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之後， 難有英雄；大師之後， 再無大師。 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 曾有幾個時期， 大師輩出， 燦若星河。 在那樣的年代， 朝聞道， 夕可死；在那樣的年代， 思淡泊， 求寧靜；在那樣的年代， 尋事實， 探真理。 那是最壞的時代， 也是最好的時代。 那樣的時代存在於我國春秋戰國時期、魏晉南北朝時期、民國時期。
春秋戰國時期， 五霸登場， 七國爭雄， 有識之士， 爭相出世。 他們不同的出生使他們站在不同的立場， 他們提出不同的主張和要求， 他們著書立說， 他們爭論不休， 他們形成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陰陽家、縱橫家、雜家等不同的派系， 如此形成“百家爭鳴”， 空前繁榮的文化思想盛會， 也給後世留下了諸如孔子、孟子、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以及商鞅這樣的往聖先賢。
魏晉南北朝時期， 政權更迭， 紛爭不斷， 玄學興起， 佛道勃興， 這時候的文人士大夫呈現出前所未有的仙風道骨。
民國時期， 軍閥割據， 殺戮不斷， 這時候的大師， 他們接續歷史， 又瞻望未來；他們吸吮於詩書， 洗禮于五四， 養成于西學；無論他們是保皇派， 還是改革派， 無論他們是維護傳統， 還是崇尚現代， 他們無一不是希圖在政治昏暗、外患頻出、傳統斷裂的現實中探求民族自由、文化重光、國民新生的道路和方法。
那麼， 何以在這樣三個歷史時期能孕育這麼多的大師呢？
第一：諸侯紛爭， 大師們有發揮的餘地。 任何的爭鬥， 歸根到底都是人的爭鬥， 得人才者， 得天下。 在“養士之風”的情況之下， 雞鳴狗盜之徒尚有用武之處， 更何況賢德有識之士。 這也正是為何阮籍、嵇康對司馬政權如此不屑， 司馬政權對他們也是極盡拉攏， 而袁世凱競選也需要梁啟超運籌， 張勳復辟則請康有為出山。
第二：民不聊生， 大師們有救世的情懷。 我們就是這樣一個民族， 山河破碎之時， 總會有人站出來， 救萬民於水火， 他們悲天憫人， 他們艱難跋涉， 他們廣布哲思， 他們堅定自我， 他們不願同流合污， 他們為了收拾舊山河， 他們思索， 他們思索出新思想， 新未來。
第三：勢力割據， 大師們有思辨的自由。 在那些年代， 不同勢力， 重心都放在對地盤的爭奪之中。 並且不同的勢力領袖也會接納不同的思想， 在夾縫之間， 自由的思想有了生存的空間。 然而國家統一， 人們的思潮很可能受唯一統治者影響， 例如：秦始皇選擇“焚書坑儒”、漢武帝選擇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清朝則大肆實施“文字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