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慮障礙在童年期很普遍（分離焦慮或陌生人恐懼）， 許多父母很自然地想保護他們的孩子免受情緒痛苦；但實際上父母的很多行為不僅無效反而會強化孩子的回避行為。
Anita Iacaruso 的4歲女兒 --Ashley-- 患有嚴重的焦慮症狀。 當Iacaruso送Ashley到學校時， 她哭個不停並緊緊拉著Iacaruso不放。 Iacaruso（高中時代曾被認為是全校“最害羞”的學生）說， “必須有個人幫助我， 我才能把女兒從我身上拽下來；看著她那麼痛苦、那麼害怕， 我很難受， 我經常在上班時坐在我的辦公桌前哭。 ”
當她們一家周日去教堂時， Ashley拒絕和其他同齡人玩耍， 除非Ashley的爸爸陪著她；當他們去飯店時， Ashley拒絕與服務生交談。 Iacaruso（在華盛頓市的一個政府機構上班）說她自己（在教堂與飯店）一開始會鼓勵Ashley獨自與其他同齡兒童玩耍， 但 Ashley“哭個不停， 於是我們就放棄了， 我們也很沮喪難過。 ”
兒童焦慮基本知識焦慮是人類的正常情緒， 當然兒童也會產生焦慮情緒。
然而， 當焦慮已經損害到兒童的基本社會功能--影響到正常的學習、交朋友甚至導致嚴重的負面情緒--焦慮就發展成了一種心理疾病。 焦慮的兒童往往會伴隨一些軀體症狀（心理問題軀體化：如頭痛、腹痛、腹瀉或便秘）， 但沒有明顯的生理致病原因。 在美國， 焦慮障礙在兒童間普遍存在：根據2010年出版在《美國兒童與青少年精神病學會》（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雜誌上的一項研究顯示， 大約1/3的未成年（≤18歲）個體患有焦慮障礙， 女性患病率高與男性。
該領域的心理專家認為， 許多父母出於本能地想要保護自己的孩子免受痛苦、回避那些導致痛苦的誘因；但是父母的行為不僅沒有幫助反而起到相反的效果。
如今， 心理學家與治療研究團隊越來越關注如何改變父母的行為以便更好地幫助焦慮兒童，
Andrea Chronis-Tuscano（馬里蘭大學心理學教授）說， “幫助這些焦慮兒童回避這些情境， 確實會使兒童短暫緩解焦慮， 但會帶來長遠的痛苦， 百害而無一利， ”允許兒童回避那些壓力情境意味著他們失去了發展重要技巧和建立（能夠處理新挑戰的）自信的機會。 “其他的孩子正在學習如何處理這些社交情境， 那些回避的孩子註定落于人後，
某些兒童的焦慮障礙在學前已經出現；但根據2005年發表在《普通精神病學文獻》（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雜誌的一項研究表明， 起始發病年齡中位數為11歲；不同的是， 心境障礙和抑鬱為30歲。
兒童期最普遍的焦慮障礙為分離焦慮、社交焦慮和廣泛性焦慮障礙。 分離焦慮的兒童非常恐懼父母的離開， 經常擔心會有一些不好的事情發生在他們身上；社交焦慮的兒童害怕與同齡人交往， 在玩耍約會或派對期間往往會出現負面情緒；廣泛性焦慮障礙的兒童往往會被焦慮所吞噬， 幾乎在所有事上（從家庭作業和足球比賽到家庭作業， 日常考試）都需要父母持續不斷地進行安撫。
上述幾種心理疾病存在有效的治療方法，包括心理治療、藥物治療以及聯合療法（心理治療聯合藥物治療）。在認知行為療法(CBT)中，兒童逐漸開始應對導致他們焦慮的情境，學會忍受不適感覺。研究發現採取CBT治療的兒童中大約50~70%症狀減輕，功能出現顯著改善。抗抑鬱藥物（如百憂解和左洛複）也可減輕兒童的焦慮症狀，但同時藥物治療兒童焦慮障礙也備受抨擊（有證據顯示服用該種藥物的個體、自殺意念增強）。
