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趙秉鈞的努力， 一個剛剛在八國聯軍面前慘敗的古老帝國， 多少挽回了一些顏面。
這是1901年， 剛簽完《辛丑合約》的晚清政府尷尬地發現， 按照條約規定， 天津城內不得駐紮中國軍隊。 長此以往， 作為北京的重要門戶， 天津無疑將失去戍衛首都的能力。
這個棘手的難題， 被丟給了正在為清政府訓練新軍的袁世凱， 袁挑出了3000名新軍， 轉手交給了部下趙秉鈞， 進行了3個月的短期員警訓練。 隨後， 趙帶著這支隊伍， 開進了天津城。
這個年代， 大多數中國人還不清楚“員警”是什麼東西。 幾千年來， 這個古老帝國的百姓更為熟悉的， 是那些挎著腰刀， 拎著鐵鍊， 四處呵斥抓人的“捕快”。
而這群身著黑色制服的年輕士兵， 一方面承擔起軍事戒備的任務， 另一方面又開始負責起“全省巡警、消防、戶籍、營繕、衛生”等公共事務。
由於有專門的員警維持社會秩序， 天津市的社會治安一掃過去的混亂局面。
的確， 即便用今天的眼光來看， 趙秉鈞為中國第一支員警隊伍所準備的一切， 也並不過時。
這支有著拘留所、備差所、軍樂隊等一整套完備機構的員警隊伍， “為服務與管理群眾而設， 以防患未然、排解糾紛而作”， 他們的警員， “必須性情溫和、樸實， 舉止端方， 做事嚴正， 保衛民眾， 不得索謝”。
僅用了半年， 天津就被外國人描繪成“世界上擁有最好的員警制度的城市”。 而且， 在權力與輿論的推動下， 由趙秉鈞一手建立的現代員警制度， 就在中國各個省份逐步推廣， 並顯現出了驚人的生命力。
常駐中國的英國泰晤士報記者莫里循曾親眼目睹， 在北京的大街上，
於是， 在自己的報導中， 莫里循不由得感歎道:“在過去的大清帝國裡，
不過， 在許多歷史學家眼中， 趙秉鈞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作出這些貢獻， 倒是一點也不意外。
1895 年， 袁世凱在小站“西式練兵”， 這個河南人就“隨習西方軍政”， 他專攻偵探、員警兩門， 一向以“長於緝捕”而聞名。 他曾承辦了革命党人吳樾刺殺五大臣案。 吳樾刺殺失敗， 被自己攜帶的炸彈炸得粉身碎骨， 但趙秉鈞硬是從屍骨的碎片中， 找到了印有吳樾名字的紙片， 再順藤摸瓜， 查明了真相。
有史書評價， 趙秉鈞“生性慧黠， 強悍而心細”， 因為員警工作十分出色， 他也成為袁世凱手下的得力幹將。
只是， 如果歷史能停滯在這一刻， 不再前行， 趙秉鈞也許真會名留青史。 可另一起著名的刺殺案， 把時任內閣總理的趙秉鈞，
1913年， 剛剛當選國民黨參議員的宋教仁， 在上海火車站被刺客槍擊殞命。 消息傳開， 舉國震動， 江蘇省員警廳責無旁貸， 承擔起了偵破和緝拿兇手的重任。
趙秉鈞理應為自己親自調教的員警隊伍感到驕傲。 宋教仁遇刺後僅3天， 上海員警便抓住了線人應桂馨與兇手武士英，效率之高，令人歎為觀止。
可員警還搜出了趙秉鈞的秘書洪述祖與應桂馨往來的函電和密碼本，一番順藤摸瓜之後，全國人民都明白，刺宋案是趙秉鈞一手策劃，應桂馨是中間線人，武士英是兇手。而趙的身份及案發的時間，很容易叫人把這件事與袁世凱聯繫起來。
上海員警便抓住了線人應桂馨與兇手武士英，效率之高，令人歎為觀止。可員警還搜出了趙秉鈞的秘書洪述祖與應桂馨往來的函電和密碼本，一番順藤摸瓜之後，全國人民都明白，刺宋案是趙秉鈞一手策劃，應桂馨是中間線人，武士英是兇手。而趙的身份及案發的時間，很容易叫人把這件事與袁世凱聯繫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