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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夏天， 毛澤東在北戴河海濱撫今追昔， 吟出膾炙人口的《浪淘沙·北戴河》， 一句“往事越千年， 魏武揮鞭， 東臨碣石有遺篇”， 使得簡稱“碣石”的古今有名的觀海勝地碣石山變成一個惹人注目的歷史地名， 引起了學術界及各方面人士的密切關注。
關於碣石山， 傳統的說法主要有兩種， 一是淪於海說， 據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有關記述， 有人以為古碣石山在六朝以後業已沉淪入海， 其沉淪之地約在與昌黎縣比鄰的樂亭縣附近的渤海海域；一是古今碣石為一山說， 即認為古碣石山即今昌黎城北的碣石山，
郭雲鷹作為《禹貢碣石山》一書的主編， 親自撰有《曹操東臨之碣石在無棣》。 他在寫《曹操東臨之碣石在無棣》時， 為把曹操“東臨”的“碣石”， 說成是山東省無棣縣距海有25公里， 海拔63.4米， 方圓0.39平方公里的馬穀山， 獨出心裁地把曹操當年吟出的《碣石篇》（一作《步出夏門行》）的時間前推一年，
翻閱《三國志·魏書·武帝紀》， 不難發現， 其中確實有曹操在建安十一年八月“東討海賊管承”的記載：“公東征海賊管承， 至淳于， 遣樂進、李典擊破之， 承走入海島。 割東海之襄賁、郯、戚以益琅邪， 省昌慮郡。 ”《資治通鑒》亦循之記有：“曹操東討海賊管承， 至淳於， 遣將樂進、李典擊破之， 承走入海島。 ”那麼， “淳于”在何地， 是在無棣一帶嗎？查閱《中國歷史地圖集》， 不難發現， 原為古淳于國所在地的漢朝淳於縣， 故址在無棣縣東南約200公里的今山東省安丘市東北某地。 也就是說， 在那一年春天結束刺史部設在今山西太原一帶的並州戰事的曹操， 在那一年秋天的確曾經率領大軍渡過黃河， 進抵山東半島西部的今安丘一帶“東征海賊管承”；當時， 曹操派大將樂進、李典擊破了刺史部設在今山東臨淄的青州沿海地區作亂的“海賊管承”設置的陣營，
據《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記載，曹操是在建安十二年（西元207年）春天由淳於回到鄴城的（“十二年春二月，公自淳於還鄴”）。顯然，曹操在淳於度過了一個冬天，在那一帶先後逗留有四五個月。在此期間，他極可能在指揮樂進、李典等將領把在青州和徐州交匯的黃海沿海地區作亂的“海賊管承”趕到“海島”以後，做了不少鞏固“海防”的工作，如“割東海之襄賁、郯、戚以益琅邪，省昌慮郡”等。同時，鑒於盤踞在幽州刺史部塞外地區的烏桓作亂的局勢，他開始著手做北征烏桓（史書又記作“烏丸”）的準備工作。這從《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記他在返回鄴城之前，有“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余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以家人子為己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強，為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害。公將征之，鑿渠，自呼〓入〓水，名平虜渠；又從〓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的記述可知。在曹操坐鎮淳於平息“海賊管承”之亂時，“數入塞為害”，“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余萬戶”（幽州刺史部設在今北京一帶；“略”通“掠”），與袁紹之子袁尚、袁熙等勾結的“烏丸”，特別是在遼西郡塞外地區稱雄一時的遼西單于蹋頓，已經成為曹操完成統一北方大業的心腹大患。曹操在平息東海的“海賊管承”之亂後，不得不厲兵秣馬，準備大舉北征烏桓。為了北征烏桓，他下令在冀州河間國與勃海郡的北部交界地帶開鑿平虜渠（由鄴城流過來的漳水下游——呼沱河通往其北的〓水，在今河北青縣至天津靜海一帶），又在〓河口鑿入潞河，開挖今天津海河口內至寶坻一帶的泉州渠，並在泉州渠北端開挖向東通向濡水（灤河）的新河，從而使這幾段管道連通成由鄴城通往遼西郡西南部沿海地區的一條軍運水道。這條溝通冀州和幽州沿海地區南北水道的浩大工程，當修于建安十一年秋後和建安十二年開春。從《三國志·魏書·武帝紀》的記載可知，曹操在返回鄴城論功行賞之後，見平虜渠、泉州渠和新河即將連通，遂準備北征烏桓（“將北征三郡烏丸”）。就在是年夏天，曹操準備發兵北征烏桓之際，不少將領認為袁紹之子袁尚亡命烏桓，乃“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並不會聽從袁尚的蠱惑作亂的；而若深入遼河以西山地的烏桓後方大舉征討烏桓和袁尚兄弟，寄身荊州（今河南新野）的處心積慮、蠢蠢欲動的劉備就有可能說服劉表襲擊漢獻帝遷徙的國都許縣（今河南省許昌縣）一帶，危及社稷安全，“萬一為變，事不可悔”。當時，“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公行”（謀臣郭嘉認為劉表是不會聽從劉備的建議北犯許縣的），曹操遂于“夏五月，至無終”，率領大軍北征烏桓。是年，“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為鄉導，公從之。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裡，經白檀，曆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甚盛。公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陳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先鋒，虜〓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余萬口”。從這些記載不難得知，曹操是在西元207年6月至7月間到達屯軍之地無終（今天津市薊縣）的，8月間正待進軍時，恰逢“大雨落幽燕”，山洪暴發，瀝澇成災，途經碣石山的沿海道路已經不通（《三國志·魏書·田疇傳》記：“時方夏雨水，而濱海〓下，濘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雲行雨步”，頗有“越超九江之皋”之概，這使得曹操不由想起臨行前的南征、北征之爭來，心中充滿了矛盾與焦慮。顯然，曹操在到達無終之後，見雨後進軍的艱難景況，勝過南方佈滿沼澤地帶的“九江”（漢時認為《尚書·禹貢》所說的“九江”在洵陽，即今湖北武穴、黃梅一帶，此處借喻荊州一帶），北征烏桓通往碣石山的濡水下游沿海地帶的道路濘滯不通，如同澤國一般，跟原來想像的大不相同，“軍不得進”，真點後悔不如索興揮鞭南征了。