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 為避戰火， 浙江大學走上一條漫長的“文軍西征”路。
1937年9月， 唐覺20歲， 被浙江大學錄取。
1937年9月13日， 他到浙江大學報到。
僅8天后，
1937年9月21日， 盧溝橋事變發生兩個多月後， 戰事日漸緊張。
當時的竺可楨校長決定， 浙大一年級新生前往西天目山中的禪源寺上課， 唐覺也在其列。
80年後，
當唐覺度過了他的百歲壽辰時，
浙江大學也迎來了西遷80周年的紀念日。
這位101歲的浙江大學農學院的老教授， 不僅僅是西遷歷史的見證者和親歷者， 更是整個西遷歷史的啟封者， 西遷精神的銘記者。
新年第一天， 讓我們一起聆聽這位百歲老人講述浙大西遷故事。
浙江大學華家池校區公寓樓1002室是唐覺的居室。 推門而入， 一股歷史的滄桑感撲面而來。
玄關壁櫥上陳列著幾隻蝴蝶標本， 環繞著電視櫃的是一摞摞上了年紀的書刊， 邊角翻卷， 書頁泛褐，
一摞摞報紙堆疊的沙發上， 一位身著黑色羽絨服， 白髮蒼蒼的老人端坐在那裡。
唐覺， 浙江大學農學院教授， 全國第三批昆蟲學博士點的建立者。 出生於1917年2月的他， 已經經歷了一個世紀的歲月。
回想起當年禪源寺上課的日子， 唐覺說， 禪源寺設施簡陋， 人跡罕至。 在這遠離塵囂的深山， 師生間的關係反而比以往任何時間都更緊密了。 當時的校長竺可楨決定利用這一機會， 推行醞釀已久的導師制。 導師的任務， 不僅是學生的學業導師， 還要是人生導師。
這也是中國的高等教育中， 首次出現導師制。
淞滬會戰結束後， 杭州淪陷已成定局，
浙大在宜山停留一年多， 正是這段時間， 確定了“求是”的校訓。 “求是”原是浙大前身求是書院的名字， 在宜山期間， 竺可楨進一步深化求是的內涵。 他認為， 求是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 又是西方近代科學的真諦， 若想在繼承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 必須把握這個共同點。 他用通俗的話解釋說， 所謂求是， 就是“冒百死， 排萬難， 以求真知”。
1939年底， 浙大第四次遷移， 到達貴州雲貴高原深處的小城遵義、湄潭及下屬的永興。
抗戰勝利後， 浙大師生於1946年結束西遷回到杭州。 這段有著“文軍長征”之稱的西遷之路， 曾在後來相當長的時間裡並不為外人所知。 正是唐覺， 在浙大回歸36年後的1982年秋天， 重新開啟了那段波瀾壯闊的記憶。
唐覺說， 那年他到貴陽出差， 借此機會重訪故地湄潭。 “當時接待我的是湄潭時任副縣長洪星， 很可惜， 當時當地政府對那段歷史完全不清楚。
這次到訪， 讓湄潭與浙大的緣分浮出水面。 後來， 在洪星、浙江大學以及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下， 1990年， 湄潭“浙大西遷文化歷史陳列館”建成對外開放。 浙大“文軍西征”的故事， 才為外界所熟知。
在唐覺的家中， 錢江晚報記者看到了他1946年發表在英國皇家昆蟲學會刊物上的英文論文《湄潭五倍子的分類》，已經泛褐的封面上，中國、貴州、湄潭的英文單詞格外矚目。
這篇論文，讓唐覺很光榮：“抗日戰爭期間，國內關於昆蟲研究的文章在英國的雜誌上一共只刊登過兩篇，這是其中一篇。”
作為中國昆蟲學會終身成就獎獲得者、中國五倍子開發和利用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唐覺的專業所在，就是源於浙大西遷期間。
湄潭是中國五倍子的產地之一。五倍子又名“百蟲倉”，顧名思義，在整一個瘤狀的“果實”裡，寄生著數不清的蚜蟲。
李時珍《本草綱目》上曾有記載：“五倍子味酸鹹，能斂肺、止血化痰、止渴收汗。”除了藥用價值以外，五倍子還具有重要的工業價值和科研價值：其中內含的鞣酸可以作為藍黑墨水的穩定劑，而從中提取的倍酸，更是曾經塑膠工業和提煉半導體的重要原料，五倍子的提取物是航太事業火箭燃料中的穩定劑。
當年收集的五倍子標本，唐老至今仍珍藏著。
自1942年在時任院長蔡邦華的指導下接下這個課題起，唐覺就奔波在了湄潭五公里周圍大大小小的山上。“吃過早飯就出發，帶上燒餅在山上待上一整天，直到天黑才回學校。”唐覺告訴錢江晚報記者，遇上工作量大的時節，他們每隔一天就要上一次山。
過去一百多年的研究中，中國只發現了兩種五倍子，可在湄潭的短短幾年裡，唐覺將這個數字擴大到了九種。
早上一個番薯中午一碗青菜，日子雖苦卻銘記一生唐覺說，1937年，參加報到的兩百多名浙大新生中，參與西遷的新生只有一半，而最終能夠畢業的，則更加稀少。
