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髀設”是市政廳關注好設計和年輕人好想法的版塊。 髀設， 即畢設（畢業設計）。 學生的畢設往往是年輕人充分調研後提出的新鮮想法， 是體現“初心”的作品。 “畢設”雖然意味著完結， 但“髀設”是連接改變的開始。 “髀”來自“髀石”， 原本是羊腿的一塊連接骨， 也是一個有趣的兒童遊戲。 我們希望， 通過“髀設”的傳播， 年輕人的好想法會與現實產生出有趣的張力。
市政廳收集到許多年輕人的作品， 各有其打動人之處。 最終， 我們挑選出17個涉及不同城市空間和問題的作品， 包括：老齡化、幼稚園、古村落、老菜場、老城區、工人新村、辦公空間、共用社區、醫院等等。
林辰， 出生於上海， 現為澎湃新聞編導， 挪威駐上海領事館支持藝術家， 紐約“市長辦公室華爾街POPs ”受邀表演藝術家。 2014年獲得紐約普瑞特藝術學院（Pratt Institute）新媒體（New Forms）MFA藝術碩士， 畢業作品展《死路一條雙年展》， 紀錄一個城市女子第一次去往北極旅途中， 對城市和世界的關係有了重新認識， 其中主要作品《阿拉斯加雪山公路》曾在中華藝術宮展出。 prattfilm@163.com
2014年5月的某一次日出， 結束了畢業個人展《死路一條雙年展》（Dead End Biennial）， 真正告別紐約。
《和全世界失聯》公路旅行 （2014 芝加哥）。 本文圖片均來自林辰。
極光之旅 （美國阿拉斯加 2013耶誕節）。
為了完成和世界失聯， 我已經嘗試做了幾件事：畢業前的那個夏天， 我迷路到“世界盡頭”——北極斯瓦爾巴德（Svalbard）， 那年冬天， 我看到了北極光；畢業後， 我開始了為期兩個月的一個人的公路旅行， 如願在不知名小鎮裡過上了鄉村生活。
決定讓身體遠離城市
我是林辰，
我們也同樣期許， 假以時日， 上海會成為“紐約”那樣更文明、更寬容的城市。 帶著這樣的憧憬， 我到了紐約。 但有趣的是， 無論水果牌手機還是綠色女神牌咖啡， 手感和味道絲毫沒有不同， 24小時的地鐵服務， 臭味難忍， 時常無預警停運維修。 住不起曼哈頓的大多數也會遭遇回家難。 此時的無奈和卑微， 只因為生活在“世界第一大城市”。
紐約曼哈頓街拍。
城市建設帶來了更多工作機會， 也帶來了這塊方寸之地難以消化的人口居住問題。 巨型城市並沒有給上班族更好的生活體驗。 身邊不少人帶著“紐約夢”不願離去， 我卻在第三個月打算對這樣的“未來”畫下休止符。
我們究竟為了什麼在買單？沒有什麼比窩在三房的形似監獄的格局更讓人難受——和臨時搭建的傢俱睡一起， 吃著不對胃口的外賣，每個月都不甘心支付標價和生活品質成反比的房租。我們為了自己入不敷出的“貧困現實”，而越來越責怪自己，每天重複在“我不夠優秀，才會這樣”的自我否定中。我們，為了更好的生活？這是一個無解的惡性循環。我們，真是毫無辦法？
我的碩士專業是新媒體，定義是不限於固定的表達方式，專注研究並展示一個與社會有關的核心問題。經過實驗影像、互動裝置、雕塑等幾種方式的嘗試後，我選擇了行為藝術，即用身體去創造一個事件，當時當地周邊的回應與行為者本身，共同構成作品。福柯說，我們的“身體”和日常行為，完整記錄了所處時代的社會屬性的方方面面。
我準備的行為是“和全世界失聯”，即離開紐約，離開城市，離開一切與我所看到的城市定義有關的地方。我要選擇一個未知的地方，不做攻略，不用搜尋引擎。我在地圖上看到了北極圈，有一個我念不出的名字Tromsø，在知道有旅館和航班後，我就出發了。
高空俯瞰 2013-2014跨年旅行。