幸好，天無絕人之路，當地名士田疇指引了一條“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三國志·魏書·田疇傳》）的穿山越嶺之路，遂引軍出盧龍塞（燕山山脊，在喜峰口一帶）；大軍“塹山堙谷五百餘裡”，順濡水河道，經白檀（今河北灤平），曆平岡（今河北省平泉縣與內蒙古自治區寧城縣交界處），穿越鮮卑東部地區（即“鮮卑庭”），整整繞了一個大圈子才到達遼西郡西北部的柳城（今遼寧朝陽）。是年9月至10月間，曹操率領北征大軍在白狼山一帶（今遼寧省建昌縣東北）與烏桓展開激烈戰鬥，獲得大勝。“九月，公引兵自柳城還”。在那年10月間，曹操在基本平息烏桓和袁尚、袁熙兄弟製造的禍亂以後，從柳城引兵凱旋而歸，一路走走停停，至“十一月至易水”（今河北涿州一帶）；到“十三年春正月”，“還鄴”。歸來時，大軍未再取道塞外道絕不通、苦不堪言的“回頭路”，而是沿著有沿海通途的遼西走廊返回的。在返回途中，曹操“東臨碣石，以觀滄海”（碣石山位於遼西走廊的西口部位），吟出了千古絕唱《碣石篇·觀滄海》：“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裡。幸甚至哉，歌以詠志。”後來，又吟出了《冬十月》、《土不同》和《龜雖壽》，組成被後人稱作《碣石篇》的《步出夏門行》。在給《步出夏門行》作“豔”（曲引）時，曹操情不自禁地追述了此次北征的際遇和心跡：“雲行雨步，越超九江之皋。臨觀異同，心意懷遊豫，不知當複何從。經過至我碣石，心惆悵我東海。”“雲行雨步”，是借用《易·乾·文言》中“雲行雨施”句改字，描寫出征時遇到大雨滂沱，面臨的道路顯得比南征荊州還要艱難的情景；不然，他就不會說“越超九江之皋”（皋，沼澤）了。曹操的《步出夏門行·豔》中的“臨觀異同，心意懷遊豫，不知當複何從”句，依據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余冠英選注《三曹詩選》（1956年第1版、1979年第2版）一書解釋，“異同”指南征和北征兩種意見，“遊豫”就是“猶豫”，言徘徊於兩種意見之間，初意打算南征，等到臨觀異同之後便猶豫起來。這樣解釋，也未嘗不可，問題在於余冠英先生把“游豫”解釋成“猶豫”是無據而不確切的。據《漢語大詞典》，“遊豫”一詞出自《孟子·梁惠王下》關於“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為諸侯度。’”的記載，正由於此，“遊豫”被古人用以指帝王出巡；顯然，曹操的“心意懷遊豫”，是指懷藏的“心意”是在漢獻帝東遷的國都許縣一帶，惦念的是漢獻帝駐蹕的許縣一帶的安危（那裡出了問題，他就很難“挾天子而令諸侯”了）。當然，出征時見到面臨的“雲行雨步，越超九江之皋”的困境，使得他的這種心思就更加沉鬱，甚至有點後悔不如去南征劉表，也在情理之中。“經過至我碣石，心惆悵我東海”，則是在說曹操“東臨碣石，以觀滄海”之後遇到的另一件事。這從《後漢書·獻帝紀》的有關記載中可以找到注腳。《後漢書·獻帝紀》在記建安十二年“冬十月”的“辛卯”之日“有星孛於鶉尾”之後14天，即在“冬十月”的“乙巳”之日，又記“黃巾賊殺濟南王〓（yūn）”。也就是說，在“辛卯”日“有星孛於鶉尾” 之後14天，在“乙巳”日，漢末起義的黃巾軍殺入青州腹地，在濟南國殺死了濟南王劉〓。濟南王劉〓分封的濟南國都邑東平陵在今山東省漳丘縣城西偏南，“黃巾賊殺濟南王〓”，當是到處轉戰，或是在青州複起的黃巾軍在這年冬天進襲青州的中心地域，在青州城附近的濟南國殺死了濟南王劉〓。“冬十月”從青州傳來黃巾軍殺死濟南王劉〓這一震動朝野的消息，使“經過至我碣石”，繼續行走在回師途中的曹操憂心紛紛，不由得不“惆悵”起青州一帶的“我東海”來。這是曹操當時的思想與心境的真實寫照與自然流露，怎麼能像郭雲鷹在《曹操東臨之碣石在無棣》一文中說的那樣，是曹操到青州“討伐海賊管承，到達渤海郡碣石，還在醞釀是南征還是北伐，面對處在水深火熱中的人民‘心惆悵’”呢！徐景江的《從〈步出夏門行〉探尋曹操東臨之碣石》解釋得似乎更加混亂：“此‘豔’的意思：曹操初意打算南征荊州，施澤惠給江南人民。面對北伐和南征兩種不同意見，便猶豫起來，不知如何為好。到達碣石後，看到百姓所受的壓迫，心情更加傷感。”“《觀滄海》詩，多數學者認為是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北伐烏桓得勝回師途中登昌黎碣石山所作。但《步出夏門行》‘豔’辭中描述的卻是曹操徘徊於北伐、南征兩種意見之間，猶豫不決，‘不知當複何從’。可見，這組詩應作於曹操北伐烏桓前。曹操經過至我的‘碣石’，也絕非是昌黎的碣石山。”徐景江在中華詩詞論壇網站貼文《找到曹操東臨之碣石》時又進一步說：“建安十一年三月，曹操打敗高幹。至此，北方四州（冀、幽、青、並）皆歸曹操，北伐烏桓、南征劉表提上了議程，部下諸將多數主張南征劉表，惟有郭嘉主張北伐烏桓，曹操被是北伐還是南征所困惑，‘心意懷遊豫’。此時，海賊作亂。曹操率大軍自並州東征青州海濱郡縣海盜頭目管承，到達時屬冀州渤海郡的無棣縣馬穀山，而此山既是突兀於渤海岸邊的《禹貢》碣石，又是北京、天津以南，濟南、淄博以北廣大範圍內惟一的一座山體。”對此，郭雲鷹在《曹操東臨之碣石在無棣》一文中也說：曹操“起初打算南征荊州，恩澤江南人民，但郭嘉認為先北伐為好。面對兩種意見，猶豫不決。討伐海賊管承，到達渤海郡碣石，還在醞釀是南征還是北伐，面對處在水深火熱中的人民‘心惆悵’。”又說：“因為，當時整個北方四州（冀、幽、青、並）皆歸操，只有幽州東部還為烏桓佔領。‘經過至我碣石’，‘不知當複何從’，還末確定是先南征還是先北伐的戰略方針，怎麼能講《觀滄海》是北伐烏桓勝利回師時，途經昌黎碣石有感而發。由此可見，此詩為北伐烏桓前，即建安十一年東征管承，登臨渤海郡之碣石時所作。所以詩中‘經過至我碣石’，應理解為到達曹操所領冀州牧的渤海郡之碣石。”這些話，看上去有些情理，似乎也有那麼一點道理，可郭雲鷹、徐景江等在行文時，卻沒有去認真考慮，顛倒史書的前後記載，犯的是歷史考證之大忌。《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所記載的曹操“臨觀異同，心意懷遊豫，不知當複何從”，即北伐烏桓，還是南征劉表之爭，明明發生在“東征海賊承管”的第二年（建安十二年）夏天，怎麼能被輕輕易易地說成是“東征海賊管承”之前之事呢！這樣考證去曹操的行蹤和思想，移花接木、強詞奪理的痕跡，顯然是過於濃烈和明顯了一些，是無以立論的。
從《觀滄海》描繪的詩境看，曹操顯然是在“秋風蕭瑟”的秋末時節到達碣石山的。在此之前，曹操的軍隊確實遇到了行軍困難。關於“九月，公引兵自柳城還”，《曹瞞傳》和《資治通鑒》均記有：“時寒且旱，二百里無複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為糧，鑿地入三十餘丈乃得水。”關於這一記載，郭雲鷹在《曹操東臨之碣石在無棣》說：“假設確實繞道昌黎碣石，那麼曹操看到的絕不是‘秋風蕭瑟’的景象，而是‘北風徘徊’、‘繁霜霖霖’的‘冬十月’了。”持同一觀點的劉玉文在《曹操何處“臨碣石”》也說：“‘九月’深秋季節，曹操引兵自柳城班師，《阿瞞傳》、《資治通鑒》都記載，此時‘時寒且旱，二百里無水’。從柳城到昌黎、樂亭千里迢迢，到達時已是寒冬季節，不會有‘百草豐茂’的景色，既使有海濱、碣石，又錯過了季節。”首先應當說明，曹操由柳城回師，走的是去時未能走的沿海之路，並非是“繞道昌黎碣石”，而是順道“昌黎碣石”。