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2月27日， 許德珩寫給蔡元培先生一封信， 從信中可以看出他與蔡元培先生之間深厚的師生情誼。
信的全文如下：
孑師鈞鑒不聆教誨半年有餘，
雙安並祝
年禧
學生許德珩謹啟
君展附候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廿七
許德珩與蔡元培先生的交往是從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以後開始的。 蔡元培先生任職以前的北京大學， 很多學生以大學作為升官發財的階梯， 無意在學術上有所作為。 部分富豪子弟甚至帶聽差上課。 蔡元培先生來到北大以後，
蔡元培先生對於學生生活中的困難經常設法解決。 許德珩家中兄弟姊妹８人， 全家依靠他父親教書的微薄收入為生。 家中無力供給他上大學， 出於無奈， 祖父只好找到蔡校長， 請他設法以幫助。 蔡校長在對他進行了英文筆譯能力考核之後， 把他推薦到國史編纂處， 使他獲得了一份利用課餘時間從事翻譯的工作， 月薪十塊銀元。 這使得許德珩不僅學業得以繼續， 每月還可把節省下的數元錢寄給他的母親， 以補貼家用。 一位著名的學者、校長， 對於處在困難之中的窮苦學生援人以手， 鼎力相助， 給了許德珩莫大的鼓舞。
蔡元培先生對於“五四運動”也是大力支持的。 1918年暑假， 由北平各校學生組織的學生救國會委派祖父和易克嶷二人為代表， 南下聯絡各校學生和各界人士， 以獲得各界對北平反帝反封建愛國學生運動的廣泛支持。 在他們出發之前， 蔡元培先生為他們寫了介紹信， 從而使他們受到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者孫中山、廖仲愷以及當時的社會名流吳稚暉、朱執信、戴季陶和蔣介石等人的接見和支持。 1919年5月1日， 北洋軍閥政府準備在喪權辱國的巴黎和約上簽字， 把中國的主權及領土拱手讓給日本。 蔡元培先生獲悉這一消息後， 馬上將其透露給許德珩， 並同意北大及北平各高等學校學生于5月3日晚在北大三院禮堂集會， 共商大計，以迫使在外交上失敗並準備屈服的政府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蔡元培先生指示校方提供紙張，以供許德珩書寫《五四宣言》使用。
5月4日，一場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大規模愛國民主運動爆發了。這場由進步學生發起的，有工人、市民、商人參加的運動，徹底動搖了當時反動政府的統治。李大釗先生對“五四運動”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說：“鄙意以為此番運動僅認為愛國運動，尚非恰當，實人類解放運動之一部分也。”
4日當天，許德珩與其他30名愛國學生被反動軍警逮捕入獄。蔡元培先生不顧反動當局“燒北大房子，殺北大學生”，“以三百萬金收買兇手刺殺蔡元培”等恐嚇，以校長的身份全力營救被捕的學生。他表示願對學生的行為負完全責任。在社會各界輿論的壓力下，面臨倒閣危險的段祺瑞反動政府不得不下令釋放被捕的學生、蔡元培先生在北大校園裡親自歡迎被捕的學生出獄。他本人因此而被迫辭職。在他的辭職信中，他公開表明了對這場愛國民主運動的態度：“僕深信諸君，本月四日之舉，純出於愛國之熱誠。”
“五四運動”後，許德珩從上海啟程赴法國，開始了７年的旅歐勤工儉學生活。在此期間，他與蔡元培先生兩人過從甚密。蔡元培先生赴法國考察教育時，許德珩曾為之在巴黎尋找住所，並經常在一起討論國內的革命形勢。1922年，許德珩利用課餘時間翻譯了塗爾幹所著的《社會學方法論》。蔡元培先生親自為此書作序並推薦給商務印書館出版。1925年4月，許德珩與夫人勞君展在巴黎成婚，蔡元培先生及夫人恩允為其證婚並親贈賀詞。1926年底，許德珩從法國巴黎大學畢業後意欲回國教書，並特別嚮往當時正處在革命高潮中的廣州市。蔡元培先生知道後，親自致函廣州中山大學，予以推薦。
1927年初，許德珩回到祖國以後，即投身於大革命的洪流之中，而後又參加了抗日救國運動。1932年12月13日，許德珩被北平反動當局非法逮捕。在獄中，許德珩怒斥對外出賣祖國，對內鎮壓人民的反動當局，義正辭嚴地說：“愛國有罪，我願坐穿牢底；愛國無罪，你們要向我賠罪。”
消息傳出後，蔡元培先生與宋慶齡女士、楊杏佛先生等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名義致電蔣介石、宋子文及平津衛戍司令于學忠雲：“報載北平警探非法逮捕監禁各學校教授學生許德珩等多人，至今未釋，摧殘法治，蹂躪民權，莫此為甚……望即日釋放在平被非法拘禁之學校師生許德珩等，以重民權而張公道。”而後，楊杏佛先生又代表人權保障同盟，親自到北平營救許德珩出獄。
