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共江蘇省委黨校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華濤
內容提要：網路空間因其動態性和複雜性而使大量問題不斷湧現， 其對治理的訴求也會不斷變更。 面對動態的、變化的問題環境， 任何預設的制度規則和既有的治理技術都可能是無效的。 網路空間治理只能以動態的治理回應動態的問題。 在網路空間治理的動態過程中， 政府需要動態調整自己的治理角色、治理內容和治理方式， 發揮政府、社會、市場和個人等主體的能動性， 通過促進主體內部和主體間的有效合作， 以合作治理推動公共問題的解決。
關 鍵 詞：網路空間/合作治理/拓展與重構
互聯網給人類提供了全新的生存空間及相對以往完全不同的生活體驗， 整個社會的基礎性結構都因此被打破和重構， 人類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在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
網路空間是一個立體的、多維的、不斷變化和擴展的虛擬空間。 長期以來網路空間一直存在多元主體的博弈， 不同主體的關切點不同、利益訴求迥異。 政府只有從多元主體的不同視角考察網路空間， 才能真正瞭解網路空間不同主體的差異性需求， 才能以理性的姿態實現網路空間治理。
一、網路空間合作治理的政府契機
馬基雅維利曾經說過：“沒有比開創新事物的秩序實施起來更難、成功的希望更渺茫、處理起來更危險的了，
1.“維琪”思維和網路空間合作治理
“維琪思維”意味著政府在尋找某些公共問題解決方案的過程中， 要理性認識到自己在面對高度複雜性和不確定性的網路社會治理時， 是存在大量知識短板的。 政府在遇到難題， 尤其是遇到和專業技術知識相關的難題時， 可以借由網路彙集到自由參與、共同協作的同行的專業知識， 而“專家志願者們通過貢獻自己的知識和熱情以增大那些職業人員的知識面， 並將他們的策略納入決策中”[3](P21)。 採用上述治理過程的政府就叫“維琪政府”。
比如，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其競選過程中就啟用了一個叫“change.gov”的網站， 並公開歡迎民眾通過該網站為其競選獻計獻策， 該網站在建設、使用過程中吸納了幾千個專家通過郵件的方式為其出謀劃策。
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前提是充分瞭解公共需求。 如果政府在瞭解公共需求之時就擁有“維琪思維”並採用“維琪手段”， 實現合作共治， 公共物品長期以來的“官僚供給”思路就有可能得到扭轉， 並演變為“公共性供給”。
2.網路空間的自組織和合作治理
網路共同體是一個以“話題”為中心集聚而成的虛擬群體。 網路共同體的開放、共用和合作使得同一個體有可能加入多個網路共同體， 網路共同體的成員構成有可能是重疊的。 同一網路共同體中的每個成員都能夠在網路參與平臺上進行充分地交流、磋商以及討價還價， 他們會通過頻繁的互動建立起彼此間的信任並最終達成共識。 網路共同體成員之間還有可能在交流、溝通的過程中引發新的話題，並生成新的網路共同體。
因此，網路空間的組織結構是一種自組織結構，網路空間的自組織功能愈強，它保持和產生新功能的能力也就愈強。由此可見，網路空間合作治理的關鍵就在於激發和保持網路空間的自組織功能，而激發的關鍵就在於保持外在刺激的足夠強度，在於“作為刺激的”網路話題本身。
網路空間的話題是複雜的、分散的、碎片化的，不同的個體和組織都只會在網路空間搜索和關注自己感興趣的話題。如前面所述，網路社會是高度不確定性和複雜性的社會，正是這種不確定性和複雜性才導致了網路組織的自組織性。具有自組織特性的系統有其獨特的形成和發展機制，它會通過不斷的自組織運動，使整個系統自動地由無序走向有序，由低級有序走向高級有序。循著這樣的思路，就要進一步思考，如何保持網路“話題”刺激強度的持續性，使得網路空間通過“自組織”走向高級有序狀態。問題的答案已經開始明朗，那就是話題的“公共性”指向。