還應指出的是，東漢時的柳城距離今昌黎直徑為230公里左右，路程約為五六百里，並非“千里迢迢”，也就是10天左右的行程；曹操在“九月”，“引兵自柳城還”，沿遼西走廊走到昌黎碣石山時，尚未出“九月”，是完全可能的。再者，熟悉遼西山地地理環境的人都知道，兩地雖然距離僅是四五百里，但“九月”的氣候是大不相同的。到了深秋季節，在塞外的朝陽一帶，天氣已很寒冷，又遇上那一帶秋旱，“二百里無複水”是很完全有可能的；但不能就此說塞內的碣石山一帶也業已天寒，且無“複水”，曹操的大軍一進入遼西走廊，吃喝問題就都能解決。而即使在暮秋時節，塞內的氣候還是比較溫和的，而且正是農曆九月初九之後的秋高氣爽的登高望遠的大好時機。站在海拔695米的近海高峰碣石山上，展現在曹操眼底的，正是“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裡”的異常開闊、壯美的山海景象。“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的曹操的詩意由此迸發，當是當時的實際情況。隨著回師的路途逐漸縮短，曹操一歌未盡，又把自己在沿途看到的北國景象和感受，一一化作詩意，相繼吟唱出《冬十月》、《土不同》和《龜雖壽》，形成了膾炙人口的《碣石篇》。值得指出的是，《龜雖壽》雖然沒有寫景，卻與他“東臨碣石，以觀滄海”留下的感慨和沉思有關。碣石山在古代之所以聲名顯赫，除在遠古時就已成為山之盡頭海之畔的重要地理座標和遵海入河的航行標識之外，與春秋、戰國時就同中國古代神秘文化發生密切聯繫有關。在春秋、戰國時，特別是在戰國後期，既可隱於山，又可漂于海，大有虛無縹緲的文章可做的碣石山及其鄰近海域，成了燕國方士耍神弄鬼、呼天喚地，故弄玄虛、欺騙視聽的最佳選擇之地，久而久之，產生了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等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在《秦漢的方士與儒士》一書中所說的“燕國的特產”——“仙人”，碣石山也由此變成了篤信“神仙”說的人們心目中的“神嶽”。《漢書》的編撰者，東漢著名的史學家、文學家班固在其名著《西都賦》中就吟有“揚波濤于碣石，激神嶽之〓〓”句，注釋《文選》的唐朝著名學者呂延濟明確指出：“神岳，即碣石也。”正因如此，秦始皇、漢武帝相繼到此求仙，在碣石山一帶搞了一場又一場的大規模求仙鬧劇，結果一一落空，僅在碣石山一帶海邊空留了不少祭神和求仙的建築遺跡，還有荒誕無稽的種種傳說。待曹操北征烏桓，凱旋回師，“經過至我碣石”時，秦皇、漢武等帝王在三四百年前在碣石山一帶海邊搞的大規模“求仙”建築早已化為灰燼。“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的曹操登山觀海，沉浸在山高海闊的壯美景色之中，對秦皇、漢武褻瀆名山大海的荒唐舉動不能沒有一點感慨。他對生與死的沉思，待遠離碣石山後，最終凝成了一首《龜雖壽》：“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詠志。”在詩中，直面人生的曹操，一語道出了這樣一個以往的一些帝王不敢承認的事實：就連神龜、騰蛇等傳說中的神物都有生命告終之時，何況人呢？人壽有限，即使貴為“天子”也無法萬壽無疆，“求仙”又有什麼用呢？“求仙”，不如長志，不如修心養身。在詩中，曹操不僅抒發了自己的雄心壯志，而且揭示了這樣一個真理：成敗夭壽並非全由天定，人大有可努力之處。曹操這首剛健清新、坦蕩誠摯的詩在當時問世，不啻一聲驚雷，令人振聾發聵，令人耳目一新。有生必有死，這是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曹操認識了這一客觀規律，並沒因此而消極等待，而是拿出了超脫曠達的精神，積極樂觀地對待人生，這就顯得更加難能可貴了。死後被追封為“魏武帝”的曹操在作《龜雖壽》時，年屆54歲，已為垂暮之年，但他毫不委靡，又奮戰12年而終，奠定了魏王朝的基業。應當說，同樣在碣石 山上面對大海，秦皇、漢武留下的是求仙的建築，而曹操不置一磚一瓦，卻留下了高獷風標，留下了千古絕唱，這正是他的“遺篇”的“志深而筆長”、“慷慨獨不群”之處。
曹操究竟是在建安十一年八月“東討海賊管承”時，還是在建安十二年九月“北征三郡烏丸”取得大勝“引兵自柳城還”時“東臨碣石，以觀滄海”的，結論是很清楚的，歷代學者從來沒有把這一段歷史弄錯。問題的關鍵，尚不僅僅在於如何確切理解《三國志·魏書·武帝紀》等史書的有關記載和曹操的《碣石篇》詩意，還在於歷朝歷代的正史地理志記載的“碣石”，儘管郡、縣設置不斷變化，圍繞的卻一直是今秦皇島市的濱海地區，沒有一處記載的是在古黃河口一帶。《漢書·地理志》記右北平郡驪成縣：“大揭石山在縣西南。”（《水經·濡水注》注雲：“《地理志》曰：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王莽改曰揭石也。漢武帝亦嘗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漢書·地理志》又記遼西郡絫縣：“下官水南入海，又有揭石水、賓水皆南入官。”（《水經·濡水注》注雲：“濡水東南流，徑樂安亭南，東與新河故瀆合。……新河又東會於濡，濡水又東南至絫縣碣石山。文穎曰：‘碣石在遼西絫縣，王莽之選武也。’”）《後漢書·郡國志》遼西郡臨渝縣注文記有：“《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其上有玉，其下多青碧。’《水經》曰在縣南。郭璞曰：‘或曰在右北平驪成縣海邊山也。’”其中“驪成”又寫作“驪城”，故治約在今撫寧縣境（後世有人誤其為今樂亭縣境，“碣石淪海”說由此而出）；絫縣故治約在今昌黎縣城南的泥井一帶，到東漢時因海浸毀失（這也是絫縣在東漢時併入臨渝的原因）；東漢的臨渝故治，約在今撫甯縣榆關鎮一帶。《漢書·地理志》和《後漢書·郡國志》所記的縣名不同，實際都是指的是北魏酈道元在《水經·濡水注》中所說的“濡水又東南至”的西漢時的“絫縣碣石山”；另外，《水經·濡水注》在記“絫縣碣石山”時，還特別注明：“濡水于此南入海，不逕海陽縣西也”。顯然，這些記載所記的“碣石之山”，都是指的西漢時的“絫縣碣石山”。《晉書·地理志》在今昌黎隸屬的遼西郡海陽縣沒有記載碣石山，卻在《晉書·宣帝紀》記諡號晉宣帝的司馬懿在曹操“東臨碣石”之後31年，即魏明帝景初二年（西元238年），率兵奔赴遼東征伐公孫淵時，是“經孤竹，越碣石，次於遼水”的（其中“孤竹”指原為古孤竹國都所在地的今盧龍縣境，其地在今昌黎城北碣石山之西）。非山不可用“越”也，這也足見曹操“東臨”的“碣石”為必須跨越的山體，而非海邊小丘或是礁石。而與古人這些記載名實相符的，惟有坐落在今昌黎縣城北的“孤竹”之東的碣石山，在這一帶近海平原上再也沒有別的山可與之相混。相反，在《漢書·地理志》和《後漢書·郡國志》中，根本查不到今山東省無棣縣境當時隸屬的勃海郡陽信縣和平原郡厭次縣有關於“碣石”和“碣石山”的記載，《晉書·地理志》也沒有。徐景江在其輯入《禹貢碣石山》一書的另一篇文章《〈禹貢〉碣石在無棣》中說：“最早提出無棣馬穀山為碣石的是晉人伏琛，他在所著《齊地記》雲：‘渤海郡東有碣石，謂之渤碣’。他用‘渤碣’之名來區別燕東遼西等各處的碣石。”其實，這是在誤讀晉人伏琛《齊地記》“渤海郡東有碣石，謂之渤碣”的文義。