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四姐妹和六兄弟及孩子們合影
從毓秀堂到《奏議集》
提起合肥張家四姐妹， 相信很多人都會讀過有關四姐妹的書， 尤其是在葉稚珊女士的《張家舊事》和金安平女士的《合肥四姊妹》出版之後，
張樹聲（1824-1884）， 字振軒， 安徽合肥人， 廩生出身， 晚清時期參與組建淮軍， 是較早由帶兵打仗轉入仕途的淮軍將領。 歷任江蘇巡撫、兩江總督、兩廣總督、通商事務大臣、直隸總督（署）等職。 張樹聲在江蘇巡撫任上重建古典園林、疏浚太湖水利工程、修復紫陽書院等， 頗受愛戴。 在直隸總督任上果斷入朝抗日， 贏得外交先機， 頗受稱讚。 張樹聲在兩廣總督任上主張抗法戰爭，
整理有關張樹聲的出版物可以發現種類不少， 他本為秀才出身， 作為耕讀之家自然會留心攻讀古籍。 張家崛起後， 成立了家刻堂號——毓秀堂。 目前可見的有《廬陽三賢集》， 現藏于安徽大學圖書館有完整的版本， 承蒙書友相助曾得以一睹芳容。 書中前文有“光緒元年合肥張氏毓秀堂刊”。
合肥張家毓秀堂于光緒元年刊刻的《廬陽三賢集》
張氏刊刻的《廬陽三賢集》依據的版本權威， 刊刻精美， 用紙講究， 頗受藏書人青睞， 2009年曾在北京拍賣臺上出現， 競價不菲。 這部書包括宋朝包拯撰《包孝肅奏議》、元朝余闕撰《青陽山房集》和明朝周璽撰《垂光集》， 共16卷， 尤其以《包孝肅奏議》傳本少見。 三位名人都是合肥走出去的先賢， 張樹聲懷著對家鄉先人的尊重和崇敬， 特組織刊刻， 並親自作跋。
此後即光緒二年， 張樹聲在回鄉丁憂之際， 對張家族譜進行整理， 重修了《合肥張氏族譜》出版， 基本理清了張家一族的脈絡， 並請人做了序言， 一共四冊， 刊刻精美， 現藏在美國和日本。
如果說這套書與張樹聲關係不大的話， 那麼出版於光緒十年（1884）的《敦懷堂洋務叢鈔》則是張樹聲傾心編輯。
張樹聲編訂的《敦懷堂洋務叢鈔》
這部大書， 不只是對洋務派論說的一次集中整理， 其中既有朱克敬的《柔遠新書》、李鴻章和丁日昌的《海防要覽》、日本岡本監輔的《萬國總說》、林則徐的《俄羅斯紀要》、姚石甫的《俄羅斯方域》、王韜的《操勝要覽》、張藎臣的《華洋戰書》等洋務派的論著，同時還收錄了薑子牙的《太公陰符經解》、孫武的《孫子九地篇》和諸葛亮的《火攻備要》等古代兵書，而且不少著述都是同時期所作的新說，對於當時的治國頗有現實意義。因此這部書對於當代研究中國洋務歷史有著很大的借鑒意義，從中也可見張樹聲的施政理念和治國思想。
這一點在張樹聲的遺著《張靖達公奏議》中則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張靖達公奏議》是在張樹聲病逝多年後由其幕僚何嗣焜整理出版的。全書一函四冊，八卷，為光緒二十五年（1899）刻本。有關研究古籍版本的人士對此書稱：“該書老裝未襯，品相上佳，天頭敞闊，邊框線粗黑，字略扁，字體鐫刻精雅，墨色濃郁，點劃清晰，印製水準上佳，較初印。版面密而不擠，可謂上乘之本。”（《東方收藏》2014年第2期）
《張靖達公奏議》書影和內文
這部個人奏議集幾乎囊括了張樹聲在任上的所有重要言論，內容涉及國家體制、教育、軍事、學務、交通、稅務、水利、吏治、民政等等，共計143篇。安徽鄉賢陳滿意先生對這部奏議集曾有專文（《<張靖達公奏議>刊刻考釋》，《江淮文史》2017年9月刊）考證。據他的考證，該書系由張樹聲幕僚何嗣焜編輯，繆荃孫、劉世珩兩位藏書大家訂正，刊刻名家陶子麟槧刻，經多方努力，方成就了這套不可多得的雕版印刷精品。
何嗣焜是常州人，曾跟隨張樹聲長達20年之久。他少年即有詩才，先入李鴻章部參軍，後因長於文牘之才被張樹聲邀請入幕，從此南征北走，可謂是見證了張樹聲從一方長官到封疆大吏，直至曾經到達權力的最高峰，即直隸總督（署）。張樹聲代理直隸總督時果斷並妥善地處理了朝鮮內亂，當時正是在何嗣焜的傾力協助之下，因此張樹聲對何嗣焜稱讚有加，說他能勝任“一切吏治、軍謀、理財、柔遠諸大政”。後來張樹聲會同李鴻章為何嗣焜上奏請為直隸州知州（五品銜）賞戴花翎。
張樹聲病逝後，何嗣焜多次婉拒就任要職，到了光緒二十年受同鄉盛宣懷之邀參與創辦南洋公學，盡職盡責，親自授課，由此成就了後來的上海交通大學，至今上海交大博物館內還有何嗣焜的塑像，以示紀念。
何嗣焜在這部書的序言中明確點出了該集的編纂過程。在張樹聲去世五年後，“長公子藹青觀察之官四川始舉公奏草付武進何嗣焜屬為編次，未及卒業而索回，（光緒）二十一年靄青遽歿于川東道任，又三年，其弟次青觀察仍檢寄焉”。也就是說該書稿是由次子張次青把彙編重任委託給了何嗣焜，由此可見張家後人對於何嗣焜的信任。
作為文案秘書，何嗣焜自然也是值得信賴的。在此過程中他進行了嚴格的篩選，確保把最重要的內容、最精彩的奏議編輯出來，“發篋陳書，裡為八卷，都一百四十三篇，其尋常吏牘近於胥史所為者，皆不列於此”。按照何嗣焜的序言，此書於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完工，編輯完成後還邀請藏書名家校訂，可見極為負責。在序言中，何嗣焜還表達了對張樹聲的人格精神由衷的欽佩，“……好學不倦，折節下士，風采可惠愛，皆有湘鄉之流風餘韻焉。”
書中卷首為《禦碑文》和《諭祭文》，對於張樹聲一生的功績及對國家的貢獻予以褒獎。並有兩廣總督張之洞、兵部尚書彭玉麟、廣州將軍長善、廣東巡撫倪文蔚的《會奏積勞病故臚陳事蹟折》，對於張樹聲一生的戰功和施政成績，以及對於在擔任兩廣總督的兢兢業業一一陳述，奏請朝廷給予褒獎，記錄國史，同時對於後代張華奎、張雲霖、張雲鵠，給予優待。作為淮軍的創始人、直隸總督李鴻章所作的、在原籍合肥為張樹聲立祠的奏摺，其中詳細提及張樹聲在合肥建造圩堡阻擊太平軍並積極參與組建淮軍的歷程，說明地方強烈建議立祠紀念。同時還收錄了天津專祠的碑文。這些資料對於研究張樹聲的生平、家庭、出身等等，以及參與組建淮軍等方面都是極為重要的參考。
