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磊 編輯|馮翊
傍晚5點， 松廣新穿著棕色工作服， 戴著黑色雷鋒帽， 牽著一條阿拉斯加犬， 走在什刹海的胡同裡。 遛狗， 是他蹬完一天三輪後做的第一件事。
後海的水面已結冰， 胡同裡的行人裹著冬衣， 縮著脖子。 路過酒吧街， 有人上前詢問阿拉斯加的價格， 松廣新眯著眼， 笑呵呵地應著， 身子搖搖晃晃， 十分得意， 就像白天蹬車時， 外人喊他“五爺”。
“什麼叫‘爺’， 那都是古代貝勒們的稱呼， 能當爺的都得有能耐。 ”松廣新兩手背在身後。
松廣新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 打小就生活在什刹海。 這片區域有300位元三輪車夫，
在此之前， 他們有的管過遊戲廳、修過文物， 有的曾是國企職工， 有的“啥都不會”， 總之都是生活在底層的北京人。 十多年前， 他們開始在什刹海邊蹬車， 從此就成了“爺”。
“別的不好說， 在什刹海， 10個導遊也頂不上我一個”。 迎面有人走來， 叫了松廣新一聲“五爺”， 他邁著八字步， 甩著胳膊， 應了一聲。
（“五爺”松廣新向乘客介紹什刹海。 圖/楊磊）
“給我多少錢， 爺也不伺候”
沒活兒的時候， 常二爺、松五爺、李六爺湊在一起曬太陽， 他們以標準的“北京癱”姿勢， 臥在什刹海邊的椅子上。
“八爺”的排序都是自己定的， 44歲的松廣新年齡最小， 他在家排行老五， 就成了五爺， 六爺看前面序號都被人選了， 圖個吉利， 選了六爺。 如今， “後海八爺”中只剩下三個還在蹬車， 其他幾人都已經退休了。
下午三點， 一個女孩帶著父母走到常二爺面前， “坐車， 多少錢一位。 ”
“80、120、180。 ”
“能不能便宜些？”女孩皺著眉頭。
“公司死規定， 交錢也不是我們收， 到屋裡交。 我們也掙不了你們多少錢。 ”
“我跟著走， 你拉我父母吧。 ”女孩還是想點省錢。
“我蹬三輪你跑能跟的上嗎？要不你們去找別的車吧， 我不拉了。 ”常二爺笑著拒絕。
松五爺站在一邊叼著煙， “早前拉人也要對脾氣， 能聊得開心的， 免費拉我們也願意， 如果不對付的， 給我多少錢爺也不伺候”。
（北京什刹海的胡同遊。 圖：網路）
但遇到外國人或臺灣遊客可就不一樣了。 這些人不砍價， 按每人180元的最高標準給錢， 有時候還會給小費。
松五爺記得第一次拉外國人時的場景， “轉、轉， how much？”老外喊著“哈嘍”， 雙手畫著圓。
“好吃嗎？我這還沒吃呢！”
他雖然不懂英語， 但很快明白了意思， 拉著他們跑了一圈。 外國人很高興， 大方地給了400元。
“從那以後， 我見了老外就像見了我親媽似的， 我的心就瘸了。 ”
這種情況一多， 松五爺逐漸學會了英語。
“hello Hutong tour.”（你好， 遊個胡同吧？）
“how much？”（多少錢？）
“one person one hundred eighty.”（180元一個人）
“how long？”（多長時間？）
“Forty minutes.”（40分鐘）
“ok.”（好）
雖然掙錢， 但三位“爺”從來沒幹過“截胡”（搶客）的事。 “每個人都有自己停車拉客的地方，
在什刹海的張伯駒故居附近， 松五爺看到一輛三輪車擋住了來往的機動車輛， 他扯著嗓子喊“三輪車讓讓， 擋著道了”， 嘴裡小聲嘀咕， “現在拉車的越來越沒規矩了”。
