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資訊爆炸的年代， 我們更加需要傾聽思想的聲音。 浙江大學頭條號特別開闢【啟真新論】 板塊， 收錄浙江大學各領域專家學者獨家觀點。 本期， 我們推出的是浙江大學管理學院院長魏江的《中國氣派、模式顛覆……中國商學院5大發展趨勢是這樣》一文。 觀點的碰撞， 智慧的交鋒， 我們也期待聽到您的聲音！投稿郵箱：zdxmt@zju.edu.cn。
中國商學院必須要開始探索“中國氣派”， 提供自己的方案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 放眼過去近40年的發展， 中國已湧現出了一大批世界領先企業， 如大家耳熟能詳的華為、阿裡、中車、騰訊、海康威視等，
在這樣的偉大時代， 反觀目前中國管理研究現狀， 仍存在理論與實踐脫節的問題， 甚至出現了理論遠遠落後於實踐發展的局面。 原因何在？我們這些理應引領時代發展的商學院是否到了該“幡然醒悟”的時候？
我們必須面對這樣一個新命題：如何跟上新時代的步伐？我們相信， 在這樣的重大轉折時期， 商學理論研究將迎來範式轉變， 我們的管理學科、管理理論與管理教學， 到了開始探索“中國氣派”的時候了。
那麼， 何謂商學理論和教育的“中國氣派“？當今中國商學院正處於從“不自信”到“自信”，
商學理論和教育的“中國氣派”， 有非常深厚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歷史等底蘊與扎實基礎的支撐， 我們已經到了需要紮根中國管理實踐的大地， 來反思、建構、傳播“中國氣派”管理理論與實踐的新時代！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商學理論研究者和傳播者， 我們已經到了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時候。 因此， 作為中國商學研究與教育的重要參與者， 浙江大學管理學院將努力探索中國管理實踐背後的道路邏輯、理論邏輯、制度邏輯和文化邏輯。
浙江大學管理學院將堅持“立足浙江、服務國家、嵌入全球”， 與當代最具活力的浙商同行， 與中國最先進的企業家同行， 與獨具智慧的中國管理實踐同行。
2018年， 傳統的商學辦學模式將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 今天， 僅僅在杭州， 就出現了湖畔大學、量子大學、阿裡商學院、西湖高等研究院， 此外， 還有讓我們震驚的混沌大學、華為大學， 更不要說一批批蜂擁而入的海外商學院。 這些新近湧現的新商學機構正在不斷顛覆傳統的商學辦學模式。 儘管目前它們還處於非主流的、探索階段， 但它們的辦學模式正在挑戰傳統商學院體系。 那麼， 未來的商學院是怎樣的？
我們可以預見， 未來商學院是開放型的。 商學院的邊界是開放的， 是跨區域邊界、跨國家邊界、跨星球邊界的。
我們可以預見， 未來商學院是網路型的。 商學院的各種教學資源、資金等要素， 將通過整合全社會的力量而集聚， 將由社會捐贈者、企業等投入資金；由來自政府、高校、科研機構、企業和其他社會組織的引領性人物參與商學教學， 商學院=管理學院+經濟學院+社會學院+人文學院+工程學院+…… 形成學科共融、共贏共生、協同發展的網路格局。
我們可以預見，未來商學院是學生主導型的。今天的教學已不再是知識主導型的教學，而是智慧啟發式的教學。互聯網時代下，學生獲取資訊、知識非常便捷，如果再像今天體制內商學教學那樣，只講基本概念、基本模型等這類在靜態社會種所形成的管理知識，商學院就越來越沒有存在必要了，因為連機器都會深度學習了，何況是人！因此，未來商學教育，必須是以學生為主導，教師的價值將轉化為組織者、協同者和網路的中心節點。
