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教材裡的《賣油翁》《醉翁亭記》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文章， 作者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宋代歐陽修。 與歐陽修有關的還有其母親為“中國四大賢母”之一，
任應天知府被譽“照天蠟燭”
盡孝心接賢母居睢陽古城
慶曆三年（1043年）， 北宋朝廷開始一場改革， 史稱“慶曆新政”， 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 歐陽修、蔡襄、王素、餘靖同為諫官。 以范仲淹為主的改革派提出十項新政改革主張， 歐陽修是堅定的支持者。 宋仁宗採納了大部分意見。 由於新政觸犯了貴族官僚的利益， 因而遭到他們的阻撓。
皇祐二年（1050年）七月丙戌， 時年44歲的歐陽修從潁州改知應天府， 兼南京留守司事。 “己酉， 至府。 十月己未， 明堂覃恩， 轉吏部侍郎加輕車都尉。 ”（《廬陵歐陽文忠公年譜》）即是朝廷是年7月7日下文， 歐陽修7月24日到任應天府知府， 10月任上又受到朝廷加封。 宋代留守分為兩種類型， 即京城和行宮留守， 設置于東京、西京、南京、北京、建康府和臨安府， 具有完整的組織機構， 包括官署、分司機構以及僚佐系統。 商丘當時稱南京， “南京留守司的分司機構為南京留守司禦史台；南京留守的僚佐包括南京留守推官、南京留守判官。
歐陽修任應天府知府兼職南京留守司事， 任上如何做事及政績如何， 這可從其皇祐二年所奏《南京謝上表》窺見一斑：“伏蒙聖恩，
司南京留守結交“睢陽五老”
識杜衍抒詩情與南都唱和
歐陽修任職商丘期間， 與“睢陽五老”頗有交集， 為“睢陽五老圖”奉和題跋。 此間， 他以知己、同道、門生、故吏、知府、詩友的多重身份， 與五老之一的杜衍往復唱和並結集。 歐杜南都唱和以及歐陽修對“五老會”的支持與宣傳， 都成為宋代南都文學崛起的標誌性事件。
宋真宗時， 因感念宋州為太祖龍潛之地， 升宋州為應天府， 升南京， 作為宋朝陪都。 王仲旉《南都賦》鋪敘了南都在宋初創建的原因與過程：“夫大宋之開基也， 肇自商丘，大啟土宇。創洪圖而遺億代，一帝統而超邃古。”當時，朝中重臣杜衍、王渙、畢世長、馮平、朱貫，辭官後寓居南京睢陽古城（今商丘市睢陽區）頤養天年，經常晏集賦詩，時稱“睢陽五老會”。在五老會中，杜衍雖然年紀最小，卻因在慶曆中曾居相位而被視為五老會的中心人物。
歐陽修對“睢陽五老”尊崇有加，對“五老會”的文學活動給予大力支持。皇祐二年（1050年）七月，他到南都任職不久，就為五老舉辦“慶老公宴”。時為南京留守推官的蘇頌記載：“某頃為南都從事，值故相杜公與王賓客煥、畢大卿世長、朱兵部貫、馮郎中平同時退居府中，作‘五老會’。一日大尹廬陵歐陽公作慶老公宴，而王、畢二公以病不赴，中座亦只四人，某時與諸僚同與席末。”（呂祖謙《宋文鑒》卷十）歐陽修借閱了五老會唱和詩並寫《借觀五老詩次韻為謝》：“脫遺軒冕就安閒，笑傲丘園縱倒冠。白髮憂民雖種種，丹心許國尚桓桓。冥鴻得路髙難慕，松老無風韻自寒。聞說優遊多倡和，新篇何惜盡傳看。”由此可知歐陽修是五老會唱和詩的最早閱讀者和宣傳者，五老會活動及唱和詩因為有了他的支持、追和與盛讚而流播四方。
