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宮兩大派系的鬥爭中,一派失敗後,必然會株連到許多人被株連中成員的品行極為複雜,有些都是朝秦暮楚,輾轉矯詐,反復無常,最後兔死狗烹,同歸於盡。 多爾袞身後,就有不少例子。
(一)正黃旗的鞏阿岱,於皇太極死後,曾擁立多爾袞政敵豪格兵圍崇政殿。 事發後本應論死,卻得到多爾袞的赦免,兄弟四人同日受賞。 後因屢次違禁,不知自重,被多爾袞降爵。
多爾袞死後,濟爾哈朗先恢復鞏阿岱的爵位,入議政大臣行列其弟錫翰也封為貝子。 兄弟兩人,於是積極為“反多”作證,多爾袞集團的骨幹由此而逐漸被收拾,他們卻各得御賜牝馬五十匹,以示寵信。
(二)正黃旗的譚泰,也在皇太極死後竭力擁立豪格,又與索尼等六人共立盟誓,願生死一處。 後與努爾哈赤之子、多爾袞異母兄巴布海有仇,被巴布海的太監匿名告陰謀不軌,可是譚泰向多爾袞陳訴後,多爾袞卻將巴布海及有關人犯處死,沒收巴的家產一半與譚泰並信任譚泰的忠心。
譚泰阿附多爾袞,引起部分黃旗大臣的反感,因而黃旗內部爭議紛起,圖賴、鼇拜等曾議其不法罪狀,應當處死,多爾袞卻遲疑不決。 圖賴厲聲責問:“爾何將譚泰之罪,耽延三日不決。 ”多爾袞乃將譚泰監禁,遺人以野雞肉野豬肉送贈探視,譚泰因而有“吾當殺身以報恩”語。
順治五年,多爾袞釋放譚泰出獄,他不在京時,部分職權即由獲釋後的譚泰代行。
多爾滾去世,順治親政,對課泰附和多爾事暫不舉發,反授更部尚書。 當多爾袞罪狀被蘇克薩哈等告評時,課泰也首告多爾袞取豪格的妃事。
(三)正黃旗的何洛會,是豪格的親信,曾參預立嗣君的密議。 多爾袞專權後,他便首告豪格有怨言,從而使幾個黃旗大臣因附豪格為亂之罪而被殺。 多爾袞便以“能矢忠義,舉發伊主”之功使他升官。 這是何洛會賣主求榮的開始後隨多爾袞入關,又升定西大將軍。 以內大臣而為大將軍者,何洛會是第一人。
順治五年,貝子吞齊告發濟爾哈朗徇私豪格,何洛會挺身作證,又說了些濟爾哈朗擔護豪格事,濟爾哈朗因而獲罪豪格幽禁後,何洛會見到豪格的兒子,詛咒說:“見此鬼魅,不覺心悸。
多爾袞一死,何洛會自知靠山已倒,對錫翰說:“今上親征,兩黃旗大臣與我相惡,我昔曾首告肅王(豪格),今伊等豈肯不殺我而
反容我耶?”這倒很有自知之明。
順治八年,譚泰告何洛會罵過豪格的兒子,錫翰告何洛會對他說的話。 最後何洛會被淩遲處死。 其弟胡錫,明知其兄種種逆謀,不出來首告,也被淩遲。 因巴結多爾袞而被處死的,何洛會是第一人。
（四）剛林初為正藍旗,後改屬正黃旗。 他的罪狀是阿附多爾袞改《實錄》,和祁充格一同參與多爾袞遷駐水準之謀。 據談遷《北遊錄·剛令(林)修史》條:“昭陵之殂,故事殉葬,攝政王母宜從而不欲也。 宗室大臣勒令自盡,後修《實錄》,剛令書雲:自願從死。 ”剛林因而獲罪。 (注:談《錄》中的“昭陵”,實誤。