出了機場大門，我就驚呆了。我和機場瞬間縮小，山離得如此近，如此夢幻。上一次看到這個景象，還是在筆記型電腦的屏保上。這個未知來得太快，太震撼。我掩飾不住的興奮，和當地回家人群的習以為常，形成了黑色幽默。來自上海，生活在紐約的我，露怯了。這生動詮釋了一張沒見過世面的臉。
我只為太陽工作
我的畢業個人展空間是一個獨立封閉的房間，無窗，只能從門下三層百葉中看到一點微光，大約100平米。站在屋外可以聽到屋內巨聲的地鐵進站錄音。展覽本身想營造一次在地下隧道中的北極體驗。我，即是作品本身的表演者，也是展覽的策劃者。展覽本身就是一場不耐煩測驗。
《死路一條雙年展》展廳指示牌 （2014 紐約）。
場內全黑，但留了微弱的光幫助參觀者自行走進中心區域。每次限一人進入。參觀者自己開門，自己關門。參觀者入場前，會和我用對講機聊個天，確認場內是否還有其他參觀者。同時，參觀者入場後，我們不會發生任何對話。而我藏在預先拉好的半透明浴簾裡。按照他的問題，比如這裡有什麼作品？還有其他的可以看嗎？你為什麼不說話等等，我會在必要時給出字條指示。也就是說，模擬了一個我們日常社交媒體活動的現場：只和不在場的人對話。
進入展廳。
浴簾內部細節：錄音筆 對講機 光碟 紙條。
展廳和觀眾。
與普通藝術展覽不同，首先，參觀者自己可以選擇展覽開始和結束的時間。有些人不能接受未知的等待時間，撤了；有些人不能接受要靠自己詢問來觀看下一個作品的方式，撤了。有些人希望多互動，不厭其煩遞紙條給我，長達半個小時。其次，它違背了一般藝術展的社交禮儀。當藝術家和參觀者在同一個空間，藝術家有義務介紹作品背後的創作過程，並抓緊機會把自己推銷出去，以獲得其它畫廊的展示機會。
而我的《死路一條雙年展》，開幕式沒有檸檬氣泡水，限制人群進入，看得懂看不懂自己消化。第一個作品播放前，我甚至讓觀者在黑暗中等待2分鐘，等不了，可以走。不過，令人驚喜的是，參觀的50人當中，只有一位沒等開始就自行離場，其他人都非常樂意在這個無聲黑暗空間中自己摸索，或者交流，或者默默給我留言，寫字畫畫。
觀眾互動。
其中比較有意思的是心理醫生的到訪，他是停留最久的觀眾，拍下了我的視頻做紀念，並詢問了其他人在這個空間裡的反應。我能感受到，每個人對傾訴的渴望，樂於與看不清臉的我一起互動。哪怕中途，我設計了從浴簾上方飛出光碟，砸到頭頂，他們也樂此不疲。這在以“交談”為社交文化基礎的美國，特別是在紐約，是難以想像的。
在這些看似不互動不交談的設計裡，參觀者通過等待、猜測、無人應答、自發主動探索了每一個作品的打開方式，也獲得了主動去發現的快樂。這也是我的設計初衷。觀展結束，我邀請他們取走藏在天花板的“歡迎回來”的氣球，到時候帶它來，參加我的日出閉幕式“告別紐約派對”。另外，這次展覽每天開門時間是日出，關閉時間是日落。意思是：我只為太陽工作。
媒體生產的世界vs真實的世界
那次北極圈旅程中，有兩件事記憶猶新，非常具有代表性，可以看出我們城市長大的小孩根生蒂固的行為模式和世界觀。這也是畢設中要讓觀眾等待的起因。
跨入未知的北極圈，壓力已得到釋放，但我心心念念地想要一個GPS。當地路名都是挪威語，民宿不坐落在任何地標周圍，想要四處走走的我，驚慌了。民宿主人不斷解釋：不用擔心。沿著下坡路，你會看到一個便利店，旁邊就是海，有很多騎自行車的人。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你不需要GPS。何況現在是極晝，不用擔心天黑。
可是，路不會有分岔嗎？我怎麼知道哪條路是往山下走，走錯了我怎麼回來？將信將疑的我，走向市中心。一路其實非常美好，我感到身體在接近海平面，每一步都在海拔下降中。接近沿岸自行車道時，能看到廠房、便利店、禮品店、烘焙店、銀行和飯店，終點就是碼頭。這段路慢走不過15分鐘，途中經歷了害怕、焦慮、適應，跟著身體的下坡感覺，當然還有抵達後的愉悅。這就是城裡人擺脫GPS的一次冒險，似有驚無險，但內心波瀾起伏。我甚至有點懷疑，東西南北不過是一種設定，如果有海有山，我們為什麼需要方向？