在應天府不到兩年時間，歐陽修常常拜謁杜衍，並與杜衍屢有詩歌唱和。杜衍去世後，歐陽修編輯二人“南都時唱和詩為一卷”以示紀念。歐、杜南都唱和詩一卷的具體情況如何，已經不得而知。目前可見的是《居士集》卷十二《紀德陳情上致政太傅杜相公二首》下注：“一雲《與丞相太傅杜公唱和一十二首》，自此而下。”歐陽修少年時期，杜衍就已經是他的榜樣了。慶曆八年（1048年）二月歐陽修到揚州任上，寫信給杜衍、韓琦，決心效法他們，做一個勤政愛民的知州，《與杜正獻公》其一寫得尤其情真意切：“某時尚未登公之門，然始聞公之盛德矣，因竊歎慕不已。”杜衍曾多次向歐陽修索讀聚星堂詩，並對其詠雪“白戰體”給予很高評價：“祁公耆德碩望，歐公為文章宗師，祁公禮所宜厚，然前輩此風，類多有之。所可歎息者，後來無繼耳。”杜衍的詩歌應該是對歐陽修“禁體物語”創作的最早評價（呂肖奐《歐陽修與杜衍的南都唱和析論》）。歐陽修對杜衍如此高度的評價十分感激乃至惶恐，因為在此之前這位年長歐陽修三十歲的師長與上司，重視的是歐陽修的政事吏治才能，而很少關注歐陽修的詩歌創作。歐陽修南都唱和十二首詩中，《太傅杜相公索聚星堂詩謹成》《和太傅杜相公寵示之作》兩首可能就是酬答此二詩的。在歐陽修的謙卑中，是對知音杜衍的無比崇敬。長輩的賞識與晚輩的謙遜是歐、杜南都唱和互動的基礎。
在南都睢陽城，歐陽修對杜衍這位長輩、導師、詩友兼知己等身份特殊的“治下之民”，不僅“歲時率僚屬候問起居”（《跋杜祁公書》），而且舉辦“慶老公宴”以示尊崇。歐陽修拜謁杜衍時，常常會在儀仗簇擁下浩浩蕩蕩光臨杜府，這種炫耀式的排場是為了顯示對杜衍的尊敬，也是為了以門生的成就加強導師的榮光，所謂“裡門每入從千騎，賓主俱榮道路光”。歐陽修有著普通官僚對榮寵的世俗看法，譬如杜衍退居南都期間，仁宗祀明堂，多次詔請他入京陪祭，歐陽修認為這是莫大的榮譽，但杜衍卻因疾病而辭行，歐陽修詩雲：“驛騎頻來急詔隨，都人相與竊嗟諮。自非峻節終無改，安得清衷久益思。前席蓋將求讜議，在庭非為乏陪祠。尊賢優老朝家美，他日安車召未遲。”他在《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的序與銘中也提到此事：“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為予執法。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這是他“千騎擁高牙”拜謁杜衍的心理依據。杜衍作為歐陽修的“治下之民”，曾作“喜雨”詩（今不存）盛讚歐陽修的為政有方，歐陽修《依韻和杜相公喜雨之什》雲：“歲時豐儉若迴圈，天幸非由拙政然。一雨雖知為美澤，三登猶未補凶年”，且自注：“京東累歲不熟”，表現出一個知府謙遜且憂民的情懷。
和虞城王氏共編《崇文總目》
會老堂會趙公談莫逆之交
在清光緒二十一年《虞城縣誌·藝文志》中，載有歐陽修的一篇志銘《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僕射文安王公墓誌銘》和兩首詩歌《會老堂會趙公》《叔平少師去後會老堂獨坐偶成》，分別是寫給虞城人王堯臣和趙概的，記載了他和商丘的另一份情緣。
歐陽修曾與王堯臣共同編修《崇文總目》。王堯臣（1003-1058年），字伯庸。應天府虞城（今商丘市虞城縣）人。北宋大臣、文學家、書法家。天聖五年（1027年），王堯臣狀元及第。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參知政事。王堯臣精于目錄學，景祐六年（1034年），他和王洙、歐陽修應詔編纂《崇文總目》。他們是怎樣進入《崇文總目》的編纂班子的呢？據宋代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三十一引宋·羅畸《蓬山志》說：“景佑初元，詔群儒即書府盡啟先帝所藏，校正條目，翰林學士王堯臣、史館檢討王誅、館閣校勘歐陽修等，鹹被其選”。由此可見，他們兩人是三館官員中應選參加《崇文總目》的編纂的。自此，在一起共事修目，結下了深情厚誼。書成共六十六卷，該目按四部分類，收書30669卷。在王堯臣去世後，歐陽修為他撰寫了墓誌銘，贊曰：“公為人純質，雖貴顯不忘儉約。與其弟純臣相友愛，世稱孝悌者言王氏。遇人一以誠意，無所矯飾，善知人，多所稱，薦士為時名臣者甚眾。”
