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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軍覆滅原因新解:蘇聯不允許紅軍進新疆

核心提示:西路軍不能迅速到達新疆的最主要原因是來自蘇聯和共產國際, 來自史達林和季米特洛夫的阻撓。 季米特洛夫1936年9月11日的日記明確寫道:“同意中國紅軍的行動計畫, 即佔領寧夏的部分地區和甘肅西部。 ”同時明確指出:“中國紅軍不得繼續向新疆方向推進, 否則紅軍便有可能脫離中國的主要地區。 ”

季米特洛夫是共產國際後期的執行委員會主席, 人們很難將這位德國人同紅軍西路軍聯繫起來, 但隨著《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和《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的出版發行,

使我們驚奇地發現, 在中國工農紅軍為尋求蘇聯軍事物資援助而組建西路軍、西路軍西進途中不讓其到達新疆、向中共中央出謀劃策營救西路軍、為到達新疆後的西路軍餘部尋找發展機會等問題上, 都和季米特洛夫這個名字聯繫在一起。

季米特洛夫參與了蘇聯向中國紅軍給予軍事援助決策的全過程

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的一個最為主要的口號是“打通國際路線”, 而所謂的“打通國際路線”就是接通或接近蘇聯。 中國共產黨打通國際路線的最主要目的是為了得到蘇聯的軍事物資援助。 因此“打通國際路線”意味著紅軍必須接近靠近蘇聯的中國邊境, 同時也意味著蘇聯和史達林有向中國紅軍予以援助的意願。

這兩方面缺一不可, 否則, “打通國際路線”的戰略目的都不可能真正實現。

最終倖存的西路軍將士

而事實上, 蘇聯、共產國際確實有向中國紅軍提供軍事援助的決策, 季米特洛夫參與了這一決策的全過程。

從《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可以發現, 1936年8月21日, 為了得到共產國際和蘇聯的支持, 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毛澤東不得不聯名致電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 陳說利害, 叮囑王明務必懇切要求蘇聯方面正式給予援助。 其電文主要內容是:“二、四方面軍已經全部集中甘南, 整個紅軍的行動方針, 必須早日確定。 為著避免與南京衝突, 便利同國民黨成立反日(統一戰線);為著靠近蘇聯, 反對日本截斷中蘇關係的企圖;為著保全現有根據地, 紅軍主力必須佔領甘肅西部, 或寧夏、綏遠一帶”。 “依紅軍現時條件, 如果不取得這一地帶, 則不可避免地要向現時位置之東南方面發展;但要取得這一地帶, 沒有新的技術之及時的援助是很困難的”。