該書八卷分別為《吳中槀十篇》、《桂海槀十四篇》、《桂海槀十八篇》、《嶺南前槀二十一篇》、《嶺南前槀十六篇》、《畿輔槀三十一篇》、《嶺南後槀十六篇》、《嶺南後槀十七篇》等。
2013年北京德寶秋季古籍文獻拍賣會上曾經上拍此書，“是書開本敞闊，方字精刻，品相較佳”，一時引起藏家關注。後來，臺灣文海出版社曾作為“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十三輯”影印出版，封面特地在靖達公後注明為“樹聲”。
《張靖達公雜著》與手劄記錄
此後，一本《張靖達公雜著》的出版，則代表著張樹聲一生不為關注的詩詞學問。這本雜著為《清代詩文集彙編》中第69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於2010年出版影印本。此本原刻於宣統二年（武昌刻本），內中收有張樹聲的各類文函四十多篇。再看編者，正是張樹聲的侄子張雲錦。
《張靖達公雜著》影印本，原書出版於宣統年間
查閱《續修廬州府志》和張旭和修譜《肥西張公蔭公後裔譜資料彙編》，知張雲錦為張樹聲三弟張樹耲（櫰）的次子。張雲錦，邑稟生，官至江西候選知府，勳賞花翎，曾隨淮軍將領劉銘傳在臺灣辦事，其才情在今日可見的《順所然齋詩集》（光緒丁未年印）中有著充分體現。
在編輯此冊中，張雲錦認為先前他人編輯的《張靖達公奏議》八卷（光緒二十五年刊印），為張華鬥刊以行世，雲錦以為此種收錄的多是公文式的內容，不足以見伯父的才情。為此他決定編輯一冊包涵伯父詩詞、信函、古文等內容的紀念冊。但堂兄張靄卿（樹聲長子、華奎）及張雲林（樹聲次子、華軫，李識修的丈夫）先後下世，苦於資料匱乏，無從找尋，於是轉向張樹聲長孫張武齡（張冀牖）處尋找家藏資料，加上自己的多年搜求積累，最後整理成冊。其中選取了張樹聲致長子、致三弟的信函，還有致其他友人的信函，以及詩文、雜文等。
張雲錦作序時稱讚伯父文才未能盡情發揮，“公雖以武功起家，而自幼好學苦讀，靜思于歷朝經史，漢宋儒先各書及義理、詞章之學，靡不研究而得其門徑，故為文亦下筆千言，曲暢旁通，自達其意。惜乎始遭亂雜，繼典軍旅，終羈仕宦以致鞠躬盡瘁，卒于王事。既無暇專心著述，書劄亦多未錄……此編所錄公作千百中，僅存一二，而公一生學問經濟與其文字卓卓可傳……”在雲錦看來，伯父若是專心為學，應該會有豐富瑰麗的展示，但他在公務上盡職盡責，且在業餘時間加強自修，仍有很多值得整理和傳承下去的經世文章，可惜不少文章都散失了，有的還得到過曾國藩、李鴻章等人的稱讚。
在《張靖達公奏議》裡，更多的是涉及政務及公文式的文章，當然也有不少關於洋務的真知灼見。相比較，《張靖達公雜著》更接“地氣”，更家常化一些，例如張樹聲在光緒五年寫給長子的信中提及“此時間闈場既過，深沉已定，得固欣然，失亦不必為無益懊惱也”，述說了考場的慣例和常規。查詢其長子張華奎（舉人、戶部員外郎）年齡為32歲，應該是參加全國大試之時，但那一年（1879）他似未能獲得名次，他是光緒壬午年舉人（1882），但父親對他並未有任何壓力，只是提示他，用心應考，坦然面對結果，並說自己公務繁忙，“碌碌鮮暇，十月杪方能竣事，幸眠食如常，體氣尚健，差堪告慰。”
此書中收錄的張樹聲詩詞則有著別樣的文風。在此照錄兩首：
謁孝肅祠
城南一曲尚清流，風送荷香欄外秋。遺像至今傳鐵面，直臣豈肯作金鉤。
煙波浩淼藏魚艇，頻藻馨香薦古洲。漫說閻羅關節重，青宮事業等安劉。
過公瑾墓
鼎足功收一炬紅，白楊古墓嘯寒風。兩朝心腹推知己，半壁江山效死忠。
遺恨直吞漳水北，豪情猶唱大江東。英雄兒女今何往，埋玉深深惜此中。
從詩中自可見張樹聲的文采及對家鄉文化和先賢的熱愛。在近年一本新出版的《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大象出版社，2011年影印本，“國家清史編篡委員會·文獻叢刊”）中，第一輯中就收錄了張樹聲的稿本，介紹語中有：“存紮共兩函九冊，大八開本，裝裱工整，均親筆信，少數為幕僚代筆，如吳長慶函為張謇代筆，時張任吳幕。通信人有吳長慶、潘祖蔭、孫家鼐、張佩綸、文廷式、盛宣懷、周馥、剛毅、裕祿、汪鳴鑾、潘鼎新、張之洞、沈桂芬、曾國荃、潘鼎新、錢應溥、岑毓英、汪鳴鑾、宋慶等。多為直隸、兩廣總督任內之通信。”此書的出版可以看到更多有關張樹聲交往的情況，因為此書收錄的多為手劄、書信，所涉並非全是公務之事，且能順便看看張樹聲的書法，不過有些筆跡恐怕是出自秘書之手，還需甄別。
時間來到了張華奎的時代。作為張樹聲的長子，常年在四川任職，處理過不少棘手的教案，其中以“大足教案”為最，並妥善協調重慶開埠事宜，常年傾注於職務事務，積勞成疾，病逝于川東道任上，終年49歲。如果他得以長壽一定會有相關著作留下，從而延續毓秀堂的家刻本。不過他的大批藏書從四川運回後，使得張家後人得以受益匪淺。
從校刊《綠葉》到家刊《水》
延續張家出版葉脈的正是張華奎之子張冀牖，他在合肥以學儒家書籍為主，同時也大量閱讀了當時的進步思想刊物，並於1913年攜全家百十口人舉家南遷，先到上海，再到蘇州安家落戶。1921年他變賣部分家產創辦私立樂益女中。定名“樂益”，取“樂觀進取，裨益社會”之意，強調自己的辦學是“以適應社會之需要，而為求高等教育之階梯”。樂益女中當時就創辦了好幾份校刊，目前所見的《綠葉》（1929）、《樂益文藝》（1934）和幾份校內刊物和畢業刊物。