歐陽修與趙概可謂是“不打不相識”。 趙概，字叔平，官拜觀文殿學士，贈太子太師，諡康靖。歐陽修曾與趙概同在館閣任職，而且一起修起居注。趙概性情敦厚持重，沉默寡言，歐陽修很看不起他。等到歐陽修任知制誥（為皇帝起草詔令）之職後，以趙概沒有文采為理由，把其貶官為天章閣待制。趙概清靜淡泊，並沒有把這當回事兒。後來歐陽修的外甥女與人淫亂，忌恨歐陽修的人借題發揮，以此事來誣衊歐陽修。皇上非常震怒，沒有人敢為歐陽修說話。這時，只有趙概為歐陽修上書，說：“歐陽修因文才出眾才成為皇上的近臣，皇上不能隨便聽信讒言，輕易誣衊他。我與歐陽修來往很少，他對我也不太好，但我關心的是朝廷的大體啊！”有人問趙概說：“你不是與歐陽修之間有怨恨嗎？”趙概說：“以私廢公，我不能做這種事。”趙概上書為歐陽修說話，皇上很不高興，歐陽修仍舊被貶官滁州。趙概後來執掌蘇州，後辭官守喪，守喪期滿後，被授職翰林學士，他再次上書，要求先為歐陽修恢復官職。雖然趙概的請求沒有被朝廷採納，但當時的人們都非常讚賞趙概寬厚大度、以公為重、不計私怨的品行。歐陽修也知道了趙概原來是位德高望重的長者，對其非常佩服，兩人從此成為莫逆之交。
北宋熙寧四年（1072年），歐陽修以太子少師、觀文殿學士致仕，退居潁州，寓西湖六一堂。翌年四月，前副相趙概以八十高齡自南京（今商丘市）來訪歐陽修。趙概在朝中和歐陽修約定，告老還鄉後互訪，這次來訪是踐約之行。歐陽修就將六一堂西側的會客室加以整修，作為接待趙概的場所。時任潁州知州呂公著也前來看望。歐、趙、呂三人會於此堂，飲酒，賦詩，呂公著有感于二老相會為此堂題匾額日：“會老堂”。歐陽修即席賦詩《會老堂會趙公》：“古來交道愧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出處三秋俱白首，凋零萬木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我病猶堪釂一鐘。已勝山陰空興盡，且留歸駕為從容。”又特作《會老堂致語》盛讚趙概的來訪“遂令潁水之濱，複見德星之聚。裡閭拭目，覺陋巷以生光；風義聳聞，為一時之盛事，敢陳口號，上贊清歡：‘欲知盛集繼荀陳，請看當筵主與賓。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閒人。紅芳已盡鶯猶囀，青杏初嘗酒正醇。美景難並良會少，乘歡舉白莫辭頻’。”趙概去後，歐陽修獨坐會老堂，悵然若失，作《叔平少師去後會老堂獨坐偶成》雲：“積雨荒庭遍綠苔，西堂瀟灑為誰開，愛酒少師花落去，彈琴道士月明來。雞啼日午衡門靜，鶴唳風清書夢回。野老但欣南畝伴，豈知名籍在蓬萊。”表達了對趙概的懷念深情。
攜“紅杏尚書”同纂《新唐書》
聯方平薦“三蘇”成千古佳話
歐陽修與商丘的宋祁還有一段趣話。北宋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在京為官的歐陽修，又遭誣告被貶。命令剛下達，仁宗皇帝就懊悔了，等歐陽修上朝辭行的時候，皇帝挽留說：“別去同州了，留下來修《唐書》吧。”就這樣，歐陽修做了翰林學士，開端參與修撰《新唐書》。當時，宋祁已開始了修撰。宋祁（998-1061年），字子京，為雍丘（今民權縣雙塔）人。著名文學家、史學家、詞人。宋祁與兄長宋庠並有文名，時稱“二宋”“雙狀元”之稱。