北極地區（2016年，挪威）。
還有另一件事，讓我明白了更多。Tromsø小鎮的一所高中，面朝群山環繞的湖水。路過時，他們還沒放學。已擺脫城市的我，在搭出的親水準台的木質臺階上坐了很久，寫生作詩，並自拍留念。我喜歡湖和海，對我來說，它們是一種連接所有不相連的國家的通訊工具，無論遠古還是未來，它永遠承載著這樣的詩意。
這時，面對大概5度的氣溫，斗篷披風裡的我有點想回去了。那些初中模樣的孩子沖了出來，脫了衣服褲子，從我剛才徘徊的平臺上，接二連三跳入水中。一個一個又從臺階上走上來，又跳了第二輪。城市來的我，並不明白大自然的意思，他們看著一個站在那裡不動的人，與我的驚訝表情四目相接。我原來是個旁觀者，於是倉皇告辭。
這次旅程證實了我出發前的對“世界”的質疑。我的認識始於城市，幾乎來自於電視、電影、雜誌等媒介說辭，讓它們告訴我什麼是好的，值得一看的，不容錯過的，難得一見的。那些也並不是謊言，但營造了一種輕鬆獲取資訊的優越感，使我們滿足了對世界的好奇，但同時和世界慣性地隔著一個螢幕的距離。
北極地區冰川（2016年，挪威）。
在新媒體時代，我們不是先看見，再閱讀。而是先閱讀，先點開聲畫齊備的視頻，獲得生動卻虛擬的感官，製造了我們“已非常瞭解”的假像。這種面熟的“假認識”，很快又被洩洪式地複製和傳播。我們都忘了，那個真實的世界，我真的看過嗎？
其實城市裡的人和外面的世界，隔得太遠，猶如訂閱了一本介紹全世界最好的牛油果攝影畫冊，從顏色、形狀、種類、產地到文化意義，我們都讀完了，但你真的知道牛油果的正常味道嗎？我們的身體，原先與世界的3D浸透式體驗關係，完全被城市快節奏佔有，讓身體遠遠滯後於真實的世界。
沒有你，還有別人？
《死路一條雙年展》也就是把一路的“沒見過”體驗，帶回了“什麼都見過，什麼都有”的紐約。希望紐約客能走出紐約，看看世界中心以外的世界。
城市是文明發展進程的代表。我們嚮往城市，不斷湧入城市。城市有源源不斷的資源供我們利用，有我們的企圖心，有我們對自己期許的“未來投射”。心理學上，有種病叫作“巴黎綜合征”，最早起源於日本。症狀表現為，在巴黎開始新生活的人，一直在尋找那個“被描述過的”巴黎生活。當找不到時，會一直尋找，越是難以實現，腦中越是確信“那個巴黎”的存在，並不斷為之努力。這不正是在紐約或上海的我們嗎？這是大城市的心理困境，故我命名為“死路一條”。
巨型城市的核心哲學是“你不重要，任何人都能取代你”。沒有你，還有別人。由於數量太大，我們啟用了管理模式，“人”變成人才資料庫。我們首先看見的是利用價值的多少，然後進行篩選。而你，真的比較差嗎？
在畢設旅程中，我，一直很重要。那天那時發生的事、遇到的人，因為你看見的那部分，變成你的記憶，別人無法再消費一次，無法再擁有同樣的記憶來取代你。城市裡看不見星空，北極圈以內可以，流星是經常發生的事，城市小了，天空變得大了，城市與自然的能見度比例交換，才瞬間明白，人是如此渺小，且仍可以被自然環抱，有多美好。在城市，我們是螺絲釘，但我們首先是大自然的孩子。
畢設的旅程給我帶來了一些改變：
1）我的時間感不再只是黑白更替，開燈關燈。時間和年齡在城市中根深蒂固，但自然中是種設定，可快可慢、可長可短。極晝極夜就是個例子。
2）我的方向感不再只有地鐵站名，開始喜歡步行帶來的位移，通過和“大地”連接，得到與城市真實的距離和方向感。走過的地方的那些偶遇總和，即是你和這個城市的自然關係。
3）熱衷做飯，食物原料是大地、陽光和空氣的作物，自己完成由原料變成食物的所有過程，喂飽自己，踏實地開始新的一天。
美國阿拉斯加 2013耶誕節。