“如果蘇聯方面能答應, 並且能做到及時地確實地替我們解決飛機大炮兩項主要的技術問題, 則無論如何困難, 我們決乘結冰時節, 以主力西渡, 接近新疆與外蒙”。 “如此方針為蘇聯方面所贊同則請兄代表紅軍, 直接向蘇聯方面談判許多具體準備之問題, 主要的是援助中國之技術兵種組成、輸送與按時到達, 以及到達後使用的問題”。 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電報引起了共產國際、聯共(布)的注意。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在季米特洛夫的主持下, 馬上對此進行了討論, 並形成了同意給中國紅軍軍事援助的決議。 季米特洛夫在其日記中這樣記載:1936年9月7日, “在克里姆林宮。 討論中國問題。 建議:認為可以同意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計畫草案(通過向寧夏和新疆運送武器支持中國紅軍等)”。
1936年9月8日, 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卡岡諾維奇和時任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莫洛托夫將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同意給中國紅軍軍事援助的建議聯名報告給了史達林, 並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中國紅軍指揮部報告了中國紅軍下一步行動的兩個方案。 按第一個方案, 在黃河封凍以後, 第一方面軍將於1936年12月前佔領寧夏地區(距蒙古人民共和國南部邊界400公里);第四方面軍將出動佔領蘭州, 然後向肅州(甘肅省西部)推進;第二方面軍守甘肅南部。 中國同志認為, 這次行動的目的是:鞏固目前的陝甘蘇區, 向蘇聯靠近, 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和抵制日本切斷蘇聯和中國之間聯繫的企圖。 該方案的完成將取決於蘇聯方面的援助。按第二個方案,該方案是在萬一不能得到蘇聯的援助時提出,預計要讓所有三個方面軍向甘肅、陝西南部和四川北部以及河南、湖北西部運動,‘待明年冬天再執行黃河以西的計畫’。按中國紅軍指揮部的意見,鑒於需要離開現在的蘇區,不可避免同南京發生軍事衝突,第二個方案是不合適的。這一方案‘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內戰方向’。明年軍閥們將會強化自己的堡壘戰術並更加依靠日本,其結果是今後中國紅軍部隊向前推進的困難將會更大。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中國紅軍指揮部認為,第一個方案是主要的,他們請求同意並給予武器裝備、資金和人員方面的援助,同時他們還指出,財政、糧食和武器裝備問題已經極為突出。我們認為可以這樣:1.同意中國紅軍的第一個行動方案,即:佔領寧夏和甘肅西部。同時堅決地指出,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向前進,因為這樣做可能使紅軍脫離中國的主要區域。2.事先確定,在中國紅軍佔領寧夏地區後,將給予大約1.5萬到2萬枝步槍、8門加農炮、10門迫擊炮和相應數量外國型號彈藥的援助。武器在1936年12月前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南部邊境,並通過著名的烏裡茨基外國公司出售,同時準備運輸工具把它們運到寧夏。請告您的意見”。史達林第二天就給出了非常明確的回答:“同意”。

季米特洛夫在1936年9月11日的日記中寫道:“確定對中國問題決定:(1)同意中國紅軍的行動計畫,即佔領寧夏的部分地區和甘肅西部,同時明確指出中國紅軍不得繼續向新疆方向推進,否則紅軍便有可能脫離中國的主要地區。(2)提到決定在中國紅軍攻佔寧夏地區後提供給1.5萬—2萬支步槍,8門火炮,10門迫擊炮和相應數量的外國制式的彈藥。武器將於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南部邊境,將通過知名的烏拉圭洋行售出,為運進寧夏作準備”。並於當天致電通知了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及中央軍委得到這樣的電報之後,加快了寧夏戰役的準備。

然而,寧夏這一條路線隨著寧夏戰役戰略計畫的被迫中止而不得不放棄。於是,通過甘、涼、肅到達新疆便成了打通國際路線的唯一路線了。這時,為執行寧夏戰役戰略計畫而已經渡河的紅軍也就組成了西路軍,其目標是通過甘、涼、肅打通國際路線。

季米特洛夫等不讓西路軍到達新疆是導致其失敗的原因之一

西路軍組成之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給西路軍的主要任務是迅速西進,打通遠方。中央軍委主席團和紅軍總部於11月16日指示西路軍軍政委員會領導人,要他們“兵力應相當集結,速打通遠方為要著”。對於中央的這一指示,徐向前後來回憶說:“‘兵貴神速’,我們同意西進,是要趁天候還不太冷,河西走廊敵人兵力空虛,一鼓作氣插過去”;“明確了西路軍的主要任務是打通新疆,我們便及時調整部署,令部隊迅速西插”。

