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本挑起九一八事變到日本投降， 日本軍隊製造了許多超越人類文明容忍程度的戰爭暴行：南京大屠殺、三光政策、新加坡大屠殺、巴丹死亡行軍、緬泰死亡鐵路、馬尼拉大屠殺、“地獄航船”、慰安婦、細菌戰……受害者一直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賠償， 日本法院一次又一次地否決了他們的正義要求。 但受害者和倖存者的呼聲此起彼伏， 開始可能很微小， 但是最後一定會發出獅子般的怒吼。 道歉賠償是和解的基石， 也是日本政府的責任。
日本的戰爭暴行違反國際法
著名歷史學家、劍橋大學範力沛（Lyman Van Slyke）教授指出：“九一八事變、日本全面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不應該割裂開來研究，
日軍踐踏了國際戰爭法的人道主義原則。 1907年日本政府簽署了《第四次海牙公約》， 並在國內獲得批准。 1929年日本政府簽署了《日內瓦公約》， 在國內未獲批准。 但世界知名法學家、魯爾大學的科納特·愛普生（Knut Ipsen, A Review of the Main Legal Aspects）教授認為， 條約是政府之間的協議， 簽字即產生法律效力， 日本應該遵守1929年的《日內瓦公約》。 退一步講， 《第四次海牙公約》包含著幾乎等同於1929年《日內瓦公約》的條文， 從這個角度講， 日本也應該人道的對待戰俘和佔領區的平民。
事實上， 日本也違反了他們的戰爭習慣法——武士道。 武士道宣稱同情弱者， 包括受傷的敵人， 並且允許光榮地投降。 新渡戶稻造在其名著《武士道》中寫道：“對於弱者、劣者、敗者的仁， 被讚賞為特別適合於武士的德行。 ”他還特別提到了“武士之情”——“最剛毅的人是最溫柔的人，
可是日軍視國際法為無物， 它在作戰和佔領過程中不加區別戰鬥人員與平民， 是否對日軍有敵意成為他們屠殺的標準。 他們的某些戰爭暴行， 超出了人類文明所能容忍的限度——日軍在太平洋地區曾多次食用被擊落的盟軍飛行員的肉。 日軍的惻隱之心在戰爭中很少見。
日本為何對歷史如此“健忘”
二戰結束之後， 日本在美國的扶植之下， 迅速實現了經濟復興， 就像荷裔政治評論家伊恩·布魯瑪所說的那樣， “如一場大雪， ……掩蓋了所有的痕跡， 消除了所有的聲音”。 （Ian Buruma， The Wages of Guilt：Memories of war In Germany and Japan）日本得了歷史健忘症， 缺乏反省， 並不斷否認其侵略歷史。
日本學者野田正彰在《戰爭罪責∶一個日本學者關於侵華士兵的社會調查》一書中總結了日本民眾對戰敗的兩種回應方式：第一種回應是，
大多數在戰後出生的日本人不能理解“戰爭責任”的意義。 從某種意義上說， 美國對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轟炸， 給戰後的日本提供了一個是無辜的受害者的遮羞布， 而不是應該內疚的加害者。 戰後有關廣島和長崎的文學作品， 似乎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證據，
日本有許多歷史修正主義者在推波助瀾， 他們的勢力非常強大， 正是由於他們的存在， 導致了一次又一次的“歷史教科書事件”， 以及否認日軍暴行的事件。 他們正試圖美化侵略戰爭， 說日本出於高尚的目的——把亞洲的其他地區從西方殖民帝國主義手中解放出來， 而發動戰爭。
日本政府不承認戰爭罪行， 並向受害者道歉賠償， 美國難辭其咎。 為了便於控制日本， 美國讓日本的戰時體制得以延續， 天皇制仍然存在。 在麥克亞瑟將軍的保護下， 裕仁天皇以及所有皇族成員都被免於追究戰爭責任， 對於戰犯的追索工作也早早地結束了。 美國為了自身利益， 進行了許多骯髒的交易。 哈裡斯在《死亡工廠》中披露：731部隊頭目向美國佔領當局提供了可怕的、利用中國平民和盟軍戰俘進行人體試驗的資料，被免於起訴。(Harris，Facories of Death ：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1932-45，and the American Coverup )
為了冷戰的需要，美國加快了扶植日本的步伐。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認為《三藩市和約》導致日本人“沒有對戰敗進行深刻反省”，“反而為日本提供了一個擋箭牌”。在美國的導演下，最終日本只和遭其侵略的少數亞洲國家簽訂了條約。為了排除共產主義勢力，美國主導、簽訂《三藩市和約》時，排除了中國和朝鮮，蘇聯也拒絕簽約。
約翰·普萊斯（John Price）指出，和約成了第二個慕尼克協定，日本在逃避了領土和賠償等遺留問題的條件下，脫離了亞洲。（A Just Peace? The 1951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儘管和約已經使美日同盟的關係鞏固了，也加速了日本的經濟復蘇，可是它使日本形成了一種對戰爭歷史問題遺忘的政策。”新美國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斯蒂芬·克萊蒙斯評論道，“和約在日本鄰國和暴行的受害者眼中，不僅沒有成為確保和平和正義的工具，反而成為了真正和解的障礙。”(Steven Clemons，Recovering Japan’s Wartime Past —and Ours)
哈裡斯在《死亡工廠》中披露：731部隊頭目向美國佔領當局提供了可怕的、利用中國平民和盟軍戰俘進行人體試驗的資料，被免於起訴。(Harris，Facories of Death ：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1932-45，and the American Coverup )
為了冷戰的需要，美國加快了扶植日本的步伐。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認為《三藩市和約》導致日本人“沒有對戰敗進行深刻反省”，“反而為日本提供了一個擋箭牌”。在美國的導演下，最終日本只和遭其侵略的少數亞洲國家簽訂了條約。為了排除共產主義勢力，美國主導、簽訂《三藩市和約》時，排除了中國和朝鮮，蘇聯也拒絕簽約。
約翰·普萊斯（John Price）指出，和約成了第二個慕尼克協定，日本在逃避了領土和賠償等遺留問題的條件下，脫離了亞洲。（A Just Peace? The 1951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儘管和約已經使美日同盟的關係鞏固了，也加速了日本的經濟復蘇，可是它使日本形成了一種對戰爭歷史問題遺忘的政策。”新美國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斯蒂芬·克萊蒙斯評論道，“和約在日本鄰國和暴行的受害者眼中，不僅沒有成為確保和平和正義的工具，反而成為了真正和解的障礙。”(Steven Clemons，Recovering Japan’s Wartime Past —and Ou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