在參與網路空間博弈的政府、社會和市場三種力量之中政府是主導力量，因為只有政府才會、也必須將自己的價值定位和目標訴求永遠指向公共性。這裡，需要著重強調的是，正是網路空間不時呈現出的無序狀態給政府的公共性建構提供了極好的機會。那麼，在連接、開放和共用的網路空間治理中，政府是如何利用“公共性”優勢來創造機會的呢?研究這一問題之前必須明白什麼是互聯網時代的機會。
互聯網時代是資訊和資料資源得以重新整合並產生新價值的時代，是各方通過資訊共用謀求共贏的時代，這就是說互聯網時代的機會是具有合作精神的機會。在互聯網時代，個人的機會是建立在成為別人機會的前提下的，合作共贏是互聯網時代的基本概念，是功能創造和價值實現的基本法則。可見，在網路空間治理的過程中，政府首先需要梳理出民眾最為關心的、公共性指數最強的話題，並圍繞該類話題進行資訊核查、資訊整合和資訊開放，讓民眾廣泛參與。民眾只有依據公共性話題承載的資訊才會做出理性判斷，才能參與討論、協商，與政府對話、交流，進而增加對政府的理解和認同。這是網路空間合作治理的過程，而政府對公共性的建構就在社會廣泛參與的共治過程中得以實現。
總之，互聯網技術的迅猛發展改變了公共話語體系，使傳統的政府回應模式受到挑戰。“話語權的重新分配和話語方式的變革，使網路時代的政府回應突出表現為一種互動”[4]，這種互動圍繞公共性的建構展開，呼喚出網路空間的合作治理。由此，政府獲得了全新的回應模式，從而才能獲得網路空間治理中的合法性。
二、網路空間合作治理中的政府數位化重構
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網路空間合作治理是一項集體行動，而任何集體行動勢必會出現彼此衝突的利益訴求，面對多元利益間的討價還價，因此，需要用共贏的思維，依照網路空間的治理訴求，從人的複雜性和利益多樣性的角度去對治理組織進行建構。長期以來，中國的電子政府建設雖然使政府的機構設置、職能劃分、制度設計、流程安排等變得更加透明和科學，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公眾滿意度。但筆者以為，上述變革是借助互聯網這一技術工具，在不改變政府為中心的官僚制組織形式和政務流程的前提下，對原有政府行政的修補式改良。上述修補式改良雖能使社會各個治理主體間保持暫時的協同，但是，作為一項革命性的技術，互聯網以其強大的黏性將世界的一切以資料的形式關聯在一起並產生新的價值，無疑，政府應該以數位化的姿態加入這場盛宴。數位政府不同於電子政府之處在於它具備一定的“維琪”特性，它充分鼓勵民眾和其他組織通過互聯網參與政治生活，並充分挖掘散落在各處的資料，使其產生強大的社會資本效應，以提供更好的公共產品和更高效的公共服務。
1.資料共用之于政府治理的意義省察
網路空間治理得以可能的前提條件就是資訊的數位化和資料化。“資料就是靜態的歷史，歷史就是動態的資料。當歷史和現實都可以用資料重建、分析和解構的時候，我們就像有了一個水晶球，可以更好地在迷霧中看清問題，發現盲點、把握未來。企業如此，社會治理亦如是”[5](P9)。這條數位化之路必須由政府牽頭去鋪設。
大資料時代的來臨則給政府的治道變革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機遇。“大資料”之大，就在於其將各種分散的資料經由互聯網實現彼此的聯繫，人們可以從上述資料的聯繫中回溯過去、分析當下、預測未來。
例如，1970年，美國國會基於保護公民生命健康的目的通過了《清潔空氣法》。該法規定，美國國家環保局每5年對空氣品質的標準進行一次審核，並根據需要進行修改，以保證空氣品質的標準能夠不斷提高。幾十年來，美國國家環保局多次提交包含無數資料的成本收益報告，不斷提出提高臭氧和降低空氣中顆粒物含量標準的要求。儘管大量公司、商會強烈反對並將國家環保局告上法庭，但是，美國的空氣品質標準依然在不斷提高。2014年12月，美國環保局再次提出將地面臭氧含量濃度從2008年制定的75ppb濃度標準降到65-70ppb。美國環保局局長吉娜·麥卡錫說：“新的臭氧標準符合最新的科學發現結論，這有助於提高空氣品質，讓人們能夠獲得充分的空氣品質相關資訊來保護他們所愛的人們。”而美國製造商協會卻表示，這一調整將會為企業帶來年均2700億美元的開支增加。但麥肯錫表示，不採用新標準帶來的經濟後果將十分嚴重，因為健康問題會導致人們無法正常上學和工作。她說若將臭氧標準設定為65ppb，則到2025年新標準帶來的經濟利益約為380億美元，而同時產生的合規成本僅為150億美元①。