昭陵為皇太極陵,此處指太祖陵,應作福陵,同時是太祖的代稱。 )但這裡有個疑問:為什麼剛林書“自願從死”會成為罪名?是不是因為不符合事實?我覺得更重要的理由是:努爾哈赤生前,對多爾袞生母納喇氏本有戒忌,怕她日後會亂政,所以遺命要她殉葬,納喇氏起先並不甘心。 多爾袞死後,濟爾哈朗等正要曆舉多爾袞種種罪行,由子而及母;剛林卻寫成“自願從死”,等於將納喇氏美化成為很忠貞弱良的人,因而加重了剛林的罪名。
因攀附多爾袞而被處罰的還有很多人,這裡不再贅述。這些人因派系鬥爭而棄舊媚新,反親為仇,“自求多福”,妻財子祿,事事如意,又成為一時新貴。曾幾何時,樹倒期猻散,自已已成為派系鬥爭的芻狗,葬身於一場場政變的波濤中。
這裡還要說一下:兩月之間,多爾袞的榮辱之變為什麼這樣迅劇激烈。原因固然很複雜,例如功高震主,樹大招風,只是太籠統。具體言之,多、濟兩大派系之爭是關鍵之一。皇太極死後,世祖嗣位。
多爾袞與濟爾哈朗共同輔政。共同輔政的結果,不外兩點:一是彼此協力團結,相忍為國。二是由於政見分歧,權欲衝突,必將形成東風與西風的難以調和的僵局。濟爾哈朗曾受過多爾袞的排擠。他們兩生年相同.多爾袞卻死在前頭,人一瞑目,什麼都只能憑人擺佈,這樣就給濟爾哈朗以報復洩憤的機會。
另一關鍵,順治曾幾次受到阿濟格、多爾袞兄弟的淩辱,儘管當時還幼小,但兒童對淩辱也是很敏感的,何況他這時已經意識到自己萬人之上的皇帝。等到多爾袞一死,他已有十四五歲,懂事了,經過濟爾哈朗等反對派的搬弄,自然更增加了順治的憤恨。順治將皇后博爾濟吉特氏廢為靜妃,改居側宮,就因為這是多爾袞給他定的婚事,可見他對多爾袞痛惡之甚。加上多爾袞生前確有許多專權踐扈的地方,奏疏中告發的罪名,大多不冤枉。他身後這種突變,也就不難找到根據。
宮廷因權利而發生的政變,多半由於派系上的鬥爭,這中間,雖有政見上的對立,但個人仇恨上的發洩報復,即情緒上心理上的因素,也占很大的分量,看看官方揭舉的多爾袞的罪狀,純然屬於政治上是非的並不多,有的只是人身攻擊。
到了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下諭命內務府修葺多爾袞,並准其近支王公等條掃。其墓在今北京新街一帶,上諭中說的“塋域之在東直門外者,歲久益就榛蕪,亦堪憫惻”,即指其地。當初占地三百畝,後人稱為“九王墳。
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又曾下諭,諭中有這樣幾個要點:多爾袞攝政有年,威福不無專擅,諸王大臣未免畏而忌之,遂致歿後為蘇克薩哈等所構,誣以謀逆世祖登位,尚在沖齡,未曾親政,吳三桂所迎,勝國(指明朝舊臣所,止知有攝政王,假如果萌異志,此時兵權在握、何事不可為?他不在這時因利票便,直至身後以斂悟用明黃龍農,指為現之證,於情理不合。
太宗死後,阿濟格、多樣跪請多爾夜即位,多爾袞堅決不從,又力頌太燒對他的恩育信重,“使正彼時如宋太之處心積慮,則豈背複以死固辭而不為邪說搖惑耶?乃令正之身後,久抱不白之免於泉壤,心甚憫焉。假令王之逆跡稍有左驗,果出於我世祖聖裁,朕亦敢複翻成案?乃實由宵小奸謀,構成冤獄,而王之政績載在《實錄)者,皆有大功而無叛逆之跡,豈可不為之昭雪乎?”
