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 被中國政府所取締的邪教當中， 有相當大一部分都是從基督教內部的“靈恩派”中分化出來的， 而且它們的“教主”原本大都是“靈恩派”中的骨幹和活躍分子。 而在這些邪教當中， 最典型的一個便是“門徒會”創始人季三保所曾經加入過的邪教組織——“呼喊派”。 該組織的頭目李常受和其子李夢澤為了達到神化自己和愚弄信教群眾的目的， 竟然肆意歪曲基督教的“三位一體”教義， 把自己分別稱為上帝的“第四位格”和“第五位格”， 簡直荒唐之極。 為此， 中國政府於1983－1984年專門發出通知， 在各省（區市）、地、縣三級政府分別張貼佈告，
然而如前所述， 當我國政府開始全面取締“呼喊派”的時候， 身為該派骨幹成員的季三保等人不僅通過轉入地下而逃避了公安部門的打擊， 而且繼續利用他從“呼喊派”以及同樣帶有靈恩派傾向的“真耶穌教會”中學到的傳播手段（如“唱靈歌、跳靈舞、過靈氣、說方言”等）在陝南各地流竄傳教， 並且最終建立一個比前者有過之而無不及的邪教組織——“門徒會”。
因此， 為了以“防患於未然”的態度來杜絕“門徒會”、“呼喊派”以及其他各種從“靈恩派”中分化出來的邪教的滋生蔓延， 我們需要對靈恩運動的國際背景和思想根源， 及其在華人教會中的影響加以認真考察。
從這種視角看問題， 我們發現， 16世紀宗教改革之後， 作為耶教三大教派之一的基督教逐漸衍生出了數以千計的會派。 其中的142個會派於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初期先後傳入我國境內， 包括聖公會、信義會、長老會、宣道會、循道會、崇真會、內地會、禮賢會、門諾會、公誼會、浸信會、浸禮會、公理會、神召會、美以美會、監理公會、安息日會、安息浸信會、救世軍等（此外還有中國傳道人創立的真耶穌教會、基督徒聚會處、中華基督教會等）。 在新中國成立後， 這些會派在政府的引導下， 按照自治、自養、自傳的原則實行了“聯合禮拜”， 從而為中國基督教的歷史揭開了新的一頁。 但20世紀80年代以來， 受國際上的基督教“靈恩運動”的影響， 一些人又開始在部分神學院校和教會裡結成所謂的“靈恩派”，
靈恩運動的國際背景和基本特徵
無論是在基督教的內部還是外部， “靈恩運動”（Charismatic Movement）這個詞都缺少一個嚴格而明確的定義。 學術界一般認為， “靈恩運動”的前身是西元二世紀的一個異端教派——孟他努派（Montanism）， 該派創始人孟他努為了抵制當時主流教會中出現的追求形式主義、世俗主義和教階體制的傾向， 而極力主張通過極端的苦修、禁食和吃素來恢復新約時代的敬虔與制度。
在現代語境中， 靈恩運動主要是指20世紀以來在北美興起並且迅速波及全球的三次大規模的民間宗教運動。 第一波是在20世紀初肇始於美國堪薩斯州、德克薩斯州和奧克拉荷馬州的所謂“五旬節運動”（Pentecostal Movement）， 該運動的發起者為查理斯·帕翰（Charles Parham）。 帕翰在1901年元旦宣稱他自己突然被“聖靈澆灌”，
第二波則是在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所謂“新五旬節運動”。 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庇利斯（David Plessis）、班納德（Dennis Bennett）和“國際全備福音商人團契”的創立者撤加林（Demos Shakarian）等人。 在他們的推動下， 靈恩運動很快蔓延到長老會、信義會、浸信會、公理宗等基督教會派的部分教會中， 甚至在一些屬於天主教的教會中也開始出現靈恩派的活動傾向。