上述案例蘊含了兩層含義，第一，因為互聯網帶來的資料分享保證了美國環保局和反對方都必須出具真實可靠的資料分析資料，只有基於真實資料比對基礎上的爭論才是有意義的。第二，當政府、社會和企業出現利益分歧之際，政府的價值導向就變得非常重要，就要理性地做出價值排序，就需要基於對相關資料的比對和判斷。
在後工業社會不斷演進的社會環境中，“環境、組織、資訊技術和民眾價值觀的複雜性迫切需要行政管理者通過與民眾的互動、對話和資訊分享，促成新的理解和思維方式，促成與民眾的廣泛合作”[6](PP2-3)。然而只有基於真實資料，通過公開交流以尋找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的社會治理模式才更加容易得到民眾和企業的認同和接受。正是這樣一種基於真實資料進行公平對話的治理文化，推動美國的企業也不斷努力提高環保能力，因為它們必須服從數字的事實，它們也知道政府會將公共利益守護作為確定立場的基點。
2.“互聯網+政府”技術服務體系構建
在低度複雜性和低度不確定性條件下，通過政府干預的方式化解社會矛盾往往能夠取得相對較好的效果，但網路社會的複雜性往往會使政府束手無策或者無功而返，甚至會因為干預不當而導致新的危機。這說明，“當環境性質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後，改善環境的行動已經變得不可能了。在這種情況下，組織(政府)可以去做出選擇的行動可能就不是如何改善環境的問題，而是一個通過自身的改變去適應環境的問題”[7](P313)。既然互聯網、大資料和雲計算正在從簡單的資訊技術工具演變為整個社會的核心理念和基礎設施，政府就必須接受上述核心理念，並完成以互聯網為基礎設施的結構調整。政府、企業和社會在網路空間的互動會形成全新的網路生態系統。在政府重構的過程中，政府需要重新審視網路空間的社會關係、產業形態、產業能力、政府角色。
網路空間不存在任何有形的物質資產，資料和資訊是網路空間特殊的資源呈現形式，線民和線民之間的連接、線民和互聯網企業之間的連接、線民和政府之間的連接都會呈現出複雜的拓撲型結構。嚴格地說，政府在這樣的拓撲型結構中沒有任何資源優勢和節點優勢。因此，對於政府來說，最理性的選擇就是讓自己和互聯網融為一體，使自己和互聯網一樣成為網路空間的基礎設施，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長期保持自己在網路空間治理中的必需性和合法性。
“互聯網技術的特點是無邊界、分散式、開放共用、連線性、面向服務”[5](P254)，互聯網正是基於上述特點，才在短短的20年內成為一個巨大的全球性技術平臺，而這樣一個“技術平臺”其實就是互聯網的最重要的特質。沿著技術平臺這一思路去設計政府的治道變革之路，就很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技術平臺”同樣也應該成為互聯網時代政府結構變革的方向，但“服務”依然應該是政府最核心的使命。這樣，就可以將“互聯網+政府”描述為，建構在互聯網上的能夠彙集海量的跨應用、跨行業、跨地域的資料資源，將其分級、分類開放給社會各界，同時又能即時保持和網路社會各方的互動和交流，及時調整政府服務應用、改進公共服務，並促進資源分享的大型國家級雲計算政務平臺。