《綠葉》顯然是取校名“樂益”的諧音，小開本，精雅、秀麗，手寫的刊物名稱，透著親切。封面注明為“樂益出版社發行”，版權頁上還注明“樂益出版物之一，綠葉，實價大洋二角……發行處：蘇州樂益女子中學校”。由此可知，當時樂益女中的出版物不止一兩種，而且是公開發行的，有自己的出版社，有具體的定價。刊物中主要刊發校內師生的文學作品，涵蓋散文、詩歌、遊記等等，當時在校任教的匡亞明還特別作了序言說明：“這裡而所收集的十幾篇東西，都是同學們課內外——以課外居多——的作品。如果有人問，中學程度的學生能做什麼好東西來，值得鄭重其事的為她們出集子？那麼，請你費一兩個鐘頭的光陰到街頭坊間的書肆裡去看一看去，那些花花綠綠的洋裝的所謂當代文豪的五光十色的著作，比此何如？”匡亞明在序中說對這些嶄露頭角的未來作家們很是看好，因為她們的坦誠，因為她們的靈動，更因為她們的自由。“文藝是應該絕對有自由活動的領域，雖然藝術的形式有時候予以相當的束縛，但她的精神，她的靈魂，應當有絕對自由活動的餘地，自由活動的程度，決定他的作品的生命之偉大與否。”匡亞明的這篇極富情感的序言可謂是道破了樂益女中辦刊物的宗旨和希望。
張家樂益女中創辦的校刊《樂益文藝》，1933年出版
而出版於1934年1月13日的《樂益文藝》則內容更加豐富了，其中有散文、詩歌、遊記、文藝評論、隨筆、書信、劇作、水彩畫、鉛筆畫、粉畫等等，封面刊名的美術字體時尚而大氣，大開本，厚達200多頁。值得一提的，這些形式各異的作品幾乎都是學生們自由發揮而成的，且有的論文對於學校老師的觀點並不認同，從而有針對性地寫出與其商榷。從刊登的文章看，當時的初中女生已經具有相當成熟的世界觀和責任感，她們的話題涉及“中國目前需要怎樣的女性”、“你估量你自己將來做什麼”、“怎麼做個時代的女學生”、“為什麼要愛國”、“電影與社會教育”等等社會話題；同時還有大量的詩歌、遊記、書信等等也都是頗有新意，可謂是開一時先河。後來發現的張充和的三篇散文也是首發於此，分別為《我的幼年》、《梁石言先生傳略》、《別》。充和的當時好友、才女許文錦（圖書館學者錢存訓夫人）則在刊物上發表了日記、書信和散文。應該說這樣一份學校刊物給了很多同學練筆和思考的機會。
學校刊物的興辦，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張家孩子創辦家庭刊物《水》。根據張家長子張宗和的日記，1929年夏，《水》在蘇州九如巷張家創刊；這一年樂益女中的《綠葉》也在出版中。
張家的《水》作為家庭刊物，主要成員是當時的四姐妹和三個已經長大的男孩子，還有張家朋友竇祖麟、周有光。張家的《水》自撰、自編，自己印刷、發行，這些都無形鍛煉了張家孩子對於出版業的探索和認知，最主要的是影響了他們今後的寫作能力。後來在文學中有所成就的張允和、張兆和、張充和、張宗和等都得益于早期《水》的“營養”，後來1996年《水》雜誌的復刊人也正是張家二姐張允和。
1936年末，當張兆和已經開始小說創作時，張允和已經接替儲安平夫人端木露茜在《中央日報》的編輯崗位，主編《婦女與家庭》副刊，此前她已經在《蘇州明報》主編《蘇州婦女》專欄多時。此時，張充和則受胡適之邀在《中央日報》主編《貢獻》副刊。兩人在主編副刊期間，發表了大量的文論，為張允和以後的寫作奠定了基礎，更為張充和的藝術世界開拓了思維。
《書的故事》與《湖畔》
早在1934年，張允和就出版了自己的譯作《書的故事》，當時為中華書局的“中華文庫”叢書之一出版，後來此書又於1947年和2017年再版。
張允和早期譯作《書的故事》，1947年版
張允和在1934年12月的序言中提及：“人類是奇跡的創造者。可是他們所創造的許多奇跡之中，什麼東西是最珍奇呢？是飛機，潛艇，火車？是無線電話，有聲電影，傳真術？是各種駭人聽聞的軍器？不，全不是的。最珍奇的奇跡是一件我們所認為最平常的東西——書。這裡所說的書，可以是一串貝殼，一塊石頭，一方泥磚，一張皮革，一片草席，一卷絲綢，或一冊以紙訂成的我們所謂的書。任憑它的形式有九九八十一變，它的作用都是相同的——記錄人類的生活。”張允和還在序中提及：“本書作者伊林，是一位有名的少年讀物作家。他的作品在歐洲各國都受少年讀者的熱烈歡迎。在中國也已有了很好的印象。我希望這本書能不因我的譯筆拙劣而減少讀者的欣趣。本書翻譯時，承周耀平先生給我許多指教，在此附志謝意。”周耀平即張允和的丈夫周有光。此書中大量的插圖也很有趣，可謂文圖並茂，值得青少年閱讀。
書評人、閱讀鄰居創始人之一邱小石先生曾對比胡愈之的法譯本（1936年譯）和張允和的英譯本作出詳解：“英譯本不見了原書最後一章最末幾段文字，卻又在第三章後面，加了一個嘲笑黑人的故事。胡愈之請俄文專家原本核對，終覺自己的譯文是比較忠實於原著的，所以才覺得有再出版的必要。”
周有光先生是著名的語言學家，很少有人知道，周有光夫人張允和早期也曾從事過詩韻的研究，並出版過一本《詩歌新韻》，第一次印刷就是22000本，可見出版社對於這本書的重視。
這本由上海教育出版社於1959年11月出版的小書，字數13萬3千字。書的開本很小，787×1092，每本定價為0.50元。查周有光的年譜可知，周有光於1957年從上海經濟界被調往北京參加文字改革工作，並於1958年參與起草《中文拼音方案》，並出版了由他主編的《中文拼音詞彙》，1959年周有光出版了《拼音字母基礎知識》。而張允和在此期間積極參與對昆曲和歷史文化的研究，曾得到曲家俞平伯和時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的葉聖陶的肯定，於是張允和就“大著膽子”往前走了。想必這本小書就是在那一時期的研究成果。
趙景深在致信去臺灣的張元和時提及，“你的二妹允和在北京研習社。說來有趣，本來她是演旦的，近來忽發奇想，要演丑角了，在《守歲侍酒》裡，她扮演書童，他說演得很活潑生動。二妹夫周有光是語文專家，前些天還到我們復旦中文系來做過一次報告。你二妹還編了一本《新詩韻》。”查這封信寫於1962年5月。這本小書使得我們在人人熟知的“最後的閨秀”之外，還有一個同樣熱衷於語言學研究的張允和。