研究人員發現，焦慮兒童的父母行為能夠扭轉局面--也有可能惡化兒童的症狀；然而，他們一致認為教養方式僅僅只是眾多（導致焦慮）因素中的一個。2007年發表在《臨床心理學回顧》（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雜誌上的一項有關該主題的科學綜述表示，平均來說，教養方式只對兒童的焦慮症狀起到4%的解釋作用（儘管某些父母的教養行為--如過度控制或不給予自主權--會造成深遠的影響）。而基因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雙生子研究發現，基因對個體的焦慮障礙發病風險起到30~40%的解釋作用。許多科學家認為焦慮兒童會引起父母的過度保護；Anne Marie Albano（哥倫比亞大學焦慮與相關疾病機構負責人）說，“父母認為如果任由孩子焦慮、哭泣是在毀了孩子；另外父母會擔心孩子會怨恨自己”。
心理學家並沒有一味地將兒童焦慮根源怪罪于父母。社會可能帶有偏見，往往將孩子患有精神疾病的責任都歸功於父母--特別是母親。上世紀50年代，將兒童的自閉症和精神分裂症都歸因於冷酷、無情的“冰箱”媽媽。甚至現在，還是很難測量父母的教養方式在兒童焦慮症狀的發展和維持上起了多大的作用。 Daniel Pine（美國國家精神衛生研究所有關發展和情感神經科學內部研究專案負責人）強調，大部分的研究都屬於觀察性研究，科學家也無法將兒童隨機分配到某種不利的教養方式下進行隨機雙盲的比較分析。
焦慮會產生深刻且消極的發展性影響。2007年發表在《BMC大眾健康》雜誌上的一項研究（478名學齡期兒童被試）顯示，焦慮症狀與學業表現有負相關關係。一項於2010年發表在《焦慮障礙》雜誌上的研究（共有140名8~14歲的兒童被試）發現，患有焦慮障礙的兒童更有可能遭受過欺淩；其他研究顯示，這些孩子朋友更少，與同伴相比也更少人喜歡。患有焦慮障礙的兒童也有患上其他心理疾病的風險，如抑鬱、藥物濫用甚至自殺，所以應儘早識別出焦慮兒童以及儘早治療。
至於父母的教養方式如何説明或是惡化兒童的焦慮症狀，Eli R. Lebowitz（美國紐黑文耶魯兒童研究中心的焦慮和心境障礙項目的聯合負責人）強調“父母的撫養方式與兒童的焦慮關係”，即“旨在短暫減輕兒童焦慮症狀卻增強兒童回避行為的父母”；這包括睡在分離焦慮障礙兒童的身邊或反復回答廣泛性焦慮障礙兒童的無數問題（強化焦慮障礙兒童的安全性行為）。
這種行為在焦慮兒童的家庭中及其常見。一項於2013年發表在《抑鬱與焦慮》（Depression and Anxiety）雜誌上的研究顯示，多於97%的父母採取這種調節性行為，但70%的父母會因此產生負性情緒。當父母不再去“調節”兒童的焦慮症狀，超過50%（56%）的兒童會產生憤怒情緒甚至惡言相向。該篇研究還顯示，調節性行為越多的父母，他們的孩子的焦慮症狀越嚴重（但無法確認調節性行為是因還是果）。
在兒童強迫症相關研究中，家庭調節性行為與症狀改善程度呈負相關關係。Lebowitz博士及其同事提出了一個新的治療方法-- 針對兒童焦慮症狀的支援性撫養方式 (SPACE)；接受治療的是焦慮兒童的父母。治療師教會父母如何識別他們應對孩子焦慮症狀的調節性行為，並指導他們如何通過承認兒童的這些感受來表達支持。父母需要學會表達（相信孩子可以面對由情境引發的恐懼以及解決不適感覺的）自信。最後，治療師指導他們如何一步步降低陪伴行為的頻率。
在一項小樣本的 SPACE研究中（共10名父母被試，他們患有焦慮障礙的孩子拒絕接受直接治療）顯示，在治療結束之後，兒童的焦慮症狀都有顯著改善。耶魯大學的研究者對此主題進行了一項臨床試驗，共120個家庭，旨在比較CBT（直接針對兒童進行治療）和SPACE的治療效果。向針對兒童的CBT治療中增加了教養方式這一成分，研究顯示出了混合結果。當Kelley Smith於2017年5月攜帶她9歲的女兒Pearl去往耶魯兒童研究中心尋求治療，她認為她無法管控她女兒的焦慮症狀。Pearl難以應對新事物，如野營或上輔導班以及與陌生成年人說話；還經常報告出腹痛和頭痛的軀體症狀。Kelley Smith說“我對他非常嚴厲，強迫他對做一些困難的事；我覺得她的焦慮應該她自己處理。”