許德珩出獄後，出於對當時的反動政府鎮壓抗日愛國教授、學生的行徑的義憤和對蔡元培先生等人的感激，給蔡元培先生寫了上面這封信。請蔡元培先生以長者的地位，為愛國民眾的民權及言論自由予以呼籲和保障。不久以後，蔡元培先生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副主席的名義招待中外記者，為保存民族元氣，保障民權而奮力疾呼，不遺餘力。
許德珩常常對人說，在他接觸的歷史人物中，最令人欽佩的是孫中山先生，他是永遠向前的人物，其次是蔡元培校長，他們是青年的表率，是我們永遠敬佩的長者。許德珩在北京大學——他的母校90周年校慶時，欣然命筆題寫了：“科學園地，民主先鋒”8個字。這不僅是對北京大學光榮歷史的讚譽，也是對老校長蔡元培先生為新文化運動在北大的開展及民主與科學在北大的興起所作出的巨大貢獻的贊佩。
共商大計，以迫使在外交上失敗並準備屈服的政府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蔡元培先生指示校方提供紙張，以供許德珩書寫《五四宣言》使用。5月4日，一場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大規模愛國民主運動爆發了。這場由進步學生發起的，有工人、市民、商人參加的運動，徹底動搖了當時反動政府的統治。李大釗先生對“五四運動”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說：“鄙意以為此番運動僅認為愛國運動，尚非恰當，實人類解放運動之一部分也。”
4日當天，許德珩與其他30名愛國學生被反動軍警逮捕入獄。蔡元培先生不顧反動當局“燒北大房子，殺北大學生”，“以三百萬金收買兇手刺殺蔡元培”等恐嚇，以校長的身份全力營救被捕的學生。他表示願對學生的行為負完全責任。在社會各界輿論的壓力下，面臨倒閣危險的段祺瑞反動政府不得不下令釋放被捕的學生、蔡元培先生在北大校園裡親自歡迎被捕的學生出獄。他本人因此而被迫辭職。在他的辭職信中，他公開表明了對這場愛國民主運動的態度：“僕深信諸君，本月四日之舉，純出於愛國之熱誠。”
“五四運動”後，許德珩從上海啟程赴法國，開始了７年的旅歐勤工儉學生活。在此期間，他與蔡元培先生兩人過從甚密。蔡元培先生赴法國考察教育時，許德珩曾為之在巴黎尋找住所，並經常在一起討論國內的革命形勢。1922年，許德珩利用課餘時間翻譯了塗爾幹所著的《社會學方法論》。蔡元培先生親自為此書作序並推薦給商務印書館出版。1925年4月，許德珩與夫人勞君展在巴黎成婚，蔡元培先生及夫人恩允為其證婚並親贈賀詞。1926年底，許德珩從法國巴黎大學畢業後意欲回國教書，並特別嚮往當時正處在革命高潮中的廣州市。蔡元培先生知道後，親自致函廣州中山大學，予以推薦。
1927年初，許德珩回到祖國以後，即投身於大革命的洪流之中，而後又參加了抗日救國運動。1932年12月13日，許德珩被北平反動當局非法逮捕。在獄中，許德珩怒斥對外出賣祖國，對內鎮壓人民的反動當局，義正辭嚴地說：“愛國有罪，我願坐穿牢底；愛國無罪，你們要向我賠罪。”
消息傳出後，蔡元培先生與宋慶齡女士、楊杏佛先生等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名義致電蔣介石、宋子文及平津衛戍司令于學忠雲：“報載北平警探非法逮捕監禁各學校教授學生許德珩等多人，至今未釋，摧殘法治，蹂躪民權，莫此為甚……望即日釋放在平被非法拘禁之學校師生許德珩等，以重民權而張公道。”而後，楊杏佛先生又代表人權保障同盟，親自到北平營救許德珩出獄。
許德珩出獄後，出於對當時的反動政府鎮壓抗日愛國教授、學生的行徑的義憤和對蔡元培先生等人的感激，給蔡元培先生寫了上面這封信。請蔡元培先生以長者的地位，為愛國民眾的民權及言論自由予以呼籲和保障。不久以後，蔡元培先生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副主席的名義招待中外記者，為保存民族元氣，保障民權而奮力疾呼，不遺餘力。
許德珩常常對人說，在他接觸的歷史人物中，最令人欽佩的是孫中山先生，他是永遠向前的人物，其次是蔡元培校長，他們是青年的表率，是我們永遠敬佩的長者。許德珩在北京大學——他的母校90周年校慶時，欣然命筆題寫了：“科學園地，民主先鋒”8個字。這不僅是對北京大學光榮歷史的讚譽，也是對老校長蔡元培先生為新文化運動在北大的開展及民主與科學在北大的興起所作出的巨大貢獻的贊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