在一般人眼中， “蹬車”的人主要靠出賣力氣吃飯， 很容易讓人想起“駱駝祥子”。 他們也會自嘲是“臭拉車”的， 但也就是自嘲而已。 五爺看電視， 只看北京台， 向遊客介紹什刹海， 也是“先有什刹海， 後有北京城”。 生為北京人， 住在什刹海邊， 他們丟不掉與生俱來的優越感。
（夜幕下的什刹海。圖：網路）
拉車時，他們邊問乘客的老家、職業，邊介紹景點和典故：“你知道烤肉季開了多少年了嗎？你知道恭王府門上有幾個門當嗎？”坐在後面的外地乘客如願以償地說“不知道”，他們立馬高聲給出答案。
五爺覺得自己在拉車行裡算得上頂尖的那幾個。“我們這是特許經營，知道嗎？”松五爺指了指胸前，那兒閃耀著一枚黃色、長方形的小胸章。他們由北京旅遊局統一管理，蹬著發放牌照的人力三輪車，車子黑色車身、紅色車篷統一式樣，標識齊全。
與遊客聊北京文化，黑三輪也幹這事兒，但遭到三位“爺”的鄙視，“正規公司蹬三輪需要考試的，黑三輪知道些啥？”“外地人根本說不出北京的味道，只有咱老北京人能說出來。”
有一次，一個大學教授坐松五爺的車，“聽了我講的什刹海歷史之後，說我不應該蹬車，應該去教歷史。”
松五爺說著，摘了一下黑色的雷鋒帽，頭髮全是油，黏在一起，他用手捋了一下，又趕緊戴上了。
“有錢誰蹬車呀”
松廣新自稱祖上是正黃旗滿族人，“老舍《茶館》裡的松二爺可能就是我祖宗的原型”，他邊說邊比劃著，“就是抽大煙、遛鳥的那個”。
包括五爺在內，“後海八爺”都是地道的老北京人。他們大多打小就生活在什刹海，或是發小，或是朋友，“都是土生土長的”。
“北京人都說一到夏天後海就開鍋了，人像下餃子一樣在後海這游泳，我小時候天天在這游泳，人送外號‘浪裡白條’。” 每到一個景點，松五爺便停下蹬車，側著身子，快速地講解，說完啟程到下一個景點。
松五爺是在28歲那年決定蹬車的。他初一輟學，偷過鞋和井蓋，賣過廢鐵，也賣過麻辣燙、羊肉串，開過飯館，但都一事無成。媳婦懷著孕，他卻還像公子哥似的遊手好閒，玩彩票、玩牌。母親讓他找活兒幹，“我啥都不會能幹什麼呀？”
哥哥松廣貴看了他一眼，“跟著我蹬車吧”。
第一天蹬車，松五爺穿了一身西裝，鋥亮的皮鞋，戴著小禮帽，騎著在街道邊淘來的二手三輪車，哥哥訓斥道：“你這樣像蹬車的嗎？”第二天，他換上了坎肩、膠鞋。
但蹬車也要蹬出“面兒”。松五爺選了當時昂貴的電鍍三輪車，鑲著各種銅活，銅制的手拎、腳鈴，銅制的把手，“那輛車當時有2000多塊錢，騎著有面兒，知道嗎？”他曾經養過鳥，掛在三輪車前，最後被貓叼去了。
（常二爺在“搭喳”乘客。圖/楊磊）
58歲的常二爺和松五爺打小就認識，他曾經是北京房屋裝修公司的員工，負責維修古屋、文物。2002年國企改革，他下崗了，不得已幹起了蹬三輪的行當。
李六爺早前在電玩娛樂公司（遊戲廳）管理場所秩序，2002年公司被政府取締後，便在後海開了一間小賣鋪，年末，什刹海酒吧興起，房租上漲，小賣鋪開不下去了，他被迫選擇蹬車，“這不都是被逼無奈嗎，有錢誰蹬車呀！”
剛剛蹬車時，二爺、六爺時常被鄰居問；“好好的國企工作不幹，蹬什麼車呀！”他們一臉通紅，不知該如何回應。“時間久了，就適應了，憑體力掙錢沒啥丟人的。”常二爺倚靠在三輪車上，雙手插在袖口，手裡轉著一對核桃。
身在複雜的“蹬車”江湖，少不了一些兇險。松五爺起初在郭沫若故居附近蹬車，2002年末遇到了一個“北京大流氓”，“剛從監獄裡出來，看著蹬車掙錢呢”，把他們攆到了恭王府。
過了不久，五爺到銀錠橋拉客，又來了兩個東北人，“手底下養了40多輛車，除了郭沫若故居門口，他哪都敢琢磨。” 他對這倆人的印象不好，“起車的時候80元截胡，到站就要200，不給就一群人上來圍住。”