第三波是在1973年肇始于美國南加利福尼亞州的“葡萄園運動”（Vineyard Movement）。 因為該運動以注重“神跡奇事”和“權能佈道”而著稱， 故又稱“神跡奇事運動”和“權能佈道運動”。其主要領袖有溫約翰（John Wimber）、加力信（Kenn Gullikson）等；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在北美的基督教各宗派當中已經有了數百個葡萄園教會。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二十多年來，有一些在信仰和宗教實踐上較為溫和的歐美學術界人士也加入了“靈恩運動”，如富勒神學院教授彼得·魏格納（Peter Wagner）、精神科醫生約翰·懷特（John White）、達拉斯神學院教授傑克·戴雅（Jack Deere）等。這些支持或同情“靈恩派”的基督徒學者為了減少占主流地位的正統教會對他們的反感，而很少再像過去的靈恩主義者那樣去激烈反對正統神學，也不再公開鼓吹教會分裂，而似乎只是比其他基督徒更為強調某些缺少聖經依據的“神跡奇事”或者那些不能被科學所驗證的“屬靈經驗”。然而，他們的主張並沒有得到大多數正統教會（尤其是基要派或福音派教會）的認可，反而嚴重影響了許多教會的內部團結。這是因為，從本質上看，他們依舊像過去的靈恩派一樣，拒絕承認基督教正統派關於聖經是已經完成的、沒有錯謬的和不可分割的的觀點，並且在言行中表現出了四個與正統基督教信仰和聖經教義格格不入的特徵。
第一，他們都否認《聖經》是上帝啟示的最終根據，因而任何人都有權憑藉“聖靈的恩賜”和在個人禱告中獲得的“特殊啟示”來隨意解釋《聖經》，甚至可以說出《聖經》中所沒有的預言和啟示。
第二，他們都把自己在“與神對話”的時候發出的一種含糊不清的、無法被任何其他人所理解的聲音，即所謂的“方言”（dialect）當作他們“接受了靈洗的證據”。
第三，他們都極為強調所謂的“神聖醫治”，甚至要求信徒僅僅依靠聖靈，而不依靠醫藥來實行“禱告治病”、“趕鬼治病”和“驅魔避邪”。
第四，他們都推崇“權能佈道”（power evangelism），認為傳統教會因為深受“律法主義”、“唯理主義”和“世俗主義”的毒害，而完全忽略了“靈界的真實戰爭”，因此，門徒會的成員應該憑藉“內住的聖靈”及其所賦予的各種異能和“神跡異象”來吸引信徒。
靈恩運動對華人教會的惡劣影響
靈恩運動對華人教會的影響由來已久。早在1905年至1908年間，在美國“五旬節運動”中產生的幾個最初的靈恩派組織——“神召會”（The Assembliesof God）、“五旬節會”（Pentecostal Church）和“使徒信心會”（Apostolic Faith Mission）就分別在中國的湖南、香港、上海、北京等地展開了活動。它們還創辦了《五旬節真理報》、《通傳福音真理報》等一系列刊物來鼓吹“受聖靈說方言”的必要性，並且吸收了敬奠瀛、張靈生、張巴拿巴、魏保羅、倪柝聲、王載、王明道等一批支持或同情五旬節運動的中國傳道人（王明道後來脫離了靈恩派）。受其影響，一部分中國基督徒和傳道人也開始把“受聖靈說方言”視為基督徒的“第一靈恩”或者被聖靈充滿的“最先證據”，並且在講道或參加聚會的時候表現出身體抽搐、哭嚎狂笑以及唱靈歌、跳靈舞、過靈氣、見異象等瘋狂言行。
到1919年，魏保羅、張靈生等人終於在山東濰縣的西莊頭設立了一個類似使徒信心會的宗教組織——“真耶穌教會”；兩年後，敬奠瀛等人又在山東泰安的馬莊創建了一個類似於神召會的宗教組織——“耶穌家庭”。只不過為了吸引文化程度不高的農民信徒，敬奠瀛對神召會的煩雜宗教儀式加以了簡化，只選取了“說方言”、“被提”和“撇下”等幾種能夠同中國民間宗教儀式相融合的活動方式。兩年之後，倪柝聲也在來自英國的靈恩派人士的影響下，與王載等人一起脫離正統教會，並且在福州王載家舉行的一次擘餅聚會上成立了帶有一個濃厚的靈恩派色彩的新會派——“基督徒聚會處”。該組織又叫“小群會”或“蒙頭會”，是後來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大陸猖獗一時的邪教組織——“呼喊派”的前身（門徒會的會首季三保及其妻子許明潮等也曾經參加過該組織，並且擔任了其骨幹成員）。此外，在中國教會史上頗有名氣的王明道也曾在北京接受使徒信心會的浸禮，並曾帶領幾位同學一起學習方言（在20世紀30年代，他正式脫離了使徒信心會，並在《聖經光亮中的靈恩運動》等論著中批評了該會存在的一些問題）。直到新中國成立後，靈恩運動在中國的發展勢頭才一度得到了有效遏制。
邪教對信徒的控制