然而,徐向前所希望的迅速西進沒能實現,究其原因,以往的研究者包括筆者將其歸咎到了中央、中央軍委對河西走廊地形、民情等不瞭解,更重要的是歸咎於任務多變上。然而新史料的逐步被公開使我們發現除了上述原因外,西路軍不能迅速到達新疆的最主要原因是來自蘇聯和共產國際,來自史達林和季米特洛夫的阻撓。季米特洛夫1936年9月11日的日記明確寫道:“同意中國紅軍的行動計畫,即佔領寧夏的部分地區和甘肅西部。”同時明確指出:“中國紅軍不得繼續向新疆方向推進,否則紅軍便有可能脫離中國的主要地區。”可以看出,蘇聯、共產國際從一開始就不同意紅軍進入新疆。但西路軍在西進之初,無論是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還是西路軍主要領導都不瞭解共產國際、蘇聯的這一意圖。1936年11月8日,中央軍委在決定放棄寧夏戰役計畫後,提出了《作戰新計畫》,其中給渡河紅軍的任務便是“徐陳所部組成西路軍,以在河西創立根據地,直接打通遠方為任務,準備以一年完成之”。對於中央軍委的命令,西路軍軍政委員會表示堅決接受,但對中央軍委的命令不能完全理解,特別是對打通遠方和創建根據地何為主要任務不瞭解,於是提出了自己的意見。11月17日,西路軍領導人請示中央:“如打通遠方為主要任務,我在現地區創造根據地不能不居次位元,如遇特殊情況時,是否我們將去打通遠方,請速詳示。”顯然,西路軍領導人已經感覺到打通遠方與創建根據地不能兼得,所以要求中央給予明確回答,到底兩個任務中何為主要任務。

11月19日,林育英、朱德、張國燾、周恩來等聯名致電西路軍領導人:“你們任務應在永昌、甘州、涼州民勤地區創立根據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門方向活動,在有利條件下,消滅由古浪來敵,大部對付向涼州、永昌前進之敵,同時以一部奪取甘州、肅州至安西一帶地區,並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動,迷惑敵人,使敵人疑我西路軍有由民勤經定遠營配合陝甘主力企圖。”同一天,中央也明示西路軍:決不可將主力置於甘州以西,更不能有到新疆的想法。11月23日,中央再次電告西路軍:“遠方來電正討論幫助你們,但堅決反對退入新疆。”可以看出,中央給西路軍的電報是在共產國際、聯共(布)表明態度之後發出的。儘管對於中央的這一電報西路軍領導人很難理解,並且於11月21日、24日給中央的電報中充分說明了迅速西進的必要性和滯留河西走廊的危險性。然而西路軍總部得到的卻是毛澤東11月25日和11月28日的兩份電報:“遠方接濟,三個月內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已團結奮鬥,打開局面。”這樣,若東返,由於渡口已被敵封鎖而無望,若西進,又由於共產國際、聯共(布)的反對而難以實現,西路軍只好不進不退,呆在河西走廊,被動挨打。

可見,中共中央及中央軍委之所以要組織西路軍西進是因為要打通與蘇聯的聯繫通道,是因為有蘇聯、史達林、季米特洛夫的許諾,要給接近蘇聯的紅軍以軍用和其他物資的援助。西路軍長時間呆在河西走廊,不進不退,不接近蘇聯的一個很重要原因仍然是蘇聯、史達林、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即堅決反對西路軍退入新疆。毫無疑問,這是導致西路軍失敗的原因之一。

季米特洛夫自始至終十分關心西路軍

儘管如此,我們依然認為季米特洛夫及其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對西路軍自始至終是很關心的,從《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和《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中多處可以看到季米特洛夫及其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對西路軍的關注和關心。1937年3月初,西路軍已經非常困難了,而共產國際本身在緩解西路軍艱難處境不可能的情況下,依然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援救西路軍的各種方法:“你們討論一下從你們方面採取一切可能的步驟來拯救西路軍並與紅軍主力建立聯繫。為此目的,你們要與張學良和楊虎城的軍隊進行談判,看能否從他們方面對馬步芳施加壓力,如有必要並同他們協商你們的部隊和他們的部隊作相應調動。同時我們覺得,你們建議南京政府為了共同的和解對馬步芳施加影響,並爭取停止那些違背你們意志的軍事行動,這也是合適的”。共產國際的這些建議也是中國共產黨中央為營救西路軍而採取的一部分措施內容,周恩來多次代表中共中央同國民黨談判,希望國民黨中央給馬步芳以壓力來緩解西路軍的困難。但所有這些都努力沒有取得太大的效果。儘管如此,我們感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這些建議是當時唯一能在政治上、軍事上給西路軍幫助的方法。

