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老闆的事業平臺玩兒你的理想主義，真得看人

老闆和職業經理人， 為什麼在實際操作中總是改不了“兔死狗烹”的迴圈宿命？

春秋時， 孟子當上了齊宣王的指導老師， 帝王之師。

配豪車、住別墅、拿高薪。 不用打卡上班， 只需時不時地發發議論， 給君主上上課就行了。 孟子經常端起齊宣王的碗來吃肉， 放下齊宣王的筷子罵娘。 甚至給齊宣王下套兒：“齊總， 您說， 如果一個地方官， 不能安一方百姓， 弄得他們流離失所， 那應該怎麼辦？”“罷免！”齊宣王一點不含糊。

“那麼， 如果一個國君沒把國家治理好呢？”

齊宣王說不出了， 只得“王顧左右而言他”。

不過， 這絲毫不影響齊宣王對孟子的尊崇態度及待遇。 成天受臣子、太監們的馬屁恭維都聽膩了， 享受一下孟老師言辭犀利的薰陶與刺激， 也挺爽的。 因為， 孟子再怎麼說， 地位待遇再高， 他手上既沒人事權， 更沒軍權， 終究觸及不到君主的實質利益。 這叫務虛。

好比當今流行的管理培訓大師，

站在臺上揮斥方遒， 毫不留情地指責台下那些花費數萬鉅資前來學習的民企老闆們：你這， 格局太小；你這， 機制落後；你這流程監控體系， 實在不規範……老闆們一個個深受感染、虛心接受， 至於回家是否真按大師們說的去改， 兩說。

唐太宗時的魏征， 類似於在公司裡有一定實權的企業文化顧問或主管， 是虛實相雜。 所以， 大多數魏征的“務虛性”的諫言， 比如說：要號令嚴明， 上下同守；要體恤百姓， 不要勞民傷財， 封禪泰山可緩行；皇帝不要徇私情， 袒護老部下等等， 這些不觸及皇帝根本利益， 也不造成實質性風險的， 唐太宗一般都能虛心接受。

而只要一觸及老總實質的利益及風險， 比如一次魏征推薦了兩個人才，

中書侍郎杜正倫、吏部尚書侯君集， 都是在重要崗位， 結果後來兩人犯了事， 給唐太宗造成了風險， 唐太宗立馬翻臉。 那時魏征已死， 唐太宗竟然親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

在中國，

揚名立萬， 需要萬分小心。

晁錯力主振興漢室經濟， 發展了漢高祖的“重農抑商”政策。 同時主張將內地遊民遷到邊塞屯田， 既開發了邊疆， 又減少了內地對邊塞的支援。 這些由晁錯主張或更定的措施， 為漢初的經濟發展和“文景之治”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

為了改變漢初各劉姓王割據， 支強幹弱、威脅中央朝廷的局面， 晁錯力主削藩。 文帝深感有理， 大為讚賞， 於是， 授權晁錯落實到具體行動上。 由於行動激進， 在短時間內大量削減各主要諸侯王的封地，

致使矛盾迅速激化， 局勢迅速惡化， 形成七國之亂。

七個諸侯王同時作亂， 讓漢文帝感到了危機。 晁錯當然主張重兵彈壓， 一舉解決問題。 但文帝劉總感到風險太大， 沒有把握， 萬一失敗， 自己帝位難保。 劉總的緩兵之計是：將晁錯腰斬， 以謝諸侯。

其實， 如果當時劉總下定決心就按帝師兼經理人晁錯的方案辦， 搞休克療法， 未必不能成功。 晁錯死後， 諸侯並未退兵， 後來還是由朝廷大將竇嬰、周亞夫武力平定了叛亂。 但是， 以當時文帝的心態， 七王叛亂超過了他的風險承受心理臨界點。 保住帝位的絕對安全， 是實實在在的底線。 其他什麼國家治理體制、長治久安等理想主義的那些， 都暫時成了務虛的領域， 可以靠後。

同樣是削藩的問題。

絕對務實的漢武帝跟實操型職業經理人主父偃， 就合作得很好。 主父偃為漢武帝獻上一招：推恩令。 以前諸侯死了， 地盤留給長子；現在， 龍恩浩蕩， “推恩”了， 所有兒子都有份。 於是， 每人的地盤越分越小， 幾代之後， 就根本構不成對朝廷的威脅了。

而且， 這招“銷骨散”施行容易——肯定是少部分人反對， 大部分人擁護；讓“兒子”跟“兒子”們自己去鬥爭， 矛盾下移， 皇帝坐在高處獨掌乾坤。 當然， 這要很長的時間， 漢武帝願意等， 這是規避風險必須的代價。

所以， 務虛和務實， 最終還是要分人， 看合作對象， 看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