版。
（26）《歷史文化名城保定》，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年10月版。
（27）《旅台名人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7月版。
（28）《黑血金鼓——辛亥前後湖北報刊史事長編》，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4月。
（29）《民國人物大辭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
（30）《唐山文史》（十），河北唐山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印，1991年7月版。
（31）《中華民國史辭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版。
（32）《辛亥革命大辭典》，武漢出版社，1991年8月版。
（33）《民國史大辭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年9月版。
（34）《中國社團黨派辭典》，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版。
（35）《唐山文史》（十五），河北唐山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印，1992年10月版。
（36）《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5月版。
（37）《湖北報業志》，新華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38）（44）（45）《中華民國史大事記》（一），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2月版。
（39）《中國國民黨黨史大辭典》，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版。
（40）《湖北省志·人物》，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版。
（41）（42）（43）《中華民國史大辭典》，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版。
（58）《中國共產黨荊州歷史》（1919·5 -1949·10），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