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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軍閥經常混戰兵戎相見,但為什麼都手下留情不置對方于死地?

文 | 是米白呀, 簡書作者

中國社會在民國初年經歷了一個軍閥混戰的破壞性時期, 北洋政府由一個整體分裂為直系、皖系等多個派系, 刀兵相見。 但是一個比較有意思的現象是, 儘管他們打的火熱, 但在激烈交戰的關鍵時刻, 彼此都保持著一份克制, 那就是儘量不去傷害到對方的身家性命。 這樣的現象似乎與我們心目中“無惡不作、殺人不眨眼”的軍閥形象扯不上關係, 所以, 北洋軍閥的混戰為什麼會有“人情味”?

一、軍閥派系的出現

北洋軍閥初期以袁世凱為領導人, 在袁世凱還活著的時候, 北洋軍閥還保持著高度的凝聚力。

袁世凱一死, 出於對北洋集團的忠誠意識, 軍閥們都想努力保持這個集團的團結從而鞏固北洋集團在中華民國的地位。 然而北洋政府中沒有人再像袁世凱一樣有強大的軍事領導力和權威信服力, 各個軍閥都擁兵, 如何鞏固集團力量也變得眾說紛紜。 此時, 南方的派系之爭, 譚延闓和付良佐的宣佈獨立並作戰, 使得北洋集團開始分裂。

馮國璋

面對如此情形, 北洋集團中的馮國璋和段祺瑞因為不同的行動觀念使得派系集團產生了分歧, 馮國璋主張和平解決, 段祺瑞則主張用武力進行統一。 各派軍閥間為了追求共同利益結成大的團夥, 由此開始了爭搶地盤、擴充自己實力的混戰。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 北洋軍閥間的混戰是以尋求一個大的集團統一、保持集團實力和各自利益的前提而發生的。 就像魏晉時期的世家大族一般, 儘管各自有紛爭, 都為了謀求自己家族的權勢, 但一旦遭遇到威脅世族整體利益的事或人, 就會迅速強化同盟、消除威脅,

絕不允許有威脅到他們地位和力量的事情出現。

二、北洋軍閥的關係維繫

北洋軍閥的關係維繫主要是通過姻緣、地緣、業緣, 這些千絲萬縷的關係, 構成了一張張錯綜複雜的社會網, 使這些北洋軍閥或多或少都沾染著對方的“關係”。

業緣作用在知遇之恩這種情形下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曹錕和吳佩孚的關係, 便是恩人關係和上下級關係相結合產生的最有力的證明。 當吳佩孚還是個下級軍官時, 曹錕欣賞他並對他進行大力提拔。 吳佩孚在“士為知己者死”的傳統道德觀念的支配下, 堅定地站在曹的陣營中, 效忠于曹錕。 即使後期曹錕處於不利地位甚至政治生命受到威脅, 吳佩孚依然義無反顧地去幫助曹錕。

曹錕

地緣也是顯而易見的重要因素。 中國人自古以來安土重遷, 為官有同鄉庇護、經商有地域行會, 同樣的口音和生活經歷就會產生一種鄉土文化歸屬感, 使對方自然而然地親近起來, 這是一種天生的的優勢, 造成後天較為容易的選擇傾向。

這一點在北洋軍閥中格外明顯, 在招募軍人和選擇同盟時, 他們更傾向於選擇同樣籍貫的人, 仿佛同樣的鄉土情節就會加深兩者間的政治結合, 會讓彼此更加忠誠。

姻緣也就是聯姻是重要的關係紐帶, 因為血緣組成了家庭, 而家族意識恰恰是中國人格外注重的, 對於維繫家族的義務和責任也是義不容辭要擔當的。 以袁世凱為代表, 他讓自己的養女與段祺瑞結婚, 讓馮國璋與自己的家庭女教師結婚, 讓自己的兒子與副總統黎元洪的女兒結婚。 同時, 曹錕和張作霖也因為彼此的兒女結婚變成了親家。 聯姻是軍閥為了拉攏勢力、找尋心腹而採取的幾乎穩賺不賠的投資。

尤其在中國這種宗族觀念濃厚、崇尚“仁義禮智信”的國家, 一場婚姻幾乎就可以結成一張錯綜複雜的關係網,而對於一個中國人的評價,他身處的社會網也是重要的參考因素。出於對家庭血緣、道德倫理的重視,出於對彼此的社會地位的維持,使得北洋軍閥之間幾乎不可能撕破臉,即使刀戈相見也會手下留情。

三、北洋軍閥間以家庭模式為範本的聯結方式

在北洋軍閥關係的維繫因素中,我們可以發現除了姻緣是順理成章地建立了家庭血緣關係,業緣、地緣這些因素也都是在努力地去披上家庭親眷的外衣。就像維持種族的延續是每個物種的本能一樣,對於家族地位和榮譽的維護也是每個家族成員義不容辭的義務和責任,這樣的家庭關係的強大性,在社會上產生了一種認可,就是家庭紐帶才是最牢固最可靠的。