中國在構建上述大型雲計算政務平臺的道路上面臨著大量的困難。宏觀層面，中國需要一改傳統的、各自為政的、粗放式、分散型電子政府建設模式，對“互聯網+政府”技術服務平臺統一進行頂層設計。長期以來，中國的電子政務建設基本上是各自為政。有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目前的網路空間治理進行了分類，比如，褚松燕教授從主導者的角度將網路空間治理分為三種類型：網路媒體邀約的交流平臺(如“山東膠東線上”)、政府主動創設並直接運作的政民互動平臺(如安徽省蕪湖市的“市民心聲”)和政府後臺支撐事業單位承辦的互動平臺(如遼寧省的“民心網”)[8]。上述各式各樣的政府數位化嘗試儘管為政民互動提供了一些網路化途徑，也確實提升了政府綜合執法的效率，但筆者認為，這些嘗試基本還是不同省、市圍繞政府形象建設這一中心分別實施的，並未真正達到促進資源分享和優化服務的目的。
中觀層面，中國要落實“互聯網+”政務服務平臺的載體建設。“互聯網+”政務服務平臺是一個虛擬的大型雲計算平臺，該平臺雖然採用標準化的資料技術、允許即連即用，可以實現全國性資源分享，但是，虛擬網路的維護和完善、問題收集後的回饋和處理、新政務服務的開發等任務還是各自為政，由各個政府自設的實體機構和具體人員來承擔。要實現各級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溝通和協調，儘量不要盲目浪費資源繼續各自為政的電子政務建設，提前對現有公務人員進行大資料、互聯網、雲計算知識的普及培訓工作，為將來儘快適應“互聯網+”政務服務平臺的使用做好準備。微觀層面，各級政府應該儘量實現現有政府不同部門間的網路互聯和資料共用，將能分層、分類開放的資料先行向社會開放，力所能及地為區域性資源分享和公共服務提供條件。
總之，“互聯網+政府”技術服務體系應該是一個從中央到地方、從虛擬到實體的立體化政府服務生態系統，它包含了後臺的資料技術體系和前臺的服務支援體系。上述生態系統的營造不單需要依靠政府的力量，也要依靠網路企業提供資料技術支援。筆者認為，單純依靠地方政府的努力很難實現真正的基於“大資料+大平臺”的“互聯網+政府”技術服務體系的夢想，這一夢想的實現需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和社會的共同努力，當然，中央政府在開始之初的頂層設計尤為重要。
政府參與網路空間治理已經是個不爭話題，問題的關鍵在於政府如何突破官僚制的藩籬，調整自身的治理結構和治理技術，以適應網路空間的治理邏輯和治理要求，扮演好公共利益守護神的角色。政府參與網路空間合作治理的關鍵在於擁有“維琪思維”、採用數位化形式、善於線上和各類主體就“公共性話題”及時互動和交流，提升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的“公共性”，增加政府的合法性和認同度。在網路空間合作治理中，政府治理拓展和重構的目的在於營造一個從中央到地方、從虛擬到實體的立體化政府服務生態系統。在上述政府服務生態系統營造的過程中，政府必須從“適應”轉向“主導”，以主動積極的面貌對網路空間進行弱化控制，進而“引領”網路空間的健康發展，使網路空間的發展有利於公共價值的弘揚和公共利益的守護。
內容摘要：
關鍵字：
作者簡介：
①美環保局擬收緊臭氧含量標準——人民網http://env.people.com.cn/n/2014/1205/c1010-26153378.html
參考文獻：
[1][美]丹尼爾·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變[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2]黃輝.電子政務資訊資源分享的制約因素及其推進策略研究——以X市為例[J].現代情報，2014，(8).
[3][美]貝絲·西蒙·諾維克.維琪政府：運用互聯網技術提高政府管理能力[M].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
[4]陳新.話語共識與官民互動：互聯網時代政府回應方式的政治學思考[J].湖北社會科學，2013，(10).
[5]阿裡研究院.互聯網+：從IT到DT[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5.
