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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文化魂 建富強國

黨的十九大報告清晰擘畫了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間表和路線圖。 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的基礎上, 再奮鬥15年, 在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 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 再奮鬥15年, 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那麼, 應該如何解讀黨中央對文化建設的部署?文化如何發揮作用?如何實現文化強國的目標?

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

十九大到二十大是“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期。 收官和開局並舉,

承前與啟後交替, 時間緊迫, 任務繁重, 歸根到底靠實幹苦幹、靠開拓進取。 只有擼起袖子加油幹, 瞄準目標不停幹, 才能不斷開創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境界, 朝著偉大目標奮勇前進。 這個階段要突出“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

重點構建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和市場體系

在推進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的工作部署中, 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和市場體系被認為是發展的重點。

根據2017年國民經濟行業分類, 根據國家規定就其生產數額和發生的相關費用享受稅收抵免。 ”郭萬超說。

除此之外, “一個即將成為重要關注點的是文化企業管理。 ”金巍認為, 按照發展規律, 當產業的推動力從政策、資本、投資都已趨向完善的情況下,

企業管理會成為重要要素來被提出, 並受到廣泛關注。

範玉剛也表示, 實行現代企業制度有利於文化企業突破行政區劃限制、實現跨地區發展, 達到資源全國流動的效果, 而且跨行業以及跨所有制發展, 通過上市培育戰略投資者, 也能推動文化企業成為從產業集團跨越式發展到價值鏈高端的財團。

文化投資運營被看好

2013年文化產業的增長率降到了歷史低位,而2014年又上升到12.1%,與繼續下滑的GDP增速相比,文化產業的發展呈現出比較溫和的V型反彈上升勢頭。 可以看到, 新常態背景下,中國要保持6.5%以上的中高速增長,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是必要的。

“文化產業毫無疑問被視為在傳統經濟下滑同時又要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的一個戰略性支點,

從市場角度來看,我國對於文化產品和服務的需求潛力依然引而未發。 ”產業升級與區域金融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李虹含向《經濟》記者表示。

從文化行業角度來看, 市場化程度較強的電影產業和遊戲產業發展較為迅速, 收入也比較客觀。 2017年中國電影年度票房突破500億元, 用時為324天, 創下歷史最快速度, 業界人士認為至此我國電影產業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 根據《2017中國遊戲產業報告》資料顯示, 中國遊戲市場將實現銷售收入2036.1億元, 同比增長23%, 增速較2016年提升5.3個百分點, 結束了此前連續三年增速下滑的局面。

儘管如此, “從橫向來看, 我國電影還是存在‘大而不強’的局面”。 北京電影學院中國電影產業研究院副院長馬同斌告訴《經濟》記者,

中國已經是位居世界第二的電影大國, 但還不是電影強國, 其短板也是比較明顯的, 第一, 缺乏世界級的優秀作品, 整體品質不高, 沒有把中國價值觀的影片向西方輸出, 在電影走出去方面, 除亞非市場外, 海外發行管道短缺;第二, 電影產業競爭力亟須提升, 目前, 電影生產還未進入到工業化生產階段, 還處於“作坊式”生產階段, 市場集中度偏低, 跟好萊塢6大製片公司佔據電影生產近70%的比例相去甚遠, 目前國內還沒有一家公司可以長期持續佔據10%以上的市場份額, 產業效益有待提高;第三, 人才和創意方面與國際存在差距;第四, 電影產業區域產業綜合發展水準差距大, 呈現東部領先、西部靠後、中部和東北有所波動的現象,
區域協同發展亟須加強。

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文化教研部高級經濟師郭全中在接受《經濟》記者採訪時也坦承, 從整體上看, 文化產業公平競爭的大環境還未建立起來;條塊分割的情況還未打破, 容易形成地方保護, 而且在發展過程中, 現代互聯網的文化企業高速發展, 傳統的文化企業體制機制相對比較滯後;在文化產品的供給上, 分眾產品比較缺乏。

“無論是根據市場性程度來看, 還是從細分產業本身來看, 其歸根到底, 說明文化產業發展存在結構性不平衡。 ”金巍說。

那到底如何才能達到平衡?發展文化產業應以市場經濟方式進行資源配置, 以法治經濟方式進行系統運維。 另外,可以看到2017年各地文化企業紛紛成立基金,銀行紛紛成立文創部。魏鵬舉認為:“文化投資運營在未來有可能成為新門類。”