作為回報,家庭成員也享受著家庭的榮光和庇護,誰若為了一己私利極端地破壞了這一約定俗成的默契,比如趕盡殺絕,就會受到其他成員的反對和排斥。因此,在各路軍閥爭權奪利、大打出手的時候,即使交戰再激烈,他們始終保持著一份克制,做事留一線,儘量不去威脅到對方的身家性命。這種行為在外界和後人看來像是綠林的江湖義氣或者被認為對待戰爭太不嚴肅,但其實是在各種關係權衡度量後所做出的退讓,這是他們為了在這個集團間站得住腳所必須遵循的俠義上的約定。

其中的反面例子便是段祺瑞,他手下的徐樹錚因政見不合殺死了軍閥前輩之一的陸建章。由於陸建章反對段祺瑞,並曾說服馮玉祥停止向南進軍,在宣傳反戰時,被徐樹錚殺死。這一政治糾紛引起了強烈的指責,如此老資格的一個北洋成員被如此殘忍的對待是令人憤怒和不恥的,造成了其他軍事同盟間的不安。因為這樣的行為無疑是對軍閥間政治道德原則的極大挑釁和破壞,更這不利於北洋集團間謀求團結統一的最初努力。

段祺瑞

相對于現代政治集團間信奉的利益至上原則,當時的北洋軍閥血液裡依然流淌著俠義和人情。這也是北洋成員不習慣也不喜歡高壓手段的原因。他們將北洋系統視為一個大家庭,將自己視為家庭成員,他們願意服從這個家庭中家長的命令,願意接受家長嚴慈相濟的管理,但是不能接受這個家長無情兇狠的高壓打擊和報復,更不能接受公開分裂家庭的行為,因為這是不符合倫理道德的,即使出發點是為了更好的團結。

北洋軍閥的鬥爭與其他對立方作戰的最大的不同,就是有“人情味”。說是戰爭其實也不儘然,他們的初衷都是相同的,拉幫結派、刀兵相見不過是為了在權勢上更好的壓倒對方從而充分實施自己的政治抱負的一種武人手段。這不同於階級對立反抗剝削,也不同于王朝更迭你死我活,更像是家人間的一種較量,當然很少出現冰冷無情的斬草除根,所以“克制”才是符合道義的。

一場婚姻幾乎就可以結成一張錯綜複雜的關係網,而對於一個中國人的評價,他身處的社會網也是重要的參考因素。出於對家庭血緣、道德倫理的重視,出於對彼此的社會地位的維持,使得北洋軍閥之間幾乎不可能撕破臉,即使刀戈相見也會手下留情。

三、北洋軍閥間以家庭模式為範本的聯結方式

在北洋軍閥關係的維繫因素中,我們可以發現除了姻緣是順理成章地建立了家庭血緣關係,業緣、地緣這些因素也都是在努力地去披上家庭親眷的外衣。就像維持種族的延續是每個物種的本能一樣,對於家族地位和榮譽的維護也是每個家族成員義不容辭的義務和責任,這樣的家庭關係的強大性,在社會上產生了一種認可,就是家庭紐帶才是最牢固最可靠的。

作為回報,家庭成員也享受著家庭的榮光和庇護,誰若為了一己私利極端地破壞了這一約定俗成的默契,比如趕盡殺絕,就會受到其他成員的反對和排斥。因此,在各路軍閥爭權奪利、大打出手的時候,即使交戰再激烈,他們始終保持著一份克制,做事留一線,儘量不去威脅到對方的身家性命。這種行為在外界和後人看來像是綠林的江湖義氣或者被認為對待戰爭太不嚴肅,但其實是在各種關係權衡度量後所做出的退讓,這是他們為了在這個集團間站得住腳所必須遵循的俠義上的約定。

其中的反面例子便是段祺瑞,他手下的徐樹錚因政見不合殺死了軍閥前輩之一的陸建章。由於陸建章反對段祺瑞,並曾說服馮玉祥停止向南進軍,在宣傳反戰時,被徐樹錚殺死。這一政治糾紛引起了強烈的指責,如此老資格的一個北洋成員被如此殘忍的對待是令人憤怒和不恥的,造成了其他軍事同盟間的不安。因為這樣的行為無疑是對軍閥間政治道德原則的極大挑釁和破壞,更這不利於北洋集團間謀求團結統一的最初努力。

段祺瑞

相對于現代政治集團間信奉的利益至上原則,當時的北洋軍閥血液裡依然流淌著俠義和人情。這也是北洋成員不習慣也不喜歡高壓手段的原因。他們將北洋系統視為一個大家庭,將自己視為家庭成員,他們願意服從這個家庭中家長的命令,願意接受家長嚴慈相濟的管理,但是不能接受這個家長無情兇狠的高壓打擊和報復,更不能接受公開分裂家庭的行為,因為這是不符合倫理道德的,即使出發點是為了更好的團結。

北洋軍閥的鬥爭與其他對立方作戰的最大的不同,就是有“人情味”。說是戰爭其實也不儘然,他們的初衷都是相同的,拉幫結派、刀兵相見不過是為了在權勢上更好的壓倒對方從而充分實施自己的政治抱負的一種武人手段。這不同於階級對立反抗剝削,也不同于王朝更迭你死我活,更像是家人間的一種較量,當然很少出現冰冷無情的斬草除根,所以“克制”才是符合道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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