於是恢復睿親王封號,追諡曰“忠”,補人《玉牒》,配享太廟入祀盛京(瀋陽)賢王祠。
諭旨的措詞倒很公正得體,既指出多爾袞的威福自專,又否定他的蓄謀篡逆,但諭旨把多爾袞蒙冤的責任全推給宵小奸謀如蘇克薩哈等,而與順治及濟爾哈朗毫無關係,雖不公平,但在當時,只好這樣說,否則,這一案便翻不成,這在乾隆諭旨中也說了。
據說大臣彭長庚、許爾安曾為多爾袞申冤,說他並無逆謀,所舉理由,和乾隆諭旨中所說類似,結果卻被充軍發配。直到一百二十餘年後的乾隆時,才將這疑案徹底翻了,實際上就是後皇翻前皇之案,說來說去,還是皇帝說了算。至於歷史上的事實,則讓後人揣摩了。
多爾袞死後,濟爾哈朗等正要曆舉多爾袞種種罪行,由子而及母;剛林卻寫成“自願從死”,等於將納喇氏美化成為很忠貞弱良的人,因而加重了剛林的罪名。
因攀附多爾袞而被處罰的還有很多人,這裡不再贅述。這些人因派系鬥爭而棄舊媚新,反親為仇,“自求多福”,妻財子祿,事事如意,又成為一時新貴。曾幾何時,樹倒期猻散,自已已成為派系鬥爭的芻狗,葬身於一場場政變的波濤中。
這裡還要說一下:兩月之間,多爾袞的榮辱之變為什麼這樣迅劇激烈。原因固然很複雜,例如功高震主,樹大招風,只是太籠統。具體言之,多、濟兩大派系之爭是關鍵之一。皇太極死後,世祖嗣位。
多爾袞與濟爾哈朗共同輔政。共同輔政的結果,不外兩點:一是彼此協力團結,相忍為國。二是由於政見分歧,權欲衝突,必將形成東風與西風的難以調和的僵局。濟爾哈朗曾受過多爾袞的排擠。他們兩生年相同.多爾袞卻死在前頭,人一瞑目,什麼都只能憑人擺佈,這樣就給濟爾哈朗以報復洩憤的機會。
另一關鍵,順治曾幾次受到阿濟格、多爾袞兄弟的淩辱,儘管當時還幼小,但兒童對淩辱也是很敏感的,何況他這時已經意識到自己萬人之上的皇帝。等到多爾袞一死,他已有十四五歲,懂事了,經過濟爾哈朗等反對派的搬弄,自然更增加了順治的憤恨。順治將皇后博爾濟吉特氏廢為靜妃,改居側宮,就因為這是多爾袞給他定的婚事,可見他對多爾袞痛惡之甚。加上多爾袞生前確有許多專權踐扈的地方,奏疏中告發的罪名,大多不冤枉。他身後這種突變,也就不難找到根據。
宮廷因權利而發生的政變,多半由於派系上的鬥爭,這中間,雖有政見上的對立,但個人仇恨上的發洩報復,即情緒上心理上的因素,也占很大的分量,看看官方揭舉的多爾袞的罪狀,純然屬於政治上是非的並不多,有的只是人身攻擊。
到了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下諭命內務府修葺多爾袞,並准其近支王公等條掃。其墓在今北京新街一帶,上諭中說的“塋域之在東直門外者,歲久益就榛蕪,亦堪憫惻”,即指其地。當初占地三百畝,後人稱為“九王墳。
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又曾下諭,諭中有這樣幾個要點:多爾袞攝政有年,威福不無專擅,諸王大臣未免畏而忌之,遂致歿後為蘇克薩哈等所構,誣以謀逆世祖登位,尚在沖齡,未曾親政,吳三桂所迎,勝國(指明朝舊臣所,止知有攝政王,假如果萌異志,此時兵權在握、何事不可為?他不在這時因利票便,直至身後以斂悟用明黃龍農,指為現之證,於情理不合。
太宗死後,阿濟格、多樣跪請多爾夜即位,多爾袞堅決不從,又力頌太燒對他的恩育信重,“使正彼時如宋太之處心積慮,則豈背複以死固辭而不為邪說搖惑耶?乃令正之身後,久抱不白之免於泉壤,心甚憫焉。假令王之逆跡稍有左驗,果出於我世祖聖裁,朕亦敢複翻成案?乃實由宵小奸謀,構成冤獄,而王之政績載在《實錄)者,皆有大功而無叛逆之跡,豈可不為之昭雪乎?”
於是恢復睿親王封號,追諡曰“忠”,補人《玉牒》,配享太廟入祀盛京(瀋陽)賢王祠。
諭旨的措詞倒很公正得體,既指出多爾袞的威福自專,又否定他的蓄謀篡逆,但諭旨把多爾袞蒙冤的責任全推給宵小奸謀如蘇克薩哈等,而與順治及濟爾哈朗毫無關係,雖不公平,但在當時,只好這樣說,否則,這一案便翻不成,這在乾隆諭旨中也說了。
據說大臣彭長庚、許爾安曾為多爾袞申冤,說他並無逆謀,所舉理由,和乾隆諭旨中所說類似,結果卻被充軍發配。直到一百二十餘年後的乾隆時,才將這疑案徹底翻了,實際上就是後皇翻前皇之案,說來說去,還是皇帝說了算。至於歷史上的事實,則讓後人揣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