詩詞語言工麗，因《玉樓春》詞中有“紅杏枝頭春意鬧”句，世稱“紅杏尚書”。作為一位史官，歐陽修把靈通的文筆用於修史，分外得心應手。為了避免體例不一，歐陽修負責兼顧全稿。當時北宋文壇古文發展得有點過分，有人很樂意寫古文以吸引眼球。可是假如不足夠的稟賦，文章往往會被寫得生僻難懂，看著唬人，實在沒什麼實際內容，更談不上藝術價值。宋祁就總喜歡用些冷僻的字眼。從年紀、資格上說，宋祁比歐陽修“老”一點兒，歐陽修有點不便說他，只好委婉地諷勸。一天早上，歐陽修在唐書局的門上寫下8個字：“宵寐非禎，劄闥洪休。”宋祁來了，打量了半天，終於悟出了是什麼意思，笑說：“這不就是一句俗話‘夜夢不詳，題門大吉’嘛，至於寫成這樣嗎？”歐陽修笑道：“我是在模擬您修《唐書》的筆法呢。你寫的列傳，把‘風馳電掣’這句大口語，都寫成‘震霆無暇掩聰’了。”宋祁聽了，明確歐陽修的意思，不禁有點兒酡顏，當前寫文章也平易起來了。《新唐書》列傳部分由宋祁撰，文字簡古；歐陽修所撰本紀、表、志部分則比較通暢，兩者風格不同。據高似孫《緯略》卷十二記載，當時曾要求歐陽修潤飾全書，統一文筆。歐陽修推尊宋祁，說：“宋公于我前輩人，所見不同，詎能盡如已意。”竟不易一字。
林語堂先生《蘇東坡傳》中有多處提到了張方平。傳記中記敘蘇軾父子三人赴京趕考，第一次提到張方平，有這樣的描述：“他們（指蘇洵、蘇軾、蘇轍）先要到省會成都，拜謁大官張方平，後來張方平對蘇東坡幾乎如同嚴父。”張方平（1006-1091年），北宋宋城（今睢陽區）人，在益州（今四川成都）任知州時，很注意訪求人才，訪得志行修謹、博學多才“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的眉山處士蘇洵（蘇軾、蘇轍之父），並向朝廷舉薦。至和二年( 1055) ，蘇洵帶著蘇軾到成都拜謁張方平，張方平特令侍從專為蘇洵設一張座椅，此座以後不能再招待其他賓客。嘉祐元年（1056年），蘇洵帶著蘇軾、蘇轍再次到成都拜會張方平。張方平對三蘇甚為看重，以國士之禮相待。當年禮部開封貢舉，張方平力勸蘇洵父子進京應試。蘇洵父子赴京之前，張方平出六道文題，考校蘇軾兄弟臨場應變能力，並寫信向朝中大臣歐陽修推薦，為蘇軾兄弟進士及弟、名動京師創造了條件。由於張方平的推薦，蘇洵帶著二子到京城後，受到歐陽修等人的熱情接待和大力幫助。歐陽修把蘇洵及時介紹給朝廷重臣樞密使韓琦、宰相富弼、文彥博等人，蘇洵以一介布衣身份成為京城達官顯宦的座上客。此時，蘇軾兄弟則積極備考。嘉祐元年( 1056年) 九月，二蘇順利通過舉人考試。次年正月，在以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歐陽修為主考官，以國子監直講梅聖俞為參詳官的禮部試中，蘇軾兄弟雙雙脫穎而出，一舉成名。之後，名不見經傳的“三蘇”能夠成為唐宋八大家的“三蘇”，張方平與歐陽修實在是功不可沒。張方平《樂全集》卷四有《酬歐陽舍人寄題醉翁亭詩》，以唱和歐陽修。
肇自商丘，大啟土宇。創洪圖而遺億代，一帝統而超邃古。”當時，朝中重臣杜衍、王渙、畢世長、馮平、朱貫，辭官後寓居南京睢陽古城（今商丘市睢陽區）頤養天年，經常晏集賦詩，時稱“睢陽五老會”。在五老會中，杜衍雖然年紀最小，卻因在慶曆中曾居相位而被視為五老會的中心人物。歐陽修對“睢陽五老”尊崇有加，對“五老會”的文學活動給予大力支持。皇祐二年（1050年）七月，他到南都任職不久，就為五老舉辦“慶老公宴”。時為南京留守推官的蘇頌記載：“某頃為南都從事，值故相杜公與王賓客煥、畢大卿世長、朱兵部貫、馮郎中平同時退居府中，作‘五老會’。一日大尹廬陵歐陽公作慶老公宴，而王、畢二公以病不赴，中座亦只四人，某時與諸僚同與席末。”（呂祖謙《宋文鑒》卷十）歐陽修借閱了五老會唱和詩並寫《借觀五老詩次韻為謝》：“脫遺軒冕就安閒，笑傲丘園縱倒冠。白髮憂民雖種種，丹心許國尚桓桓。冥鴻得路髙難慕，松老無風韻自寒。聞說優遊多倡和，新篇何惜盡傳看。”由此可知歐陽修是五老會唱和詩的最早閱讀者和宣傳者，五老會活動及唱和詩因為有了他的支持、追和與盛讚而流播四方。
