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翠喜在中國近代史上就如同一顆流星， 迅速竄紅為名妓， 並捲入清政府最高層次的權力之爭， 最後又迅速地消失在公眾的視野裡。 這一切， 並不是因為楊翠喜有多大能力， 而是由荒謬的時代所造成。
清朝有不少知名的妓女， 但能進入光緒皇帝詔書中的， 恐怕只有一位， 那就是楊翠喜。 楊翠喜的出身永遠是一個謎。 有人說她是江蘇人， 因為家境貧寒， 7歲就被賣給一孫姓的大戶。 12歲時， 孫家敗落， 她被賣到天津的伶人楊慕林家， 師從楊慕林唱戲， 不到一年的時間， 就已經能夠登臺了。
另一種說法就是籍貫不詳， 和父母到天津謀生， 後被賣給姓陳的土棍， 再轉賣給鄰居楊茂尊。 楊看到賣唱能賺錢， 於是讓楊翠喜跟隨隔壁賣唱的翠鳳、翠紅學戲……
不管說法如何， 能肯定的就是楊翠喜14歲左右就已經在天津的一些大戲園唱戲， 而且賣藝也賣身。 後來由於結識直隸道員段芝貴等人，
楊翠喜能成為晚清政壇的知名人物， 則是由於她捲入了一場與晚清政治鬥爭有關的賄賂案之中。
慶親王愛子下水
1906年， 慶親王奕劻的公子載振到東北視察政務， 陪同的還有徐世昌。 按照傳統， 京官外出， 總會受到地方官員的接待， 荷包也會與日俱增。 載振這一次外派公幹也不例外。
路過天津的時候， 袁世凱對載振的接待是非常認真的。 當時的老袁和慶親王是好哥們， 結拜兄弟， 而1906年的時候， 袁世凱正被滿清保守派們攻擊得焦頭爛額， 需要慶親王説明。
在天津， 全程陪同載振的官員是袁世凱的心腹段芝貴。 段善於逢迎， 不過官職並不高， 只是以道員身份兼任天津巡警總辦。
看到載振的到來， 段芝貴簡直就看到了自己升官的陽關大道。 段芝貴知道， 載振這一次視察東北的目的不簡單， 我們看看史實就知道了。 第二年， 也就是1907年， 清政府對東北就進行了一次巨大的政治改革：廢除將軍， 而設立巡撫， 實行省、府、縣三級體制。
這一次載振前往東北， 很有可能就是對改革進行一些先期的試探。 段芝貴或許是瞭解了這些隱秘， 所以把載振當成一個非常有價值的“貴人”， 巴結逢迎。 載振的父親慶親王奕劻時任首席軍機大臣， 和現在的總理相當。 載振本人也官拜工農商部尚書， 在清末， 尚書也是個部級幹部， 職權不小。
在段芝貴的策劃下， 名妓楊翠喜和載振見了面， 接著段芝貴還為楊翠喜贖身， 再加10萬元的“增奩”，
這四人都是袁世凱的親信， 這樣赤裸裸培植勢力的做法， 遭到了政敵們的強烈反彈。
朝廷傾軋， 小事化大
袁世凱和慶親王的勢力雖大， 但也不是沒有對手， 他們最大的敵人就是瞿鴻機和岑春煊為代表的“清流”派。 按照陳寅恪的說法， 在晚清官場中， 這兩人屬於清流， 而袁世凱和慶親王屬於“濁流”。 前者以道德高尚者自居， 當然看不起後者， 兩者形成矛盾也不奇怪。
1906年， 岑春煊進入北京， 開始彈劾慶親王， 說：“太后固然真心改良政治， 但以臣觀察， 奉行之人， 實有欺蒙朝廷不能認真改良之據”。
“清流”和“濁流”鬥爭的焦點就是權力之爭。 政府正要進行官制改革， 尤其是東北三省的改革馬上到來， 雙方都希望自己的勢力能夠在東北得勢， 因此袁世凱、慶親王與瞿鴻機、岑春煊這兩派就劍拔弩張， 矛盾一觸即發。
