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五霸”， 首霸者為齊桓公， 齊國之盛， 正是第一場經濟大變革的結果。 這場變革的主持者即是管仲， 管仲改革的很多做法即使放在今天都很前衛， 不顯落伍。
1、士農工商 不分尊卑
管仲變法中有一項頗為後世熟知、引起最大誤讀的政策：“四民分業， 士農工商”。
這一政策的要點是， 把國民分成軍士、農民、工匠、商賈四個階層， 按各自專業聚居在固定的地區。 《國語·齊語》記載， 管仲規劃士鄉十五個， 工商之鄉六個， 每鄉有兩千戶， 以此計算， 全國有專業軍士三萬人， 職業的工商臣民一萬兩千人(均以一戶一人計算)。 此外， 在野的農戶有四十五萬戶。
管仲認為， 四民分業有四個好處：一是“相語以事， 相示以巧”， 同一行業的人聚居在一起， 易於交流經驗， 提高技藝；二是“相語以利， 相示以時”、“相陳以知價”， 對促進商品生產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營造專業氛圍， 使民眾安於本業，
把社會各階層按職業來劃分管理， 管仲是歷史上的第一人， 這種專業化的商品經濟模式， 自兩漢以來被尊奉為基本形態及指導原則。 細緻的職業化分工及世代相傳的制度安排， 是中國早期文明領先於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秦以後， 嚴格意義上的“四民分業”就被揚棄了， 不過它成了戶籍制度的雛形， 而匠籍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朝。
引起重大誤讀的是“士農工商”。 後人論及于此， 先是用知識份子或有學問的官吏替代了軍士， 然後， 又認為這是尊卑排序， 以士為首，
2、降低稅率， 開設妓院， 國儲糧食
齊國地處海濱， 漁業和煮鹽業一向發達， 管仲規定， 魚鹽可以自由出口， 關隘只登記而不予徵稅， 以便利諸侯各國。 其他的出口商品也實行單一稅制， 在關隘征過了的， 在市場上就不再征了， 反之亦然。
對於前來齊國做生意的商人， 他更是大開國門， 提出“空車來的不要去索取稅費， 徒步背東西來的不要去徵稅， 這樣來的人就會越來越多”。 他還建議齊桓公專門設立招待外國商人的客舍， 每三十裡有一處， 來一乘車者供給本人飯食， 來三乘車者供給馬的飼料， 來五乘車者配備可供自由調遣的人員。
為了活躍市井， 管仲甚至首開國營色情業。 他在都城臨淄開了七間官辦的妓院(“女市”)， 每一間有妓女(“女閭”)100人， 共700人。 管仲以此吸引外來商旅， 並大收其稅。 後世， 管仲因此被拜為娼妓業的“祖師爺”。
在這種自由貿易政策的鼓勵下， 可以想見齊國商業的繁榮以及商人的活躍， 《戰國策·齊策》如此記載齊國首都臨淄盛極一時的繁華景象：“臨淄甚富而實， 其民無不吹竽鼓瑟， 彈琴擊築， 鬥雞走狗， 六博蹋鞠者。 臨淄之途， 車轂擊， 人肩摩， 連衽成帷， 舉袂成幕， 揮汗成雨， 家殷人足， 志高氣揚。 ”據計算， 臨淄的居民人數達30萬之多， 是當時世界上最大規模、最繁華富足的城市， 而與其同時的雅典城人口不到5萬。
在農耕時代，
對於國家的內政來說，
最重要的商品當然就是糧食——中國自古存在商品糧交易，
在相當長的時間裡，
商品糧占糧食交易總量的百分之八十。
管仲對糧食政策十分重視，
在重要的農業稅上，
管仲的政策是兩年徵稅一次，
大豐收之年，
每年征百分之十五，
中等之年，
每年征百分之十，
下等之年，
每年征百分之五，
如遇饑荒，
則免稅。
此外，
管仲還建立了國儲糧制度，
國家採購囤積了大量糧食，
其數量足以控制市場糧價的波動，
以達到豐饑平衡的功效。
3、鹽鐵專賣，國有民營