在應天府不到兩年時間，歐陽修常常拜謁杜衍，並與杜衍屢有詩歌唱和。杜衍去世後，歐陽修編輯二人“南都時唱和詩為一卷”以示紀念。歐、杜南都唱和詩一卷的具體情況如何，已經不得而知。目前可見的是《居士集》卷十二《紀德陳情上致政太傅杜相公二首》下注：“一雲《與丞相太傅杜公唱和一十二首》，自此而下。”歐陽修少年時期，杜衍就已經是他的榜樣了。慶曆八年（1048年）二月歐陽修到揚州任上，寫信給杜衍、韓琦，決心效法他們，做一個勤政愛民的知州，《與杜正獻公》其一寫得尤其情真意切：“某時尚未登公之門，然始聞公之盛德矣，因竊歎慕不已。”杜衍曾多次向歐陽修索讀聚星堂詩，並對其詠雪“白戰體”給予很高評價：“祁公耆德碩望，歐公為文章宗師，祁公禮所宜厚，然前輩此風，類多有之。所可歎息者，後來無繼耳。”杜衍的詩歌應該是對歐陽修“禁體物語”創作的最早評價（呂肖奐《歐陽修與杜衍的南都唱和析論》）。歐陽修對杜衍如此高度的評價十分感激乃至惶恐，因為在此之前這位年長歐陽修三十歲的師長與上司，重視的是歐陽修的政事吏治才能，而很少關注歐陽修的詩歌創作。歐陽修南都唱和十二首詩中，《太傅杜相公索聚星堂詩謹成》《和太傅杜相公寵示之作》兩首可能就是酬答此二詩的。在歐陽修的謙卑中，是對知音杜衍的無比崇敬。長輩的賞識與晚輩的謙遜是歐、杜南都唱和互動的基礎。
在南都睢陽城，歐陽修對杜衍這位長輩、導師、詩友兼知己等身份特殊的“治下之民”，不僅“歲時率僚屬候問起居”（《跋杜祁公書》），而且舉辦“慶老公宴”以示尊崇。歐陽修拜謁杜衍時，常常會在儀仗簇擁下浩浩蕩蕩光臨杜府，這種炫耀式的排場是為了顯示對杜衍的尊敬，也是為了以門生的成就加強導師的榮光，所謂“裡門每入從千騎，賓主俱榮道路光”。歐陽修有著普通官僚對榮寵的世俗看法，譬如杜衍退居南都期間，仁宗祀明堂，多次詔請他入京陪祭，歐陽修認為這是莫大的榮譽，但杜衍卻因疾病而辭行，歐陽修詩雲：“驛騎頻來急詔隨，都人相與竊嗟諮。自非峻節終無改，安得清衷久益思。前席蓋將求讜議，在庭非為乏陪祠。尊賢優老朝家美，他日安車召未遲。”他在《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的序與銘中也提到此事：“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為予執法。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這是他“千騎擁高牙”拜謁杜衍的心理依據。杜衍作為歐陽修的“治下之民”，曾作“喜雨”詩（今不存）盛讚歐陽修的為政有方，歐陽修《依韻和杜相公喜雨之什》雲：“歲時豐儉若迴圈，天幸非由拙政然。一雨雖知為美澤，三登猶未補凶年”，且自注：“京東累歲不熟”，表現出一個知府謙遜且憂民的情懷。
和虞城王氏共編《崇文總目》
會老堂會趙公談莫逆之交
在清光緒二十一年《虞城縣誌·藝文志》中，載有歐陽修的一篇志銘《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僕射文安王公墓誌銘》和兩首詩歌《會老堂會趙公》《叔平少師去後會老堂獨坐偶成》，分別是寫給虞城人王堯臣和趙概的，記載了他和商丘的另一份情緣。