中國人民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所長金元浦在接受《經濟》記者採訪時也提到,文化產業的水準和現代企業的運行都不太夠,演出和出版業等運行方式也缺乏現代的思路,基於此,文化投資運營相當於獨立出來的協力廠商行業,能夠整體把握,加強創新,實現文化企業的現代化。

文化體制改革偏向統籌融合

金巍認為,總體上來看,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是重中之重。如果在下一個階段解決不好的話,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發展瓶頸很難解決。“改革的核心有三方面,一是國有文化企業的改革,比如,如何兼顧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二是文化領域的社會組織改革,比如,文化領域行業組織如何當好橋樑紐帶,暢通黨委、政府與市場、社會之間的聯繫;三是政府的改革,比如怎樣使政策的落實更為有效。”

實際上,我國的文化體制改革從2003年開始。當時,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部、國家廣電總局、新聞出版總署關於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將文化領域的不同行業和單位進行了科學分類,一類是承擔黨和國家重要宣傳任務、政治性較強的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改革的重點是增加投入、轉換機制、增強活力、改善服務。一類是可以轉制為企業的經營性文化企業單位,改革重點是創新體制、轉換機制、面向市場、增強活力。在這個基礎上,中央決定採取試點的辦法來推進文化體制改革。

之後的“十二五”期間,深化文化體制改革也取得了很多成就,比如,“十二五”時期,文化部制定了《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實施方案》《國家“十三五”時期文化發展改革規劃綱要》等40多個改革檔,搭建起文化制度體系的“梁”和“柱”;通過推進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均等化促進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通過壯大文化市場主體、深化文化投融資體制改革,推動文化科技融合等措施促使文化產業轉型升級等。

在“十三五”時期,文化體制改革進一步明確,比如,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創作生產更多優秀的文藝作品;以文化產業轉型升級為突破口,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以有效保護為前提,全面加強文化遺產工作,著力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以提高文化開發水準為著力點,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等。

“按照十九大報告中的部署,我感覺兩個效益相統一是文化體制改革深化的一個方向,意味著原來文化事業、文化產業分類改革的思路會走向綜合改革的方向,而且是在以社會效益為先的前提下,對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進行統籌融合發展。另外,根據近兩年文博單位做文創產品開發的情況,說明公益性社會單位也可以追求一定的經濟效益。”魏鵬舉說。

需要注意的是,把握“兩個效益”相統一的原則,在保證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的前提下,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統一,同樣也是區別文化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也是文化體制改革的難點。

打造文化強國的內外之道

化的作用是什麼?國際政治研究領域著名學者撒母耳·亨廷頓在其著作《文明的衝突》中表示,文化能立國、強國、富國,能使人民幸福。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到“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也就是說,文化強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文化發展目標,概括來說,對內“五位一體”,對外走進去、走上去。

對內加強文化自信 對外提升軟實力

如何理解“強”呢?中央財經大學文化與傳媒學院院長、文化經濟研究院院長魏鵬舉在接受《經濟》記者採訪時表示,“強”對內是形成以文化自信為內核的文化自強,對外是指國家文化軟實力,文化國際影響力的不斷提升。

在國家文化產業研究中心副研究員葉林看來,“文化強國”應該是一個文化自信的國家、文化產業強大和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完善的國家、文化創新不斷湧現的國家和文化軟實力不斷增強的國家。

國家實力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地質圈”實力、“生物圈”實力和“思想圈”實力。“地質圈”實力指的是經緯度、面積、資源、古跡等有形可見的物理地理層面的實力。“生物圈”實力比前者高一層次,這一層次是指處理一系列複雜微妙的關係,核心是生態方面人與自然的關係和民生方面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再高一層次的則是“思想圈”實力,包括教育、藝術、文化、標準、價值等無形領域的影響力和滲透力。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教授趙磊告訴《經濟》記者:“人類社會中,越強大恰恰越無形,一個國家軟實力的強大,必須要在‘生物圈’與‘思想圈’層次發力。”

文化作為“五位一體”戰略的組成部分之一,便是對內思想圈的發力。文化在其中起著延展性和潤滑性的作用。一方面文化可以延展到很多領域,比如,文化+科技、文化+旅遊等;另一方面文化能使人與人之間形成國家制度觀念的認同。

與此同時,“文化建設為政治建設、經濟建設、社會建設、生態建設提供思想保證、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援。”葉林在接受《經濟》記者採訪時表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必須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而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堅持文化自信,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只有這樣才能構築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保證經濟、政治、社會和生態建設的正確方向。

從“走出去”到“走進去”“走上去”