細細查看《中國歷史地圖集》第3冊繪製的三國和西晉時的地圖，並不難發現，三國和西晉時在遼西郡境內的碣石山正在勃海郡的東北方向，既可稱之在其北，也可稱之在其東（唐朝著名學者孔穎達曾有“渤海之郡當以此海為名，計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裡”的記述）。問題還在於，“渤碣”（又作“勃碣”）一詞，出自司馬遷的《史記·天官書》中的這樣一句記述：“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漢書·天文志》將這句話明確記為：“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渤海碣石。”這句話的意思很明白，“故中國”的山川走向是“東北流”的，其“首在隴、蜀”（甘肅、四川一帶），“尾沒于渤海碣石”，即消失於渤海沿岸的碣石山。這也表明，位於渤海沿岸的碣石山是與“東北流”的“故中國山川”脈絡相連的，這正合于《尚書·禹貢》導山有關“導岍及岐”之北中國山脈走勢的記述：“……太行、恒山，至於碣石，入於海。”很顯然，碣石山乃渤海沿岸有特殊地理座標作用的一座顯要的山峰，它是眾山入海之標識，既為遵海入河轉航必望的航標，又為與渤海沿岸與“太行”、“恒山”等高大山峰脈絡相連、形勢相應的似〓峰巒。而這樣一座山，絕非像馬穀山那樣一個海拔僅60余米、方圓很小，而且根本無法與“太行”、“恒山”等高大山峰接連的孤零零的小小山丘可以承當的。在秦漢時，馬穀山根本不名“碣石”（傳稱“鹽山”），曹操怎麼會師出無名地到根本不在北征烏桓的路途之上，地處河水（黃河）入海之地，去循著秦始皇、漢武帝的故跡“東臨”這樣的“碣石”，“以觀滄海”呢！這是從哪個方面也說不通的鑿空無據的說法，是無以雲“言之成理，持之有據”的。
馬穀山在山東省無棣縣（在明朝時因避諱明成祖朱棣的諱字曾改稱“海豐”）城北30公里處，為魯北地區惟一的一座山丘，俗稱之“大山”。無獨有偶，與無棣縣相鄰的河北省海興縣有一座“小山”。小山在大山北偏西約20公里處，在海興縣城東北10公里處，舊稱馬騮山。據介紹，小山南北長約7公里，東西寬約1.5公里，海拔36.18米（顯然“大山”是相對“小山”而言的）。馬谷山與馬騮山，以往都建有一些廟宇，均堪稱黃河三角洲地區的名勝之地；只是，從地理位置和實地情況看，這兩座山丘都無法稱之系《禹貢》記載之“碣石”（《禹貢》記載的“碣石”是與“太行”、“恒山”等大山脈絡相連、形勢相應，且可作為“島夷皮服，夾行”其“右”，可“入於河”的貢道航標的海邊顯要山峰），更不是秦始皇和漢武帝求仙和曹操“東臨碣石，以觀滄海”之地。近幾年，兩地都在開發旅遊事業，因“後代也有以馬穀山為《禹貢》冀州之碣石”（黃盛璋《碣石考辨》語）的，馬穀山祭起的是《禹貢》記載的古碣石山的旗號。應當說，在魯北和冀東南的沿海地區，茫茫海灘上有這兩處低矮的山丘，也算是“山不在高，有仙則名”了，利用其搞旅遊看法，是無可厚非的。但是，旅遊產品的“打造”是一碼事兒，學術研究應當是另一碼事兒。值得一提的是，劉玉文在寫《曹操何處“臨碣石”》時，為了論證曹操“東臨”的“碣石”就是無棣的大山，花費很多心血，查閱了不少史料和書籍，基本厘清了近些年一些圖書有關曹操“東臨”的“碣石”的混雜注釋，並一一歸類標出。應當說，近些年出版的涉及曹操《觀滄海》一詩注釋的圖書，出現了多種情況，除了占主流的古今碣石為一山的說法外，還有因循早已被否定的“碣石淪海”說的，也有根據一些碣石考辨文章的觀點和秦漢行宮遺址的考古發現，說是在北戴河海濱，或是綏中縣海中的“薑女墳”礁石的；對於曹操吟出《觀滄海》的時間，也有分歧，有人認為是在北征烏桓進軍時或進軍路上的“七月”的。不可否認，一些書中確實有一些不確切和混雜的解釋，理應修正一些有錯誤和毛病的解釋，更正比較謬誤的說法，去偽存真，明辨是非，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一切，甚至另闢蹊徑，不去指謬，反而以此做因由，簡單地斷然否定曹操的《碣石篇·觀滄海》是在北征烏桓凱旋回師的途中，路經當時的遼西郡西部濱海地區所作，從而想當然地把曹操吟詩的地點南移六七百里（昌黎縣城與無棣縣城直徑距離為254公里，但沿海邊繞行就有360公里以上），說是在勃海郡的南部沿海地帶，並硬說《碣石篇·觀滄海》是曹操在“東臨碣石”一年前的“東征海賊管承”時所作。論者是否也應當想想，即使曹操在“東征海賊管承”時果真閒暇無事，非得到淳於西北三四百裡外的今無棣縣境登登那座濱臨渤海的小小山丘，那也只能說是“東臨鹽山”或“北臨鹽山”（劉玉文《曹操何處“臨碣石”》有馬谷山“周初為‘無棣’，魏晉叫‘鹽山’，唐宋曰‘馬穀’，明清名大山”句）。這是因為，即使古今的眾多史學家都把《禹貢》關於“碣石”理解錯了，只有馬穀山才有可能是《禹貢》所記載的“碣石”，曹操“東臨”的“碣石”也不可能像一些人現在想像的那樣，是馬穀山。理由很簡單，那時，馬穀山為“碣石”說，離產生這一說法的明朝還有一千二三百年，甚至還多；一世精明的曹操是斷不會把“鹽山”誤作“碣石”的，糊塗到在渤海沿岸隨便登一座小山丘，就自認為是“東臨碣石”的程度。指誤是為了求真，而不是為了別的。本身在辯解時生拉硬拽、南轅北轍，還煞有介事地指責諸多史家“牽強附會”，“妄自穿鑿”，這只會讓人覺得為文者有點輕率與虛妄。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曹操“東臨”的“碣石”，就是迄今依然高高矗立在昌黎城北的碣石山，而不是別處，這才真正是“于史，于實，于情，於理皆相吻合，順理成章”。文中有不妥不當之處，懇望方家批評指正。
(作者系原昌黎縣文聯主席，現為中國李大釗研究會會員、中國通俗文藝研究會會員、河北省作家協會會員、唐山市灤河文化研究會常務理事、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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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賊管承”作亂的地方，可能不僅在青州刺史部東部的北海國（淳於在佔據山東半島南部大部分區域的東漢北海國境內，在中部偏西部位）與東萊郡（長廣在山東半島北部的東萊郡與北海國東北部交界部位），還包括與這兩個郡國毗連的徐州刺史部北部的琅邪國，即時稱“東海”的黃海沿海一帶，也就是如今的山東省東部沿海地區。不然的話，曹操是不會把徐州刺史部的東海郡的襄賁（今山東省郯城縣東北）、郯（郯縣，今山東省郯城縣，時為東海郡治）、戚（地處微山湖畔的戚縣）等縣併入琅邪國（都邑在今山東省臨沂市北的開陽），並廢除昌慮郡（昌慮城在今山東省棗莊市東北偏南）了；而“海賊管承”退走的“海島”，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渤海與黃海交接海域的長島等島嶼，一種可能是青島附近的黃海海域的靈山島（當時正處於北海國、東萊郡和琅邪國交匯地區的附近海域）等島嶼，從當時的情形看，以後者的可能性為大（不然曹操就沒必要“割東海之襄賁、郯、戚以益琅邪”了）。此外，臺灣學者陳文德編寫的《曹操》一書也有“建安十一年八月，曹操率張郃、樂進、李典渡黃河，向東征討青州海濱郡縣的海盜頭目管承”的記述。