我們可以預見，未來商學院教師是人際共生型的。商學教師職能將發生革命性變化，原來那種靠一本教案吃幾年的“知識灌輸型”教學模式將被徹底顛覆，越來越多的老師會失去工作。教師的職業會迎來革命性變革，包括教師的思維方式、認知理念、教學方式、課程體系、知識結構、培養流程、培養主體等會迎來一系列革命性變化。雖然，這種變革會遇到傳統商學辦學模式的強力抵抗，但只有時代的商學院，沒有不變的商學院，體制內商學將會離我們漸行漸遠。
為了適應並跟上時代發展的步伐，浙江大學管理學院也將更開放地辦學，讓我們的本科生、碩博生以及MBA、EMBA學生等更好地“走出去”，通過各種社會資源的集成，來構建商學院的新生態，並讓優秀的企業家、社會及政府人士、國際學者等都加入這個生態圈，從而構建開放、創新的生態網路。
浙江大學管理學院將持續調整課程結構，通過“商學＋”的模式來改革課程體系，如商學＋哲學、商學＋人文、商學＋金融、商學＋工程技術等實現學科交叉的培養體系，構建起以中國現實為導向，以工程科學、實驗科學、資料科學、人文科學等為基礎，以商學智慧為核心的人才培養體系。
中國式管理比西方更加強調集體主義、家國情懷，強調社會責任與使命因為要形成商學理論和教育的“中國氣派”，所以，2018年商學院教育要更加強調“把‘管理’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管理是“形而下”的學問，是應用性的學問，論文不能寫在祖國大地上，也就僅僅是Paper而已。
事實上，中國管理理論與實踐的發展具有鮮明而獨到的中國特色與中國道路。例如中國制度具有獨特性，我們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經濟，我們的企業家是在中國這塊土壤上探索出了具有中國智慧的管理解決方案，我們的國家是在“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理念下實現產業技術追趕，如何觀察、詮釋和創造這些中國特色背後的管理智慧，是商學院的基本使命。
我們有著深層次的文化底蘊。相比西方管理，“中國式管理”更強調集體主義、家國情懷，強調社會責任與使命，同時又要解決社會發展中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就是中國的國情。
這樣的國情需要有大量的管理理論去探索與總結，要求真正圍繞管理實際去發展理論，去深層次揭示中國制度文化背景下的管理內涵及管理規律，把“管理”論文真正寫在祖國的大地上。因為只有這樣，我們的教師學者才能把理論成果回饋給社會，才能培養出更快更好地適應中國社會發展需要的學生。
因此，浙江大學管理學院要求教師更多地深入企業，調研掌握第一手“管理”實踐智慧；去轉變僵化、教條化和程式化的研究方法，強化holistic, heuristic型研究方法，回應現實世界需求。我們要更加鼓勵學生“走出去”，從事社會調研與實踐。我們要鼓勵教師與學生一起參與項目研究，去瞭解中國企業發展的最新實踐並總結實踐，最後再服務於實踐。
浙江大學管理學院也將進一步做好全球浙商研究院，搭建政府、企業、社會和學校的合作平臺，組建企業家委員會，進一步提升與企業的深層次聯繫、加強合作等。要把管理學院培養成優秀企業的“人才大本營”“智慧基地”。只有這樣，才能讓我們的理論研究和實踐實現同步對接，才能用我們的最新理論成果去解決企業發展中不斷湧現的新問題，這也是“把‘管理’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的意義所在。
深度學習的商業教育在當今大資料、人工智慧、雲計算等蓬勃發展的時代，商學教育要滿足日益變革的時代需要，就需考慮如何與大資料、人工智慧等不斷融合。而這就要求我們要創造商學的“深度學習”模式。
一方面，大資料、人工智慧等的發展，讓互聯互通、開放整合以及知識的深層次挖掘等越來越多地得到技術的輔助與支持；另一方面，知識不是工具，也不是目的，而是為我們創造世界而服務的手段，因此未來商學教育也將進入“深度學習”的模式，挖掘知識的深度，進而啟迪自身的智慧。