對於岑春煊這次進北京，孫寶瑄在日記中寫道：“岑尚書乃一活炸彈也，無端天外飛來，遂使政界為之變動，百僚為之蕩然。”沒有什麼事情的時候，岑春煊都是一顆“活炸彈”，如果有點小辮子被抓住，那岑春煊豈不更厲害？
沒有不透風的牆，載振私自收下楊翠喜的事情沒多久就傳了出去。畫家張瘦虎用“愁父”的筆名畫了一幅畫《升官圖》：畫面上端坐著一個打扮入時的纏足女郎，搭著二郎腿，而一名身穿朝服的官員跪在石榷裙下，覬覦著女人腳下的頂戴花翎……儘管沒有文字說明，人們都知道那個官員就是段芝貴，而女人則是楊翠喜。
清末的時候，官吏收一兩個煙花女子不是什麼大事，一般人見了也是睜一眼閉一眼，但從當時的法律和道德來說，卻是不恰當的。因此，這種事情說小就小，說大也能大。當時的中國，媒體已經比較發達，因此各報都紛紛轉述此事。尤其是汪康年的《京報》，和瞿鴻機關係緊密，常常“以伉直敢言，攖政府要人之怒”。碰到“清流”與“濁流”鬥爭的非常時期，《京報》當然大肆宣揚載振的荒唐和糊塗。這樣，載振私納妓女的事情，就難以挽回地化小為大了。
禦史們的反撲
晚清帝國的禦史們大部分屬於“清流”，在岑春煌等人的支持下，禦史們開始發難。
1907年3月，禦史趙啟霖寫了一份奏摺，名為《段芝貴夤緣親貴，物議沸騰折》。在這份奏摺中，趙啟霖敘述了段芝貴花鉅資贖買妓女楊翠喜，敬獻載振，從而賄賂得到黑龍江巡撫一職的原委，並把段芝貴的行為定性為賄賂：“此而變通賄賂，欺罔朝廷，明目張膽，無複顧忌，真孔子所謂：是可忍，孰不可忍者矣。”隨即，趙炳麟、江春霖紛紛上書彈劾奕劻、載振父子，大罵他們“置時艱於不問，置大計于不顧，尤可謂無心肝”。岑春煊更是直接進宮謁見慈禧，指責載振父子的貪污腐化行為。這樣，賄賂案件終於引起了慈禧的關注，變成了“通天大事”。
由於媒體的推波助瀾，這件事情在民間也是非常火熱。為了平息輿論的壓力，清政府派醇親王載灃和大學士孫家鼐到天津進行調查。不過兩人的調查結果還沒有出來的時候，清廷就已經下令撤去段芝貴布政使銜，也不再讓他署理黑龍江巡撫，而以程德全代替。當然清政府也是想通過這一舉動緩和民意，一旦民間輿論緩和下來，就具備條件把這風波大事化小。
倒打一耙
袁世凱一方也不是省油的燈。當“清流”開始進攻的時候，“濁流”們也開始善後。載振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一艘快船，派親信偷偷地從水路把楊翠喜送回天津。走水路的好處就是隱蔽，路上遇見的人也少，因此不容易被發現。送回天津後，袁世凱知會自己的表弟張鎮芳，讓他暗中進行疏通，疏通的結果就是楊翠喜被送給了鹽商王益孫。鹽商對楊翠喜的豔名早有風聞，對袁世凱和載振的勢力更是瞭解。既然有人把楊翠喜送來，而且還附帶有大量的銀子，王益孫當然願意做個順水人情。於是，王益孫偽造了一張納楊翠喜為妾的文書，日期為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這樣做的意思很明白：楊翠喜早就是商人的小老婆了，不可能再被段芝貴送給載振。當載灃和孫家鼐到達天津的時候，袁世凱和載振已經做好了一切的準備，甚至天津知府楊以德也被收買。