以前上了那麼多年課，知道北極圈，但從不知道在哪裡，以為很遠。跨過北極圈，發現那條線其實不存在。在城市所讀過的書，見過的世面，我們真的篤定相信它們全部嗎？走出北極圈回到城市，我知道，我和遠方的距離已經不是年假、簽證或語言，在不同島上生活的我們，當看不到自己的時候，也許可以漂洋過海看望對方。那張世界地圖，也並不能告訴我們世界的所有。
當前的目標並不在於發現我們是誰，而是拒絕我們是誰。——福柯
丁乙（藝術家）的評語：
林辰的畢業展是關於認識論的一系列對應性關係的思考與實踐：畢業前書本中概念化的知識集成，與畢業後對單一知識來源的懷疑和切實經驗的補充；從反思巨型城市發展中對日常事物認知的固化和麻木，出走到未知的北極圈體悟真實的自然及感知力的喚醒。畢業展作品《死路一條雙年展》在近百平米展覽空間中，構建了一個社交媒體式的自主觀展體驗與交流邏輯，進一步探討交流、感知、視角、價值諸多關係的定義方式。
張獻（獨立劇場工作者）的評語：
表面上看，林辰的所有作品都是“基於時間的”，實際上是“基於人生的”，即一個統一的從生到死的生命時間。她的日常工作是怎樣在一個巨大的工商化社會中，將自己的生活“去格式化”，賦予自主生活以匪夷所思的形式，因此她成了一個詩意的“轉化者”（transformer）。她的北極意象永久地覆蓋了作為普通上班族一員的被動身份，這使人相信，一個人無論做什麼，都無法抗拒人與自然互動的詩性正義。
吃著不對胃口的外賣，每個月都不甘心支付標價和生活品質成反比的房租。我們為了自己入不敷出的“貧困現實”，而越來越責怪自己，每天重複在“我不夠優秀，才會這樣”的自我否定中。我們，為了更好的生活？這是一個無解的惡性循環。我們，真是毫無辦法？我的碩士專業是新媒體，定義是不限於固定的表達方式，專注研究並展示一個與社會有關的核心問題。經過實驗影像、互動裝置、雕塑等幾種方式的嘗試後，我選擇了行為藝術，即用身體去創造一個事件，當時當地周邊的回應與行為者本身，共同構成作品。福柯說，我們的“身體”和日常行為，完整記錄了所處時代的社會屬性的方方面面。
我準備的行為是“和全世界失聯”，即離開紐約，離開城市，離開一切與我所看到的城市定義有關的地方。我要選擇一個未知的地方，不做攻略，不用搜尋引擎。我在地圖上看到了北極圈，有一個我念不出的名字Tromsø，在知道有旅館和航班後，我就出發了。
高空俯瞰 2013-2014跨年旅行。
出了機場大門，我就驚呆了。我和機場瞬間縮小，山離得如此近，如此夢幻。上一次看到這個景象，還是在筆記型電腦的屏保上。這個未知來得太快，太震撼。我掩飾不住的興奮，和當地回家人群的習以為常，形成了黑色幽默。來自上海，生活在紐約的我，露怯了。這生動詮釋了一張沒見過世面的臉。
我只為太陽工作
我的畢業個人展空間是一個獨立封閉的房間，無窗，只能從門下三層百葉中看到一點微光，大約100平米。站在屋外可以聽到屋內巨聲的地鐵進站錄音。展覽本身想營造一次在地下隧道中的北極體驗。我，即是作品本身的表演者，也是展覽的策劃者。展覽本身就是一場不耐煩測驗。
《死路一條雙年展》展廳指示牌 （2014 紐約）。
場內全黑，但留了微弱的光幫助參觀者自行走進中心區域。每次限一人進入。參觀者自己開門，自己關門。參觀者入場前，會和我用對講機聊個天，確認場內是否還有其他參觀者。同時，參觀者入場後，我們不會發生任何對話。而我藏在預先拉好的半透明浴簾裡。按照他的問題，比如這裡有什麼作品？還有其他的可以看嗎？你為什麼不說話等等，我會在必要時給出字條指示。也就是說，模擬了一個我們日常社交媒體活動的現場：只和不在場的人對話。
進入展廳。
浴簾內部細節：錄音筆 對講機 光碟 紙條。
展廳和觀眾。
與普通藝術展覽不同，首先，參觀者自己可以選擇展覽開始和結束的時間。有些人不能接受未知的等待時間，撤了；有些人不能接受要靠自己詢問來觀看下一個作品的方式，撤了。有些人希望多互動，不厭其煩遞紙條給我，長達半個小時。其次，它違背了一般藝術展的社交禮儀。當藝術家和參觀者在同一個空間，藝術家有義務介紹作品背後的創作過程，並抓緊機會把自己推銷出去，以獲得其它畫廊的展示機會。
