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為什麼落後？
朋友圈轉發《2017年， 恐怕正是美國的“萬曆十五年”》的文章很有意思， 對於明史來說， 萬曆十五年是中國和歐洲一個分水嶺， 往前中國領先歐洲， 往後中國一步步落後於歐洲， 慢慢跌入穀底， 到萬劫不復的地步。
我認可《2017年， 恐怕正是美國的“萬曆十五年”》對於明朝的分析， 財政崩潰是造成明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但是作者認為党爭是造成財政崩潰的主要原因， 東林黨人和皇權的黨爭， 造成收不上來富人（東南沿海）稅， 稅收不能支持北方的戰爭以及西北賑災， 造成財政崩潰， 使得明朝滅亡； 作者並不認可黃仁宇老先生把明朝滅亡原因歸結于明朝沒有能力進行數位化管理， 而使得稅收失控， 造成財政崩潰。 作者另外一個理由是當時歐洲也沒有能力進行數位化管理， 但走向了一條完全不同道路， 從而奠定了工業化。
我不認可作者“北山浮生這”一點，
十五世紀初歐洲正在走出黑暗的中世紀， 基本上處於政教合一的社會， 天主教處於絕對主導地位， 而國家政權大部分還是在城堡經濟走向城市經濟擴張當中， 一個城市基本就是一個國家， 如十五世紀威尼期就是一個國家， 並沒有地域廣大的羅馬帝國（義大利）， 比較大一點的就是英格蘭和蘇格蘭， 如果把當時歐洲最大國家和明朝相比較， 歐洲國家不過和明朝的“府”相當，
因為國家概念比較小，
這城堡主和貴族只能世襲，
再加當時的歐洲也沒有科舉制度，
所以想通過讀書成為國家高級管理人員或是貴族就幾乎沒有可能。
天主教、城堡主和貴族構建的社會基礎，
奠定了歐洲後來數位化管理雛形！
首先是天主教！
歐洲天主教徒要向教會和教廷表達自己忠心， 最好的辦法是捐獻自己財產， 羅馬教廷和各地教堂規定天主教稅制：什一稅（也就是你每年要交收入的十分之一給羅馬教廷， 否則你就會下地獄）， 以及後來羅馬教廷發行贖罪券等變相稅收（天堂門票）， 讓歐洲稅基是基於收入而非人頭， 這是歐洲國家稅基和明朝稅基的最大區別；所有這些基本均是基於數字的管理， 這樣在進入天堂的時候， 富人有優先權；正是因為天主教進行恐嚇， 讓富人願意多交稅， 客觀上造成了富人多繳稅， 窮人少繳稅。
而且當時羅馬教廷和各地教堂供養人數並不很多，
同時歐洲教堂（特別是一些偏遠的地區）擁有者往往是這個地區貴族， 類似中國祠堂， 也是這個地方的最高行政長官， 反觀中國， 一個地方行政長官基本上是中央政府委派， 從秦漢開始， 因為反F原因， 官員必須是異地委派， 當地名門旺族和當地知府來源幾乎不是同一個地方， 加上明朝官員任期制（五年進行考核）， 造成官員短期行為就更為明顯， 撈一把想法要遠比歐洲當時貴族、教堂牧師、各級主教要嚴重的多， 所以明朝官員至少在主觀上沒有動力進行數位化管理。
再者作為當時歐洲城堡主的國王，管轄面積要遠遠小於明朝皇帝管轄區域，假設明朝崇禎不相信任何人，自己要到全國巡查，從北京到廣州一個來回就需要半年以上時間，所以明朝皇帝只能是採用代理人制度來進行層層管理，在這個層層管理當中，上傳下達命令就會走形（因為官員和皇帝利益並不相同），可以想像明朝張居正推進數位化管理而收集上來的資料一定是失真的，數位化管理非常困難以至到不可能進行，這也是王安石變法，張居正一條鞭法全部失敗的原因。因為不能進行數位化的管理，推行基於財產或是收入基稅就是不可能了，只能進行最為簡單的人頭稅，而人頭稅只能是窮人繳更多稅，而富人不繳稅。