當第二波靈恩運動——“新五旬節運動”開始在西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部分教會中蔓延時，由於中國正值“十年動亂”時期，所以沒有受到這場運動的直接影響。但是最近二十多年來，隨著中國基督徒人數出現的“爆炸性”增長，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些嚴重問題，如受過正規神學教育和聖經培訓的傳道人數量不足，以及一般信徒（尤其是不發達的農村和邊遠地區的信徒）的聖經知識膚淺和信心基礎不穩固等。因此，當第三波靈恩運動的浪潮再次從境外向中國襲來時，大部分的中國教會（尤其是家庭教會）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干擾，以至於有些普通信徒和傳道人在極少數別有用心者的蠱惑下而誤入歧途，甚至加入了各種假冒基督教名義的邪教，如呼喊派、靈靈教、新約使徒教會、被立王、主神教、三班僕人、門徒會等。
在中國基督教已經基本實現了“獨立自主辦教會”的目標的今天，發端於境外的第三波靈恩運動之所以仍然能夠對相當一部分中國教會造成較強的衝擊，以至於在某些教會內部引起不和諧的爭論與分裂，甚至導致“門徒會”等邪教的產生，主要是由於兩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基督教傳入中國雖然已有二百多年，但直到中國基督教全國兩會在1998年的六屆二次會議上通過了《加強神學思想建設的決議》後，建設獨立自主的中國神學思想體系的工作才得以全面啟動；因而迄今為止，儘管在中國基督教的神學思想中已經出現了許多與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現實相適應的內容，但是還遠遠未能形成一個可以被絕大多數中國基督徒所公認的、能夠用來有效防範各種異端邪說的侵襲的成熟神學體系；其次，靈恩派所實行的說方言、唱靈歌、跳靈舞、見異象、趕鬼醫病等活動方式非常容易與中國傳統的封建迷信和民間巫術相混雜，從而誘使某些缺少必要的宗教知識和科學常識的基督徒走火入魔，陷入情緒性的宗教狂熱和巫術性的薩滿教儀式之中。
故又稱“神跡奇事運動”和“權能佈道運動”。其主要領袖有溫約翰（John Wimber）、加力信（Kenn Gullikson）等；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在北美的基督教各宗派當中已經有了數百個葡萄園教會。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二十多年來，有一些在信仰和宗教實踐上較為溫和的歐美學術界人士也加入了“靈恩運動”，如富勒神學院教授彼得·魏格納（Peter Wagner）、精神科醫生約翰·懷特（John White）、達拉斯神學院教授傑克·戴雅（Jack Deere）等。這些支持或同情“靈恩派”的基督徒學者為了減少占主流地位的正統教會對他們的反感，而很少再像過去的靈恩主義者那樣去激烈反對正統神學，也不再公開鼓吹教會分裂，而似乎只是比其他基督徒更為強調某些缺少聖經依據的“神跡奇事”或者那些不能被科學所驗證的“屬靈經驗”。然而，他們的主張並沒有得到大多數正統教會（尤其是基要派或福音派教會）的認可，反而嚴重影響了許多教會的內部團結。這是因為，從本質上看，他們依舊像過去的靈恩派一樣，拒絕承認基督教正統派關於聖經是已經完成的、沒有錯謬的和不可分割的的觀點，並且在言行中表現出了四個與正統基督教信仰和聖經教義格格不入的特徵。
第一，他們都否認《聖經》是上帝啟示的最終根據，因而任何人都有權憑藉“聖靈的恩賜”和在個人禱告中獲得的“特殊啟示”來隨意解釋《聖經》，甚至可以說出《聖經》中所沒有的預言和啟示。
第二，他們都把自己在“與神對話”的時候發出的一種含糊不清的、無法被任何其他人所理解的聲音，即所謂的“方言”（dialect）當作他們“接受了靈洗的證據”。
第三，他們都極為強調所謂的“神聖醫治”，甚至要求信徒僅僅依靠聖靈，而不依靠醫藥來實行“禱告治病”、“趕鬼治病”和“驅魔避邪”。
第四，他們都推崇“權能佈道”（power evangelism），認為傳統教會因為深受“律法主義”、“唯理主義”和“世俗主義”的毒害，而完全忽略了“靈界的真實戰爭”，因此，門徒會的成員應該憑藉“內住的聖靈”及其所賦予的各種異能和“神跡異象”來吸引信徒。
靈恩運動對華人教會的惡劣影響