[6][美]全鐘燮，公共行政的社會建構：解釋與批判[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7]張康之.公共行政的行動主義[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
網路共同體成員之間還有可能在交流、溝通的過程中引發新的話題，並生成新的網路共同體。因此，網路空間的組織結構是一種自組織結構，網路空間的自組織功能愈強，它保持和產生新功能的能力也就愈強。由此可見，網路空間合作治理的關鍵就在於激發和保持網路空間的自組織功能，而激發的關鍵就在於保持外在刺激的足夠強度，在於“作為刺激的”網路話題本身。
網路空間的話題是複雜的、分散的、碎片化的，不同的個體和組織都只會在網路空間搜索和關注自己感興趣的話題。如前面所述，網路社會是高度不確定性和複雜性的社會，正是這種不確定性和複雜性才導致了網路組織的自組織性。具有自組織特性的系統有其獨特的形成和發展機制，它會通過不斷的自組織運動，使整個系統自動地由無序走向有序，由低級有序走向高級有序。循著這樣的思路，就要進一步思考，如何保持網路“話題”刺激強度的持續性，使得網路空間通過“自組織”走向高級有序狀態。問題的答案已經開始明朗，那就是話題的“公共性”指向。
在參與網路空間博弈的政府、社會和市場三種力量之中政府是主導力量，因為只有政府才會、也必須將自己的價值定位和目標訴求永遠指向公共性。這裡，需要著重強調的是，正是網路空間不時呈現出的無序狀態給政府的公共性建構提供了極好的機會。那麼，在連接、開放和共用的網路空間治理中，政府是如何利用“公共性”優勢來創造機會的呢?研究這一問題之前必須明白什麼是互聯網時代的機會。
互聯網時代是資訊和資料資源得以重新整合並產生新價值的時代，是各方通過資訊共用謀求共贏的時代，這就是說互聯網時代的機會是具有合作精神的機會。在互聯網時代，個人的機會是建立在成為別人機會的前提下的，合作共贏是互聯網時代的基本概念，是功能創造和價值實現的基本法則。可見，在網路空間治理的過程中，政府首先需要梳理出民眾最為關心的、公共性指數最強的話題，並圍繞該類話題進行資訊核查、資訊整合和資訊開放，讓民眾廣泛參與。民眾只有依據公共性話題承載的資訊才會做出理性判斷，才能參與討論、協商，與政府對話、交流，進而增加對政府的理解和認同。這是網路空間合作治理的過程，而政府對公共性的建構就在社會廣泛參與的共治過程中得以實現。
總之，互聯網技術的迅猛發展改變了公共話語體系，使傳統的政府回應模式受到挑戰。“話語權的重新分配和話語方式的變革，使網路時代的政府回應突出表現為一種互動”[4]，這種互動圍繞公共性的建構展開，呼喚出網路空間的合作治理。由此，政府獲得了全新的回應模式，從而才能獲得網路空間治理中的合法性。
二、網路空間合作治理中的政府數位化重構
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網路空間合作治理是一項集體行動，而任何集體行動勢必會出現彼此衝突的利益訴求，面對多元利益間的討價還價，因此，需要用共贏的思維，依照網路空間的治理訴求，從人的複雜性和利益多樣性的角度去對治理組織進行建構。長期以來，中國的電子政府建設雖然使政府的機構設置、職能劃分、制度設計、流程安排等變得更加透明和科學，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公眾滿意度。但筆者以為，上述變革是借助互聯網這一技術工具，在不改變政府為中心的官僚制組織形式和政務流程的前提下，對原有政府行政的修補式改良。上述修補式改良雖能使社會各個治理主體間保持暫時的協同，但是，作為一項革命性的技術，互聯網以其強大的黏性將世界的一切以資料的形式關聯在一起並產生新的價值，無疑，政府應該以數位化的姿態加入這場盛宴。數位政府不同於電子政府之處在於它具備一定的“維琪”特性，它充分鼓勵民眾和其他組織通過互聯網參與政治生活，並充分挖掘散落在各處的資料，使其產生強大的社會資本效應，以提供更好的公共產品和更高效的公共服務。
1.資料共用之于政府治理的意義省察
網路空間治理得以可能的前提條件就是資訊的數位化和資料化。“資料就是靜態的歷史，歷史就是動態的資料。當歷史和現實都可以用資料重建、分析和解構的時候，我們就像有了一個水晶球，可以更好地在迷霧中看清問題，發現盲點、把握未來。企業如此，社會治理亦如是”[5](P9)。這條數位化之路必須由政府牽頭去鋪設。
大資料時代的來臨則給政府的治道變革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機遇。“大資料”之大，就在於其將各種分散的資料經由互聯網實現彼此的聯繫，人們可以從上述資料的聯繫中回溯過去、分析當下、預測未來。
