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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師大學堂編書局譯書局:儒典西學,官修官譯(上)韋力撰

在北京最先官辦的外文學習和出版機構是同文館, 該館的開辦期內據說花費了二十余萬兩白銀, 為此引起了輿論的非議, 有不少人稱花了這麼多錢卻並沒有預期的效果。 其實人們只是很急功近利的要看到立即出現的效果, 而對於觀念的培養以及風氣的轉變需要很長的一個週期。

但是輿論有時候也能左右政策, 到了光緒二十四年五月, 孫家鼐給朝廷上了“奏陳開辦京師大學堂辦法折”, 他提出在大學堂內附設編書局和譯書局, 以此來替代同文館。 他的這個提議得到了皇帝的批准, 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三日,

皇帝下了“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著照所議章程辦理並派孫家鼐管理大學堂事務諭旨”。 該諭旨中稱“軍機大臣會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奏遵旨籌辦京師大學堂, 並擬詳細章程繕單呈覽一折, 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 必須規模閎遠, 始足以隆觀聽而育人才。 現據該王大臣詳擬章程, 參用泰西學規, 綱舉目張, 尚屬周備。 即著照所議辦理。 派孫家鼐管理大學堂事務, 辦事各員由該大臣慎選奏派;至總教習綜司功課, 尤須選擇學賅中外之士, 奏請簡派。 其分教習各員, 亦一體精選, 中西並用。 所需興辦經費及常年用款, 著戶部分別籌撥。 所有原設官書局及新投譯書局, 均著併入大學堂, 由管學大臣督率辦理。

在城牆遺址公園內看到的仿古建築

皇帝批准了孫家鼐的建議, 並命他來組織官員開辦京師大學堂, 同時說原來開辦的官書局以及新設的譯書局全部併入大學堂中由孫家鼐統一管理。 同時在五月期間軍機大臣與總理衙門經過商議準備讓編譯局來統一編寫和編譯學校用的課本,

到了七月十四日, 黃贊樞提請裁撤同文館, 將其併入京師大學堂。

快樂

朝廷在批准孫家鼐建立京師大學堂的同時又任命梁啟超去負責辦理譯書局之事, 光緒二十五年七日的諭旨中同時稱:“舉人梁啟超著賞六品銜辦理譯書局事務”。

而後梁啟超就給皇帝上了“奏譯書局事務折”, 他在此折中首先提到了十條章程, 以此來聲明他的辦學宗旨, 比如他在其中一條中稱“查原章溥通學第一門為經學, 原奏亦有將經史等書撮其精華之語。 惟六經如日中天, 字字皆實, 凡在學生皆當全讀, 既無糟粕之可言, 則全體精華何勞撮錄。 可否將經學一門提出不在編譯之列。 ”

牆上的圖案

看來梁啟超當時的辦學觀點還是很正統, 因為他強調傳統的經學是最重要的學問, 應當讓學生們全部熟讀用不著將經學著作進行編譯, 而對於西方的修養學, 梁啟超則提出可以用宋明理學家的語錄來進行彙集“泰西、日本各種學校, 皆有修身一科, 無非薈萃前言, 往行以為薰陶德性之助。 今理學門功課書, 擬輯宋明諸賢語錄文集之名言, 分類纂成, 使學者讀之以為立身根底。 ”對於編譯局所出之書他認為也應當以很便宜的價格賣給其它省市的學堂, 以便讓這樣的治學觀念廣泛的傳播“各書除備送大學堂應用外, 其餘各省每學堂按送一分,餘則以賤價廉售。”

北河沿大街西側

這一帶的站名

其實譯書局所用之書,孫家鼐也給皇帝上了“協辦大學士孫家鼐奏請譯書局編纂各書請候欽定頒發並請嚴禁悖書事”。孫在奏摺中強調了編譯局買書的重要性“伏乞皇上簡派大員,管理京師大學事務,即以節制各省所設之學堂等語。是學堂教育人才,首以書籍為要,而書籍考訂尤不可不精。若使書中義理,稍有偏歧,其關乎學術人心者,甚非淺鮮。”

