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顯卿宦跡圖 《意林登第》
科舉制度是中國古代選拔人才的重要方式， 絕大部分讀書人要通過這條途徑找到工作， 進入仕途，
《聊齋》故事
一個題目足見對基礎知識的要求
在明清時期， 科舉考試的選題範圍一般在四書五經之內， 要求讀書人必須熟悉這些教材， 要熟悉到什麼程度呢？不光是能背， 而且隨便拿出其中一句。 從《聊齋志異》的一則神話故事中就可以看出端倪。
《聊齋志異》開卷第一篇講的就是科舉考試， 當然， 講的是神話科舉。 這個故事名叫“考城隍”。 說的是明朝末年， 有個叫宋燾的書生， 有一回生病在家休息， 看見兩個使者催他去趕考， 他納悶地說：現在還不是趕考時節呢， 是不是弄錯了？使者不回答， 只管催他上馬。 於是跟著使者到了考場， 卻發現坐在考場上的主考官是三國時候的名將關羽， 原來， 這是一次神仙級考試。 考題下來， 一看， 是“一人二人， 有心無心”， 這題目讓現代人來看， 簡直一頭霧水， 然而， 博學多才的宋燾下筆神速， 很快解題、答題和交卷， 答卷中有一句叫：“有心為善， 雖善不賞， 無心為惡， 雖惡不罰。 ”
這個宋燾， 史上確有其人， 是蒲松齡姐夫的祖父。
且不說這個故事的真假，
故事中的宋燾作文章， 深得關公賞識， 於是後來當了城隍。 其實， 通過這個故事， 蒲松齡表達了對科舉的不滿， 希望有關羽這樣無私的歷史人物來主持科舉考試。
那麼， 在明朝和清朝， 一個讀書人要考上進士， 得背多少書呢？南宋時候的進士鄭畊老做了個統計， 《論語》一萬一千多字， 《孟子》三萬四千多字， 《尚書》兩萬五千多字， 《詩經》將近四萬字， 《禮記》有九萬多字， 而《左傳》則將近二十萬字……這些加起來有四十萬字， 而且還不包括注釋。 如果還要考詩賦的話， 那麼就得背《昭明文選》等文學參考書， 這樣加起來， 恐怕沒個五六十萬字還拿不下來。
要背這麼多書， 對於記憶力是個很大的考驗。 例如唐朝名將張巡，
缺點：
有人靠短期記憶力取得好成績
科舉考試對讀書人的功底要求很高，一個人能熟悉文本，熟悉經典，當然是件好事，但如果一切以此為標準，則不免有弊端。
例如，在清朝的時候，成績稍好的讀書人，要背誦“四書五經”那肯定不在話下，因此，背下這四十來萬字，不是什麼稀奇功夫，更高一步的要求是：要背誦注解。例如“四書”，就必須背誦南宋朱熹所作的注解，因為考題有時候就在注解裡。結果呢？有些人忙著背注解，卻把原文給丟了。能背下《論語》裡的注釋，卻忘記《論語》的原文，也是挺尷尬的，這估計和孔乙己的茴香豆的茴字有幾種寫法很相似。
而且注解單一，只用朱熹的，也引起讀書人的不滿，吳敬梓就通過《儒林外史》裡的杜少卿說，只用朱熹的注是不妥當的。
同時，強調背書也讓那些記憶力超強，又不好學的人撿了便宜。例如清朝嚴有禧的筆記《漱華隨筆》就記載了這些方面的現象。乾隆九年的時候，即西元1744年，十一月，河南布政使趙城上奏說，科場固然有不少博學精通之人，然而也有不少投機鑽營之徒，平時不讀什麼書，在考試之前幾個月，就到處找過去那些已經上榜的人的試卷，將以前的試題和文章割裂分散，斷章取義，臨時死記硬背，然後根據這些來答卷和寫文，居然也有考中的。結果考完之後，去問這些人關於“四書五經”的內容，這些人結結巴巴，竟然一句話都答不上來。“而浮誇躁進之徒，剽竊擬題，購求坊刻，割截成篇，臨時強記塞白，甚有於場中同號互相倒換，湊助完卷，剿說雷同，千篇一律，及至出闈之後，有叩以經義而茫然不知所出者”。
那些以前考上進士、舉人或者秀才的人的試卷，都會被當成樣卷，各大書坊都會有，只要花錢就可以買到，然後照貓畫虎去做，也有考上的機會，聽起來確實令人啼笑皆非。而這些鑽營之徒在考試之前花多長時間複習呢？答案也令人吃驚，只要幾個月就可以了，“擬題多者百餘，少者不過數十，古人畢生治之而不足，今則數月為之而有餘”，做一百多道模擬題，幾個月時間下來，應付考試綽綽有餘，看來古人所說的“十年寒窗”也未必對。對於這種善於做科舉試題，卻沒什麼真學問的人，考官也沒什麼辦法，但為了防止真正的人才被埋沒，趙城建議另外舉行面試，看考生到底有沒有真本事，“該牧令面出冷題考試，申送府州”。然後，奏章上去之後，雖然乾隆建議眾大臣一起商量，然而，關於額外面試的建議並沒有被通過，“旨下九卿議，不果行。”
衍生產品：
科舉參考書十分盛行
參加科舉考試的讀書人確實很不容易，在明朝和清朝，除了要背“四書五經”，背經典注釋，還要背參考書。什麼是科舉考試參考書，就是那些專門為應付八股文的模擬題目，因為八股文是有套路的，把這些套路背熟了，考上舉人和進士也就有希望了，至於真正的聖賢經典，早就拋開在一邊了。《儒林外史》裡有人說得好，就算是孔夫子生在科舉考試時代，也得老老實實去讀八股文，去參加朝廷的科舉考試。