歐陽修曾與王堯臣共同編修《崇文總目》。王堯臣（1003-1058年），字伯庸。應天府虞城（今商丘市虞城縣）人。北宋大臣、文學家、書法家。天聖五年（1027年），王堯臣狀元及第。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參知政事。王堯臣精于目錄學，景祐六年（1034年），他和王洙、歐陽修應詔編纂《崇文總目》。他們是怎樣進入《崇文總目》的編纂班子的呢？據宋代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三十一引宋·羅畸《蓬山志》說：“景佑初元，詔群儒即書府盡啟先帝所藏，校正條目，翰林學士王堯臣、史館檢討王誅、館閣校勘歐陽修等，鹹被其選”。由此可見，他們兩人是三館官員中應選參加《崇文總目》的編纂的。自此，在一起共事修目，結下了深情厚誼。書成共六十六卷，該目按四部分類，收書30669卷。在王堯臣去世後，歐陽修為他撰寫了墓誌銘，贊曰：“公為人純質，雖貴顯不忘儉約。與其弟純臣相友愛，世稱孝悌者言王氏。遇人一以誠意，無所矯飾，善知人，多所稱，薦士為時名臣者甚眾。”
歐陽修與趙概可謂是“不打不相識”。 趙概，字叔平，官拜觀文殿學士，贈太子太師，諡康靖。歐陽修曾與趙概同在館閣任職，而且一起修起居注。趙概性情敦厚持重，沉默寡言，歐陽修很看不起他。等到歐陽修任知制誥（為皇帝起草詔令）之職後，以趙概沒有文采為理由，把其貶官為天章閣待制。趙概清靜淡泊，並沒有把這當回事兒。後來歐陽修的外甥女與人淫亂，忌恨歐陽修的人借題發揮，以此事來誣衊歐陽修。皇上非常震怒，沒有人敢為歐陽修說話。這時，只有趙概為歐陽修上書，說：“歐陽修因文才出眾才成為皇上的近臣，皇上不能隨便聽信讒言，輕易誣衊他。我與歐陽修來往很少，他對我也不太好，但我關心的是朝廷的大體啊！”有人問趙概說：“你不是與歐陽修之間有怨恨嗎？”趙概說：“以私廢公，我不能做這種事。”趙概上書為歐陽修說話，皇上很不高興，歐陽修仍舊被貶官滁州。趙概後來執掌蘇州，後辭官守喪，守喪期滿後，被授職翰林學士，他再次上書，要求先為歐陽修恢復官職。雖然趙概的請求沒有被朝廷採納，但當時的人們都非常讚賞趙概寬厚大度、以公為重、不計私怨的品行。歐陽修也知道了趙概原來是位德高望重的長者，對其非常佩服，兩人從此成為莫逆之交。
北宋熙寧四年（1072年），歐陽修以太子少師、觀文殿學士致仕，退居潁州，寓西湖六一堂。翌年四月，前副相趙概以八十高齡自南京（今商丘市）來訪歐陽修。趙概在朝中和歐陽修約定，告老還鄉後互訪，這次來訪是踐約之行。歐陽修就將六一堂西側的會客室加以整修，作為接待趙概的場所。時任潁州知州呂公著也前來看望。歐、趙、呂三人會於此堂，飲酒，賦詩，呂公著有感于二老相會為此堂題匾額日：“會老堂”。歐陽修即席賦詩《會老堂會趙公》：“古來交道愧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出處三秋俱白首，凋零萬木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我病猶堪釂一鐘。已勝山陰空興盡，且留歸駕為從容。”又特作《會老堂致語》盛讚趙概的來訪“遂令潁水之濱，複見德星之聚。裡閭拭目，覺陋巷以生光；風義聳聞，為一時之盛事，敢陳口號，上贊清歡：‘欲知盛集繼荀陳，請看當筵主與賓。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閒人。紅芳已盡鶯猶囀，青杏初嘗酒正醇。美景難並良會少，乘歡舉白莫辭頻’。”趙概去後，歐陽修獨坐會老堂，悵然若失，作《叔平少師去後會老堂獨坐偶成》雲：“積雨荒庭遍綠苔，西堂瀟灑為誰開，愛酒少師花落去，彈琴道士月明來。雞啼日午衡門靜，鶴唳風清書夢回。野老但欣南畝伴，豈知名籍在蓬萊。”表達了對趙概的懷念深情。
攜“紅杏尚書”同纂《新唐書》