對於西路軍的失敗原因,以季米特洛夫為代表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從一開始就有分歧。對於西路軍的失敗,黨中央將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說成是張國燾的路線錯誤,並且在西路軍尚未完全失敗之時就要展開對張國燾的批判。對此,共產國際表示了不同意見,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於1937年3月22日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指出:“我們不相信,為了黨的利益必須像你們(指中共中央—引者注)所做的那樣來審查西路軍的地位問題”;“西路軍失敗的原因應該客觀加以研究,吸取相應的教訓,並採取適當的措施來幫助和保存這支部隊的力量。請將這一點告知全體政治局委員”。

儘管有這一警告,中共中央政治局還是在1937年3月31日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張國燾錯誤的決定》,並在決定中也認為“西路軍向甘北前進與西路軍的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對這一點,1937年4月的《反對張國燾路線討論大綱》進行了解釋:“西路軍的失敗是張國燾路線宣告最後的破產。由於張國燾路線在西路軍的領導者中根深蒂固地存在著,雖然向中央路線轉變有些進步,然而並沒有徹底揭發張國燾路線,沒有執行中央路線與各種指示去轉變部隊中的工作,造成了紅軍與回民間極惡劣的關係,引起回民到處的反對,使西路軍遭受失敗。西路軍的失敗是中國革命的損失,而同時也證明與宣告張國燾路線的最後破產”。

對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在西路軍失敗原因上的分歧,到底誰是誰非,現在很難論定,有待進一步考查分析。

季米特洛夫對於西路軍指戰員的關心最直接的還是在西路軍完全失敗之後,他對於西路軍到達新疆的殘部的關心。西路軍餘部400多人到達新疆後,由於黨中央的關懷和陳雲等人有針對性地做思想政治工作,使西路軍餘部在短時間裡擺脫了戰鬥失利後的低落情緒,重新振作了革命精神,對前途充滿了信心,對未來複雜鬥爭也有了較充分的思想準備。

西路軍進入新疆前,中共中央根據史達林關於中國共產黨應建立現代化武器裝備的獨立部隊,要打通國際交通線的意見,曾經有過組織總支隊去蘇聯學習現代軍事技術的決定。根據中共中央的這個決定,陳雲曾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提出了希望這些同志能到蘇聯學習的建議。季米特洛夫非常贊同陳雲的主張,並為此於1937年6月17日給史達林寫信,希望史達林同意讓西路軍余部到蘇聯學習,全信的內容為:“親愛的史達林同志:到達新疆的一批‘遊牧人’(393人)通過派去見他們的中共中央委員施平(指陳雲—引者注),堅決要求我們讓他們到蘇聯來學習,使他們有機會受到真正的政治軍事訓練。為了到新疆,他們在途中克服了難以想像的困難,這些‘遊牧人’希望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並取得這裡的同意後被派到蘇聯學習。據我們現有的情報,這批人是優秀的和經過考驗的西路軍指戰員殘部,從中可以真正培養出優秀的班幹部。在新疆沒有進行這種培訓的必要條件,所以我們覺得,把‘遊牧人’留在那裡是不適宜的,更何況他們現在無所事事,不可避免他們的隊伍有分化的危險。我們建議:1.將這些‘遊牧人’轉到蘇聯進行學習。2.在學習問題安排好以前,暫時安置他們到克裡米亞軍營。我們能夠接受100到150人去我們的中國分校(指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引者注),其餘[11]的人將在以後安排到其他學校,當然是在進行相應的仔細挑選之後。請您作出決定並就這個問題作出最後指示。致同志式的敬禮!季米特洛夫”。莫洛托夫根據史達林的意思,在季米特洛[12]夫的信上作出了這樣的批示:“最好讓他們在新疆學習。我們可以給予部分教員和資金方面的援助,盛(世才)督辦也應給予他們部分説明”。由於蘇聯政府的意見,再加上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國抗日戰爭全面展開,國內外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因此,中共中央撤銷了原決定,讓總支隊留迪化學習。

注釋:

《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上),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165頁。

《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頁、46頁。

[11][12]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十五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252頁、第283頁、第288頁、第308—309頁、第308頁。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523頁。

