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青看徐悲鴻，“如何成就大師？”

這次會議的議題很有意思，也很“惡毒”，不知道是誰想出來的——“如何成就大師?”答案很簡單，只有四個字，但我不敢說。我只敢把議題的意思反過來問問，就是：“如何不能成就大師”。

話說徐先生的才，徐先生的貌，是先天的事情，是他父母的事情，是上帝的事情，我們無法回答。如果我們公認徐悲鴻是一位大師，就要說到徐先生的天時，地利，人和。

徐先生的“天時”，是少年時代迎來中華民國的誕生，是青年時代遭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徐先生1895年誕生，歿於1953年，得年58歲——他要是早生三十年五十年，即便有齊白石黃賓虹的才，

但不會是他徐悲鴻。他要是晚生三十年五十年，即便他的才天下第一，也不會成為徐悲鴻。

徐先生的“人和”是什麼?可以重點談。

但是，我們談徐先生的“人和”，與他的“天時”不可分，因為民國初年的文藝精英，都給他遇見了;徐先生的“人和”，也與他的“ 地利”不可分，因為民國時期的文化藝術中心，前已說及。所以沒有他的“天時”，沒有他的“地利”，他的“人和”便無從談起。

譬如第一個賞識提攜他的有力人物，是康有為。康有為當年住在上海，今天鄉下年輕人到上海，哪裡去找康有為這樣的大人物?

又譬如第一個跟他私奔的女子，是蔣碧薇。今天江蘇宜興的小姑娘再漂亮、再聰明，哪裡挑得出蔣碧薇這樣的大家閨秀?

徐先生出道的時代，

是軍閥時代。在北方，委任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的，是黎元洪執政的軍閥政府;在南方，徐悲鴻留洋，拿得是軍閥政府的名額與官費。據蔣碧薇回憶錄回憶，徐先生在法國，區區留學生，竟然買各種藝術品，錢花光了，就打電話給軍閥時期駐法國公使要學費，公使馬上給他寄過去——今天哪裡去找這樣的事?

當年徐先生回國出掌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系(即今日南京師範大學藝術學院前身)，他不必加入國民黨，不必接受XX部文化部政審，不必通過所謂“國家學位辦”的學歷與資歷審查，不必經過科級處級局級司級等等幹部升遷的過程，不必由國務院討論任命……這一切，民國時代都沒有。他徐悲鴻有才學、有名望、有作品、有抱負，

他就能施展。沒有任何人、任何機構、任何規定能夠阻攔他——這種事，今天可能嗎?

徐先生招學生，不必通過政治考試和外語考試，他看准了，就能收進來。今天中國畫研究院前院長劉勃舒先生正好在座，他本人的經歷就是徐先生的一樁美談：當年劉先生不過是江西一名小學生，給北京的徐先生寫信請教，徐先生回信鼓勵，後來就被收為弟子——這種事，今天可能嗎?

徐先生的文藝觀是“為人生而藝術”，他有一個論敵，主張“為藝術而藝術”，這個論敵，就是劉海粟——這是徐劉二位的“不和”嗎?不是，這也是徐先生的“人和”。諸位知道，法國有安格爾和德拉克羅瓦相爭，俄國有柴可夫斯基和穆索爾斯基相爭，德國有華格納與勃拉姆斯相爭，美國有海明威與福克納相爭……我們在世界文藝史各個時期，

幾乎都能找到一對大人物，主張各異，互不相讓，其實彼此佐證，相得益彰。中國也有：譬如北宋蘇東坡與王安石之爭，譬如清末康梁與楊度之爭，五四時期有魯迅和胡適之爭——今天，我們各個學術和藝術領域，找得出這樣一對對旗鼓相當的大人物嗎?

徐先生更有提拔人才的眼光、熱情、雅量，尤其是能量。他當年在江西遇見貧寒的傅抱石，直接找江西省軍政界頭目熊式輝資助傅抱石留學日本，人家買他的帳;他當年到廣西與軍政界人物李宗仁、白崇禧結交，人家買他的帳;他回國後親自舉薦吳作人、呂斯百、沙耆這幾位小青年去比利時法國留學，教育部買他的帳;北平被解放軍包圍時期，

他在傅作義召開京城賢達名流的會議上率先發言，力勸傅作義認清形勢，順應潮流，保護古城，人家也買他的帳;他接掌北平藝專，親自在全國範圍傑出畫家中點將組班，接聘來京，共用其盛，當時美術界各路英雄好漢全都買他的帳——今天全國各省找得到這樣愛惜人才、慨然作主、親自拍板、從善如流的軍政長官與教育長官嗎?全國各校找得到這樣胸襟開闊、人脈遍在、資望超群的伯樂教授嗎?全國各地找得到這樣一呼百應的精英群體嗎?

徐悲鴻給學生俞雲階送一幅大字“勇猛精進”。結果俞先生當了二十年右派，抬不起頭。徐先生一輩子的座右銘是“一意孤行”，今天那位藝術家膽敢“一意孤行”?今天，我們所有藝術家的身家性命“一意孤行”得起嗎?我們不但不敢“孤行”，我們甚至沒有自己的“一意”。在座哪位說得出自己的“一意”是什麼嗎?

徐先生是一位民國人，一位民國時代的文人藝術家，是什麼成就了徐大師?是什麼成就了五四精英成為各個領域的大師?是什麼使這些大師至今無可取代?無法複製?無法超越?

所以我也給在座各位一個命題：為什麼我們的時代沒有大師?為什麼我們的時代休想出現大師?

最後我要替徐先生慶倖：在我們的時代剛剛開始時，他就去世了。概括徐先生的天時、地利、人和，正可謂生逢其時、死逢其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