早期已經出版著作的還有沈從文的夫人張兆和。1941年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張兆和的短篇小說集《湖畔》，1999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作為民國女作家“虹影”系列之一，與蘇雪林、廬隱、石評梅、林徽因、張愛玲、梅娘等排為一列。編者孫晶在文前提及：“《文學叢刊》第七集裡收有一本短篇小說集《湖畔》。文字不多，僅100頁的篇幅，卻寫得輕靈別致，纖柔動人……張兆和的作品就數量來說並不多，而且她的創作以後未能繼續下去，而主要是做一些編輯方面的工作，但她的小說卻已風格自成，別具一番韻味。”
巴金對於張兆和的小說是頗為欣賞的，他早年即在《文學季刊》刊發張兆和的小說作品，鼓勵她寫下去。巴金在《懷念從文》中曾回憶：“一九三四年《文學季刊》創刊，兆和為創刊號寫稿，她的第一篇小說《湖畔》受到讀者歡迎。”令人遺憾的是張兆和後來並沒有繼續寫下去，再後來反倒去了《人民文學》做編輯，甘願為別人做嫁衣了。
如水流動，張家故事
1996年春，張家家庭刊物《水》在北京復刊，張允和擔負起了主編的大任，負責組稿、編寫、印刷、發行等等。這次的復刊對於張家文化的影響是較大的。這份家庭雜誌再次把散落在全世界的張家人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並實現了紙上的互動。
張允和主持復刊的《水》封面之一
這份家庭刊物經過多年的“經營”，不只是在整個大家族內部發生了影響，同時也吸引了家外的讀者，出版家范用、葉聖陶後代、歷史學者葛劍雄、戲劇名家胡忌、教育家匡亞明、文化學者鄭培凱等等，他們中的不少人直接請求訂閱這份內部刊物。因為《水》承載的不只是家庭文化，還包含著近代歷史和文化淵源，如有關樂益女中的創辦，有關女中裡幾位先鋒人物的歷史，張聞天、葉天底、胡山源、侯紹裘、韋布等等，以及有關張家的歷史、淮軍的歷史、抗戰的歷史，有關昆曲、書法、文學、園藝、詩詞等等方面，使得《水》更加豐富和深遠。
1999年6月出版的《張家舊事》（山東畫報出版社，張允和口述，葉稚珊編寫），可謂是“引爆”了張家文化進入社會的視野。同時在三聯書店出版的張允和個人著作《最後的閨秀》更是將張家文化向深處推進了一大步，迄今這本書仍在暢銷之中，據說是有關張家的書走得最好的一本。
2007年，當時任教于耶魯大學歷史系的金安平女士因為丈夫史景遷是傅漢思的學生，得以長期接觸張充和，從而投入大量精力奔走在國內外採訪四姐妹的故事，完成、出版了《合肥四姊妹》。此書曾以英文和中文分別出版，成為那一年出版的重要書目之一，這本書使得人們以一個更寬大、更廣博的視角去看待和瞭解張家文化，使得張家的文化進入世界人文視野，在近代歷史上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不再是單一的家庭個體。這本書對於張家文化進一步的研究，可謂是具有開拓性的。
此後有關張家文化的書有《水——張家十姐弟的故事》（張昌華、汪修榮編，安徽文藝出版社，2009年）、《似水華年——<水>與一個家族的精神傳奇》（王道編，新星出版社，2016年）、《流動的斯文——合肥張家記事》（王道著，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春夢水流痕——合肥張氏家族文化評傳》（陳泓著，鄭州大學出版社，2015年）。
以下為以個人名義出版分類：
張元和：《昆曲身段試譜》（張元和著，臺灣蓬瀛曲集，1972年）、《顧志成紀念冊》（張元和編，內刊，2002年）。
張允和：《曲終人不散》（張允和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浪花集》（允和、兆和等編著，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今日花開又一年》（周有光、張允和著，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年）、《昆曲日記》（張允和著，語文出版社，2004年）、《我與昆曲》（張允和著，龐暘編，百花文藝出版社，2014年）。
張兆和：《與二哥書》（張兆和著，中國婦女出版社，2007年）。
張充和：《陸機文賦》（陳世驤英譯本，張充和書文賦，美國加州，1952年，400本）、《書譜兩種》（張充和書，傅漢思譯，耶魯大學出版社，1995年）、《桃花魚》（張充和詩書，傅漢思譯，薄英製作，蟹羽出版社，140部）、《張充和小楷》（白謙慎編，重慶大學出版社，2002年）、《曲人鴻爪》（張充和口述，孫康宜撰寫，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古色今香：張充和題字選集》（張充和書，孫康宜編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張充和詩書畫集》 （張充和作，白謙慎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天涯晚笛——聽張充和講故事》（蘇煒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小園即事——張充和小文雅集》（張充和著，王道編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張充和手抄昆曲譜》（陳安娜編，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年）、《一曲微茫》（張充和、張宗和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張充和詩文集》（白謙慎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一生充和》（王道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張充和手抄梅花詩》（上海辭書出版社，2017年）。