趙磊在各國調研時發現很多外國人對中國的印象是“中國人來了,中國人又走了”。回顧過去5年的成績,文化走出去的效果已經達到。

但目前我國所處的階段仍然是向文化強國奮鬥發展的過程中。“此後的階段,我認為應該是走進去、走上去。”趙磊解釋說,“走進去”是指走到別人的內心深處,“走上去”是指打造出自己的品牌。

如何走進去呢?目前國內的很多文化主題公園是一個值得令人反思的例子。

趙磊做過這樣一個調查:我國的主題公園總數超過2500個,投資金額在5000萬元以上的有300家左右。70%的主題樂園屬於虧損狀態,20%的主題樂園處於收支平衡狀態,僅10%的主題樂園盈利。主題公園的基本模式是“文化旅遊+地產”,每一個都有酒店、餐飲、演藝、旅遊、養老、度假等綜合要素,卻沒有一個特別突出的核心競爭優勢。能形成本土主題公園的二次消費在整體收益中僅占10%,大多數5%都達不到。

反觀世界知名的文化主題公園——迪士尼、英國梅林娛樂集團、環球主題樂園、六旗均在中國佈局。“究其原因,除了文化內涵的接入,更重要的是有品牌效應的支撐。”趙磊說,迪士尼模式可以概括為大片效應,即每一部經典的電影會成為迪士尼樂園的一個魅力區域。杜莎夫人蠟像館模式核心是名人效應,其經久不衰的最重要原因是滿足人們強烈的好奇心。環球影城是一個再現電影主題的遊樂園,其中以多部大製作電影為主題的景點最受歡迎。六旗的發力點是滿足人們尋求“刺激”的心態,以各式各樣驚險刺激的過山車為最大號召力。

外國文化主題公園在中國的情況實際上反映出“文化的供給側到底應該如何輸出”的問題。趙磊認為,如果把文化比作一個人的話,其屬於慢熱型,需要細細打磨。比如,根據要輸入國的風俗習慣、人文特點先進行市場調查,然後進行庖丁解牛般的解讀,最終才是提供與之對應的文化產品。而在文化產業的供給側進行發力,還需分清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邊界、國內國外的邊界、匠人和大師的邊界,以此來進行文化活化。

值得重點關注的是,文化最終是要達到影響別人的效果,其中很重要的一環便是體現出文化價值,實現價值共振。就像“天眼之父”南仁東所說“科學無國界,可是科學家有祖國”。這句話不管是哪個國家的人聽了都能認同,覺得有道理。由此來看,文化要從過去“術”的內容轉變為挖掘深刻的內在。

構建“通心工程”的人文格局

在對外文化交流中,要激發與人分享的衝動,交流有溫度、深刻的文化內容。“交流”的要點是相互欣賞、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由此構建助益“通心工程”的人文格局。就像講故事一樣,一種是人用嘴講故事,另一種是人用行動去講故事,而後者本身是在創造故事。“跨文化交流必然是大道至簡,簡到一塊車牌、一個公園、一片工地,這都是交流。目的是創造人文格局、文化條件,實現‘通心工程’。”趙磊說。

而在用嘴講故事方面,實則體現的是文化自信。中國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國是人類神話傳說的主要發源地之一,中國有極其燦爛的優秀傳統文化。當前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正在孕育著人類從未體驗過的偉大故事。浙江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研究員夏學民接受《經濟》記者採訪時表示,要講好三個中國故事——中國人的故事、中國神的故事和外國人在中國的故事。

此外,還可以運用電影等最易傳播的手段,助力對外文化交流。北京電影學院中國電影產業研究院副院長馬同斌建議,電影也可以從三個方面加強文化建設。“第一,加強影視與泛娛樂、文旅、金融和科技的結合,衍生和拓展電影文化產業鏈,形成1∶7的產業拉動效應;第二,站在文化自信的高度,增強歷史使命感,摒棄唯票房論,深入發掘、引領文化消費新需求,向市場提供更多高品質、有文化內涵的影視產品,創新產品、管道和方式,實現生產與消費的良性迴圈;第三,結合‘一帶一路’建設,加強文化交流,擴大海外發行市場。”

對於廣大國民而言,文化工作者可以系統篩查民間故事民間傳說,對其進行性格化塑造,重新定位其不同的角色,引入“超級Cosplay”,拍攝系列動漫遊戲片,與高校教育打通,塑造“文化新人”。

另外,可以看到2017年各地文化企業紛紛成立基金,銀行紛紛成立文創部。魏鵬舉認為:“文化投資運營在未來有可能成為新門類。”