常二爺曾跟著一個50多歲的老頭蹬車，老頭算是什刹海蹬車最出名的人，留著關公一樣的大長鬍子，穿著唐裝，布鞋，每天在後海邊喊英語。2009年，鄰居將老頭三輪車胎紮破，被老頭撞見，一生氣拿著晨練的大刀把人殺了。
松五爺小時候的夢想是在後海開一家北京炸醬麵館，原本缺少資金，後來有了點錢，他卻嫌開麵館太麻煩，“還是蹬車適合我，蹬了15年，幹不了別的了。”
海邊的爺
前幾天，松五爺請了病假，北京醫科大學附屬醫院開的證明，腰椎間盤突出。
請假的真實原因並非疾病，而是跟公司置氣。“我上個月一共掙了2800元，公司因為考勤和工作指標，扣了我350元，我氣不順，‘翻車’了（不幹了）。”他認為自己沒有遲到、曠工，考勤問題是機器造成的，工作指標沒完全是因為他常幫公司接待訪客，花費了大量時間。
“八爺”掙點錢並不容易。常二爺已經連續兩天都沒拉到客人了，“天太冷了”，每年只有6個月能掙到錢，冬天客人特別少，“什麼爺不爺的，掙到錢才是爺。”
常二爺時常懷念過去，“當年做學徒的時候工資16塊，後來長了2塊，工資是少了點，但我每個月還能攢下點錢，買塊手錶啥的。現在一個月底薪1500，沒完成任務就扣了。”
松五爺也會“遙想當年”，但更多是“吃，”“以前的後海，扔一個筐進水裡，第二天早上起來，把筐一提溜起來，上面爬滿了螺絲，拿回家倒點香油，把泥吐乾淨了後，拿開水煮熟、蘸了醬油，拿針挑著吃，特香。現在想要吃，只能去吃簋街的麻辣螺絲。”
（松五爺得的獎狀。圖/楊磊）
他曾“闊過”。三年前，他什刹海的12平米大雜院被拆了，換成了西二旗108平的樓房，還得到了100萬元的拆遷補償金。
但他沒有留在西二旗，而是繼續回到什刹海，在鼓樓附近租了一間住了6戶人家的大雜院。“我從13樓上往下看，暈得慌。蹬車一是鍛煉身體，二來跟街坊四鄰侃會兒，下班後跟幾位爺們一起喝酒、吃烤串，這才叫生活！”
每年生日松五爺都會喝酒，都會喝醉，他矗立在銀錠橋上，身子搖搖晃晃，“看到哪個不順眼，我就抽他個大嘴巴子。”但有一次，自己被人打了，拿到了8000塊的賠償，後來，又和一位打他的酒托做了朋友。
100萬很快被松五爺用完了，他借給了身患乳腺癌的姐姐30萬，玩撲克牌“紮金花”輸了50萬，還有20萬作為日常開銷，如今所剩無幾。
但他覺得自己活的不錯，唯一擔心的是女兒。2009年女兒7歲，離婚後，女兒不乖了，“天天上網、蹺課，甚至在學校打架，抽煙。”松五爺讓輟學的女兒報了個舞蹈班。他從女兒的書桌下拿出了六七雙鞋，“這是椰子的，5000多，這是nike的，700多，這是喬丹的，1000多，這雙也是1000多……她想要的我都給她，她要是省心些多好。”
“五爺不容易，不是為了女兒他能這麼賣力蹬車嗎。”六爺說。
（松五爺在自家大雜院中。圖/楊磊）
常二爺也頭疼他的兒子，“兒子小時候聽話，現在貪玩了，每天放學回家就趴在電腦前玩遊戲，”他一臉愁容，“現在孩子也不能打，我供他吃住完了，一節課幾百塊的補課費我也拿。”
長期徘徊在什刹海邊上，“八爺”被公司看中，想借他們打出“後海八爺”的牌子。
那天，領導告訴他們，“你們以後不要再拉散客了，以後一切都按正規程式走，我們負責宣傳你們，錢肯定不會少。”
六爺、五爺的身子倚靠在沙發上，微笑地看著領導。
開完會後，三個人站在門口曬著太陽，“天天開會，有啥用，我們就是幾個臭拉車的。”
今年12月，“後海八爺”招聘大學生接班人，聲稱月薪過萬。
“月薪過萬，那得出多大力？天天拉180的，也完不成。”常二爺不信。三年前，他們也招過，但5名大學生最長的也只幹了不到3個月。
晚上，什刹海依舊喧鬧，銀錠橋附近的酒吧歌聲動人，一位60多歲的老大爺遛著一條快要脫毛的老狗，“八爺？蹬車的還能叫爺，沒聽說過，現在孩子都上大學了，誰還蹬車呀。”