張宗和：《梁山泊與開封府》（北新書局，1951年）、《秋燈憶語——張宗和的戰時絕戀》（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張宗和日記》（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
張定和：《昆劇<十五貫>曲譜》（朱素臣原著，陶金、張定和等改編，上海音樂出版社，1957年）。
張宇和：《中國果樹志：板栗 榛子卷》（張宇和合著，中國林業出版社，2005年）。
張寧和：《音樂表情術語字典》（吉蘭合著，人民音樂出版社，1958年）。
其中既有朱克敬的《柔遠新書》、李鴻章和丁日昌的《海防要覽》、日本岡本監輔的《萬國總說》、林則徐的《俄羅斯紀要》、姚石甫的《俄羅斯方域》、王韜的《操勝要覽》、張藎臣的《華洋戰書》等洋務派的論著，同時還收錄了薑子牙的《太公陰符經解》、孫武的《孫子九地篇》和諸葛亮的《火攻備要》等古代兵書，而且不少著述都是同時期所作的新說，對於當時的治國頗有現實意義。因此這部書對於當代研究中國洋務歷史有著很大的借鑒意義，從中也可見張樹聲的施政理念和治國思想。這一點在張樹聲的遺著《張靖達公奏議》中則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張靖達公奏議》是在張樹聲病逝多年後由其幕僚何嗣焜整理出版的。全書一函四冊，八卷，為光緒二十五年（1899）刻本。有關研究古籍版本的人士對此書稱：“該書老裝未襯，品相上佳，天頭敞闊，邊框線粗黑，字略扁，字體鐫刻精雅，墨色濃郁，點劃清晰，印製水準上佳，較初印。版面密而不擠，可謂上乘之本。”（《東方收藏》2014年第2期）
《張靖達公奏議》書影和內文
這部個人奏議集幾乎囊括了張樹聲在任上的所有重要言論，內容涉及國家體制、教育、軍事、學務、交通、稅務、水利、吏治、民政等等，共計143篇。安徽鄉賢陳滿意先生對這部奏議集曾有專文（《<張靖達公奏議>刊刻考釋》，《江淮文史》2017年9月刊）考證。據他的考證，該書系由張樹聲幕僚何嗣焜編輯，繆荃孫、劉世珩兩位藏書大家訂正，刊刻名家陶子麟槧刻，經多方努力，方成就了這套不可多得的雕版印刷精品。
何嗣焜是常州人，曾跟隨張樹聲長達20年之久。他少年即有詩才，先入李鴻章部參軍，後因長於文牘之才被張樹聲邀請入幕，從此南征北走，可謂是見證了張樹聲從一方長官到封疆大吏，直至曾經到達權力的最高峰，即直隸總督（署）。張樹聲代理直隸總督時果斷並妥善地處理了朝鮮內亂，當時正是在何嗣焜的傾力協助之下，因此張樹聲對何嗣焜稱讚有加，說他能勝任“一切吏治、軍謀、理財、柔遠諸大政”。後來張樹聲會同李鴻章為何嗣焜上奏請為直隸州知州（五品銜）賞戴花翎。
張樹聲病逝後，何嗣焜多次婉拒就任要職，到了光緒二十年受同鄉盛宣懷之邀參與創辦南洋公學，盡職盡責，親自授課，由此成就了後來的上海交通大學，至今上海交大博物館內還有何嗣焜的塑像，以示紀念。
何嗣焜在這部書的序言中明確點出了該集的編纂過程。在張樹聲去世五年後，“長公子藹青觀察之官四川始舉公奏草付武進何嗣焜屬為編次，未及卒業而索回，（光緒）二十一年靄青遽歿于川東道任，又三年，其弟次青觀察仍檢寄焉”。也就是說該書稿是由次子張次青把彙編重任委託給了何嗣焜，由此可見張家後人對於何嗣焜的信任。
作為文案秘書，何嗣焜自然也是值得信賴的。在此過程中他進行了嚴格的篩選，確保把最重要的內容、最精彩的奏議編輯出來，“發篋陳書，裡為八卷，都一百四十三篇，其尋常吏牘近於胥史所為者，皆不列於此”。按照何嗣焜的序言，此書於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完工，編輯完成後還邀請藏書名家校訂，可見極為負責。在序言中，何嗣焜還表達了對張樹聲的人格精神由衷的欽佩，“……好學不倦，折節下士，風采可惠愛，皆有湘鄉之流風餘韻焉。”
書中卷首為《禦碑文》和《諭祭文》，對於張樹聲一生的功績及對國家的貢獻予以褒獎。並有兩廣總督張之洞、兵部尚書彭玉麟、廣州將軍長善、廣東巡撫倪文蔚的《會奏積勞病故臚陳事蹟折》，對於張樹聲一生的戰功和施政成績，以及對於在擔任兩廣總督的兢兢業業一一陳述，奏請朝廷給予褒獎，記錄國史，同時對於後代張華奎、張雲霖、張雲鵠，給予優待。作為淮軍的創始人、直隸總督李鴻章所作的、在原籍合肥為張樹聲立祠的奏摺，其中詳細提及張樹聲在合肥建造圩堡阻擊太平軍並積極參與組建淮軍的歷程，說明地方強烈建議立祠紀念。同時還收錄了天津專祠的碑文。這些資料對於研究張樹聲的生平、家庭、出身等等，以及參與組建淮軍等方面都是極為重要的參考。
該書八卷分別為《吳中槀十篇》、《桂海槀十四篇》、《桂海槀十八篇》、《嶺南前槀二十一篇》、《嶺南前槀十六篇》、《畿輔槀三十一篇》、《嶺南後槀十六篇》、《嶺南後槀十七篇》等。
2013年北京德寶秋季古籍文獻拍賣會上曾經上拍此書，“是書開本敞闊，方字精刻，品相較佳”，一時引起藏家關注。後來，臺灣文海出版社曾作為“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十三輯”影印出版，封面特地在靖達公後注明為“樹聲”。
《張靖達公雜著》與手劄記錄
此後，一本《張靖達公雜著》的出版，則代表著張樹聲一生不為關注的詩詞學問。這本雜著為《清代詩文集彙編》中第69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於2010年出版影印本。此本原刻於宣統二年（武昌刻本），內中收有張樹聲的各類文函四十多篇。再看編者，正是張樹聲的侄子張雲錦。