中國人民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所長金元浦在接受《經濟》記者採訪時也提到,文化產業的水準和現代企業的運行都不太夠,演出和出版業等運行方式也缺乏現代的思路,基於此,文化投資運營相當於獨立出來的協力廠商行業,能夠整體把握,加強創新,實現文化企業的現代化。

文化體制改革偏向統籌融合

金巍認為,總體上來看,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是重中之重。如果在下一個階段解決不好的話,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發展瓶頸很難解決。“改革的核心有三方面,一是國有文化企業的改革,比如,如何兼顧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二是文化領域的社會組織改革,比如,文化領域行業組織如何當好橋樑紐帶,暢通黨委、政府與市場、社會之間的聯繫;三是政府的改革,比如怎樣使政策的落實更為有效。”

實際上,我國的文化體制改革從2003年開始。當時,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部、國家廣電總局、新聞出版總署關於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將文化領域的不同行業和單位進行了科學分類,一類是承擔黨和國家重要宣傳任務、政治性較強的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改革的重點是增加投入、轉換機制、增強活力、改善服務。一類是可以轉制為企業的經營性文化企業單位,改革重點是創新體制、轉換機制、面向市場、增強活力。在這個基礎上,中央決定採取試點的辦法來推進文化體制改革。

之後的“十二五”期間,深化文化體制改革也取得了很多成就,比如,“十二五”時期,文化部制定了《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實施方案》《國家“十三五”時期文化發展改革規劃綱要》等40多個改革檔,搭建起文化制度體系的“梁”和“柱”;通過推進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均等化促進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通過壯大文化市場主體、深化文化投融資體制改革,推動文化科技融合等措施促使文化產業轉型升級等。

在“十三五”時期,文化體制改革進一步明確,比如,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創作生產更多優秀的文藝作品;以文化產業轉型升級為突破口,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以有效保護為前提,全面加強文化遺產工作,著力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以提高文化開發水準為著力點,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等。

“按照十九大報告中的部署,我感覺兩個效益相統一是文化體制改革深化的一個方向,意味著原來文化事業、文化產業分類改革的思路會走向綜合改革的方向,而且是在以社會效益為先的前提下,對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進行統籌融合發展。另外,根據近兩年文博單位做文創產品開發的情況,說明公益性社會單位也可以追求一定的經濟效益。”魏鵬舉說。

需要注意的是,把握“兩個效益”相統一的原則,在保證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的前提下,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統一,同樣也是區別文化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也是文化體制改革的難點。

打造文化強國的內外之道

化的作用是什麼?國際政治研究領域著名學者撒母耳·亨廷頓在其著作《文明的衝突》中表示,文化能立國、強國、富國,能使人民幸福。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到“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也就是說,文化強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文化發展目標,概括來說,對內“五位一體”,對外走進去、走上去。

對內加強文化自信 對外提升軟實力

如何理解“強”呢?中央財經大學文化與傳媒學院院長、文化經濟研究院院長魏鵬舉在接受《經濟》記者採訪時表示,“強”對內是形成以文化自信為內核的文化自強,對外是指國家文化軟實力,文化國際影響力的不斷提升。

在國家文化產業研究中心副研究員葉林看來,“文化強國”應該是一個文化自信的國家、文化產業強大和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完善的國家、文化創新不斷湧現的國家和文化軟實力不斷增強的國家。

國家實力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地質圈”實力、“生物圈”實力和“思想圈”實力。“地質圈”實力指的是經緯度、面積、資源、古跡等有形可見的物理地理層面的實力。“生物圈”實力比前者高一層次,這一層次是指處理一系列複雜微妙的關係,核心是生態方面人與自然的關係和民生方面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再高一層次的則是“思想圈”實力,包括教育、藝術、文化、標準、價值等無形領域的影響力和滲透力。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教授趙磊告訴《經濟》記者:“人類社會中,越強大恰恰越無形,一個國家軟實力的強大,必須要在‘生物圈’與‘思想圈’層次發力。”

文化作為“五位一體”戰略的組成部分之一,便是對內思想圈的發力。文化在其中起著延展性和潤滑性的作用。一方面文化可以延展到很多領域,比如,文化+科技、文化+旅遊等;另一方面文化能使人與人之間形成國家制度觀念的認同。

與此同時,“文化建設為政治建設、經濟建設、社會建設、生態建設提供思想保證、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援。”葉林在接受《經濟》記者採訪時表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必須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而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堅持文化自信,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只有這樣才能構築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保證經濟、政治、社會和生態建設的正確方向。