整個企業組織模式在顛覆過程中，企業組織內部學習模式必須不斷往深度發展。AI發展，賦予組織越來越強的思維能力，組織將變革越來越有靈氣，組織必須強調自身的智慧化，因為組織也有靈氣和思想，這來自于不同人感知的集成，而組織的學習則來源於創造出硬、軟學科交叉所產生的新模式。
若組織自身不進行變革，缺乏深度學習能力，組織就沒有靈氣，也就會嚴重阻礙組織內部人的作用的發揮。比如創建達摩院的阿裡巴巴，將在全球各地建立實驗室平臺。如果這些平臺內部沒有進行變革與學習，也是無法順利推出的。
正因如此，我們浙江大學管理學院也將做出變革，推行協同辦公、輕便化運作、開放式辦學、多種資源集成的學術平臺建設以及跨學科的團隊建設等，把對管理實踐的感知和集成，延伸到生態網路中，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和跨區域布點，讓商學的“深度學習”成為一種常態、一種生活方式，自然而然地嵌入到教學、科研、生活中去。
未來的商學教育發展還有一大趨勢，就是回歸教育的本質——“立德樹人”。商學研究必須要為培養人服務，而不是相反。商學院存在的使命，就是培養優秀的商學人才，因此，教學研究的目的，也是為了培養人。看一所商學院是否具備一流影響力，在於它是否培育出了一流的商學人才。
商學教育的第一成果當然是人才培養。與教學所不同的是，教育是既教又育，而有教無育則是失敗的。這裡的“教”既指教學，也指教學的前提——科研，科研和教學在商學教育中必須融合。因為管理學的科研工作是為了回歸實踐，解決實際問題。
商學研究的第一成果也應該是人才。傳統商學院陷入了一個為研究而研究、為Paper而Paper、為獎勵而獎勵、為課題而課題的局面。這就需要由領先的、有責任擔當的商學院來改變與引領，包括整個商學院的評價體系、考核體系、職稱體系、教師聘崗體系、學生評價體系等等，因為如果沒有上述“指揮棒”的變革，“立德樹人”將無法實現，商學教育也將違背它的初衷。
只有讓最優秀的老師、教學最好的老師、最掛念學生的老師、深受學生尊重的老師得到足夠的承認與肯定，才能引導全員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因此，我們浙江大學管理學院宣導“三好”價值觀：好教師、好學者、好員工。
“好學者”，即投身商業研究和教育“中國氣派”的構建，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過去一流商學院是以國際上發表高水準文章為標準，而今天的世界一流商學院，則要在發表國際高水準文章與解決中國發展實際重大問題之間取得平衡。因為解決中國問題，研究中國理論，就是解決世界問題，向世界貢獻中國的管理智慧。這就是我們所宣導的“好學者”。
“好教師”，即對學生有愛心，愛生如子，像培養自己的孩子一樣去培養學生，把教學作為第一天職。浙江大學管理學院要打造“管院好教師”品牌，讓那些把人才培育作為第一研究成果的好教師給予高強度激勵，引導和樹立“立德樹人”為第一天職的文化價值觀。
“好員工”，即行政員工要牢固樹立“師生為本”，為師生提供更好的環境與服務，關注學生成長、引導學生思想發展等。要立足長遠，站得高遠，共同為培養高素質的“四有”（國際視野、創新能力、創業精神、社會責任）人才而奮鬥。
未來幾年，“立德樹人”將是我們浙江大學管理學院的人才培養主線，“三好”價值觀也將貫徹于我們商學教育的方方面面，進而實現我們的“五好”目標：培養好學生、做出好成果、搭建好平臺、創建好文化、形成好學科。
作者：魏江，系浙江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採訪整理：段婷
編輯：倪瑜懌
我們可以預見，未來商學院是學生主導型的。今天的教學已不再是知識主導型的教學，而是智慧啟發式的教學。互聯網時代下，學生獲取資訊、知識非常便捷，如果再像今天體制內商學教學那樣，只講基本概念、基本模型等這類在靜態社會種所形成的管理知識，商學院就越來越沒有存在必要了，因為連機器都會深度學習了，何況是人！因此，未來商學教育，必須是以學生為主導，教師的價值將轉化為組織者、協同者和網路的中心節點。