《張靖達公雜著》影印本，原書出版於宣統年間
查閱《續修廬州府志》和張旭和修譜《肥西張公蔭公後裔譜資料彙編》，知張雲錦為張樹聲三弟張樹耲（櫰）的次子。張雲錦，邑稟生，官至江西候選知府，勳賞花翎，曾隨淮軍將領劉銘傳在臺灣辦事，其才情在今日可見的《順所然齋詩集》（光緒丁未年印）中有著充分體現。
在編輯此冊中，張雲錦認為先前他人編輯的《張靖達公奏議》八卷（光緒二十五年刊印），為張華鬥刊以行世，雲錦以為此種收錄的多是公文式的內容，不足以見伯父的才情。為此他決定編輯一冊包涵伯父詩詞、信函、古文等內容的紀念冊。但堂兄張靄卿（樹聲長子、華奎）及張雲林（樹聲次子、華軫，李識修的丈夫）先後下世，苦於資料匱乏，無從找尋，於是轉向張樹聲長孫張武齡（張冀牖）處尋找家藏資料，加上自己的多年搜求積累，最後整理成冊。其中選取了張樹聲致長子、致三弟的信函，還有致其他友人的信函，以及詩文、雜文等。
張雲錦作序時稱讚伯父文才未能盡情發揮，“公雖以武功起家，而自幼好學苦讀，靜思于歷朝經史，漢宋儒先各書及義理、詞章之學，靡不研究而得其門徑，故為文亦下筆千言，曲暢旁通，自達其意。惜乎始遭亂雜，繼典軍旅，終羈仕宦以致鞠躬盡瘁，卒于王事。既無暇專心著述，書劄亦多未錄……此編所錄公作千百中，僅存一二，而公一生學問經濟與其文字卓卓可傳……”在雲錦看來，伯父若是專心為學，應該會有豐富瑰麗的展示，但他在公務上盡職盡責，且在業餘時間加強自修，仍有很多值得整理和傳承下去的經世文章，可惜不少文章都散失了，有的還得到過曾國藩、李鴻章等人的稱讚。
在《張靖達公奏議》裡，更多的是涉及政務及公文式的文章，當然也有不少關於洋務的真知灼見。相比較，《張靖達公雜著》更接“地氣”，更家常化一些，例如張樹聲在光緒五年寫給長子的信中提及“此時間闈場既過，深沉已定，得固欣然，失亦不必為無益懊惱也”，述說了考場的慣例和常規。查詢其長子張華奎（舉人、戶部員外郎）年齡為32歲，應該是參加全國大試之時，但那一年（1879）他似未能獲得名次，他是光緒壬午年舉人（1882），但父親對他並未有任何壓力，只是提示他，用心應考，坦然面對結果，並說自己公務繁忙，“碌碌鮮暇，十月杪方能竣事，幸眠食如常，體氣尚健，差堪告慰。”
此書中收錄的張樹聲詩詞則有著別樣的文風。在此照錄兩首：
謁孝肅祠
城南一曲尚清流，風送荷香欄外秋。遺像至今傳鐵面，直臣豈肯作金鉤。
煙波浩淼藏魚艇，頻藻馨香薦古洲。漫說閻羅關節重，青宮事業等安劉。
過公瑾墓
鼎足功收一炬紅，白楊古墓嘯寒風。兩朝心腹推知己，半壁江山效死忠。
遺恨直吞漳水北，豪情猶唱大江東。英雄兒女今何往，埋玉深深惜此中。
從詩中自可見張樹聲的文采及對家鄉文化和先賢的熱愛。在近年一本新出版的《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大象出版社，2011年影印本，“國家清史編篡委員會·文獻叢刊”）中，第一輯中就收錄了張樹聲的稿本，介紹語中有：“存紮共兩函九冊，大八開本，裝裱工整，均親筆信，少數為幕僚代筆，如吳長慶函為張謇代筆，時張任吳幕。通信人有吳長慶、潘祖蔭、孫家鼐、張佩綸、文廷式、盛宣懷、周馥、剛毅、裕祿、汪鳴鑾、潘鼎新、張之洞、沈桂芬、曾國荃、潘鼎新、錢應溥、岑毓英、汪鳴鑾、宋慶等。多為直隸、兩廣總督任內之通信。”此書的出版可以看到更多有關張樹聲交往的情況，因為此書收錄的多為手劄、書信，所涉並非全是公務之事，且能順便看看張樹聲的書法，不過有些筆跡恐怕是出自秘書之手，還需甄別。
時間來到了張華奎的時代。作為張樹聲的長子，常年在四川任職，處理過不少棘手的教案，其中以“大足教案”為最，並妥善協調重慶開埠事宜，常年傾注於職務事務，積勞成疾，病逝于川東道任上，終年49歲。如果他得以長壽一定會有相關著作留下，從而延續毓秀堂的家刻本。不過他的大批藏書從四川運回後，使得張家後人得以受益匪淺。
從校刊《綠葉》到家刊《水》
延續張家出版葉脈的正是張華奎之子張冀牖，他在合肥以學儒家書籍為主，同時也大量閱讀了當時的進步思想刊物，並於1913年攜全家百十口人舉家南遷，先到上海，再到蘇州安家落戶。1921年他變賣部分家產創辦私立樂益女中。定名“樂益”，取“樂觀進取，裨益社會”之意，強調自己的辦學是“以適應社會之需要，而為求高等教育之階梯”。樂益女中當時就創辦了好幾份校刊，目前所見的《綠葉》（1929）、《樂益文藝》（1934）和幾份校內刊物和畢業刊物。
《綠葉》顯然是取校名“樂益”的諧音，小開本，精雅、秀麗，手寫的刊物名稱，透著親切。封面注明為“樂益出版社發行”，版權頁上還注明“樂益出版物之一，綠葉，實價大洋二角……發行處：蘇州樂益女子中學校”。由此可知，當時樂益女中的出版物不止一兩種，而且是公開發行的，有自己的出版社，有具體的定價。刊物中主要刊發校內師生的文學作品，涵蓋散文、詩歌、遊記等等，當時在校任教的匡亞明還特別作了序言說明：“這裡而所收集的十幾篇東西，都是同學們課內外——以課外居多——的作品。如果有人問，中學程度的學生能做什麼好東西來，值得鄭重其事的為她們出集子？那麼，請你費一兩個鐘頭的光陰到街頭坊間的書肆裡去看一看去，那些花花綠綠的洋裝的所謂當代文豪的五光十色的著作，比此何如？”匡亞明在序中說對這些嶄露頭角的未來作家們很是看好，因為她們的坦誠，因為她們的靈動，更因為她們的自由。“文藝是應該絕對有自由活動的領域，雖然藝術的形式有時候予以相當的束縛，但她的精神，她的靈魂，應當有絕對自由活動的餘地，自由活動的程度，決定他的作品的生命之偉大與否。”匡亞明的這篇極富情感的序言可謂是道破了樂益女中辦刊物的宗旨和希望。
張家樂益女中創辦的校刊《樂益文藝》，1933年出版