從“走出去”到“走進去”“走上去”

趙磊在各國調研時發現很多外國人對中國的印象是“中國人來了,中國人又走了”。回顧過去5年的成績,文化走出去的效果已經達到。

但目前我國所處的階段仍然是向文化強國奮鬥發展的過程中。“此後的階段,我認為應該是走進去、走上去。”趙磊解釋說,“走進去”是指走到別人的內心深處,“走上去”是指打造出自己的品牌。

如何走進去呢?目前國內的很多文化主題公園是一個值得令人反思的例子。

趙磊做過這樣一個調查:我國的主題公園總數超過2500個,投資金額在5000萬元以上的有300家左右。70%的主題樂園屬於虧損狀態,20%的主題樂園處於收支平衡狀態,僅10%的主題樂園盈利。主題公園的基本模式是“文化旅遊+地產”,每一個都有酒店、餐飲、演藝、旅遊、養老、度假等綜合要素,卻沒有一個特別突出的核心競爭優勢。能形成本土主題公園的二次消費在整體收益中僅占10%,大多數5%都達不到。

反觀世界知名的文化主題公園——迪士尼、英國梅林娛樂集團、環球主題樂園、六旗均在中國佈局。“究其原因,除了文化內涵的接入,更重要的是有品牌效應的支撐。”趙磊說,迪士尼模式可以概括為大片效應,即每一部經典的電影會成為迪士尼樂園的一個魅力區域。杜莎夫人蠟像館模式核心是名人效應,其經久不衰的最重要原因是滿足人們強烈的好奇心。環球影城是一個再現電影主題的遊樂園,其中以多部大製作電影為主題的景點最受歡迎。六旗的發力點是滿足人們尋求“刺激”的心態,以各式各樣驚險刺激的過山車為最大號召力。

外國文化主題公園在中國的情況實際上反映出“文化的供給側到底應該如何輸出”的問題。趙磊認為,如果把文化比作一個人的話,其屬於慢熱型,需要細細打磨。比如,根據要輸入國的風俗習慣、人文特點先進行市場調查,然後進行庖丁解牛般的解讀,最終才是提供與之對應的文化產品。而在文化產業的供給側進行發力,還需分清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邊界、國內國外的邊界、匠人和大師的邊界,以此來進行文化活化。

值得重點關注的是,文化最終是要達到影響別人的效果,其中很重要的一環便是體現出文化價值,實現價值共振。就像“天眼之父”南仁東所說“科學無國界,可是科學家有祖國”。這句話不管是哪個國家的人聽了都能認同,覺得有道理。由此來看,文化要從過去“術”的內容轉變為挖掘深刻的內在。

構建“通心工程”的人文格局

在對外文化交流中,要激發與人分享的衝動,交流有溫度、深刻的文化內容。“交流”的要點是相互欣賞、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由此構建助益“通心工程”的人文格局。就像講故事一樣,一種是人用嘴講故事,另一種是人用行動去講故事,而後者本身是在創造故事。“跨文化交流必然是大道至簡,簡到一塊車牌、一個公園、一片工地,這都是交流。目的是創造人文格局、文化條件,實現‘通心工程’。”趙磊說。

而在用嘴講故事方面,實則體現的是文化自信。中國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國是人類神話傳說的主要發源地之一,中國有極其燦爛的優秀傳統文化。當前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正在孕育著人類從未體驗過的偉大故事。浙江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研究員夏學民接受《經濟》記者採訪時表示,要講好三個中國故事——中國人的故事、中國神的故事和外國人在中國的故事。

此外,還可以運用電影等最易傳播的手段,助力對外文化交流。北京電影學院中國電影產業研究院副院長馬同斌建議,電影也可以從三個方面加強文化建設。“第一,加強影視與泛娛樂、文旅、金融和科技的結合,衍生和拓展電影文化產業鏈,形成1∶7的產業拉動效應;第二,站在文化自信的高度,增強歷史使命感,摒棄唯票房論,深入發掘、引領文化消費新需求,向市場提供更多高品質、有文化內涵的影視產品,創新產品、管道和方式,實現生產與消費的良性迴圈;第三,結合‘一帶一路’建設,加強文化交流,擴大海外發行市場。”

對於廣大國民而言,文化工作者可以系統篩查民間故事民間傳說,對其進行性格化塑造,重新定位其不同的角色,引入“超級Cosplay”,拍攝系列動漫遊戲片,與高校教育打通,塑造“文化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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