而我的《死路一條雙年展》，開幕式沒有檸檬氣泡水，限制人群進入，看得懂看不懂自己消化。第一個作品播放前，我甚至讓觀者在黑暗中等待2分鐘，等不了，可以走。不過，令人驚喜的是，參觀的50人當中，只有一位沒等開始就自行離場，其他人都非常樂意在這個無聲黑暗空間中自己摸索，或者交流，或者默默給我留言，寫字畫畫。
觀眾互動。
其中比較有意思的是心理醫生的到訪，他是停留最久的觀眾，拍下了我的視頻做紀念，並詢問了其他人在這個空間裡的反應。我能感受到，每個人對傾訴的渴望，樂於與看不清臉的我一起互動。哪怕中途，我設計了從浴簾上方飛出光碟，砸到頭頂，他們也樂此不疲。這在以“交談”為社交文化基礎的美國，特別是在紐約，是難以想像的。
在這些看似不互動不交談的設計裡，參觀者通過等待、猜測、無人應答、自發主動探索了每一個作品的打開方式，也獲得了主動去發現的快樂。這也是我的設計初衷。觀展結束，我邀請他們取走藏在天花板的“歡迎回來”的氣球，到時候帶它來，參加我的日出閉幕式“告別紐約派對”。另外，這次展覽每天開門時間是日出，關閉時間是日落。意思是：我只為太陽工作。
媒體生產的世界vs真實的世界
那次北極圈旅程中，有兩件事記憶猶新，非常具有代表性，可以看出我們城市長大的小孩根生蒂固的行為模式和世界觀。這也是畢設中要讓觀眾等待的起因。
跨入未知的北極圈，壓力已得到釋放，但我心心念念地想要一個GPS。當地路名都是挪威語，民宿不坐落在任何地標周圍，想要四處走走的我，驚慌了。民宿主人不斷解釋：不用擔心。沿著下坡路，你會看到一個便利店，旁邊就是海，有很多騎自行車的人。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你不需要GPS。何況現在是極晝，不用擔心天黑。
可是，路不會有分岔嗎？我怎麼知道哪條路是往山下走，走錯了我怎麼回來？將信將疑的我，走向市中心。一路其實非常美好，我感到身體在接近海平面，每一步都在海拔下降中。接近沿岸自行車道時，能看到廠房、便利店、禮品店、烘焙店、銀行和飯店，終點就是碼頭。這段路慢走不過15分鐘，途中經歷了害怕、焦慮、適應，跟著身體的下坡感覺，當然還有抵達後的愉悅。這就是城裡人擺脫GPS的一次冒險，似有驚無險，但內心波瀾起伏。我甚至有點懷疑，東西南北不過是一種設定，如果有海有山，我們為什麼需要方向？
北極地區（2016年，挪威）。
還有另一件事，讓我明白了更多。Tromsø小鎮的一所高中，面朝群山環繞的湖水。路過時，他們還沒放學。已擺脫城市的我，在搭出的親水準台的木質臺階上坐了很久，寫生作詩，並自拍留念。我喜歡湖和海，對我來說，它們是一種連接所有不相連的國家的通訊工具，無論遠古還是未來，它永遠承載著這樣的詩意。
這時，面對大概5度的氣溫，斗篷披風裡的我有點想回去了。那些初中模樣的孩子沖了出來，脫了衣服褲子，從我剛才徘徊的平臺上，接二連三跳入水中。一個一個又從臺階上走上來，又跳了第二輪。城市來的我，並不明白大自然的意思，他們看著一個站在那裡不動的人，與我的驚訝表情四目相接。我原來是個旁觀者，於是倉皇告辭。
這次旅程證實了我出發前的對“世界”的質疑。我的認識始於城市，幾乎來自於電視、電影、雜誌等媒介說辭，讓它們告訴我什麼是好的，值得一看的，不容錯過的，難得一見的。那些也並不是謊言，但營造了一種輕鬆獲取資訊的優越感，使我們滿足了對世界的好奇，但同時和世界慣性地隔著一個螢幕的距離。
北極地區冰川（2016年，挪威）。
在新媒體時代，我們不是先看見，再閱讀。而是先閱讀，先點開聲畫齊備的視頻，獲得生動卻虛擬的感官，製造了我們“已非常瞭解”的假像。這種面熟的“假認識”，很快又被洩洪式地複製和傳播。我們都忘了，那個真實的世界，我真的看過嗎？