而出版於1934年1月13日的《樂益文藝》則內容更加豐富了，其中有散文、詩歌、遊記、文藝評論、隨筆、書信、劇作、水彩畫、鉛筆畫、粉畫等等，封面刊名的美術字體時尚而大氣，大開本，厚達200多頁。值得一提的，這些形式各異的作品幾乎都是學生們自由發揮而成的，且有的論文對於學校老師的觀點並不認同，從而有針對性地寫出與其商榷。從刊登的文章看，當時的初中女生已經具有相當成熟的世界觀和責任感，她們的話題涉及“中國目前需要怎樣的女性”、“你估量你自己將來做什麼”、“怎麼做個時代的女學生”、“為什麼要愛國”、“電影與社會教育”等等社會話題；同時還有大量的詩歌、遊記、書信等等也都是頗有新意，可謂是開一時先河。後來發現的張充和的三篇散文也是首發於此，分別為《我的幼年》、《梁石言先生傳略》、《別》。充和的當時好友、才女許文錦（圖書館學者錢存訓夫人）則在刊物上發表了日記、書信和散文。應該說這樣一份學校刊物給了很多同學練筆和思考的機會。
學校刊物的興辦，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張家孩子創辦家庭刊物《水》。根據張家長子張宗和的日記，1929年夏，《水》在蘇州九如巷張家創刊；這一年樂益女中的《綠葉》也在出版中。
張家的《水》作為家庭刊物，主要成員是當時的四姐妹和三個已經長大的男孩子，還有張家朋友竇祖麟、周有光。張家的《水》自撰、自編，自己印刷、發行，這些都無形鍛煉了張家孩子對於出版業的探索和認知，最主要的是影響了他們今後的寫作能力。後來在文學中有所成就的張允和、張兆和、張充和、張宗和等都得益于早期《水》的“營養”，後來1996年《水》雜誌的復刊人也正是張家二姐張允和。
1936年末，當張兆和已經開始小說創作時，張允和已經接替儲安平夫人端木露茜在《中央日報》的編輯崗位，主編《婦女與家庭》副刊，此前她已經在《蘇州明報》主編《蘇州婦女》專欄多時。此時，張充和則受胡適之邀在《中央日報》主編《貢獻》副刊。兩人在主編副刊期間，發表了大量的文論，為張允和以後的寫作奠定了基礎，更為張充和的藝術世界開拓了思維。
《書的故事》與《湖畔》
早在1934年，張允和就出版了自己的譯作《書的故事》，當時為中華書局的“中華文庫”叢書之一出版，後來此書又於1947年和2017年再版。
張允和早期譯作《書的故事》，1947年版
張允和在1934年12月的序言中提及：“人類是奇跡的創造者。可是他們所創造的許多奇跡之中，什麼東西是最珍奇呢？是飛機，潛艇，火車？是無線電話，有聲電影，傳真術？是各種駭人聽聞的軍器？不，全不是的。最珍奇的奇跡是一件我們所認為最平常的東西——書。這裡所說的書，可以是一串貝殼，一塊石頭，一方泥磚，一張皮革，一片草席，一卷絲綢，或一冊以紙訂成的我們所謂的書。任憑它的形式有九九八十一變，它的作用都是相同的——記錄人類的生活。”張允和還在序中提及：“本書作者伊林，是一位有名的少年讀物作家。他的作品在歐洲各國都受少年讀者的熱烈歡迎。在中國也已有了很好的印象。我希望這本書能不因我的譯筆拙劣而減少讀者的欣趣。本書翻譯時，承周耀平先生給我許多指教，在此附志謝意。”周耀平即張允和的丈夫周有光。此書中大量的插圖也很有趣，可謂文圖並茂，值得青少年閱讀。
書評人、閱讀鄰居創始人之一邱小石先生曾對比胡愈之的法譯本（1936年譯）和張允和的英譯本作出詳解：“英譯本不見了原書最後一章最末幾段文字，卻又在第三章後面，加了一個嘲笑黑人的故事。胡愈之請俄文專家原本核對，終覺自己的譯文是比較忠實於原著的，所以才覺得有再出版的必要。”
周有光先生是著名的語言學家，很少有人知道，周有光夫人張允和早期也曾從事過詩韻的研究，並出版過一本《詩歌新韻》，第一次印刷就是22000本，可見出版社對於這本書的重視。
這本由上海教育出版社於1959年11月出版的小書，字數13萬3千字。書的開本很小，787×1092，每本定價為0.50元。查周有光的年譜可知，周有光於1957年從上海經濟界被調往北京參加文字改革工作，並於1958年參與起草《中文拼音方案》，並出版了由他主編的《中文拼音詞彙》，1959年周有光出版了《拼音字母基礎知識》。而張允和在此期間積極參與對昆曲和歷史文化的研究，曾得到曲家俞平伯和時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的葉聖陶的肯定，於是張允和就“大著膽子”往前走了。想必這本小書就是在那一時期的研究成果。
趙景深在致信去臺灣的張元和時提及，“你的二妹允和在北京研習社。說來有趣，本來她是演旦的，近來忽發奇想，要演丑角了，在《守歲侍酒》裡，她扮演書童，他說演得很活潑生動。二妹夫周有光是語文專家，前些天還到我們復旦中文系來做過一次報告。你二妹還編了一本《新詩韻》。”查這封信寫於1962年5月。這本小書使得我們在人人熟知的“最後的閨秀”之外，還有一個同樣熱衷於語言學研究的張允和。
早期已經出版著作的還有沈從文的夫人張兆和。1941年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張兆和的短篇小說集《湖畔》，1999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作為民國女作家“虹影”系列之一，與蘇雪林、廬隱、石評梅、林徽因、張愛玲、梅娘等排為一列。編者孫晶在文前提及：“《文學叢刊》第七集裡收有一本短篇小說集《湖畔》。文字不多，僅100頁的篇幅，卻寫得輕靈別致，纖柔動人……張兆和的作品就數量來說並不多，而且她的創作以後未能繼續下去，而主要是做一些編輯方面的工作，但她的小說卻已風格自成，別具一番韻味。”
巴金對於張兆和的小說是頗為欣賞的，他早年即在《文學季刊》刊發張兆和的小說作品，鼓勵她寫下去。巴金在《懷念從文》中曾回憶：“一九三四年《文學季刊》創刊，兆和為創刊號寫稿，她的第一篇小說《湖畔》受到讀者歡迎。”令人遺憾的是張兆和後來並沒有繼續寫下去，再後來反倒去了《人民文學》做編輯，甘願為別人做嫁衣了。
如水流動，張家故事