通過 SPACE專案，Kelley Smith意識到她自己浪費了許多時間在回答Pearl的問題（由焦慮引起的）以及安撫Pearl上；最後，她的耐心耗盡，易激惹。“我變得很沮喪，如果我不再回答她的問題，她就會產生負面情緒，不停地哭，”Smith女士說道。
Kelley Smith也會在飯店和圖書館為Pearl處理相關情境，部分是因為Pearl的沉默以及接下來的尷尬情況會引發她自身的焦慮（Kelley Smith曾經也患有焦慮症狀並接受了治療），“Pearl越長大越奇怪，我也不知道如何解決，”Smith女士說道。耶魯的治療師指導Smith女士如何對 Pearl表達支持，承認對於Pearl來說面對某些情景確實很困難，然後幫助Smith建立一個計畫減少她的調節性行為。例如：家庭成員告訴Pearl，只能在早晨和晚上各花五分鐘詢問家庭安排。Pearl在飯店只能自己點菜，在圖書館只能自己檢索書籍。
起先 Pearl需要滿滿五分鐘去確認她的問題，但是漸漸地她花在這上面的時間變少了，不久之後她就可以自己在飯店點乳酪三明治。“我開始習慣了，我的自信心也提升了，”Pearl說。Smith女士表示，Pearl的焦慮症狀已顯著減輕，雖然在考試以及社交聚會上還有一些不適。
哥倫比亞大學正在往認知行為治療裡引進一項新成分，主要為了解決父母因孩子的焦慮症狀而產生的焦慮。治療師指導父母進行正念和放鬆技術以及“認知重組”，是用一種現實的角度重新解釋災難化思維。
Jill Ehrenreich-May（美國邁阿密大學的心理學副教授）針對兒童焦慮提出了治療方法，即教會父母識別一系列加劇兒童焦慮症狀的“有問題的教養方式行為”。除了過度保護與過度控制，她還提出了過分苛責和父母對孩子態度的反復無常會導致兒童對困難情境的回避行為。兒童會持續向父母尋求確認以避免焦慮事件，將他們的父母看作是一個自動售貨機，因為兒童知道“如果我一直堅持問下去，我一定會贏的，”她說到。
態度的前後一致性對於Iacaruso女士 和 Ashley很重要。Iacaruso和他的女兒 Ashley都參加了馬里蘭大學（針對社交焦慮高危兒童）的研究專案。這個專案需要Iacaruso針對Ashley--就像一塊牛皮糖一樣黏住不放--將她的目標分解成一個個小步驟並採取獎賞機制，以便於對病情進展的測量。以在飯店點菜為目標，首先當Iacaruso為女兒點菜時，Ashley只需要簡單地看一眼服務生；然後Ashley需要指出功能表上自己想要吃的東西。
將目標分解為一個個小步驟實施，對於Ashley來說容易執行，也有利於 Iacaruso 堅持治療計畫。最後Ashley可以在飯店點自己最愛吃的義大利面和匹薩。“我對服務員說了‘謝謝’”，Ashley驕傲地說。
作者：王翼 劉悅
中文原創 轉載請注明出處 違者追究責任
參考文獻：
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right-way-for-parents-to-help-anxious-children-151275597
上述幾種心理疾病存在有效的治療方法，包括心理治療、藥物治療以及聯合療法（心理治療聯合藥物治療）。在認知行為療法(CBT)中，兒童逐漸開始應對導致他們焦慮的情境，學會忍受不適感覺。研究發現採取CBT治療的兒童中大約50~70%症狀減輕，功能出現顯著改善。抗抑鬱藥物（如百憂解和左洛複）也可減輕兒童的焦慮症狀，但同時藥物治療兒童焦慮障礙也備受抨擊（有證據顯示服用該種藥物的個體、自殺意念增強）。