在農耕時期，鹽和鐵是最為重要的兩大支柱性產業，無一民眾可以須臾離開。管仲對鹽和鐵的專賣收入做過舉例說明。他說，萬乘之國的人口約為千萬，如按成人征人頭稅，應繳納者約為一百萬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錢，為三千萬錢。如果進行鹽的專賣，每升鹽酌量提價出售，每月可能得到六千萬錢，就可望得到一倍於征人頭稅的收入。而在表面上，政府確乎不曾徵稅，不致引起人民的“囂號”反對。不僅在國內如此，還可運鹽出口而獲取重利，這等於煮沸取之不盡的海水就可以迫使天下人向齊國納稅，即“煮沸水以籍天下”。
鐵的專賣也是一樣。管仲說，大凡一個農戶，無論是從事耕作還是做女工，都需要針、刀、耒、耜、銚、鋸、錐、鑿等鐵制工具，只要在一根針上加價一錢，三十根針就可收三十錢，即等於一人應繳的人頭稅了，由此類推，則全國收入總數亦不下於人頭稅的徵收總額。表面上，國家並沒徵稅，而實際是“無不服籍者”。
管仲提倡鹽鐵專營，但不是主張政府親自下場，創辦國營鹽場或國營鐵廠——後世之人學管仲，認為專營就是國營，多入歧途。
比如鹽業，管仲實行的是專賣政策，開放鹽池讓民間自由生產，然後由國家統一收購。由於控制了鹽業的銷售和產量，進而控制了價格，齊國的鹽銷售到別國去，售價可以抬高到成本價的四十倍，國家和商賈都得利頗豐。
在冶鐵業上，管仲實行的是國有民營。他首先嚴厲地強調了國家對所有礦山資源的壟斷，所謂“澤立三虞，山立三衡”，他出臺法令宣佈，只要一發現礦苗，就馬上要由國家保護和封存起來，有敢於擅自開採者，左腳伸進去的，砍左腳，右腳伸進去的，砍右腳。之後，政府又控制了鐵器的定價權，並對所生產出來的鐵器進行統購統銷。在這些前提之下，管仲開放冶鐵作坊業，允許由民間商人自主經營，其增值部分，民商得七成，政府得三成，相當於徵收30%的所得稅。
由政府控制資源所有權，然後把經營權下放給民間商人，以一定比例分配利潤，這就是後世非常流行的“資產國有、承包經營”的雛形。
4、鼓勵消費 宣導奢侈
中國歷代的治國思想向來以宣導節儉為正途，這顯然是長期短缺經濟的必然產物。然而管仲卻提出“儉則傷事”的觀點，在他看來，大家都不消費，就會造成商品流通的減少，從而妨礙生產營利的活動，故曰“傷事”。要如何才能推動消費？他的答案是，多多消費，甚至無比奢侈地去消費。
管仲宣導奢侈的理由是，“丹砂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富者靡之，貧者為之”。就是說，只要不人為地堵塞利源，商賈就會日夜不息地從事營運而不知休息，而富裕的人只有不斷地消費，貧窮的人才有工作可做。為了強化自己的觀點，管仲甚至做過極端的比喻，他建議在煮蛋之前應先加雕繪，在燒柴之前要先加雕刻——“雕卵然後瀹之，雕橑然後爨之。”
管仲本人就是一個富足的享樂主義者。孔子說他的奢侈堪比國君——“其侈逼上”，《史記》說他“富擬於公室”。據《韓非子》和《論語》等書記載，齊桓公把齊國市租的十分之三賜歸於管仲。
當然，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管仲對侈靡的推崇，並不僅僅為了自己的享樂。在《管子·乘馬數》中，他談及了一個非常先進的觀點。他說，每當年歲凶歉的時候，人民沒有本業可作，國家就應該進行宮室台榭的修建，以促進人民就業，尤其要雇用那些喪失了家產的赤貧者。這時候修築宮室，不是為了享樂，而是為了促進就業，平衡經濟。
這種通過政府的固定資產投資來刺激經濟復蘇、促進就業的做法，西方人在兩千多年後才學習到手，以1929年的世界經濟大蕭條為例，當時的美國、德國等無一不是採用了這樣的政策，才走出低谷。可是在兩千多年前，管仲就有這樣的智慧，確實是讓人驚歎的。據美籍華人經濟學家楊聯陞的考證，在漫長的中國經濟史上，除了管仲，只有宋代的范仲淹等極少數人曾經有過類似的思想。
3、鹽鐵專賣，國有民營