1996年春，張家家庭刊物《水》在北京復刊，張允和擔負起了主編的大任，負責組稿、編寫、印刷、發行等等。這次的復刊對於張家文化的影響是較大的。這份家庭雜誌再次把散落在全世界的張家人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並實現了紙上的互動。
張允和主持復刊的《水》封面之一
這份家庭刊物經過多年的“經營”，不只是在整個大家族內部發生了影響，同時也吸引了家外的讀者，出版家范用、葉聖陶後代、歷史學者葛劍雄、戲劇名家胡忌、教育家匡亞明、文化學者鄭培凱等等，他們中的不少人直接請求訂閱這份內部刊物。因為《水》承載的不只是家庭文化，還包含著近代歷史和文化淵源，如有關樂益女中的創辦，有關女中裡幾位先鋒人物的歷史，張聞天、葉天底、胡山源、侯紹裘、韋布等等，以及有關張家的歷史、淮軍的歷史、抗戰的歷史，有關昆曲、書法、文學、園藝、詩詞等等方面，使得《水》更加豐富和深遠。
1999年6月出版的《張家舊事》（山東畫報出版社，張允和口述，葉稚珊編寫），可謂是“引爆”了張家文化進入社會的視野。同時在三聯書店出版的張允和個人著作《最後的閨秀》更是將張家文化向深處推進了一大步，迄今這本書仍在暢銷之中，據說是有關張家的書走得最好的一本。
2007年，當時任教于耶魯大學歷史系的金安平女士因為丈夫史景遷是傅漢思的學生，得以長期接觸張充和，從而投入大量精力奔走在國內外採訪四姐妹的故事，完成、出版了《合肥四姊妹》。此書曾以英文和中文分別出版，成為那一年出版的重要書目之一，這本書使得人們以一個更寬大、更廣博的視角去看待和瞭解張家文化，使得張家的文化進入世界人文視野，在近代歷史上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不再是單一的家庭個體。這本書對於張家文化進一步的研究，可謂是具有開拓性的。
此後有關張家文化的書有《水——張家十姐弟的故事》（張昌華、汪修榮編，安徽文藝出版社，2009年）、《似水華年——<水>與一個家族的精神傳奇》（王道編，新星出版社，2016年）、《流動的斯文——合肥張家記事》（王道著，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春夢水流痕——合肥張氏家族文化評傳》（陳泓著，鄭州大學出版社，2015年）。
以下為以個人名義出版分類：
張元和：《昆曲身段試譜》（張元和著，臺灣蓬瀛曲集，1972年）、《顧志成紀念冊》（張元和編，內刊，2002年）。
張允和：《曲終人不散》（張允和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浪花集》（允和、兆和等編著，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今日花開又一年》（周有光、張允和著，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年）、《昆曲日記》（張允和著，語文出版社，2004年）、《我與昆曲》（張允和著，龐暘編，百花文藝出版社，2014年）。
張兆和：《與二哥書》（張兆和著，中國婦女出版社，2007年）。
張充和：《陸機文賦》（陳世驤英譯本，張充和書文賦，美國加州，1952年，400本）、《書譜兩種》（張充和書，傅漢思譯，耶魯大學出版社，1995年）、《桃花魚》（張充和詩書，傅漢思譯，薄英製作，蟹羽出版社，140部）、《張充和小楷》（白謙慎編，重慶大學出版社，2002年）、《曲人鴻爪》（張充和口述，孫康宜撰寫，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古色今香：張充和題字選集》（張充和書，孫康宜編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張充和詩書畫集》 （張充和作，白謙慎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天涯晚笛——聽張充和講故事》（蘇煒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小園即事——張充和小文雅集》（張充和著，王道編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張充和手抄昆曲譜》（陳安娜編，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年）、《一曲微茫》（張充和、張宗和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張充和詩文集》（白謙慎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一生充和》（王道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張充和手抄梅花詩》（上海辭書出版社，2017年）。
張宗和：《梁山泊與開封府》（北新書局，1951年）、《秋燈憶語——張宗和的戰時絕戀》（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張宗和日記》（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
張定和：《昆劇<十五貫>曲譜》（朱素臣原著，陶金、張定和等改編，上海音樂出版社，1957年）。
張宇和：《中國果樹志：板栗 榛子卷》（張宇和合著，中國林業出版社，2005年）。
張寧和：《音樂表情術語字典》（吉蘭合著，人民音樂出版社，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