研究人員發現，焦慮兒童的父母行為能夠扭轉局面--也有可能惡化兒童的症狀；然而，他們一致認為教養方式僅僅只是眾多（導致焦慮）因素中的一個。2007年發表在《臨床心理學回顧》（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雜誌上的一項有關該主題的科學綜述表示，平均來說，教養方式只對兒童的焦慮症狀起到4%的解釋作用（儘管某些父母的教養行為--如過度控制或不給予自主權--會造成深遠的影響）。而基因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雙生子研究發現，基因對個體的焦慮障礙發病風險起到30~40%的解釋作用。許多科學家認為焦慮兒童會引起父母的過度保護；Anne Marie Albano（哥倫比亞大學焦慮與相關疾病機構負責人）說，“父母認為如果任由孩子焦慮、哭泣是在毀了孩子；另外父母會擔心孩子會怨恨自己”。
心理學家並沒有一味地將兒童焦慮根源怪罪于父母。社會可能帶有偏見，往往將孩子患有精神疾病的責任都歸功於父母--特別是母親。上世紀50年代，將兒童的自閉症和精神分裂症都歸因於冷酷、無情的“冰箱”媽媽。甚至現在，還是很難測量父母的教養方式在兒童焦慮症狀的發展和維持上起了多大的作用。 Daniel Pine（美國國家精神衛生研究所有關發展和情感神經科學內部研究專案負責人）強調，大部分的研究都屬於觀察性研究，科學家也無法將兒童隨機分配到某種不利的教養方式下進行隨機雙盲的比較分析。
焦慮會產生深刻且消極的發展性影響。2007年發表在《BMC大眾健康》雜誌上的一項研究（478名學齡期兒童被試）顯示，焦慮症狀與學業表現有負相關關係。一項於2010年發表在《焦慮障礙》雜誌上的研究（共有140名8~14歲的兒童被試）發現，患有焦慮障礙的兒童更有可能遭受過欺淩；其他研究顯示，這些孩子朋友更少，與同伴相比也更少人喜歡。患有焦慮障礙的兒童也有患上其他心理疾病的風險，如抑鬱、藥物濫用甚至自殺，所以應儘早識別出焦慮兒童以及儘早治療。
至於父母的教養方式如何説明或是惡化兒童的焦慮症狀，Eli R. Lebowitz（美國紐黑文耶魯兒童研究中心的焦慮和心境障礙項目的聯合負責人）強調“父母的撫養方式與兒童的焦慮關係”，即“旨在短暫減輕兒童焦慮症狀卻增強兒童回避行為的父母”；這包括睡在分離焦慮障礙兒童的身邊或反復回答廣泛性焦慮障礙兒童的無數問題（強化焦慮障礙兒童的安全性行為）。
這種行為在焦慮兒童的家庭中及其常見。一項於2013年發表在《抑鬱與焦慮》（Depression and Anxiety）雜誌上的研究顯示，多於97%的父母採取這種調節性行為，但70%的父母會因此產生負性情緒。當父母不再去“調節”兒童的焦慮症狀，超過50%（56%）的兒童會產生憤怒情緒甚至惡言相向。該篇研究還顯示，調節性行為越多的父母，他們的孩子的焦慮症狀越嚴重（但無法確認調節性行為是因還是果）。
在兒童強迫症相關研究中，家庭調節性行為與症狀改善程度呈負相關關係。Lebowitz博士及其同事提出了一個新的治療方法-- 針對兒童焦慮症狀的支援性撫養方式 (SPACE)；接受治療的是焦慮兒童的父母。治療師教會父母如何識別他們應對孩子焦慮症狀的調節性行為，並指導他們如何通過承認兒童的這些感受來表達支持。父母需要學會表達（相信孩子可以面對由情境引發的恐懼以及解決不適感覺的）自信。最後，治療師指導他們如何一步步降低陪伴行為的頻率。