城牆遺址公園介紹牌

但是他接下來又說了這樣一大段話“臣觀康有為著述,有《中西學門徑七種》一書,其第六種幼學通議一條,言小學教法,深合古人《學記》中立教之意,最為美善。其第四種、第五種春秋界說、孟子界說言公羊之學及孔子改制考。其八卷中,《孔子制法稱王》一篇,雜引讖緯之書,影響附會,必證實孔子改制稱王而後已。言《春秋》既作,周統遂亡,此時王者即是孔子。無論孔子之心,斷無此僭亂之心,即使後人有此推尊,亦何必以此事反復徵引、教化天下。方今聖人在上,奮發有為。康有為必欲以衰周之事行之今時。竊恐以此為教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謂素王可作。是學堂之設,本以教育人才,而轉以蠱惑民志,是導天下於亂也。履霜堅冰,臣實懼之,一旦犯上作亂之人,起于學堂之中,臣何能當此重咎?皇上既令臣節制各省學堂,臣以為康有為書中,凡有關孔子改制稱王等字樣,宣明降諭旨,亟令刪除。”

這段話顯然是沖康有為而來者,孫家鼐認為所著的幾部書有悖聖人之教,所以他提請皇上應當禁止康有為這些著作的流傳。但是梁啟超乃是康有為最著名的弟子,孫家鼐提出禁止他老師的著作,這不知道讓梁啟超作何感想。

滿鋪地板的街道

開辦京師大學堂,當然需要相應的辦公場所,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二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奕劻給皇上上了奏摺“臣等奉命承修大學堂工程,業經電知出使日本大臣裕庚,將日本大學堂規制廣狹,學舍間數,詳細繪圖貼說,諮送臣衙門參酌辦理。現在尚未寄到,將來按圖察勘地基,庀材鳩工,亦尚需時日,自不得不權假邸舍,先行開辦。臣等查地安門內馬神廟地方,有空間府第一所,房間屬整齊,院落亦甚寬敞,略加修茸,即可作為大學堂暫時開辦之所。”

看來那時的教科書得自日本,而建校的規劃也是仿照日本的大學而來者,但是建造一所大學總需要不短的時間。但是學校要馬上開辦就需要先找一處場地,於是奕劻就提出在地安門內馬神廟一帶有一處空閒的場院,他們準備略加整修後作為大學堂的開辦之所。而後來的京師大學堂編書局和譯書局就一併開辦於此處,可惜的是這個完整的規劃在兩年後因為戰爭而終止。

占車位的奇妙方法

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打入北京,兩宮帶著皇帝一同躲到了西安,京師同文館遭到解散,到了轉年十二月皇帝下旨將同文館併入京師大學堂。同時任命刑部尚書張百熙為管學大臣,命令他“酌采中西有用之學”,重建京師大學堂。其實原本在戊戌政變時張百熙因為支持變法而受到了留任處分,後來慈禧太后準備實施新政,又重新啟用張百熙為刑部尚書,接下來又任命他為管學大臣。

而後張百熙提議請桐城派傳人吳汝綸為大學堂總教習,請嚴複任大學堂譯書局總纂,他的提議都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但是吳汝綸提出他首先要到日本進行考察,以便瞭解日本的學校是如何設置,張百熙同意了他的要求。可惜吳汝綸歸國後不久就得了病,他還沒來得及到京師大學堂任總教習就去世了。但無論怎樣京師大學堂總算辦了起來,而同時對於教科書的編寫也很快予以著手。

張百熙在籌建京師大學堂的同時又給皇帝上了“奏請設立譯局與分局”折,其在折中稱“中國譯書近三十年,如外洋地理、名物之類、往往不能審為一定之音,書作一定之字。擬由京師譯局定一凡例,列為定表,頒行各省。以後無論何處譯出之書,即用表中所定名稱,以歸劃一,免淆耳目。”

看來那個時候翻譯西洋之書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統一的名詞翻譯辦法,所以張提議應當設立譯書局來確實統一的人名地名的確切翻譯方式。

其餘各省每學堂按送一分,餘則以賤價廉售。”

北河沿大街西側

這一帶的站名

其實譯書局所用之書,孫家鼐也給皇帝上了“協辦大學士孫家鼐奏請譯書局編纂各書請候欽定頒發並請嚴禁悖書事”。孫在奏摺中強調了編譯局買書的重要性“伏乞皇上簡派大員,管理京師大學事務,即以節制各省所設之學堂等語。是學堂教育人才,首以書籍為要,而書籍考訂尤不可不精。若使書中義理,稍有偏歧,其關乎學術人心者,甚非淺鮮。”