我們可以預見，未來商學院教師是人際共生型的。商學教師職能將發生革命性變化，原來那種靠一本教案吃幾年的“知識灌輸型”教學模式將被徹底顛覆，越來越多的老師會失去工作。教師的職業會迎來革命性變革，包括教師的思維方式、認知理念、教學方式、課程體系、知識結構、培養流程、培養主體等會迎來一系列革命性變化。雖然，這種變革會遇到傳統商學辦學模式的強力抵抗，但只有時代的商學院，沒有不變的商學院，體制內商學將會離我們漸行漸遠。
為了適應並跟上時代發展的步伐，浙江大學管理學院也將更開放地辦學，讓我們的本科生、碩博生以及MBA、EMBA學生等更好地“走出去”，通過各種社會資源的集成，來構建商學院的新生態，並讓優秀的企業家、社會及政府人士、國際學者等都加入這個生態圈，從而構建開放、創新的生態網路。
浙江大學管理學院將持續調整課程結構，通過“商學＋”的模式來改革課程體系，如商學＋哲學、商學＋人文、商學＋金融、商學＋工程技術等實現學科交叉的培養體系，構建起以中國現實為導向，以工程科學、實驗科學、資料科學、人文科學等為基礎，以商學智慧為核心的人才培養體系。
中國式管理比西方更加強調集體主義、家國情懷，強調社會責任與使命因為要形成商學理論和教育的“中國氣派”，所以，2018年商學院教育要更加強調“把‘管理’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管理是“形而下”的學問，是應用性的學問，論文不能寫在祖國大地上，也就僅僅是Paper而已。
事實上，中國管理理論與實踐的發展具有鮮明而獨到的中國特色與中國道路。例如中國制度具有獨特性，我們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經濟，我們的企業家是在中國這塊土壤上探索出了具有中國智慧的管理解決方案，我們的國家是在“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理念下實現產業技術追趕，如何觀察、詮釋和創造這些中國特色背後的管理智慧，是商學院的基本使命。
我們有著深層次的文化底蘊。相比西方管理，“中國式管理”更強調集體主義、家國情懷，強調社會責任與使命，同時又要解決社會發展中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就是中國的國情。
這樣的國情需要有大量的管理理論去探索與總結，要求真正圍繞管理實際去發展理論，去深層次揭示中國制度文化背景下的管理內涵及管理規律，把“管理”論文真正寫在祖國的大地上。因為只有這樣，我們的教師學者才能把理論成果回饋給社會，才能培養出更快更好地適應中國社會發展需要的學生。
因此，浙江大學管理學院要求教師更多地深入企業，調研掌握第一手“管理”實踐智慧；去轉變僵化、教條化和程式化的研究方法，強化holistic, heuristic型研究方法，回應現實世界需求。我們要更加鼓勵學生“走出去”，從事社會調研與實踐。我們要鼓勵教師與學生一起參與項目研究，去瞭解中國企業發展的最新實踐並總結實踐，最後再服務於實踐。
浙江大學管理學院也將進一步做好全球浙商研究院，搭建政府、企業、社會和學校的合作平臺，組建企業家委員會，進一步提升與企業的深層次聯繫、加強合作等。要把管理學院培養成優秀企業的“人才大本營”“智慧基地”。只有這樣，才能讓我們的理論研究和實踐實現同步對接，才能用我們的最新理論成果去解決企業發展中不斷湧現的新問題，這也是“把‘管理’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的意義所在。
深度學習的商業教育在當今大資料、人工智慧、雲計算等蓬勃發展的時代，商學教育要滿足日益變革的時代需要，就需考慮如何與大資料、人工智慧等不斷融合。而這就要求我們要創造商學的“深度學習”模式。