從《三國志·魏書·武帝紀》相當簡約的記載中，是根本看不出曹操是用兵在古黃河口一帶（當時的黃河口在今山東利津一帶），特別是當時屬於冀州刺史部的勃海郡（郡治在今河北南皮）的沿海地區的（當時今無棣縣境分屬在當時的黃河口北岸的青州平原郡東北角的厭次縣和勃海郡東南部的陽信縣，無棣縣城和馬谷山在陽信縣境）。從地圖上看，若是“海賊管承”在黃河北岸的冀州刺史部勃海郡的時稱“勃海”的渤海沿岸地區作亂，率領精兵強將、精通兵法的曹操，就不會渡過黃河“至淳于”去建立“東征海賊管承”的基地，而是直接撲向黃河北岸的沿海地區去“擊破之”了。那樣的話，史書則不會記其“東征”，而是記其“北征”了。從《中國歷史地圖集》第2冊繪製的東漢時期冀州刺史部圖面上，不難查知，東漢末期的冀州勃海郡在曹操統一中國北方的大本營——冀州魏郡的鄴城（今河北磁縣一帶）的東北方向，且有點偏於北。曹操用兵“東征海賊管承”，主要是在青州東部的北海國（郡治劇縣，今山東昌樂附近）腹部，在北海國境內汶水東岸的淳于安營紮寨，指揮軍隊與“海賊管承”交戰於萊西、萊陽一帶的黃海沿海地區，安定的是魯東的沿海地帶（包括南與北海國相鄰的琅邪國等地）。戰事如此，他怎麼會由安丘往西北行三四百里，並且再次渡過黃河，到今山東省與河北省交界地帶的無棣縣境一座海拔60余米，如今距海25公里，當時距海至少5公里，時名“鹽山”的小小山丘，去搞所謂的“東臨碣石，以觀滄海”呢！若說曹操率領大軍是先由鄴城往東北行，經過冀州的清河國（亦當涉足青州的平原郡北部），先去勃海郡，再折向東南，渡過黃河，繞一個大彎子，抵達淳於，這樣勉強可說“東臨碣石，以觀滄海”，可惜史書惜字如金，並沒有這樣記載，而是明明白白地記載的是“東征海賊管承，至淳於”，而“淳於”恰恰在鄴城的正東方向。此乃西去淳於，而非北至“勃海”或“陽信”（時馬穀山在勃海郡東南部的陽信縣境），何以由此奢談什麼“東臨碣石，以觀滄海”呢！這不能不叫人懷疑，立論者是否有點太癡情無棣馬谷山為古碣石山之說，臆想和武斷的成分太多了些。也許是為了自圓其說，徐景江在《從〈步出夏門行〉探尋曹操東臨之碣石》一文，為強說曹操當時“必經冀州渤海郡和青州的北部，而在此範圍（即現天津以南、濟南淄博以北）內，唯有突兀于渤海邊的無棣（漢時屬冀州渤海郡）馬穀山這一座山體”，甚至不顧史實地說當時曹操“率大軍”是“自並州沿海岸征討青州海濱郡縣海盜頭目管承”的。非常明顯，在是年春天打敗盤踞在並州的高幹軍隊的曹操，是不會在並州滯留到秋天的，當早已回到鄴城；退一步說，即便曹操在並州滯留到秋天，確實是由並州率領大軍去淳於“東征海盜管承”的，也不會取道冀州的沿海地區，繞一個大圈，“到達時屬冀州渤海郡的無棣縣馬穀山”，而再“至淳於”的，曹操的大軍只會穿過並州與冀州交界的太行山，由鄴城東行。被曹操任命為並州刺史的袁紹的外甥高幹，趁曹操征討內犯的“三郡烏丸”之機，“乃以州叛，執上党太守”，舉兵所“守”和“還守”的“壺關口”在今山西省長治市附近，在曹操統一北方的大本營鄴城西偏北不到100公里的地方（中間相隔有太行山），直接威脅的是鄴城的安危。曹操的軍隊在建安十一年三月攻下壺關城以後，自然會舉兵回師鄴城；而鄴城在今山東省安丘市東北的淳於正西約540公里處，曹操在那一年八月率領大軍“東討海賊管承，至淳于”時，必定是會由鄴城直接東行，是斷不會無端向東北偏南繞行350多公里，去登登當時稱“鹽山”的所謂無棣“碣石山”，並在那裡對當時根本沒有出現的“起初打算南征荊州，恩澤江南人民，但郭嘉認為先北伐為好”的“兩種意見，猶豫不決”，甚至“面對處在水深火熱中的人民‘心惆悵’”的。那樣去說，只不過是論者不顧史實的自我“臆想”和“臆斷”罷了。地理形勢擺在那裡，一目了然，這恐怕不是任何人用筆隨便一寫就可了事的。據《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記載，曹操是在建安十二年（西元207年）春天由淳於回到鄴城的（“十二年春二月，公自淳於還鄴”）。顯然，曹操在淳於度過了一個冬天，在那一帶先後逗留有四五個月。在此期間，他極可能在指揮樂進、李典等將領把在青州和徐州交匯的黃海沿海地區作亂的“海賊管承”趕到“海島”以後，做了不少鞏固“海防”的工作，如“割東海之襄賁、郯、戚以益琅邪，省昌慮郡”等。同時，鑒於盤踞在幽州刺史部塞外地區的烏桓作亂的局勢，他開始著手做北征烏桓（史書又記作“烏丸”）的準備工作。這從《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記他在返回鄴城之前，有“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余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以家人子為己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強，為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害。公將征之，鑿渠，自呼〓入〓水，名平虜渠；又從〓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的記述可知。在曹操坐鎮淳於平息“海賊管承”之亂時，“數入塞為害”，“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余萬戶”（幽州刺史部設在今北京一帶；“略”通“掠”），與袁紹之子袁尚、袁熙等勾結的“烏丸”，特別是在遼西郡塞外地區稱雄一時的遼西單于蹋頓，已經成為曹操完成統一北方大業的心腹大患。曹操在平息東海的“海賊管承”之亂後，不得不厲兵秣馬，準備大舉北征烏桓。為了北征烏桓，他下令在冀州河間國與勃海郡的北部交界地帶開鑿平虜渠（由鄴城流過來的漳水下游——呼沱河通往其北的〓水，在今河北青縣至天津靜海一帶），又在〓河口鑿入潞河，開挖今天津海河口內至寶坻一帶的泉州渠，並在泉州渠北端開挖向東通向濡水（灤河）的新河，從而使這幾段管道連通成由鄴城通往遼西郡西南部沿海地區的一條軍運水道。這條溝通冀州和幽州沿海地區南北水道的浩大工程，當修于建安十一年秋後和建安十二年開春。從《三國志·魏書·武帝紀》的記載可知，曹操在返回鄴城論功行賞之後，見平虜渠、泉州渠和新河即將連通，遂準備北征烏桓（“將北征三郡烏丸”）。就在是年夏天，曹操準備發兵北征烏桓之際，不少將領認為袁紹之子袁尚亡命烏桓，乃“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並不會聽從袁尚的蠱惑作亂的；而若深入遼河以西山地的烏桓後方大舉征討烏桓和袁尚兄弟，寄身荊州（今河南新野）的處心積慮、蠢蠢欲動的劉備就有可能說服劉表襲擊漢獻帝遷徙的國都許縣（今河南省許昌縣）一帶，危及社稷安全，“萬一為變，事不可悔”。當時，“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公行”（謀臣郭嘉認為劉表是不會聽從劉備的建議北犯許縣的），曹操遂于“夏五月，至無終”，率領大軍北征烏桓。是年，“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為鄉導，公從之。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裡，經白檀，曆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甚盛。