（夜幕下的什刹海。圖：網路）
拉車時，他們邊問乘客的老家、職業，邊介紹景點和典故：“你知道烤肉季開了多少年了嗎？你知道恭王府門上有幾個門當嗎？”坐在後面的外地乘客如願以償地說“不知道”，他們立馬高聲給出答案。
五爺覺得自己在拉車行裡算得上頂尖的那幾個。“我們這是特許經營，知道嗎？”松五爺指了指胸前，那兒閃耀著一枚黃色、長方形的小胸章。他們由北京旅遊局統一管理，蹬著發放牌照的人力三輪車，車子黑色車身、紅色車篷統一式樣，標識齊全。
與遊客聊北京文化，黑三輪也幹這事兒，但遭到三位“爺”的鄙視，“正規公司蹬三輪需要考試的，黑三輪知道些啥？”“外地人根本說不出北京的味道，只有咱老北京人能說出來。”
有一次，一個大學教授坐松五爺的車，“聽了我講的什刹海歷史之後，說我不應該蹬車，應該去教歷史。”
松五爺說著，摘了一下黑色的雷鋒帽，頭髮全是油，黏在一起，他用手捋了一下，又趕緊戴上了。
“有錢誰蹬車呀”
松廣新自稱祖上是正黃旗滿族人，“老舍《茶館》裡的松二爺可能就是我祖宗的原型”，他邊說邊比劃著，“就是抽大煙、遛鳥的那個”。
包括五爺在內，“後海八爺”都是地道的老北京人。他們大多打小就生活在什刹海，或是發小，或是朋友，“都是土生土長的”。
“北京人都說一到夏天後海就開鍋了，人像下餃子一樣在後海這游泳，我小時候天天在這游泳，人送外號‘浪裡白條’。” 每到一個景點，松五爺便停下蹬車，側著身子，快速地講解，說完啟程到下一個景點。
松五爺是在28歲那年決定蹬車的。他初一輟學，偷過鞋和井蓋，賣過廢鐵，也賣過麻辣燙、羊肉串，開過飯館，但都一事無成。媳婦懷著孕，他卻還像公子哥似的遊手好閒，玩彩票、玩牌。母親讓他找活兒幹，“我啥都不會能幹什麼呀？”
哥哥松廣貴看了他一眼，“跟著我蹬車吧”。
第一天蹬車，松五爺穿了一身西裝，鋥亮的皮鞋，戴著小禮帽，騎著在街道邊淘來的二手三輪車，哥哥訓斥道：“你這樣像蹬車的嗎？”第二天，他換上了坎肩、膠鞋。
但蹬車也要蹬出“面兒”。松五爺選了當時昂貴的電鍍三輪車，鑲著各種銅活，銅制的手拎、腳鈴，銅制的把手，“那輛車當時有2000多塊錢，騎著有面兒，知道嗎？”他曾經養過鳥，掛在三輪車前，最後被貓叼去了。
（常二爺在“搭喳”乘客。圖/楊磊）
58歲的常二爺和松五爺打小就認識，他曾經是北京房屋裝修公司的員工，負責維修古屋、文物。2002年國企改革，他下崗了，不得已幹起了蹬三輪的行當。
李六爺早前在電玩娛樂公司（遊戲廳）管理場所秩序，2002年公司被政府取締後，便在後海開了一間小賣鋪，年末，什刹海酒吧興起，房租上漲，小賣鋪開不下去了，他被迫選擇蹬車，“這不都是被逼無奈嗎，有錢誰蹬車呀！”
剛剛蹬車時，二爺、六爺時常被鄰居問；“好好的國企工作不幹，蹬什麼車呀！”他們一臉通紅，不知該如何回應。“時間久了，就適應了，憑體力掙錢沒啥丟人的。”常二爺倚靠在三輪車上，雙手插在袖口，手裡轉著一對核桃。
身在複雜的“蹬車”江湖，少不了一些兇險。松五爺起初在郭沫若故居附近蹬車，2002年末遇到了一個“北京大流氓”，“剛從監獄裡出來，看著蹬車掙錢呢”，把他們攆到了恭王府。
過了不久，五爺到銀錠橋拉客，又來了兩個東北人，“手底下養了40多輛車，除了郭沫若故居門口，他哪都敢琢磨。” 他對這倆人的印象不好，“起車的時候80元截胡，到站就要200，不給就一群人上來圍住。”
常二爺曾跟著一個50多歲的老頭蹬車，老頭算是什刹海蹬車最出名的人，留著關公一樣的大長鬍子，穿著唐裝，布鞋，每天在後海邊喊英語。2009年，鄰居將老頭三輪車胎紮破，被老頭撞見，一生氣拿著晨練的大刀把人殺了。