其實城市裡的人和外面的世界，隔得太遠，猶如訂閱了一本介紹全世界最好的牛油果攝影畫冊，從顏色、形狀、種類、產地到文化意義，我們都讀完了，但你真的知道牛油果的正常味道嗎？我們的身體，原先與世界的3D浸透式體驗關係，完全被城市快節奏佔有，讓身體遠遠滯後於真實的世界。
沒有你，還有別人？
《死路一條雙年展》也就是把一路的“沒見過”體驗，帶回了“什麼都見過，什麼都有”的紐約。希望紐約客能走出紐約，看看世界中心以外的世界。
城市是文明發展進程的代表。我們嚮往城市，不斷湧入城市。城市有源源不斷的資源供我們利用，有我們的企圖心，有我們對自己期許的“未來投射”。心理學上，有種病叫作“巴黎綜合征”，最早起源於日本。症狀表現為，在巴黎開始新生活的人，一直在尋找那個“被描述過的”巴黎生活。當找不到時，會一直尋找，越是難以實現，腦中越是確信“那個巴黎”的存在，並不斷為之努力。這不正是在紐約或上海的我們嗎？這是大城市的心理困境，故我命名為“死路一條”。
巨型城市的核心哲學是“你不重要，任何人都能取代你”。沒有你，還有別人。由於數量太大，我們啟用了管理模式，“人”變成人才資料庫。我們首先看見的是利用價值的多少，然後進行篩選。而你，真的比較差嗎？
在畢設旅程中，我，一直很重要。那天那時發生的事、遇到的人，因為你看見的那部分，變成你的記憶，別人無法再消費一次，無法再擁有同樣的記憶來取代你。城市裡看不見星空，北極圈以內可以，流星是經常發生的事，城市小了，天空變得大了，城市與自然的能見度比例交換，才瞬間明白，人是如此渺小，且仍可以被自然環抱，有多美好。在城市，我們是螺絲釘，但我們首先是大自然的孩子。
畢設的旅程給我帶來了一些改變：
1）我的時間感不再只是黑白更替，開燈關燈。時間和年齡在城市中根深蒂固，但自然中是種設定，可快可慢、可長可短。極晝極夜就是個例子。
2）我的方向感不再只有地鐵站名，開始喜歡步行帶來的位移，通過和“大地”連接，得到與城市真實的距離和方向感。走過的地方的那些偶遇總和，即是你和這個城市的自然關係。
3）熱衷做飯，食物原料是大地、陽光和空氣的作物，自己完成由原料變成食物的所有過程，喂飽自己，踏實地開始新的一天。
美國阿拉斯加 2013耶誕節。
以前上了那麼多年課，知道北極圈，但從不知道在哪裡，以為很遠。跨過北極圈，發現那條線其實不存在。在城市所讀過的書，見過的世面，我們真的篤定相信它們全部嗎？走出北極圈回到城市，我知道，我和遠方的距離已經不是年假、簽證或語言，在不同島上生活的我們，當看不到自己的時候，也許可以漂洋過海看望對方。那張世界地圖，也並不能告訴我們世界的所有。
當前的目標並不在於發現我們是誰，而是拒絕我們是誰。——福柯
丁乙（藝術家）的評語：
林辰的畢業展是關於認識論的一系列對應性關係的思考與實踐：畢業前書本中概念化的知識集成，與畢業後對單一知識來源的懷疑和切實經驗的補充；從反思巨型城市發展中對日常事物認知的固化和麻木，出走到未知的北極圈體悟真實的自然及感知力的喚醒。畢業展作品《死路一條雙年展》在近百平米展覽空間中，構建了一個社交媒體式的自主觀展體驗與交流邏輯，進一步探討交流、感知、視角、價值諸多關係的定義方式。
張獻（獨立劇場工作者）的評語：
表面上看，林辰的所有作品都是“基於時間的”，實際上是“基於人生的”，即一個統一的從生到死的生命時間。她的日常工作是怎樣在一個巨大的工商化社會中，將自己的生活“去格式化”，賦予自主生活以匪夷所思的形式，因此她成了一個詩意的“轉化者”（transformer）。她的北極意象永久地覆蓋了作為普通上班族一員的被動身份，這使人相信，一個人無論做什麼，都無法抗拒人與自然互動的詩性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