而基於城堡經濟的歐洲的王公貴族，管理的面積相當狹小，如當時歐洲最為富裕威尼斯，威尼斯國王不要說騎馬，就算划船一個月之內也能把整個王國也能巡視一遍， 加上小城堡管理人員是當地貴族，政令上傳下達相對就很簡單，所以想要從進行數字管理，進行財產和收入造冊也沒有什麼困難。同時國王也要向天主教堂進貢，也必須進行數位化管理，客觀上也帶動了歐洲進行數位化管理水準。
進而無論當時的威尼斯，後來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以及工業革命前的英國， 均是商業文化、海盜文化、以及殖民地搶劫文化，所有這些文化均是要基於數位化進行管理的，如果說西班牙商船從墨西哥運來一船銀子卻沒有對應數位和帳本，以及從東方運過來的瓷器、絲綢和茶業的利潤是一筆糊塗賬，這是不可想像的。
正是因為歐洲的黑暗中世紀、葡萄牙西班牙大航海時代奠定了歐洲的數位化管理的基礎， 也為後來的工業化革命帶來了便利，可以說沒有數位化管理，就不會有英國的專利制度， 沒有專利制度就不會有英國工業大爆發。
在財政行將崩潰的時候，國王要加稅，歐洲的反應和明朝的反應就完全不同，歐洲造反的往往是貴族（貴族要繳更多稅），而明朝造反就是李自成（窮人要繳更多稅而活不下去）。
所以明朝官員至少在主觀上沒有動力進行數位化管理。再者作為當時歐洲城堡主的國王，管轄面積要遠遠小於明朝皇帝管轄區域，假設明朝崇禎不相信任何人，自己要到全國巡查，從北京到廣州一個來回就需要半年以上時間，所以明朝皇帝只能是採用代理人制度來進行層層管理，在這個層層管理當中，上傳下達命令就會走形（因為官員和皇帝利益並不相同），可以想像明朝張居正推進數位化管理而收集上來的資料一定是失真的，數位化管理非常困難以至到不可能進行，這也是王安石變法，張居正一條鞭法全部失敗的原因。因為不能進行數位化的管理，推行基於財產或是收入基稅就是不可能了，只能進行最為簡單的人頭稅，而人頭稅只能是窮人繳更多稅，而富人不繳稅。
而基於城堡經濟的歐洲的王公貴族，管理的面積相當狹小，如當時歐洲最為富裕威尼斯，威尼斯國王不要說騎馬，就算划船一個月之內也能把整個王國也能巡視一遍， 加上小城堡管理人員是當地貴族，政令上傳下達相對就很簡單，所以想要從進行數字管理，進行財產和收入造冊也沒有什麼困難。同時國王也要向天主教堂進貢，也必須進行數位化管理，客觀上也帶動了歐洲進行數位化管理水準。
進而無論當時的威尼斯，後來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以及工業革命前的英國， 均是商業文化、海盜文化、以及殖民地搶劫文化，所有這些文化均是要基於數位化進行管理的，如果說西班牙商船從墨西哥運來一船銀子卻沒有對應數位和帳本，以及從東方運過來的瓷器、絲綢和茶業的利潤是一筆糊塗賬，這是不可想像的。
正是因為歐洲的黑暗中世紀、葡萄牙西班牙大航海時代奠定了歐洲的數位化管理的基礎， 也為後來的工業化革命帶來了便利，可以說沒有數位化管理，就不會有英國的專利制度， 沒有專利制度就不會有英國工業大爆發。
在財政行將崩潰的時候，國王要加稅，歐洲的反應和明朝的反應就完全不同，歐洲造反的往往是貴族（貴族要繳更多稅），而明朝造反就是李自成（窮人要繳更多稅而活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