在一項小樣本的 SPACE研究中（共10名父母被試，他們患有焦慮障礙的孩子拒絕接受直接治療）顯示，在治療結束之後，兒童的焦慮症狀都有顯著改善。耶魯大學的研究者對此主題進行了一項臨床試驗，共120個家庭，旨在比較CBT（直接針對兒童進行治療）和SPACE的治療效果。向針對兒童的CBT治療中增加了教養方式這一成分，研究顯示出了混合結果。當Kelley Smith於2017年5月攜帶她9歲的女兒Pearl去往耶魯兒童研究中心尋求治療，她認為她無法管控她女兒的焦慮症狀。Pearl難以應對新事物，如野營或上輔導班以及與陌生成年人說話；還經常報告出腹痛和頭痛的軀體症狀。Kelley Smith說“我對他非常嚴厲，強迫他對做一些困難的事；我覺得她的焦慮應該她自己處理。”
通過 SPACE專案，Kelley Smith意識到她自己浪費了許多時間在回答Pearl的問題（由焦慮引起的）以及安撫Pearl上；最後，她的耐心耗盡，易激惹。“我變得很沮喪，如果我不再回答她的問題，她就會產生負面情緒，不停地哭，”Smith女士說道。
Kelley Smith也會在飯店和圖書館為Pearl處理相關情境，部分是因為Pearl的沉默以及接下來的尷尬情況會引發她自身的焦慮（Kelley Smith曾經也患有焦慮症狀並接受了治療），“Pearl越長大越奇怪，我也不知道如何解決，”Smith女士說道。耶魯的治療師指導Smith女士如何對 Pearl表達支持，承認對於Pearl來說面對某些情景確實很困難，然後幫助Smith建立一個計畫減少她的調節性行為。例如：家庭成員告訴Pearl，只能在早晨和晚上各花五分鐘詢問家庭安排。Pearl在飯店只能自己點菜，在圖書館只能自己檢索書籍。
起先 Pearl需要滿滿五分鐘去確認她的問題，但是漸漸地她花在這上面的時間變少了，不久之後她就可以自己在飯店點乳酪三明治。“我開始習慣了，我的自信心也提升了，”Pearl說。Smith女士表示，Pearl的焦慮症狀已顯著減輕，雖然在考試以及社交聚會上還有一些不適。
哥倫比亞大學正在往認知行為治療裡引進一項新成分，主要為了解決父母因孩子的焦慮症狀而產生的焦慮。治療師指導父母進行正念和放鬆技術以及“認知重組”，是用一種現實的角度重新解釋災難化思維。
Jill Ehrenreich-May（美國邁阿密大學的心理學副教授）針對兒童焦慮提出了治療方法，即教會父母識別一系列加劇兒童焦慮症狀的“有問題的教養方式行為”。除了過度保護與過度控制，她還提出了過分苛責和父母對孩子態度的反復無常會導致兒童對困難情境的回避行為。兒童會持續向父母尋求確認以避免焦慮事件，將他們的父母看作是一個自動售貨機，因為兒童知道“如果我一直堅持問下去，我一定會贏的，”她說到。
態度的前後一致性對於Iacaruso女士 和 Ashley很重要。Iacaruso和他的女兒 Ashley都參加了馬里蘭大學（針對社交焦慮高危兒童）的研究專案。這個專案需要Iacaruso針對Ashley--就像一塊牛皮糖一樣黏住不放--將她的目標分解成一個個小步驟並採取獎賞機制，以便於對病情進展的測量。以在飯店點菜為目標，首先當Iacaruso為女兒點菜時，Ashley只需要簡單地看一眼服務生；然後Ashley需要指出功能表上自己想要吃的東西。
將目標分解為一個個小步驟實施，對於Ashley來說容易執行，也有利於 Iacaruso 堅持治療計畫。最後Ashley可以在飯店點自己最愛吃的義大利面和匹薩。“我對服務員說了‘謝謝’”，Ashley驕傲地說。
作者：王翼 劉悅
中文原創 轉載請注明出處 違者追究責任
參考文獻：
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right-way-for-parents-to-help-anxious-children-1512755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