《張國燾問題研究資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2頁、第81頁。

該方案的完成將取決於蘇聯方面的援助。按第二個方案,該方案是在萬一不能得到蘇聯的援助時提出,預計要讓所有三個方面軍向甘肅、陝西南部和四川北部以及河南、湖北西部運動,‘待明年冬天再執行黃河以西的計畫’。按中國紅軍指揮部的意見,鑒於需要離開現在的蘇區,不可避免同南京發生軍事衝突,第二個方案是不合適的。這一方案‘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內戰方向’。明年軍閥們將會強化自己的堡壘戰術並更加依靠日本,其結果是今後中國紅軍部隊向前推進的困難將會更大。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中國紅軍指揮部認為,第一個方案是主要的,他們請求同意並給予武器裝備、資金和人員方面的援助,同時他們還指出,財政、糧食和武器裝備問題已經極為突出。我們認為可以這樣:1.同意中國紅軍的第一個行動方案,即:佔領寧夏和甘肅西部。同時堅決地指出,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向前進,因為這樣做可能使紅軍脫離中國的主要區域。2.事先確定,在中國紅軍佔領寧夏地區後,將給予大約1.5萬到2萬枝步槍、8門加農炮、10門迫擊炮和相應數量外國型號彈藥的援助。武器在1936年12月前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南部邊境,並通過著名的烏裡茨基外國公司出售,同時準備運輸工具把它們運到寧夏。請告您的意見”。史達林第二天就給出了非常明確的回答:“同意”。

季米特洛夫在1936年9月11日的日記中寫道:“確定對中國問題決定:(1)同意中國紅軍的行動計畫,即佔領寧夏的部分地區和甘肅西部,同時明確指出中國紅軍不得繼續向新疆方向推進,否則紅軍便有可能脫離中國的主要地區。(2)提到決定在中國紅軍攻佔寧夏地區後提供給1.5萬—2萬支步槍,8門火炮,10門迫擊炮和相應數量的外國制式的彈藥。武器將於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南部邊境,將通過知名的烏拉圭洋行售出,為運進寧夏作準備”。並於當天致電通知了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及中央軍委得到這樣的電報之後,加快了寧夏戰役的準備。

然而,寧夏這一條路線隨著寧夏戰役戰略計畫的被迫中止而不得不放棄。於是,通過甘、涼、肅到達新疆便成了打通國際路線的唯一路線了。這時,為執行寧夏戰役戰略計畫而已經渡河的紅軍也就組成了西路軍,其目標是通過甘、涼、肅打通國際路線。

季米特洛夫等不讓西路軍到達新疆是導致其失敗的原因之一

西路軍組成之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給西路軍的主要任務是迅速西進,打通遠方。中央軍委主席團和紅軍總部於11月16日指示西路軍軍政委員會領導人,要他們“兵力應相當集結,速打通遠方為要著”。對於中央的這一指示,徐向前後來回憶說:“‘兵貴神速’,我們同意西進,是要趁天候還不太冷,河西走廊敵人兵力空虛,一鼓作氣插過去”;“明確了西路軍的主要任務是打通新疆,我們便及時調整部署,令部隊迅速西插”。