松五爺小時候的夢想是在後海開一家北京炸醬麵館，原本缺少資金，後來有了點錢，他卻嫌開麵館太麻煩，“還是蹬車適合我，蹬了15年，幹不了別的了。”
海邊的爺
前幾天，松五爺請了病假，北京醫科大學附屬醫院開的證明，腰椎間盤突出。
請假的真實原因並非疾病，而是跟公司置氣。“我上個月一共掙了2800元，公司因為考勤和工作指標，扣了我350元，我氣不順，‘翻車’了（不幹了）。”他認為自己沒有遲到、曠工，考勤問題是機器造成的，工作指標沒完全是因為他常幫公司接待訪客，花費了大量時間。
“八爺”掙點錢並不容易。常二爺已經連續兩天都沒拉到客人了，“天太冷了”，每年只有6個月能掙到錢，冬天客人特別少，“什麼爺不爺的，掙到錢才是爺。”
常二爺時常懷念過去，“當年做學徒的時候工資16塊，後來長了2塊，工資是少了點，但我每個月還能攢下點錢，買塊手錶啥的。現在一個月底薪1500，沒完成任務就扣了。”
松五爺也會“遙想當年”，但更多是“吃，”“以前的後海，扔一個筐進水裡，第二天早上起來，把筐一提溜起來，上面爬滿了螺絲，拿回家倒點香油，把泥吐乾淨了後，拿開水煮熟、蘸了醬油，拿針挑著吃，特香。現在想要吃，只能去吃簋街的麻辣螺絲。”
（松五爺得的獎狀。圖/楊磊）
他曾“闊過”。三年前，他什刹海的12平米大雜院被拆了，換成了西二旗108平的樓房，還得到了100萬元的拆遷補償金。
但他沒有留在西二旗，而是繼續回到什刹海，在鼓樓附近租了一間住了6戶人家的大雜院。“我從13樓上往下看，暈得慌。蹬車一是鍛煉身體，二來跟街坊四鄰侃會兒，下班後跟幾位爺們一起喝酒、吃烤串，這才叫生活！”
每年生日松五爺都會喝酒，都會喝醉，他矗立在銀錠橋上，身子搖搖晃晃，“看到哪個不順眼，我就抽他個大嘴巴子。”但有一次，自己被人打了，拿到了8000塊的賠償，後來，又和一位打他的酒托做了朋友。
100萬很快被松五爺用完了，他借給了身患乳腺癌的姐姐30萬，玩撲克牌“紮金花”輸了50萬，還有20萬作為日常開銷，如今所剩無幾。
但他覺得自己活的不錯，唯一擔心的是女兒。2009年女兒7歲，離婚後，女兒不乖了，“天天上網、蹺課，甚至在學校打架，抽煙。”松五爺讓輟學的女兒報了個舞蹈班。他從女兒的書桌下拿出了六七雙鞋，“這是椰子的，5000多，這是nike的，700多，這是喬丹的，1000多，這雙也是1000多……她想要的我都給她，她要是省心些多好。”
“五爺不容易，不是為了女兒他能這麼賣力蹬車嗎。”六爺說。
（松五爺在自家大雜院中。圖/楊磊）
常二爺也頭疼他的兒子，“兒子小時候聽話，現在貪玩了，每天放學回家就趴在電腦前玩遊戲，”他一臉愁容，“現在孩子也不能打，我供他吃住完了，一節課幾百塊的補課費我也拿。”
長期徘徊在什刹海邊上，“八爺”被公司看中，想借他們打出“後海八爺”的牌子。
那天，領導告訴他們，“你們以後不要再拉散客了，以後一切都按正規程式走，我們負責宣傳你們，錢肯定不會少。”
六爺、五爺的身子倚靠在沙發上，微笑地看著領導。
開完會後，三個人站在門口曬著太陽，“天天開會，有啥用，我們就是幾個臭拉車的。”
今年12月，“後海八爺”招聘大學生接班人，聲稱月薪過萬。
“月薪過萬，那得出多大力？天天拉180的，也完不成。”常二爺不信。三年前，他們也招過，但5名大學生最長的也只幹了不到3個月。
晚上，什刹海依舊喧鬧，銀錠橋附近的酒吧歌聲動人，一位60多歲的老大爺遛著一條快要脫毛的老狗，“八爺？蹬車的還能叫爺，沒聽說過，現在孩子都上大學了，誰還蹬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