按理說，載灃也知道袁世凱和載振的把戲，不過他們又不敢正面和這幫人為敵，順水推舟，於是接受了一批偽造的口供。比如楊翠喜的口供就是這樣的：“具呈人楊翠喜，為據實陳明事：妾身向在天仙茶園唱戲，於光緒三十一年二月初間，有王五爺（王益孫）向身母說，允以三千五百元價買，充當使女之用。妾身遂于初三日在天仙茶園停演，於初四曰回東安縣。初十日返津，在王五爺日本租界樓房暫住。于三月十八日歸王五爺住宅服役。所具是實，並無蒙混情弊。為此，叩乞欽差大人查核施行。”
4月，載灃向慈禧報告了調查結果，那就是載灃收受賄賂的事情查無實據。既然這邊沒有問題，那禦史們就有誣告的嫌疑了。
最終，光緒下令把趙啟霖革職，詔書中說趙禦史“於親貴重臣名節攸關，並不詳加訪查，輒以毫無根據之詞率行入奏、任意污蔑，實屬咎有應得”。
沒有贏家的爭鬥
慶親王和袁世凱為代表的濁流手段非凡，為目的不擇手段，最終取得了主動。不過，他們在民間的聲望也越來越差，尤其是載振因為這一案件搞得聲名狼藉。經歷一番內心掙扎後，載振向朝廷請辭。最終，朝廷同意了他的請求，“准予開去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農工商部尚書等缺及一切差使”。“清流”沒有因為趙啟霖被革職而甘休，而是繼續鬥爭。禦史江春霖就專門揭露，楊翠喜的供詞和載灃、孫家鼐的結論都是欺人之談。另外的幾個禦史也為同僚趙啟霖進行辯白。
兩個多月後，趙啟霖官復原職，而載振則逃到了天津，參與這一事件的各方力量都沒有成為贏家，甚至楊翠喜後來也鬱鬱而終。真正可以說贏家的，或許只有鹽商王益孫。
即使到這裡，雙方的爭論還是沒有結束，反而開啟了晚清著名的“丁未政潮”。最終，通過一系列鬥爭，岑春煊、瞿鴻機等人被趕出朝廷，汪康年的《京報》也被查封。
矛盾一觸即發。對於岑春煊這次進北京，孫寶瑄在日記中寫道：“岑尚書乃一活炸彈也，無端天外飛來，遂使政界為之變動，百僚為之蕩然。”沒有什麼事情的時候，岑春煊都是一顆“活炸彈”，如果有點小辮子被抓住，那岑春煊豈不更厲害？
沒有不透風的牆，載振私自收下楊翠喜的事情沒多久就傳了出去。畫家張瘦虎用“愁父”的筆名畫了一幅畫《升官圖》：畫面上端坐著一個打扮入時的纏足女郎，搭著二郎腿，而一名身穿朝服的官員跪在石榷裙下，覬覦著女人腳下的頂戴花翎……儘管沒有文字說明，人們都知道那個官員就是段芝貴，而女人則是楊翠喜。
清末的時候，官吏收一兩個煙花女子不是什麼大事，一般人見了也是睜一眼閉一眼，但從當時的法律和道德來說，卻是不恰當的。因此，這種事情說小就小，說大也能大。當時的中國，媒體已經比較發達，因此各報都紛紛轉述此事。尤其是汪康年的《京報》，和瞿鴻機關係緊密，常常“以伉直敢言，攖政府要人之怒”。碰到“清流”與“濁流”鬥爭的非常時期，《京報》當然大肆宣揚載振的荒唐和糊塗。這樣，載振私納妓女的事情，就難以挽回地化小為大了。
禦史們的反撲
晚清帝國的禦史們大部分屬於“清流”，在岑春煌等人的支持下，禦史們開始發難。
1907年3月，禦史趙啟霖寫了一份奏摺，名為《段芝貴夤緣親貴，物議沸騰折》。在這份奏摺中，趙啟霖敘述了段芝貴花鉅資贖買妓女楊翠喜，敬獻載振，從而賄賂得到黑龍江巡撫一職的原委，並把段芝貴的行為定性為賄賂：“此而變通賄賂，欺罔朝廷，明目張膽，無複顧忌，真孔子所謂：是可忍，孰不可忍者矣。”隨即，趙炳麟、江春霖紛紛上書彈劾奕劻、載振父子，大罵他們“置時艱於不問，置大計于不顧，尤可謂無心肝”。岑春煊更是直接進宮謁見慈禧，指責載振父子的貪污腐化行為。這樣，賄賂案件終於引起了慈禧的關注，變成了“通天大事”。