公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陳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先鋒，虜〓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余萬口”。從這些記載不難得知，曹操是在西元207年6月至7月間到達屯軍之地無終（今天津市薊縣）的，8月間正待進軍時，恰逢“大雨落幽燕”，山洪暴發，瀝澇成災，途經碣石山的沿海道路已經不通（《三國志·魏書·田疇傳》記：“時方夏雨水，而濱海〓下，濘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雲行雨步”，頗有“越超九江之皋”之概，這使得曹操不由想起臨行前的南征、北征之爭來，心中充滿了矛盾與焦慮。顯然，曹操在到達無終之後，見雨後進軍的艱難景況，勝過南方佈滿沼澤地帶的“九江”（漢時認為《尚書·禹貢》所說的“九江”在洵陽，即今湖北武穴、黃梅一帶，此處借喻荊州一帶），北征烏桓通往碣石山的濡水下游沿海地帶的道路濘滯不通，如同澤國一般，跟原來想像的大不相同，“軍不得進”，真點後悔不如索興揮鞭南征了。幸好，天無絕人之路，當地名士田疇指引了一條“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三國志·魏書·田疇傳》）的穿山越嶺之路，遂引軍出盧龍塞（燕山山脊，在喜峰口一帶）；大軍“塹山堙谷五百餘裡”，順濡水河道，經白檀（今河北灤平），曆平岡（今河北省平泉縣與內蒙古自治區寧城縣交界處），穿越鮮卑東部地區（即“鮮卑庭”），整整繞了一個大圈子才到達遼西郡西北部的柳城（今遼寧朝陽）。是年9月至10月間，曹操率領北征大軍在白狼山一帶（今遼寧省建昌縣東北）與烏桓展開激烈戰鬥，獲得大勝。“九月，公引兵自柳城還”。在那年10月間，曹操在基本平息烏桓和袁尚、袁熙兄弟製造的禍亂以後，從柳城引兵凱旋而歸，一路走走停停，至“十一月至易水”（今河北涿州一帶）；到“十三年春正月”，“還鄴”。歸來時，大軍未再取道塞外道絕不通、苦不堪言的“回頭路”，而是沿著有沿海通途的遼西走廊返回的。在返回途中，曹操“東臨碣石，以觀滄海”（碣石山位於遼西走廊的西口部位），吟出了千古絕唱《碣石篇·觀滄海》：“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裡。幸甚至哉，歌以詠志。”後來，又吟出了《冬十月》、《土不同》和《龜雖壽》，組成被後人稱作《碣石篇》的《步出夏門行》。在給《步出夏門行》作“豔”（曲引）時，曹操情不自禁地追述了此次北征的際遇和心跡：“雲行雨步，越超九江之皋。臨觀異同，心意懷遊豫，不知當複何從。經過至我碣石，心惆悵我東海。”“雲行雨步”，是借用《易·乾·文言》中“雲行雨施”句改字，描寫出征時遇到大雨滂沱，面臨的道路顯得比南征荊州還要艱難的情景；不然，他就不會說“越超九江之皋”（皋，沼澤）了。曹操的《步出夏門行·豔》中的“臨觀異同，心意懷遊豫，不知當複何從”句，依據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余冠英選注《三曹詩選》（1956年第1版、1979年第2版）一書解釋，“異同”指南征和北征兩種意見，“遊豫”就是“猶豫”，言徘徊於兩種意見之間，初意打算南征，等到臨觀異同之後便猶豫起來。這樣解釋，也未嘗不可，問題在於余冠英先生把“游豫”解釋成“猶豫”是無據而不確切的。據《漢語大詞典》，“遊豫”一詞出自《孟子·梁惠王下》關於“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為諸侯度。’”的記載，正由於此，“遊豫”被古人用以指帝王出巡；顯然，曹操的“心意懷遊豫”，是指懷藏的“心意”是在漢獻帝東遷的國都許縣一帶，惦念的是漢獻帝駐蹕的許縣一帶的安危（那裡出了問題，他就很難“挾天子而令諸侯”了）。當然，出征時見到面臨的“雲行雨步，越超九江之皋”的困境，使得他的這種心思就更加沉鬱，甚至有點後悔不如去南征劉表，也在情理之中。“經過至我碣石，心惆悵我東海”，則是在說曹操“東臨碣石，以觀滄海”之後遇到的另一件事。這從《後漢書·獻帝紀》的有關記載中可以找到注腳。《後漢書·獻帝紀》在記建安十二年“冬十月”的“辛卯”之日“有星孛於鶉尾”之後14天，即在“冬十月”的“乙巳”之日，又記“黃巾賊殺濟南王〓（yūn）”。也就是說，在“辛卯”日“有星孛於鶉尾” 之後14天，在“乙巳”日，漢末起義的黃巾軍殺入青州腹地，在濟南國殺死了濟南王劉〓。濟南王劉〓分封的濟南國都邑東平陵在今山東省漳丘縣城西偏南，“黃巾賊殺濟南王〓”，當是到處轉戰，或是在青州複起的黃巾軍在這年冬天進襲青州的中心地域，在青州城附近的濟南國殺死了濟南王劉〓。“冬十月”從青州傳來黃巾軍殺死濟南王劉〓這一震動朝野的消息，使“經過至我碣石”，繼續行走在回師途中的曹操憂心紛紛，不由得不“惆悵”起青州一帶的“我東海”來。這是曹操當時的思想與心境的真實寫照與自然流露，怎麼能像郭雲鷹在《曹操東臨之碣石在無棣》一文中說的那樣，是曹操到青州“討伐海賊管承，到達渤海郡碣石，還在醞釀是南征還是北伐，面對處在水深火熱中的人民‘心惆悵’”呢！徐景江的《從〈步出夏門行〉探尋曹操東臨之碣石》解釋得似乎更加混亂：“此‘豔’的意思：曹操初意打算南征荊州，施澤惠給江南人民。面對北伐和南征兩種不同意見，便猶豫起來，不知如何為好。到達碣石後，看到百姓所受的壓迫，心情更加傷感。”“《觀滄海》詩，多數學者認為是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北伐烏桓得勝回師途中登昌黎碣石山所作。但《步出夏門行》‘豔’辭中描述的卻是曹操徘徊於北伐、南征兩種意見之間，猶豫不決，‘不知當複何從’。可見，這組詩應作於曹操北伐烏桓前。曹操經過至我的‘碣石’，也絕非是昌黎的碣石山。”徐景江在中華詩詞論壇網站貼文《找到曹操東臨之碣石》時又進一步說：“建安十一年三月，曹操打敗高幹。至此，北方四州（冀、幽、青、並）皆歸曹操，北伐烏桓、南征劉表提上了議程，部下諸將多數主張南征劉表，惟有郭嘉主張北伐烏桓，曹操被是北伐還是南征所困惑，‘心意懷遊豫’。此時，海賊作亂。曹操率大軍自並州東征青州海濱郡縣海盜頭目管承，到達時屬冀州渤海郡的無棣縣馬穀山，而此山既是突兀於渤海岸邊的《禹貢》碣石，又是北京、天津以南，濟南、淄博以北廣大範圍內惟一的一座山體。”對此，郭雲鷹在《曹操東臨之碣石在無棣》一文中也說：曹操“起初打算南征荊州，恩澤江南人民，但郭嘉認為先北伐為好。面對兩種意見，猶豫不決。討伐海賊管承，到達渤海郡碣石，還在醞釀是南征還是北伐，面對處在水深火熱中的人民‘心惆悵’。”又說：“因為，當時整個北方四州（冀、幽、青、並）皆歸操，只有幽州東部還為烏桓佔領。‘經過至我碣石’，‘不知當複何從’，還末確定是先南征還是先北伐的戰略方針，怎麼能講《觀滄海》是北伐烏桓勝利回師時，途經昌黎碣石有感而發。由此可見，此詩為北伐烏桓前，即建安十一年東征管承，登臨渤海郡之碣石時所作。所以詩中‘經過至我碣石’，應理解為到達曹操所領冀州牧的渤海郡之碣石。”這些話，看上去有些情理，似乎也有那麼一點道理，可郭雲鷹、徐景江等在行文時，卻沒有去認真考慮，顛倒史書的前後記載，犯的是歷史考證之大忌。《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所記載的曹操“臨觀異同，心意懷遊豫，不知當複何從”，即北伐烏桓，還是南征劉表之爭，明明發生在“東征海賊承管”的第二年（建安十二年）夏天，怎麼能被輕輕易易地說成是“東征海賊管承”之前之事呢！這樣考證去曹操的行蹤和思想，移花接木、強詞奪理的痕跡，顯然是過於濃烈和明顯了一些，是無以立論的。