靈恩運動對華人教會的影響由來已久。早在1905年至1908年間，在美國“五旬節運動”中產生的幾個最初的靈恩派組織——“神召會”（The Assembliesof God）、“五旬節會”（Pentecostal Church）和“使徒信心會”（Apostolic Faith Mission）就分別在中國的湖南、香港、上海、北京等地展開了活動。它們還創辦了《五旬節真理報》、《通傳福音真理報》等一系列刊物來鼓吹“受聖靈說方言”的必要性，並且吸收了敬奠瀛、張靈生、張巴拿巴、魏保羅、倪柝聲、王載、王明道等一批支持或同情五旬節運動的中國傳道人（王明道後來脫離了靈恩派）。受其影響，一部分中國基督徒和傳道人也開始把“受聖靈說方言”視為基督徒的“第一靈恩”或者被聖靈充滿的“最先證據”，並且在講道或參加聚會的時候表現出身體抽搐、哭嚎狂笑以及唱靈歌、跳靈舞、過靈氣、見異象等瘋狂言行。
到1919年，魏保羅、張靈生等人終於在山東濰縣的西莊頭設立了一個類似使徒信心會的宗教組織——“真耶穌教會”；兩年後，敬奠瀛等人又在山東泰安的馬莊創建了一個類似於神召會的宗教組織——“耶穌家庭”。只不過為了吸引文化程度不高的農民信徒，敬奠瀛對神召會的煩雜宗教儀式加以了簡化，只選取了“說方言”、“被提”和“撇下”等幾種能夠同中國民間宗教儀式相融合的活動方式。兩年之後，倪柝聲也在來自英國的靈恩派人士的影響下，與王載等人一起脫離正統教會，並且在福州王載家舉行的一次擘餅聚會上成立了帶有一個濃厚的靈恩派色彩的新會派——“基督徒聚會處”。該組織又叫“小群會”或“蒙頭會”，是後來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大陸猖獗一時的邪教組織——“呼喊派”的前身（門徒會的會首季三保及其妻子許明潮等也曾經參加過該組織，並且擔任了其骨幹成員）。此外，在中國教會史上頗有名氣的王明道也曾在北京接受使徒信心會的浸禮，並曾帶領幾位同學一起學習方言（在20世紀30年代，他正式脫離了使徒信心會，並在《聖經光亮中的靈恩運動》等論著中批評了該會存在的一些問題）。直到新中國成立後，靈恩運動在中國的發展勢頭才一度得到了有效遏制。
邪教對信徒的控制
當第二波靈恩運動——“新五旬節運動”開始在西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部分教會中蔓延時，由於中國正值“十年動亂”時期，所以沒有受到這場運動的直接影響。但是最近二十多年來，隨著中國基督徒人數出現的“爆炸性”增長，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些嚴重問題，如受過正規神學教育和聖經培訓的傳道人數量不足，以及一般信徒（尤其是不發達的農村和邊遠地區的信徒）的聖經知識膚淺和信心基礎不穩固等。因此，當第三波靈恩運動的浪潮再次從境外向中國襲來時，大部分的中國教會（尤其是家庭教會）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干擾，以至於有些普通信徒和傳道人在極少數別有用心者的蠱惑下而誤入歧途，甚至加入了各種假冒基督教名義的邪教，如呼喊派、靈靈教、新約使徒教會、被立王、主神教、三班僕人、門徒會等。
在中國基督教已經基本實現了“獨立自主辦教會”的目標的今天，發端於境外的第三波靈恩運動之所以仍然能夠對相當一部分中國教會造成較強的衝擊，以至於在某些教會內部引起不和諧的爭論與分裂，甚至導致“門徒會”等邪教的產生，主要是由於兩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基督教傳入中國雖然已有二百多年，但直到中國基督教全國兩會在1998年的六屆二次會議上通過了《加強神學思想建設的決議》後，建設獨立自主的中國神學思想體系的工作才得以全面啟動；因而迄今為止，儘管在中國基督教的神學思想中已經出現了許多與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現實相適應的內容，但是還遠遠未能形成一個可以被絕大多數中國基督徒所公認的、能夠用來有效防範各種異端邪說的侵襲的成熟神學體系；其次，靈恩派所實行的說方言、唱靈歌、跳靈舞、見異象、趕鬼醫病等活動方式非常容易與中國傳統的封建迷信和民間巫術相混雜，從而誘使某些缺少必要的宗教知識和科學常識的基督徒走火入魔，陷入情緒性的宗教狂熱和巫術性的薩滿教儀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