“走有走的困難，留有留的危險”，浙大的教授在西遷前，對唐覺和同學們說的這句話，何嘗不是對時局的感慨：天下之大，竟容不下一張安穩的書桌。
遷校之初，竺可楨就確定了浙大儘量遷小城市甚至鄉下的原則。一則，可以避開日軍飛機的轟炸；二則，能夠降低師生的生活成本。但是，即便如此，浙大同樣遭受了日機轟炸，如在宜山，大片校舍就被炸為瓦礫。此外，至於生活成本，隨著浙大師生及家屬上千人的遷入，以湄潭這座物產豐富的小城為例，物價同樣上漲厲害，師生的生活依然只能是簞食瓢飲。
早上一個番薯，中午兩碗米飯，一碗青菜一碗豆腐。就在這樣的條件下，短短幾年時間，唐覺先後掌握了英、德、法三國語言，並通過旁聽習得了日語、俄語和拉丁語。
所以，唐覺認為，西遷精神，就是不怕苦，並且，在炮火連天的環境中，也要安心、用心地做科研。“我現在視力很不好，就跟當時用顯微鏡看了太多標本有關，那時沒電，也沒有電燈。”唐覺說，他們從做標本盒和標本櫥開始，每天完成30個針插標本。長期的鍛煉使他掌握了扎實的基本功。在缺乏載、蓋玻片的條件下，他曾在同一蓋玻片下把35只有翅蚜排列得整整齊齊。
“浙大西遷史是一段了不起的歷史，這段歷史不應該被人忘記，”唐覺說，“而活躍在這段歷史裡的每一個人，更應該被歷史銘記。”
關上公寓的門前，記者又回望了一眼這個充滿歷史刻痕的房間。若是沒有人傾聽，沒有人發掘，這能講七天七夜的故事，這滿屋子的歷史，也許也會像大浪淘沙般，被淹沒在時光的長河中吧。
本文編輯：李靈
錢江晚報記者看到了他1946年發表在英國皇家昆蟲學會刊物上的英文論文《湄潭五倍子的分類》，已經泛褐的封面上，中國、貴州、湄潭的英文單詞格外矚目。這篇論文，讓唐覺很光榮：“抗日戰爭期間，國內關於昆蟲研究的文章在英國的雜誌上一共只刊登過兩篇，這是其中一篇。”
作為中國昆蟲學會終身成就獎獲得者、中國五倍子開發和利用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唐覺的專業所在，就是源於浙大西遷期間。
湄潭是中國五倍子的產地之一。五倍子又名“百蟲倉”，顧名思義，在整一個瘤狀的“果實”裡，寄生著數不清的蚜蟲。
李時珍《本草綱目》上曾有記載：“五倍子味酸鹹，能斂肺、止血化痰、止渴收汗。”除了藥用價值以外，五倍子還具有重要的工業價值和科研價值：其中內含的鞣酸可以作為藍黑墨水的穩定劑，而從中提取的倍酸，更是曾經塑膠工業和提煉半導體的重要原料，五倍子的提取物是航太事業火箭燃料中的穩定劑。
當年收集的五倍子標本，唐老至今仍珍藏著。
自1942年在時任院長蔡邦華的指導下接下這個課題起，唐覺就奔波在了湄潭五公里周圍大大小小的山上。“吃過早飯就出發，帶上燒餅在山上待上一整天，直到天黑才回學校。”唐覺告訴錢江晚報記者，遇上工作量大的時節，他們每隔一天就要上一次山。
過去一百多年的研究中，中國只發現了兩種五倍子，可在湄潭的短短幾年裡，唐覺將這個數字擴大到了九種。
早上一個番薯中午一碗青菜，日子雖苦卻銘記一生唐覺說，1937年，參加報到的兩百多名浙大新生中，參與西遷的新生只有一半，而最終能夠畢業的，則更加稀少。
“走有走的困難，留有留的危險”，浙大的教授在西遷前，對唐覺和同學們說的這句話，何嘗不是對時局的感慨：天下之大，竟容不下一張安穩的書桌。
遷校之初，竺可楨就確定了浙大儘量遷小城市甚至鄉下的原則。一則，可以避開日軍飛機的轟炸；二則，能夠降低師生的生活成本。但是，即便如此，浙大同樣遭受了日機轟炸，如在宜山，大片校舍就被炸為瓦礫。此外，至於生活成本，隨著浙大師生及家屬上千人的遷入，以湄潭這座物產豐富的小城為例，物價同樣上漲厲害，師生的生活依然只能是簞食瓢飲。
早上一個番薯，中午兩碗米飯，一碗青菜一碗豆腐。就在這樣的條件下，短短幾年時間，唐覺先後掌握了英、德、法三國語言，並通過旁聽習得了日語、俄語和拉丁語。
所以，唐覺認為，西遷精神，就是不怕苦，並且，在炮火連天的環境中，也要安心、用心地做科研。“我現在視力很不好，就跟當時用顯微鏡看了太多標本有關，那時沒電，也沒有電燈。”唐覺說，他們從做標本盒和標本櫥開始，每天完成30個針插標本。長期的鍛煉使他掌握了扎實的基本功。在缺乏載、蓋玻片的條件下，他曾在同一蓋玻片下把35只有翅蚜排列得整整齊齊。
“浙大西遷史是一段了不起的歷史，這段歷史不應該被人忘記，”唐覺說，“而活躍在這段歷史裡的每一個人，更應該被歷史銘記。”
關上公寓的門前，記者又回望了一眼這個充滿歷史刻痕的房間。若是沒有人傾聽，沒有人發掘，這能講七天七夜的故事，這滿屋子的歷史，也許也會像大浪淘沙般，被淹沒在時光的長河中吧。
本文編輯：李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