然而,徐向前所希望的迅速西進沒能實現,究其原因,以往的研究者包括筆者將其歸咎到了中央、中央軍委對河西走廊地形、民情等不瞭解,更重要的是歸咎於任務多變上。然而新史料的逐步被公開使我們發現除了上述原因外,西路軍不能迅速到達新疆的最主要原因是來自蘇聯和共產國際,來自史達林和季米特洛夫的阻撓。季米特洛夫1936年9月11日的日記明確寫道:“同意中國紅軍的行動計畫,即佔領寧夏的部分地區和甘肅西部。”同時明確指出:“中國紅軍不得繼續向新疆方向推進,否則紅軍便有可能脫離中國的主要地區。”可以看出,蘇聯、共產國際從一開始就不同意紅軍進入新疆。但西路軍在西進之初,無論是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還是西路軍主要領導都不瞭解共產國際、蘇聯的這一意圖。1936年11月8日,中央軍委在決定放棄寧夏戰役計畫後,提出了《作戰新計畫》,其中給渡河紅軍的任務便是“徐陳所部組成西路軍,以在河西創立根據地,直接打通遠方為任務,準備以一年完成之”。對於中央軍委的命令,西路軍軍政委員會表示堅決接受,但對中央軍委的命令不能完全理解,特別是對打通遠方和創建根據地何為主要任務不瞭解,於是提出了自己的意見。11月17日,西路軍領導人請示中央:“如打通遠方為主要任務,我在現地區創造根據地不能不居次位元,如遇特殊情況時,是否我們將去打通遠方,請速詳示。”顯然,西路軍領導人已經感覺到打通遠方與創建根據地不能兼得,所以要求中央給予明確回答,到底兩個任務中何為主要任務。

11月19日,林育英、朱德、張國燾、周恩來等聯名致電西路軍領導人:“你們任務應在永昌、甘州、涼州民勤地區創立根據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門方向活動,在有利條件下,消滅由古浪來敵,大部對付向涼州、永昌前進之敵,同時以一部奪取甘州、肅州至安西一帶地區,並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動,迷惑敵人,使敵人疑我西路軍有由民勤經定遠營配合陝甘主力企圖。”同一天,中央也明示西路軍:決不可將主力置於甘州以西,更不能有到新疆的想法。11月23日,中央再次電告西路軍:“遠方來電正討論幫助你們,但堅決反對退入新疆。”可以看出,中央給西路軍的電報是在共產國際、聯共(布)表明態度之後發出的。儘管對於中央的這一電報西路軍領導人很難理解,並且於11月21日、24日給中央的電報中充分說明了迅速西進的必要性和滯留河西走廊的危險性。然而西路軍總部得到的卻是毛澤東11月25日和11月28日的兩份電報:“遠方接濟,三個月內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已團結奮鬥,打開局面。”這樣,若東返,由於渡口已被敵封鎖而無望,若西進,又由於共產國際、聯共(布)的反對而難以實現,西路軍只好不進不退,呆在河西走廊,被動挨打。

可見,中共中央及中央軍委之所以要組織西路軍西進是因為要打通與蘇聯的聯繫通道,是因為有蘇聯、史達林、季米特洛夫的許諾,要給接近蘇聯的紅軍以軍用和其他物資的援助。西路軍長時間呆在河西走廊,不進不退,不接近蘇聯的一個很重要原因仍然是蘇聯、史達林、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即堅決反對西路軍退入新疆。毫無疑問,這是導致西路軍失敗的原因之一。

季米特洛夫自始至終十分關心西路軍

儘管如此,我們依然認為季米特洛夫及其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對西路軍自始至終是很關心的,從《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和《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中多處可以看到季米特洛夫及其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對西路軍的關注和關心。1937年3月初,西路軍已經非常困難了,而共產國際本身在緩解西路軍艱難處境不可能的情況下,依然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援救西路軍的各種方法:“你們討論一下從你們方面採取一切可能的步驟來拯救西路軍並與紅軍主力建立聯繫。為此目的,你們要與張學良和楊虎城的軍隊進行談判,看能否從他們方面對馬步芳施加壓力,如有必要並同他們協商你們的部隊和他們的部隊作相應調動。同時我們覺得,你們建議南京政府為了共同的和解對馬步芳施加影響,並爭取停止那些違背你們意志的軍事行動,這也是合適的”。共產國際的這些建議也是中國共產黨中央為營救西路軍而採取的一部分措施內容,周恩來多次代表中共中央同國民黨談判,希望國民黨中央給馬步芳以壓力來緩解西路軍的困難。但所有這些都努力沒有取得太大的效果。儘管如此,我們感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這些建議是當時唯一能在政治上、軍事上給西路軍幫助的方法。