例如，1970年，美國國會基於保護公民生命健康的目的通過了《清潔空氣法》。該法規定，美國國家環保局每5年對空氣品質的標準進行一次審核，並根據需要進行修改，以保證空氣品質的標準能夠不斷提高。幾十年來，美國國家環保局多次提交包含無數資料的成本收益報告，不斷提出提高臭氧和降低空氣中顆粒物含量標準的要求。儘管大量公司、商會強烈反對並將國家環保局告上法庭，但是，美國的空氣品質標準依然在不斷提高。2014年12月，美國環保局再次提出將地面臭氧含量濃度從2008年制定的75ppb濃度標準降到65-70ppb。美國環保局局長吉娜·麥卡錫說：“新的臭氧標準符合最新的科學發現結論，這有助於提高空氣品質，讓人們能夠獲得充分的空氣品質相關資訊來保護他們所愛的人們。”而美國製造商協會卻表示，這一調整將會為企業帶來年均2700億美元的開支增加。但麥肯錫表示，不採用新標準帶來的經濟後果將十分嚴重，因為健康問題會導致人們無法正常上學和工作。她說若將臭氧標準設定為65ppb，則到2025年新標準帶來的經濟利益約為380億美元，而同時產生的合規成本僅為150億美元①。
上述案例蘊含了兩層含義，第一，因為互聯網帶來的資料分享保證了美國環保局和反對方都必須出具真實可靠的資料分析資料，只有基於真實資料比對基礎上的爭論才是有意義的。第二，當政府、社會和企業出現利益分歧之際，政府的價值導向就變得非常重要，就要理性地做出價值排序，就需要基於對相關資料的比對和判斷。
在後工業社會不斷演進的社會環境中，“環境、組織、資訊技術和民眾價值觀的複雜性迫切需要行政管理者通過與民眾的互動、對話和資訊分享，促成新的理解和思維方式，促成與民眾的廣泛合作”[6](PP2-3)。然而只有基於真實資料，通過公開交流以尋找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的社會治理模式才更加容易得到民眾和企業的認同和接受。正是這樣一種基於真實資料進行公平對話的治理文化，推動美國的企業也不斷努力提高環保能力，因為它們必須服從數字的事實，它們也知道政府會將公共利益守護作為確定立場的基點。
2.“互聯網+政府”技術服務體系構建
在低度複雜性和低度不確定性條件下，通過政府干預的方式化解社會矛盾往往能夠取得相對較好的效果，但網路社會的複雜性往往會使政府束手無策或者無功而返，甚至會因為干預不當而導致新的危機。這說明，“當環境性質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後，改善環境的行動已經變得不可能了。在這種情況下，組織(政府)可以去做出選擇的行動可能就不是如何改善環境的問題，而是一個通過自身的改變去適應環境的問題”[7](P313)。既然互聯網、大資料和雲計算正在從簡單的資訊技術工具演變為整個社會的核心理念和基礎設施，政府就必須接受上述核心理念，並完成以互聯網為基礎設施的結構調整。政府、企業和社會在網路空間的互動會形成全新的網路生態系統。在政府重構的過程中，政府需要重新審視網路空間的社會關係、產業形態、產業能力、政府角色。
網路空間不存在任何有形的物質資產，資料和資訊是網路空間特殊的資源呈現形式，線民和線民之間的連接、線民和互聯網企業之間的連接、線民和政府之間的連接都會呈現出複雜的拓撲型結構。嚴格地說，政府在這樣的拓撲型結構中沒有任何資源優勢和節點優勢。因此，對於政府來說，最理性的選擇就是讓自己和互聯網融為一體，使自己和互聯網一樣成為網路空間的基礎設施，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長期保持自己在網路空間治理中的必需性和合法性。
“互聯網技術的特點是無邊界、分散式、開放共用、連線性、面向服務”[5](P254)，互聯網正是基於上述特點，才在短短的20年內成為一個巨大的全球性技術平臺，而這樣一個“技術平臺”其實就是互聯網的最重要的特質。沿著技術平臺這一思路去設計政府的治道變革之路，就很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技術平臺”同樣也應該成為互聯網時代政府結構變革的方向，但“服務”依然應該是政府最核心的使命。這樣，就可以將“互聯網+政府”描述為，建構在互聯網上的能夠彙集海量的跨應用、跨行業、跨地域的資料資源，將其分級、分類開放給社會各界，同時又能即時保持和網路社會各方的互動和交流，及時調整政府服務應用、改進公共服務，並促進資源分享的大型國家級雲計算政務平臺。