城牆遺址公園介紹牌

但是他接下來又說了這樣一大段話“臣觀康有為著述,有《中西學門徑七種》一書,其第六種幼學通議一條,言小學教法,深合古人《學記》中立教之意,最為美善。其第四種、第五種春秋界說、孟子界說言公羊之學及孔子改制考。其八卷中,《孔子制法稱王》一篇,雜引讖緯之書,影響附會,必證實孔子改制稱王而後已。言《春秋》既作,周統遂亡,此時王者即是孔子。無論孔子之心,斷無此僭亂之心,即使後人有此推尊,亦何必以此事反復徵引、教化天下。方今聖人在上,奮發有為。康有為必欲以衰周之事行之今時。竊恐以此為教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謂素王可作。是學堂之設,本以教育人才,而轉以蠱惑民志,是導天下於亂也。履霜堅冰,臣實懼之,一旦犯上作亂之人,起于學堂之中,臣何能當此重咎?皇上既令臣節制各省學堂,臣以為康有為書中,凡有關孔子改制稱王等字樣,宣明降諭旨,亟令刪除。”

這段話顯然是沖康有為而來者,孫家鼐認為所著的幾部書有悖聖人之教,所以他提請皇上應當禁止康有為這些著作的流傳。但是梁啟超乃是康有為最著名的弟子,孫家鼐提出禁止他老師的著作,這不知道讓梁啟超作何感想。

滿鋪地板的街道

開辦京師大學堂,當然需要相應的辦公場所,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二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奕劻給皇上上了奏摺“臣等奉命承修大學堂工程,業經電知出使日本大臣裕庚,將日本大學堂規制廣狹,學舍間數,詳細繪圖貼說,諮送臣衙門參酌辦理。現在尚未寄到,將來按圖察勘地基,庀材鳩工,亦尚需時日,自不得不權假邸舍,先行開辦。臣等查地安門內馬神廟地方,有空間府第一所,房間屬整齊,院落亦甚寬敞,略加修茸,即可作為大學堂暫時開辦之所。”

看來那時的教科書得自日本,而建校的規劃也是仿照日本的大學而來者,但是建造一所大學總需要不短的時間。但是學校要馬上開辦就需要先找一處場地,於是奕劻就提出在地安門內馬神廟一帶有一處空閒的場院,他們準備略加整修後作為大學堂的開辦之所。而後來的京師大學堂編書局和譯書局就一併開辦於此處,可惜的是這個完整的規劃在兩年後因為戰爭而終止。

占車位的奇妙方法

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打入北京,兩宮帶著皇帝一同躲到了西安,京師同文館遭到解散,到了轉年十二月皇帝下旨將同文館併入京師大學堂。同時任命刑部尚書張百熙為管學大臣,命令他“酌采中西有用之學”,重建京師大學堂。其實原本在戊戌政變時張百熙因為支持變法而受到了留任處分,後來慈禧太后準備實施新政,又重新啟用張百熙為刑部尚書,接下來又任命他為管學大臣。

而後張百熙提議請桐城派傳人吳汝綸為大學堂總教習,請嚴複任大學堂譯書局總纂,他的提議都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但是吳汝綸提出他首先要到日本進行考察,以便瞭解日本的學校是如何設置,張百熙同意了他的要求。可惜吳汝綸歸國後不久就得了病,他還沒來得及到京師大學堂任總教習就去世了。但無論怎樣京師大學堂總算辦了起來,而同時對於教科書的編寫也很快予以著手。

張百熙在籌建京師大學堂的同時又給皇帝上了“奏請設立譯局與分局”折,其在折中稱“中國譯書近三十年,如外洋地理、名物之類、往往不能審為一定之音,書作一定之字。擬由京師譯局定一凡例,列為定表,頒行各省。以後無論何處譯出之書,即用表中所定名稱,以歸劃一,免淆耳目。”

看來那個時候翻譯西洋之書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統一的名詞翻譯辦法,所以張提議應當設立譯書局來確實統一的人名地名的確切翻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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