從《觀滄海》描繪的詩境看，曹操顯然是在“秋風蕭瑟”的秋末時節到達碣石山的。在此之前，曹操的軍隊確實遇到了行軍困難。關於“九月，公引兵自柳城還”，《曹瞞傳》和《資治通鑒》均記有：“時寒且旱，二百里無複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為糧，鑿地入三十餘丈乃得水。”關於這一記載，郭雲鷹在《曹操東臨之碣石在無棣》說：“假設確實繞道昌黎碣石，那麼曹操看到的絕不是‘秋風蕭瑟’的景象，而是‘北風徘徊’、‘繁霜霖霖’的‘冬十月’了。”持同一觀點的劉玉文在《曹操何處“臨碣石”》也說：“‘九月’深秋季節，曹操引兵自柳城班師，《阿瞞傳》、《資治通鑒》都記載，此時‘時寒且旱，二百里無水’。從柳城到昌黎、樂亭千里迢迢，到達時已是寒冬季節，不會有‘百草豐茂’的景色，既使有海濱、碣石，又錯過了季節。”首先應當說明，曹操由柳城回師，走的是去時未能走的沿海之路，並非是“繞道昌黎碣石”，而是順道“昌黎碣石”。還應指出的是，東漢時的柳城距離今昌黎直徑為230公里左右，路程約為五六百里，並非“千里迢迢”，也就是10天左右的行程；曹操在“九月”，“引兵自柳城還”，沿遼西走廊走到昌黎碣石山時，尚未出“九月”，是完全可能的。再者，熟悉遼西山地地理環境的人都知道，兩地雖然距離僅是四五百里，但“九月”的氣候是大不相同的。到了深秋季節，在塞外的朝陽一帶，天氣已很寒冷，又遇上那一帶秋旱，“二百里無複水”是很完全有可能的；但不能就此說塞內的碣石山一帶也業已天寒，且無“複水”，曹操的大軍一進入遼西走廊，吃喝問題就都能解決。而即使在暮秋時節，塞內的氣候還是比較溫和的，而且正是農曆九月初九之後的秋高氣爽的登高望遠的大好時機。站在海拔695米的近海高峰碣石山上，展現在曹操眼底的，正是“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裡”的異常開闊、壯美的山海景象。“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的曹操的詩意由此迸發，當是當時的實際情況。隨著回師的路途逐漸縮短，曹操一歌未盡，又把自己在沿途看到的北國景象和感受，一一化作詩意，相繼吟唱出《冬十月》、《土不同》和《龜雖壽》，形成了膾炙人口的《碣石篇》。值得指出的是，《龜雖壽》雖然沒有寫景，卻與他“東臨碣石，以觀滄海”留下的感慨和沉思有關。碣石山在古代之所以聲名顯赫，除在遠古時就已成為山之盡頭海之畔的重要地理座標和遵海入河的航行標識之外，與春秋、戰國時就同中國古代神秘文化發生密切聯繫有關。在春秋、戰國時，特別是在戰國後期，既可隱於山，又可漂于海，大有虛無縹緲的文章可做的碣石山及其鄰近海域，成了燕國方士耍神弄鬼、呼天喚地，故弄玄虛、欺騙視聽的最佳選擇之地，久而久之，產生了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等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在《秦漢的方士與儒士》一書中所說的“燕國的特產”——“仙人”，碣石山也由此變成了篤信“神仙”說的人們心目中的“神嶽”。《漢書》的編撰者，東漢著名的史學家、文學家班固在其名著《西都賦》中就吟有“揚波濤于碣石，激神嶽之〓〓”句，注釋《文選》的唐朝著名學者呂延濟明確指出：“神岳，即碣石也。”正因如此，秦始皇、漢武帝相繼到此求仙，在碣石山一帶搞了一場又一場的大規模求仙鬧劇，結果一一落空，僅在碣石山一帶海邊空留了不少祭神和求仙的建築遺跡，還有荒誕無稽的種種傳說。待曹操北征烏桓，凱旋回師，“經過至我碣石”時，秦皇、漢武等帝王在三四百年前在碣石山一帶海邊搞的大規模“求仙”建築早已化為灰燼。“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的曹操登山觀海，沉浸在山高海闊的壯美景色之中，對秦皇、漢武褻瀆名山大海的荒唐舉動不能沒有一點感慨。他對生與死的沉思，待遠離碣石山後，最終凝成了一首《龜雖壽》：“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詠志。”在詩中，直面人生的曹操，一語道出了這樣一個以往的一些帝王不敢承認的事實：就連神龜、騰蛇等傳說中的神物都有生命告終之時，何況人呢？人壽有限，即使貴為“天子”也無法萬壽無疆，“求仙”又有什麼用呢？“求仙”，不如長志，不如修心養身。在詩中，曹操不僅抒發了自己的雄心壯志，而且揭示了這樣一個真理：成敗夭壽並非全由天定，人大有可努力之處。曹操這首剛健清新、坦蕩誠摯的詩在當時問世，不啻一聲驚雷，令人振聾發聵，令人耳目一新。有生必有死，這是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曹操認識了這一客觀規律，並沒因此而消極等待，而是拿出了超脫曠達的精神，積極樂觀地對待人生，這就顯得更加難能可貴了。死後被追封為“魏武帝”的曹操在作《龜雖壽》時，年屆54歲，已為垂暮之年，但他毫不委靡，又奮戰12年而終，奠定了魏王朝的基業。應當說，同樣在碣石 山上面對大海，秦皇、漢武留下的是求仙的建築，而曹操不置一磚一瓦，卻留下了高獷風標，留下了千古絕唱，這正是他的“遺篇”的“志深而筆長”、“慷慨獨不群”之處。
曹操究竟是在建安十一年八月“東討海賊管承”時，還是在建安十二年九月“北征三郡烏丸”取得大勝“引兵自柳城還”時“東臨碣石，以觀滄海”的，結論是很清楚的，歷代學者從來沒有把這一段歷史弄錯。問題的關鍵，尚不僅僅在於如何確切理解《三國志·魏書·武帝紀》等史書的有關記載和曹操的《碣石篇》詩意，還在於歷朝歷代的正史地理志記載的“碣石”，儘管郡、縣設置不斷變化，圍繞的卻一直是今秦皇島市的濱海地區，沒有一處記載的是在古黃河口一帶。《漢書·地理志》記右北平郡驪成縣：“大揭石山在縣西南。”（《水經·濡水注》注雲：“《地理志》曰：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王莽改曰揭石也。漢武帝亦嘗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漢書·地理志》又記遼西郡絫縣：“下官水南入海，又有揭石水、賓水皆南入官。”（《水經·濡水注》注雲：“濡水東南流，徑樂安亭南，東與新河故瀆合。……新河又東會於濡，濡水又東南至絫縣碣石山。文穎曰：‘碣石在遼西絫縣，王莽之選武也。’”）《後漢書·郡國志》遼西郡臨渝縣注文記有：“《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其上有玉，其下多青碧。’《水經》曰在縣南。郭璞曰：‘或曰在右北平驪成縣海邊山也。’”其中“驪成”又寫作“驪城”，故治約在今撫寧縣境（後世有人誤其為今樂亭縣境，“碣石淪海”說由此而出）；絫縣故治約在今昌黎縣城南的泥井一帶，到東漢時因海浸毀失（這也是絫縣在東漢時併入臨渝的原因）；東漢的臨渝故治，約在今撫甯縣榆關鎮一帶。