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垮臺於1911年，
即辛亥年，
從歷史進入20世紀始，
它就進入了自己生命終結的倒計時。
清末的政治腐敗和人們對政府的控訴，
可見于梁啟超的行文：“夫孰使我百業俱失，
無所衣食者，
政府也；夫孰使百物騰湧，
致我終歲勤勞而不得養其父母者，
政府也；夫孰使我一栗一縷之蓄積，
皆使吏胥之婪索者，
政府也；夫孰使盜賊充斥，
致我晷刻不能即安者，
政府也……”這樣的政府非倒不可，
更何況孫中山的革命党大張聲勢，
籌謀推翻。
然而清末立憲派給它指出了一條政治改革的道路，
即立憲，
可以說，
這是清政府唯一的圖存之路。
事實上，
它也被逼走上了這條路，
但由於它自己的蹉跎，
這條路最終也斷送在它自己手裡。
和孫中山的革命黨不同，
由梁啟超在理論上指導的國內立憲人士並不主張推翻滿清。
在同盟會排滿性質的“種族革命”之外，
梁啟超推重的是政治制度改革的“政治革命”（梁氏是體制外人，
他的語言如果轉換為清政府的官方語言，
就是“政治改革”）。
此改革以立憲為旨歸，
用梁氏的話表述就是：“政治革命者，
革專制而成立憲之謂也。
”從專制到立憲，
可以說是20世紀任何一種專制政體的政改方向。
在體制外和體制內的各種壓力下，
晚清政府迫不得已接受了立憲者的主張，
繼1905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後，
於1906年9月1日宣佈“預備立憲”。
這不妨可以視為清政府“政治改革”的開始。
那麼從1906年到1911年，
清政府在它生命的最後六年間，
都做了些什麼呢？
1906年：是年雖然宣佈預備立憲，
但立憲的預備期有多長是社會很關注的問題。
9月1日的“聖諭”頒下：“……俟數年後，
規模初具，
查看情形，
參用各國成法，
妥議立憲實行期限，
再行宣佈天下。
”顯然，
這是一個沒有時間表的預備立憲，
其中不乏遁詞，
如同在玩時間遊戲。
當然，
立憲就是分權，
政府本能地不願意，
能拖一天是一天。
只是那時的它無從料及歷史留給它的時間只有六年了，
多拖一天就是往死路上多走一天。
時在日本的梁啟超有過這樣一個觀察，
他在寫給老師康有為的信中說：“革党現在在東京占極大之勢力，
萬余學生從之者過半。
前此預備立憲詔下，
其機稍息。
及改革官制有名無實，
其勢益張。
”不妨注意這其中的“其機稍息”和“其勢益張。
”當人們開始信任這個帶有政改性質的預備立憲時，
即使是革命一方，
其勢頭亦不免“稍息”；當人們認為這個政治改革是虛與委蛇、皮裡陽秋時（比如，
只是把各部制動來動去），
則革命勢頭必然反彈“益張”。
這說明，
改革可以遏制革命，
改革進一步，
革命退一分；但是，
假改革必然招致真革命。
因此，
清廷唯有真正立憲而非口頭立憲才能自保。
1907年：客觀地說，
一味指責清政府假改革也不公正，
革命派的壓力，
立憲派的努力，
這些都逼使它要調整自己的動作。
繼預備立憲後，
1907年有兩道詔書不應忽略。
一是9月20日預備成立資政院的諭旨：“立憲政體，
取決公論，
上下議院一時未能成立，
亟宜設資政院，
以立議院基礎。
”這是朝廷政改的一大動向，
按照它自己的解釋，
資政院即英美議院的前身。
一個月後的10月19日，
朝廷又下一詔：“前經降旨于京師設立資政院，
以樹議院基礎，
但各省亦應有採取輿論之所。
”這個輿論之所就是省議會，
但清廷將之稱為諮議局：“著各省督撫均在省會速設諮議局”，
“籌計地方治安，
並為資政院儲才之階”。
對於這兩道詔書，
光緒都明言是“朕欽奉慈禧皇太后懿旨”。
慈禧雖然頑固，
但也果斷，
決定在中央和地方分別開設議會，
應是真正的政改之措。
應是真正的政改之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