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應嚴格審查， 切莫讓逃逸情節都成為入罪要件！
2017-12-26 臧德勝 刑事實務
遵循最高法院關於交通肇事逃逸情節不可重複評價的案例
不可陷入誤區
作者：臧德勝（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長， 著有《法官如何思考》）， 首載“刑事勝談”公號
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7年第6期發佈了“安徽省潁上縣人民檢察院訴龔德田交通肇事案”， 在“裁判摘要”中指出：交通肇事案件中， 已作為入罪要件的逃逸行為， 不能再作為對被告人加重處罰的量刑情節而予以重複評價。 點擊查閱該指導案例：最高法：逃逸作為入罪評價後，
這一裁判要旨符合刑法基本原理， 其正確性是毋庸置疑的， 而且對其他案件具有指導價值。 但是， 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認定事故責任時， 並非完全按照因果關係認定， 有時是根據行政違法性認定。 這就導致具有逃逸情節的案件， 直接表述為因為行為人逃逸而負事故全部責任， 或者主要責任。 但是， 實際上行為人即使不逃逸也會負事故全部責任或者主要責任。 此種情形， 並不符合此指導案例的裁判要旨， 不能機械套用。
交通事故發生後， 公安機關交管部門會依法作出《道路事故認定書》， 明確事故各方的責任。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條規定：“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應當根據交通事故現場勘驗、檢查、調查情況和有關的檢驗、鑒定結論，
由此可見， 認定事故責任， 應當根據行為人的行為與事故的發生之間的因果關係確定， 即要考察行為人的行為是否導致了交通事故的發生。 即使行為人有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為， 但此行為與交通事故沒有因果關係的， 亦不承擔事故責任， 只承擔其行政違法的責任。 比如說行為人酒後駕車正常行駛， 遇他人駕車突然並線， 因躲閃不及發生交通事故， 或者被他人駕車追尾發生交通事故， 就很難說其酒後駕車是事故發生的原因，
但是交通管理部門在認定事故責任時， 往往是關注行為人有無交通違章行為， 根據違章行為的數量以及嚴重程度確定雙方的事故責任。 在雙方均無明顯交通違章行為的情況下， 才去分析事故發生的原因。 作為行政機關， 從行政管理的視角看， 這樣的事故責任認定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其一是標準明確、可操作性強， 其二是突出了對交通違章行為的制裁。
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規定：發生交通事故後當事人逃逸的， 逃逸的當事人承擔全部責任。 但是， 有證據證明對方當事人也有過錯的， 可以減輕責任。 這一規定， 目的在於懲治交通事故後逃逸行為， 通過科以責任促使駕駛人員發生交通事故後不要逃逸。
在這種情況下， 有些案件如果行為人不逃逸， 就不會負全部責任或者主要責任， 就不構成交通肇事犯罪。 因為逃逸行為的存在， 構成了犯罪， 逃逸行為成為了入罪的要件。 在這種情況下， 就不能再將逃逸行為作為加重處罰的情節進而量刑升檔。 根據刑法第133條的規定， 交通肇事犯罪一般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交通肇事後逃逸的判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從中可以看出， 如果沒有逃逸行為， 行為人也構成了交通肇事犯罪的， 可以因為逃逸行為加重處罰。
所以說，最高人民法院的這一案例符合刑法原理。但在實踐中必須明確，“裁判摘要”所指的是“已作為入罪要件的逃逸行為，不能再作為對被告人加重處罰的量刑情節而予以重複評價。”相應地，如果逃逸行為沒有作為入罪要件，則應當作為加重處罰的量刑情節。這就需要正確判斷是否已經將逃逸行為作為入罪要件。判斷的標準，不能簡單根據《事故認定書》的表述，而應當客觀分析。因為如前文所述，交通管理部門在認定事故責任時，往往採用簡單的方法和簡單的表述，把逃逸行為作為事故發生原因之一，也成為認定責任的依據之一。
司法實踐中，遇到此類案件，不可一概認為不加重處罰，也不可一概加重處罰，而應當考慮：如果被告人沒有逃逸行為，其該負何種責任。如果仍然負全部責任或者主要責任的，則可以作為加重處罰的情節；如果拋開逃逸行為只負同等責任或者次要責任的，則不能作為加重處罰情節。（這是指致一人死亡的案件，如果致二人以上死亡則承擔事故同等責任即構成犯罪）
所以，為了避免司法實踐的誤解，對這一指導案例的“裁判要旨”可以補充說明兩點：
1、如果不考慮逃逸行為，行為人仍然構成交通肇事罪的，逃逸行為應當作為加重處罰的量刑情節；
2、判斷逃逸行為是否已經作為入罪要件，不能僅看交通管理部門《事故認定書》的表述，而應當結合案情客觀分析。
需要說明的是，交通管理部門認定事故責任的思路，與刑事審判的思路並不一致，刑事審判更強調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係。從訴訟原理上說，交通管理部門的事故認定，只是證據之一，法庭應當審查判斷，決定是否適用。如果認為事故責任認定有誤的，可以通過判決直接確定。
所以說，最高人民法院的這一案例符合刑法原理。但在實踐中必須明確，“裁判摘要”所指的是“已作為入罪要件的逃逸行為，不能再作為對被告人加重處罰的量刑情節而予以重複評價。”相應地，如果逃逸行為沒有作為入罪要件，則應當作為加重處罰的量刑情節。這就需要正確判斷是否已經將逃逸行為作為入罪要件。判斷的標準，不能簡單根據《事故認定書》的表述，而應當客觀分析。因為如前文所述，交通管理部門在認定事故責任時，往往採用簡單的方法和簡單的表述，把逃逸行為作為事故發生原因之一，也成為認定責任的依據之一。
司法實踐中，遇到此類案件，不可一概認為不加重處罰，也不可一概加重處罰，而應當考慮：如果被告人沒有逃逸行為，其該負何種責任。如果仍然負全部責任或者主要責任的，則可以作為加重處罰的情節；如果拋開逃逸行為只負同等責任或者次要責任的，則不能作為加重處罰情節。（這是指致一人死亡的案件，如果致二人以上死亡則承擔事故同等責任即構成犯罪）
所以，為了避免司法實踐的誤解，對這一指導案例的“裁判要旨”可以補充說明兩點：
1、如果不考慮逃逸行為，行為人仍然構成交通肇事罪的，逃逸行為應當作為加重處罰的量刑情節；
2、判斷逃逸行為是否已經作為入罪要件，不能僅看交通管理部門《事故認定書》的表述，而應當結合案情客觀分析。
需要說明的是，交通管理部門認定事故責任的思路，與刑事審判的思路並不一致，刑事審判更強調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係。從訴訟原理上說，交通管理部門的事故認定，只是證據之一，法庭應當審查判斷，決定是否適用。如果認為事故責任認定有誤的，可以通過判決直接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