在農耕時期，鹽和鐵是最為重要的兩大支柱性產業，無一民眾可以須臾離開。管仲對鹽和鐵的專賣收入做過舉例說明。他說，萬乘之國的人口約為千萬，如按成人征人頭稅，應繳納者約為一百萬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錢，為三千萬錢。如果進行鹽的專賣，每升鹽酌量提價出售，每月可能得到六千萬錢，就可望得到一倍於征人頭稅的收入。而在表面上，政府確乎不曾徵稅，不致引起人民的“囂號”反對。不僅在國內如此，還可運鹽出口而獲取重利，這等於煮沸取之不盡的海水就可以迫使天下人向齊國納稅，即“煮沸水以籍天下”。
鐵的專賣也是一樣。管仲說，大凡一個農戶，無論是從事耕作還是做女工，都需要針、刀、耒、耜、銚、鋸、錐、鑿等鐵制工具，只要在一根針上加價一錢，三十根針就可收三十錢，即等於一人應繳的人頭稅了，由此類推，則全國收入總數亦不下於人頭稅的徵收總額。表面上，國家並沒徵稅，而實際是“無不服籍者”。
管仲提倡鹽鐵專營，但不是主張政府親自下場，創辦國營鹽場或國營鐵廠——後世之人學管仲，認為專營就是國營，多入歧途。
比如鹽業，管仲實行的是專賣政策，開放鹽池讓民間自由生產，然後由國家統一收購。由於控制了鹽業的銷售和產量，進而控制了價格，齊國的鹽銷售到別國去，售價可以抬高到成本價的四十倍，國家和商賈都得利頗豐。
在冶鐵業上，管仲實行的是國有民營。他首先嚴厲地強調了國家對所有礦山資源的壟斷，所謂“澤立三虞，山立三衡”，他出臺法令宣佈，只要一發現礦苗，就馬上要由國家保護和封存起來，有敢於擅自開採者，左腳伸進去的，砍左腳，右腳伸進去的，砍右腳。之後，政府又控制了鐵器的定價權，並對所生產出來的鐵器進行統購統銷。在這些前提之下，管仲開放冶鐵作坊業，允許由民間商人自主經營，其增值部分，民商得七成，政府得三成，相當於徵收30%的所得稅。
由政府控制資源所有權，然後把經營權下放給民間商人，以一定比例分配利潤，這就是後世非常流行的“資產國有、承包經營”的雛形。
4、鼓勵消費 宣導奢侈
中國歷代的治國思想向來以宣導節儉為正途，這顯然是長期短缺經濟的必然產物。然而管仲卻提出“儉則傷事”的觀點，在他看來，大家都不消費，就會造成商品流通的減少，從而妨礙生產營利的活動，故曰“傷事”。要如何才能推動消費？他的答案是，多多消費，甚至無比奢侈地去消費。
管仲宣導奢侈的理由是，“丹砂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富者靡之，貧者為之”。就是說，只要不人為地堵塞利源，商賈就會日夜不息地從事營運而不知休息，而富裕的人只有不斷地消費，貧窮的人才有工作可做。為了強化自己的觀點，管仲甚至做過極端的比喻，他建議在煮蛋之前應先加雕繪，在燒柴之前要先加雕刻——“雕卵然後瀹之，雕橑然後爨之。”
管仲本人就是一個富足的享樂主義者。孔子說他的奢侈堪比國君——“其侈逼上”，《史記》說他“富擬於公室”。據《韓非子》和《論語》等書記載，齊桓公把齊國市租的十分之三賜歸於管仲。
當然，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管仲對侈靡的推崇，並不僅僅為了自己的享樂。在《管子·乘馬數》中，他談及了一個非常先進的觀點。他說，每當年歲凶歉的時候，人民沒有本業可作，國家就應該進行宮室台榭的修建，以促進人民就業，尤其要雇用那些喪失了家產的赤貧者。這時候修築宮室，不是為了享樂，而是為了促進就業，平衡經濟。
這種通過政府的固定資產投資來刺激經濟復蘇、促進就業的做法，西方人在兩千多年後才學習到手，以1929年的世界經濟大蕭條為例，當時的美國、德國等無一不是採用了這樣的政策，才走出低谷。可是在兩千多年前，管仲就有這樣的智慧，確實是讓人驚歎的。據美籍華人經濟學家楊聯陞的考證，在漫長的中國經濟史上，除了管仲，只有宋代的范仲淹等極少數人曾經有過類似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