一方面，大資料、人工智慧等的發展，讓互聯互通、開放整合以及知識的深層次挖掘等越來越多地得到技術的輔助與支持；另一方面，知識不是工具，也不是目的，而是為我們創造世界而服務的手段，因此未來商學教育也將進入“深度學習”的模式，挖掘知識的深度，進而啟迪自身的智慧。
整個企業組織模式在顛覆過程中，企業組織內部學習模式必須不斷往深度發展。AI發展，賦予組織越來越強的思維能力，組織將變革越來越有靈氣，組織必須強調自身的智慧化，因為組織也有靈氣和思想，這來自于不同人感知的集成，而組織的學習則來源於創造出硬、軟學科交叉所產生的新模式。
若組織自身不進行變革，缺乏深度學習能力，組織就沒有靈氣，也就會嚴重阻礙組織內部人的作用的發揮。比如創建達摩院的阿裡巴巴，將在全球各地建立實驗室平臺。如果這些平臺內部沒有進行變革與學習，也是無法順利推出的。
正因如此，我們浙江大學管理學院也將做出變革，推行協同辦公、輕便化運作、開放式辦學、多種資源集成的學術平臺建設以及跨學科的團隊建設等，把對管理實踐的感知和集成，延伸到生態網路中，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和跨區域布點，讓商學的“深度學習”成為一種常態、一種生活方式，自然而然地嵌入到教學、科研、生活中去。
未來的商學教育發展還有一大趨勢，就是回歸教育的本質——“立德樹人”。商學研究必須要為培養人服務，而不是相反。商學院存在的使命，就是培養優秀的商學人才，因此，教學研究的目的，也是為了培養人。看一所商學院是否具備一流影響力，在於它是否培育出了一流的商學人才。
商學教育的第一成果當然是人才培養。與教學所不同的是，教育是既教又育，而有教無育則是失敗的。這裡的“教”既指教學，也指教學的前提——科研，科研和教學在商學教育中必須融合。因為管理學的科研工作是為了回歸實踐，解決實際問題。
商學研究的第一成果也應該是人才。傳統商學院陷入了一個為研究而研究、為Paper而Paper、為獎勵而獎勵、為課題而課題的局面。這就需要由領先的、有責任擔當的商學院來改變與引領，包括整個商學院的評價體系、考核體系、職稱體系、教師聘崗體系、學生評價體系等等，因為如果沒有上述“指揮棒”的變革，“立德樹人”將無法實現，商學教育也將違背它的初衷。
只有讓最優秀的老師、教學最好的老師、最掛念學生的老師、深受學生尊重的老師得到足夠的承認與肯定，才能引導全員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因此，我們浙江大學管理學院宣導“三好”價值觀：好教師、好學者、好員工。
“好學者”，即投身商業研究和教育“中國氣派”的構建，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過去一流商學院是以國際上發表高水準文章為標準，而今天的世界一流商學院，則要在發表國際高水準文章與解決中國發展實際重大問題之間取得平衡。因為解決中國問題，研究中國理論，就是解決世界問題，向世界貢獻中國的管理智慧。這就是我們所宣導的“好學者”。
“好教師”，即對學生有愛心，愛生如子，像培養自己的孩子一樣去培養學生，把教學作為第一天職。浙江大學管理學院要打造“管院好教師”品牌，讓那些把人才培育作為第一研究成果的好教師給予高強度激勵，引導和樹立“立德樹人”為第一天職的文化價值觀。
“好員工”，即行政員工要牢固樹立“師生為本”，為師生提供更好的環境與服務，關注學生成長、引導學生思想發展等。要立足長遠，站得高遠，共同為培養高素質的“四有”（國際視野、創新能力、創業精神、社會責任）人才而奮鬥。
未來幾年，“立德樹人”將是我們浙江大學管理學院的人才培養主線，“三好”價值觀也將貫徹于我們商學教育的方方面面，進而實現我們的“五好”目標：培養好學生、做出好成果、搭建好平臺、創建好文化、形成好學科。
作者：魏江，系浙江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採訪整理：段婷
編輯：倪瑜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