例如《儒林外史》裡的馬純上，就是靠編寫科舉考試教科書為業的，他寫的教輔有很大的市場。馬純上第一次遇到匡超人，匡超人正捧著一本《三科程墨持運》在看，這就是一本科舉考試教輔。匡超人見到馬純上，問他尊姓大名，馬純上很自豪地說：“這不必問，你方才看的文章，封面上馬純上就是我了。”可見這項事業在當時是很有地位的。後來匡超人也編寫此類參考書，為人卻不厚道，明明馬純上救濟過他，他卻逢人就說：我寫的參考書天下最好，比馬先生的強。
本意是要求掌握聖人的文章，卻變成了試題習作，這也是有點啼笑皆非，難怪曾國藩在考上進士後，再也不看那些八股文。
缺點：
有人靠短期記憶力取得好成績
科舉考試對讀書人的功底要求很高，一個人能熟悉文本，熟悉經典，當然是件好事，但如果一切以此為標準，則不免有弊端。
例如，在清朝的時候，成績稍好的讀書人，要背誦“四書五經”那肯定不在話下，因此，背下這四十來萬字，不是什麼稀奇功夫，更高一步的要求是：要背誦注解。例如“四書”，就必須背誦南宋朱熹所作的注解，因為考題有時候就在注解裡。結果呢？有些人忙著背注解，卻把原文給丟了。能背下《論語》裡的注釋，卻忘記《論語》的原文，也是挺尷尬的，這估計和孔乙己的茴香豆的茴字有幾種寫法很相似。
而且注解單一，只用朱熹的，也引起讀書人的不滿，吳敬梓就通過《儒林外史》裡的杜少卿說，只用朱熹的注是不妥當的。
同時，強調背書也讓那些記憶力超強，又不好學的人撿了便宜。例如清朝嚴有禧的筆記《漱華隨筆》就記載了這些方面的現象。乾隆九年的時候，即西元1744年，十一月，河南布政使趙城上奏說，科場固然有不少博學精通之人，然而也有不少投機鑽營之徒，平時不讀什麼書，在考試之前幾個月，就到處找過去那些已經上榜的人的試卷，將以前的試題和文章割裂分散，斷章取義，臨時死記硬背，然後根據這些來答卷和寫文，居然也有考中的。結果考完之後，去問這些人關於“四書五經”的內容，這些人結結巴巴，竟然一句話都答不上來。“而浮誇躁進之徒，剽竊擬題，購求坊刻，割截成篇，臨時強記塞白，甚有於場中同號互相倒換，湊助完卷，剿說雷同，千篇一律，及至出闈之後，有叩以經義而茫然不知所出者”。
那些以前考上進士、舉人或者秀才的人的試卷，都會被當成樣卷，各大書坊都會有，只要花錢就可以買到，然後照貓畫虎去做，也有考上的機會，聽起來確實令人啼笑皆非。而這些鑽營之徒在考試之前花多長時間複習呢？答案也令人吃驚，只要幾個月就可以了，“擬題多者百餘，少者不過數十，古人畢生治之而不足，今則數月為之而有餘”，做一百多道模擬題，幾個月時間下來，應付考試綽綽有餘，看來古人所說的“十年寒窗”也未必對。對於這種善於做科舉試題，卻沒什麼真學問的人，考官也沒什麼辦法，但為了防止真正的人才被埋沒，趙城建議另外舉行面試，看考生到底有沒有真本事，“該牧令面出冷題考試，申送府州”。然後，奏章上去之後，雖然乾隆建議眾大臣一起商量，然而，關於額外面試的建議並沒有被通過，“旨下九卿議，不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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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參考書十分盛行
參加科舉考試的讀書人確實很不容易，在明朝和清朝，除了要背“四書五經”，背經典注釋，還要背參考書。什麼是科舉考試參考書，就是那些專門為應付八股文的模擬題目，因為八股文是有套路的，把這些套路背熟了，考上舉人和進士也就有希望了，至於真正的聖賢經典，早就拋開在一邊了。《儒林外史》裡有人說得好，就算是孔夫子生在科舉考試時代，也得老老實實去讀八股文，去參加朝廷的科舉考試。
例如《儒林外史》裡的馬純上，就是靠編寫科舉考試教科書為業的，他寫的教輔有很大的市場。馬純上第一次遇到匡超人，匡超人正捧著一本《三科程墨持運》在看，這就是一本科舉考試教輔。匡超人見到馬純上，問他尊姓大名，馬純上很自豪地說：“這不必問，你方才看的文章，封面上馬純上就是我了。”可見這項事業在當時是很有地位的。後來匡超人也編寫此類參考書，為人卻不厚道，明明馬純上救濟過他，他卻逢人就說：我寫的參考書天下最好，比馬先生的強。
本意是要求掌握聖人的文章，卻變成了試題習作，這也是有點啼笑皆非，難怪曾國藩在考上進士後，再也不看那些八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