對於西路軍的失敗原因,以季米特洛夫為代表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從一開始就有分歧。對於西路軍的失敗,黨中央將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說成是張國燾的路線錯誤,並且在西路軍尚未完全失敗之時就要展開對張國燾的批判。對此,共產國際表示了不同意見,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於1937年3月22日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指出:“我們不相信,為了黨的利益必須像你們(指中共中央—引者注)所做的那樣來審查西路軍的地位問題”;“西路軍失敗的原因應該客觀加以研究,吸取相應的教訓,並採取適當的措施來幫助和保存這支部隊的力量。請將這一點告知全體政治局委員”。

儘管有這一警告,中共中央政治局還是在1937年3月31日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張國燾錯誤的決定》,並在決定中也認為“西路軍向甘北前進與西路軍的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對這一點,1937年4月的《反對張國燾路線討論大綱》進行了解釋:“西路軍的失敗是張國燾路線宣告最後的破產。由於張國燾路線在西路軍的領導者中根深蒂固地存在著,雖然向中央路線轉變有些進步,然而並沒有徹底揭發張國燾路線,沒有執行中央路線與各種指示去轉變部隊中的工作,造成了紅軍與回民間極惡劣的關係,引起回民到處的反對,使西路軍遭受失敗。西路軍的失敗是中國革命的損失,而同時也證明與宣告張國燾路線的最後破產”。

對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在西路軍失敗原因上的分歧,到底誰是誰非,現在很難論定,有待進一步考查分析。

季米特洛夫對於西路軍指戰員的關心最直接的還是在西路軍完全失敗之後,他對於西路軍到達新疆的殘部的關心。西路軍餘部400多人到達新疆後,由於黨中央的關懷和陳雲等人有針對性地做思想政治工作,使西路軍餘部在短時間裡擺脫了戰鬥失利後的低落情緒,重新振作了革命精神,對前途充滿了信心,對未來複雜鬥爭也有了較充分的思想準備。

西路軍進入新疆前,中共中央根據史達林關於中國共產黨應建立現代化武器裝備的獨立部隊,要打通國際交通線的意見,曾經有過組織總支隊去蘇聯學習現代軍事技術的決定。根據中共中央的這個決定,陳雲曾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提出了希望這些同志能到蘇聯學習的建議。季米特洛夫非常贊同陳雲的主張,並為此於1937年6月17日給史達林寫信,希望史達林同意讓西路軍余部到蘇聯學習,全信的內容為:“親愛的史達林同志:到達新疆的一批‘遊牧人’(393人)通過派去見他們的中共中央委員施平(指陳雲—引者注),堅決要求我們讓他們到蘇聯來學習,使他們有機會受到真正的政治軍事訓練。為了到新疆,他們在途中克服了難以想像的困難,這些‘遊牧人’希望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並取得這裡的同意後被派到蘇聯學習。據我們現有的情報,這批人是優秀的和經過考驗的西路軍指戰員殘部,從中可以真正培養出優秀的班幹部。在新疆沒有進行這種培訓的必要條件,所以我們覺得,把‘遊牧人’留在那裡是不適宜的,更何況他們現在無所事事,不可避免他們的隊伍有分化的危險。我們建議:1.將這些‘遊牧人’轉到蘇聯進行學習。2.在學習問題安排好以前,暫時安置他們到克裡米亞軍營。我們能夠接受100到150人去我們的中國分校(指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引者注),其餘[11]的人將在以後安排到其他學校,當然是在進行相應的仔細挑選之後。請您作出決定並就這個問題作出最後指示。致同志式的敬禮!季米特洛夫”。莫洛托夫根據史達林的意思,在季米特洛[12]夫的信上作出了這樣的批示:“最好讓他們在新疆學習。我們可以給予部分教員和資金方面的援助,盛(世才)督辦也應給予他們部分説明”。由於蘇聯政府的意見,再加上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國抗日戰爭全面展開,國內外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因此,中共中央撤銷了原決定,讓總支隊留迪化學習。

注釋:

《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上),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165頁。

《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頁、46頁。

[11][12]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十五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252頁、第283頁、第288頁、第308—309頁、第308頁。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523頁。

《張國燾問題研究資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2頁、第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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