由於媒體的推波助瀾，這件事情在民間也是非常火熱。為了平息輿論的壓力，清政府派醇親王載灃和大學士孫家鼐到天津進行調查。不過兩人的調查結果還沒有出來的時候，清廷就已經下令撤去段芝貴布政使銜，也不再讓他署理黑龍江巡撫，而以程德全代替。當然清政府也是想通過這一舉動緩和民意，一旦民間輿論緩和下來，就具備條件把這風波大事化小。
倒打一耙
袁世凱一方也不是省油的燈。當“清流”開始進攻的時候，“濁流”們也開始善後。載振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一艘快船，派親信偷偷地從水路把楊翠喜送回天津。走水路的好處就是隱蔽，路上遇見的人也少，因此不容易被發現。送回天津後，袁世凱知會自己的表弟張鎮芳，讓他暗中進行疏通，疏通的結果就是楊翠喜被送給了鹽商王益孫。鹽商對楊翠喜的豔名早有風聞，對袁世凱和載振的勢力更是瞭解。既然有人把楊翠喜送來，而且還附帶有大量的銀子，王益孫當然願意做個順水人情。於是，王益孫偽造了一張納楊翠喜為妾的文書，日期為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這樣做的意思很明白：楊翠喜早就是商人的小老婆了，不可能再被段芝貴送給載振。當載灃和孫家鼐到達天津的時候，袁世凱和載振已經做好了一切的準備，甚至天津知府楊以德也被收買。
按理說，載灃也知道袁世凱和載振的把戲，不過他們又不敢正面和這幫人為敵，順水推舟，於是接受了一批偽造的口供。比如楊翠喜的口供就是這樣的：“具呈人楊翠喜，為據實陳明事：妾身向在天仙茶園唱戲，於光緒三十一年二月初間，有王五爺（王益孫）向身母說，允以三千五百元價買，充當使女之用。妾身遂于初三日在天仙茶園停演，於初四曰回東安縣。初十日返津，在王五爺日本租界樓房暫住。于三月十八日歸王五爺住宅服役。所具是實，並無蒙混情弊。為此，叩乞欽差大人查核施行。”
4月，載灃向慈禧報告了調查結果，那就是載灃收受賄賂的事情查無實據。既然這邊沒有問題，那禦史們就有誣告的嫌疑了。
最終，光緒下令把趙啟霖革職，詔書中說趙禦史“於親貴重臣名節攸關，並不詳加訪查，輒以毫無根據之詞率行入奏、任意污蔑，實屬咎有應得”。
沒有贏家的爭鬥
慶親王和袁世凱為代表的濁流手段非凡，為目的不擇手段，最終取得了主動。不過，他們在民間的聲望也越來越差，尤其是載振因為這一案件搞得聲名狼藉。經歷一番內心掙扎後，載振向朝廷請辭。最終，朝廷同意了他的請求，“准予開去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農工商部尚書等缺及一切差使”。“清流”沒有因為趙啟霖被革職而甘休，而是繼續鬥爭。禦史江春霖就專門揭露，楊翠喜的供詞和載灃、孫家鼐的結論都是欺人之談。另外的幾個禦史也為同僚趙啟霖進行辯白。
兩個多月後，趙啟霖官復原職，而載振則逃到了天津，參與這一事件的各方力量都沒有成為贏家，甚至楊翠喜後來也鬱鬱而終。真正可以說贏家的，或許只有鹽商王益孫。
即使到這裡，雙方的爭論還是沒有結束，反而開啟了晚清著名的“丁未政潮”。最終，通過一系列鬥爭，岑春煊、瞿鴻機等人被趕出朝廷，汪康年的《京報》也被查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