聯方平薦“三蘇”成千古佳話
歐陽修與商丘的宋祁還有一段趣話。北宋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在京為官的歐陽修，又遭誣告被貶。命令剛下達，仁宗皇帝就懊悔了，等歐陽修上朝辭行的時候，皇帝挽留說：“別去同州了，留下來修《唐書》吧。”就這樣，歐陽修做了翰林學士，開端參與修撰《新唐書》。當時，宋祁已開始了修撰。宋祁（998-1061年），字子京，為雍丘（今民權縣雙塔）人。著名文學家、史學家、詞人。宋祁與兄長宋庠並有文名，時稱“二宋”“雙狀元”之稱。詩詞語言工麗，因《玉樓春》詞中有“紅杏枝頭春意鬧”句，世稱“紅杏尚書”。作為一位史官，歐陽修把靈通的文筆用於修史，分外得心應手。為了避免體例不一，歐陽修負責兼顧全稿。當時北宋文壇古文發展得有點過分，有人很樂意寫古文以吸引眼球。可是假如不足夠的稟賦，文章往往會被寫得生僻難懂，看著唬人，實在沒什麼實際內容，更談不上藝術價值。宋祁就總喜歡用些冷僻的字眼。從年紀、資格上說，宋祁比歐陽修“老”一點兒，歐陽修有點不便說他，只好委婉地諷勸。一天早上，歐陽修在唐書局的門上寫下8個字：“宵寐非禎，劄闥洪休。”宋祁來了，打量了半天，終於悟出了是什麼意思，笑說：“這不就是一句俗話‘夜夢不詳，題門大吉’嘛，至於寫成這樣嗎？”歐陽修笑道：“我是在模擬您修《唐書》的筆法呢。你寫的列傳，把‘風馳電掣’這句大口語，都寫成‘震霆無暇掩聰’了。”宋祁聽了，明確歐陽修的意思，不禁有點兒酡顏，當前寫文章也平易起來了。《新唐書》列傳部分由宋祁撰，文字簡古；歐陽修所撰本紀、表、志部分則比較通暢，兩者風格不同。據高似孫《緯略》卷十二記載，當時曾要求歐陽修潤飾全書，統一文筆。歐陽修推尊宋祁，說：“宋公于我前輩人，所見不同，詎能盡如已意。”竟不易一字。
林語堂先生《蘇東坡傳》中有多處提到了張方平。傳記中記敘蘇軾父子三人赴京趕考，第一次提到張方平，有這樣的描述：“他們（指蘇洵、蘇軾、蘇轍）先要到省會成都，拜謁大官張方平，後來張方平對蘇東坡幾乎如同嚴父。”張方平（1006-1091年），北宋宋城（今睢陽區）人，在益州（今四川成都）任知州時，很注意訪求人才，訪得志行修謹、博學多才“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的眉山處士蘇洵（蘇軾、蘇轍之父），並向朝廷舉薦。至和二年( 1055) ，蘇洵帶著蘇軾到成都拜謁張方平，張方平特令侍從專為蘇洵設一張座椅，此座以後不能再招待其他賓客。嘉祐元年（1056年），蘇洵帶著蘇軾、蘇轍再次到成都拜會張方平。張方平對三蘇甚為看重，以國士之禮相待。當年禮部開封貢舉，張方平力勸蘇洵父子進京應試。蘇洵父子赴京之前，張方平出六道文題，考校蘇軾兄弟臨場應變能力，並寫信向朝中大臣歐陽修推薦，為蘇軾兄弟進士及弟、名動京師創造了條件。由於張方平的推薦，蘇洵帶著二子到京城後，受到歐陽修等人的熱情接待和大力幫助。歐陽修把蘇洵及時介紹給朝廷重臣樞密使韓琦、宰相富弼、文彥博等人，蘇洵以一介布衣身份成為京城達官顯宦的座上客。此時，蘇軾兄弟則積極備考。嘉祐元年( 1056年) 九月，二蘇順利通過舉人考試。次年正月，在以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歐陽修為主考官，以國子監直講梅聖俞為參詳官的禮部試中，蘇軾兄弟雙雙脫穎而出，一舉成名。之後，名不見經傳的“三蘇”能夠成為唐宋八大家的“三蘇”，張方平與歐陽修實在是功不可沒。張方平《樂全集》卷四有《酬歐陽舍人寄題醉翁亭詩》，以唱和歐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