中國在構建上述大型雲計算政務平臺的道路上面臨著大量的困難。宏觀層面，中國需要一改傳統的、各自為政的、粗放式、分散型電子政府建設模式，對“互聯網+政府”技術服務平臺統一進行頂層設計。長期以來，中國的電子政務建設基本上是各自為政。有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目前的網路空間治理進行了分類，比如，褚松燕教授從主導者的角度將網路空間治理分為三種類型：網路媒體邀約的交流平臺(如“山東膠東線上”)、政府主動創設並直接運作的政民互動平臺(如安徽省蕪湖市的“市民心聲”)和政府後臺支撐事業單位承辦的互動平臺(如遼寧省的“民心網”)[8]。上述各式各樣的政府數位化嘗試儘管為政民互動提供了一些網路化途徑，也確實提升了政府綜合執法的效率，但筆者認為，這些嘗試基本還是不同省、市圍繞政府形象建設這一中心分別實施的，並未真正達到促進資源分享和優化服務的目的。
中觀層面，中國要落實“互聯網+”政務服務平臺的載體建設。“互聯網+”政務服務平臺是一個虛擬的大型雲計算平臺，該平臺雖然採用標準化的資料技術、允許即連即用，可以實現全國性資源分享，但是，虛擬網路的維護和完善、問題收集後的回饋和處理、新政務服務的開發等任務還是各自為政，由各個政府自設的實體機構和具體人員來承擔。要實現各級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溝通和協調，儘量不要盲目浪費資源繼續各自為政的電子政務建設，提前對現有公務人員進行大資料、互聯網、雲計算知識的普及培訓工作，為將來儘快適應“互聯網+”政務服務平臺的使用做好準備。微觀層面，各級政府應該儘量實現現有政府不同部門間的網路互聯和資料共用，將能分層、分類開放的資料先行向社會開放，力所能及地為區域性資源分享和公共服務提供條件。
總之，“互聯網+政府”技術服務體系應該是一個從中央到地方、從虛擬到實體的立體化政府服務生態系統，它包含了後臺的資料技術體系和前臺的服務支援體系。上述生態系統的營造不單需要依靠政府的力量，也要依靠網路企業提供資料技術支援。筆者認為，單純依靠地方政府的努力很難實現真正的基於“大資料+大平臺”的“互聯網+政府”技術服務體系的夢想，這一夢想的實現需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和社會的共同努力，當然，中央政府在開始之初的頂層設計尤為重要。
政府參與網路空間治理已經是個不爭話題，問題的關鍵在於政府如何突破官僚制的藩籬，調整自身的治理結構和治理技術，以適應網路空間的治理邏輯和治理要求，扮演好公共利益守護神的角色。政府參與網路空間合作治理的關鍵在於擁有“維琪思維”、採用數位化形式、善於線上和各類主體就“公共性話題”及時互動和交流，提升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的“公共性”，增加政府的合法性和認同度。在網路空間合作治理中，政府治理拓展和重構的目的在於營造一個從中央到地方、從虛擬到實體的立體化政府服務生態系統。在上述政府服務生態系統營造的過程中，政府必須從“適應”轉向“主導”，以主動積極的面貌對網路空間進行弱化控制，進而“引領”網路空間的健康發展，使網路空間的發展有利於公共價值的弘揚和公共利益的守護。
內容摘要：
關鍵字：
作者簡介：
①美環保局擬收緊臭氧含量標準——人民網http://env.people.com.cn/n/2014/1205/c1010-26153378.html
參考文獻：
[1][美]丹尼爾·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變[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2]黃輝.電子政務資訊資源分享的制約因素及其推進策略研究——以X市為例[J].現代情報，2014，(8).
[3][美]貝絲·西蒙·諾維克.維琪政府：運用互聯網技術提高政府管理能力[M].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
[4]陳新.話語共識與官民互動：互聯網時代政府回應方式的政治學思考[J].湖北社會科學，2013，(10).
[5]阿裡研究院.互聯網+：從IT到DT[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5.
[6][美]全鐘燮，公共行政的社會建構：解釋與批判[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7]張康之.公共行政的行動主義[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