《漢書·地理志》和《後漢書·郡國志》所記的縣名不同，實際都是指的是北魏酈道元在《水經·濡水注》中所說的“濡水又東南至”的西漢時的“絫縣碣石山”；另外，《水經·濡水注》在記“絫縣碣石山”時，還特別注明：“濡水于此南入海，不逕海陽縣西也”。顯然，這些記載所記的“碣石之山”，都是指的西漢時的“絫縣碣石山”。《晉書·地理志》在今昌黎隸屬的遼西郡海陽縣沒有記載碣石山，卻在《晉書·宣帝紀》記諡號晉宣帝的司馬懿在曹操“東臨碣石”之後31年，即魏明帝景初二年（西元238年），率兵奔赴遼東征伐公孫淵時，是“經孤竹，越碣石，次於遼水”的（其中“孤竹”指原為古孤竹國都所在地的今盧龍縣境，其地在今昌黎城北碣石山之西）。非山不可用“越”也，這也足見曹操“東臨”的“碣石”為必須跨越的山體，而非海邊小丘或是礁石。而與古人這些記載名實相符的，惟有坐落在今昌黎縣城北的“孤竹”之東的碣石山，在這一帶近海平原上再也沒有別的山可與之相混。相反，在《漢書·地理志》和《後漢書·郡國志》中，根本查不到今山東省無棣縣境當時隸屬的勃海郡陽信縣和平原郡厭次縣有關於“碣石”和“碣石山”的記載，《晉書·地理志》也沒有。徐景江在其輯入《禹貢碣石山》一書的另一篇文章《〈禹貢〉碣石在無棣》中說：“最早提出無棣馬穀山為碣石的是晉人伏琛，他在所著《齊地記》雲：‘渤海郡東有碣石，謂之渤碣’。他用‘渤碣’之名來區別燕東遼西等各處的碣石。”其實，這是在誤讀晉人伏琛《齊地記》“渤海郡東有碣石，謂之渤碣”的文義。細細查看《中國歷史地圖集》第3冊繪製的三國和西晉時的地圖，並不難發現，三國和西晉時在遼西郡境內的碣石山正在勃海郡的東北方向，既可稱之在其北，也可稱之在其東（唐朝著名學者孔穎達曾有“渤海之郡當以此海為名，計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裡”的記述）。問題還在於，“渤碣”（又作“勃碣”）一詞，出自司馬遷的《史記·天官書》中的這樣一句記述：“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漢書·天文志》將這句話明確記為：“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渤海碣石。”這句話的意思很明白，“故中國”的山川走向是“東北流”的，其“首在隴、蜀”（甘肅、四川一帶），“尾沒于渤海碣石”，即消失於渤海沿岸的碣石山。這也表明，位於渤海沿岸的碣石山是與“東北流”的“故中國山川”脈絡相連的，這正合于《尚書·禹貢》導山有關“導岍及岐”之北中國山脈走勢的記述：“……太行、恒山，至於碣石，入於海。”很顯然，碣石山乃渤海沿岸有特殊地理座標作用的一座顯要的山峰，它是眾山入海之標識，既為遵海入河轉航必望的航標，又為與渤海沿岸與“太行”、“恒山”等高大山峰脈絡相連、形勢相應的似〓峰巒。而這樣一座山，絕非像馬穀山那樣一個海拔僅60余米、方圓很小，而且根本無法與“太行”、“恒山”等高大山峰接連的孤零零的小小山丘可以承當的。在秦漢時，馬穀山根本不名“碣石”（傳稱“鹽山”），曹操怎麼會師出無名地到根本不在北征烏桓的路途之上，地處河水（黃河）入海之地，去循著秦始皇、漢武帝的故跡“東臨”這樣的“碣石”，“以觀滄海”呢！這是從哪個方面也說不通的鑿空無據的說法，是無以雲“言之成理，持之有據”的。
馬穀山在山東省無棣縣（在明朝時因避諱明成祖朱棣的諱字曾改稱“海豐”）城北30公里處，為魯北地區惟一的一座山丘，俗稱之“大山”。無獨有偶，與無棣縣相鄰的河北省海興縣有一座“小山”。小山在大山北偏西約20公里處，在海興縣城東北10公里處，舊稱馬騮山。據介紹，小山南北長約7公里，東西寬約1.5公里，海拔36.18米（顯然“大山”是相對“小山”而言的）。馬谷山與馬騮山，以往都建有一些廟宇，均堪稱黃河三角洲地區的名勝之地；只是，從地理位置和實地情況看，這兩座山丘都無法稱之系《禹貢》記載之“碣石”（《禹貢》記載的“碣石”是與“太行”、“恒山”等大山脈絡相連、形勢相應，且可作為“島夷皮服，夾行”其“右”，可“入於河”的貢道航標的海邊顯要山峰），更不是秦始皇和漢武帝求仙和曹操“東臨碣石，以觀滄海”之地。近幾年，兩地都在開發旅遊事業，因“後代也有以馬穀山為《禹貢》冀州之碣石”（黃盛璋《碣石考辨》語）的，馬穀山祭起的是《禹貢》記載的古碣石山的旗號。應當說，在魯北和冀東南的沿海地區，茫茫海灘上有這兩處低矮的山丘，也算是“山不在高，有仙則名”了，利用其搞旅遊看法，是無可厚非的。但是，旅遊產品的“打造”是一碼事兒，學術研究應當是另一碼事兒。值得一提的是，劉玉文在寫《曹操何處“臨碣石”》時，為了論證曹操“東臨”的“碣石”就是無棣的大山，花費很多心血，查閱了不少史料和書籍，基本厘清了近些年一些圖書有關曹操“東臨”的“碣石”的混雜注釋，並一一歸類標出。應當說，近些年出版的涉及曹操《觀滄海》一詩注釋的圖書，出現了多種情況，除了占主流的古今碣石為一山的說法外，還有因循早已被否定的“碣石淪海”說的，也有根據一些碣石考辨文章的觀點和秦漢行宮遺址的考古發現，說是在北戴河海濱，或是綏中縣海中的“薑女墳”礁石的；對於曹操吟出《觀滄海》的時間，也有分歧，有人認為是在北征烏桓進軍時或進軍路上的“七月”的。不可否認，一些書中確實有一些不確切和混雜的解釋，理應修正一些有錯誤和毛病的解釋，更正比較謬誤的說法，去偽存真，明辨是非，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一切，甚至另闢蹊徑，不去指謬，反而以此做因由，簡單地斷然否定曹操的《碣石篇·觀滄海》是在北征烏桓凱旋回師的途中，路經當時的遼西郡西部濱海地區所作，從而想當然地把曹操吟詩的地點南移六七百里（昌黎縣城與無棣縣城直徑距離為254公里，但沿海邊繞行就有360公里以上），說是在勃海郡的南部沿海地帶，並硬說《碣石篇·觀滄海》是曹操在“東臨碣石”一年前的“東征海賊管承”時所作。論者是否也應當想想，即使曹操在“東征海賊管承”時果真閒暇無事，非得到淳於西北三四百裡外的今無棣縣境登登那座濱臨渤海的小小山丘，那也只能說是“東臨鹽山”或“北臨鹽山”（劉玉文《曹操何處“臨碣石”》有馬谷山“周初為‘無棣’，魏晉叫‘鹽山’，唐宋曰‘馬穀’，明清名大山”句）。這是因為，即使古今的眾多史學家都把《禹貢》關於“碣石”理解錯了，只有馬穀山才有可能是《禹貢》所記載的“碣石”，曹操“東臨”的“碣石”也不可能像一些人現在想像的那樣，是馬穀山。理由很簡單，那時，馬穀山為“碣石”說，離產生這一說法的明朝還有一千二三百年，甚至還多；一世精明的曹操是斷不會把“鹽山”誤作“碣石”的，糊塗到在渤海沿岸隨便登一座小山丘，就自認為是“東臨碣石”的程度。指誤是為了求真，而不是為了別的。本身在辯解時生拉硬拽、南轅北轍，還煞有介事地指責諸多史家“牽強附會”，“妄自穿鑿”，這只會讓人覺得為文者有點輕率與虛妄。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曹操“東臨”的“碣石”，就是迄今依然高高矗立在昌黎城北的碣石山，而不是別處，這才真正是“于史，于實，于情，於理皆相吻合，順理成章”。文中有不妥不當之處，懇望方家批評指正。
(作者系原昌黎縣文聯主席，現為中國李大釗研究會會員、中國通俗文藝研究會會員、河北省作家協會會員、唐山市灤河文化研究會常務理事、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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