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子衡在山東近、現代史上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 曾以招股承辦的形式， 創辦了山東第一家商業銀行。 他廁身官場， 縱橫商界， 是一位挾官以淩商， 挾商以朦官的官僚型紳商。 張子衡， 于清光緒元年（1875）出生在章丘相公寨子村。 幼年家境不富裕。 在父親張錫純的嚴厲管教下， 致力舉業。 20歲中秀才， 1902年中舉人， 1904年中進士。 因無錢活動官場， 他被派到偏僻邊遠的貴州任職。 清朝宣統年間又升到貴州遵義府知州。 張子衡為官初期， 曾根據當時律例， 對當時欺壓百姓， 橫行鄉里的惡霸， 先斬後奏， 為民除害， 有清官之譽。
1912年， 原山東官銀號改為山東銀行， 代理省庫。 次年秋， 山東銀號併入中國銀行， “中行”擬撤銷該行。 張子衡呈請山東省公署批准， 將山東銀行轉由濟南總商會招股承辦， 總資本100萬元， 由張子衡任總理， 牛嗣照任協理， 曹廣元任經理， 經營存放款、匯總及一般銀行業務， 是為山東有商業銀行之始。
民國成立以後， 當時在濟南的章丘幫（主要指舊軍孟家和西關高家）， 自“五·四”運動前後， 就在濟南經營著數處工商業老字型大小， 資金雄厚， 直接影響濟南金融和商業的興衰， 而他們也十分渴望和需要張子衡這樣的政客作政治靠山，
但是隨著“靠山”的更替， 張子衡的仕途也如履薄冰。 複雜的政治鬥爭和頻繁的政權更迭， 張子衡認識到當官不如抓錢牢靠， 以後便接受了中日合辦的魯大股份有限公司， 以礦權股為半， 由山東銀行擔保。 國務總理靳雲鵬為董事長， 張為副董事長。
張子衡一生投資經營的商號很多， 在家鄉章丘主要有“金豐當鋪”， “鹽總店”和“鴻祥雜貨鋪”。 其中“金豐當鋪”和西關高家創辦的“西關當鋪”、“城關當鋪”， 為章丘的三大當鋪。
“金豐”當鋪創建於1912年， 當時規模很大， 有八大院落。 鋪房建築也很有特色， 巍牆高屋， 烏門雙開。 迎門影壁上， 掛有“裕國便民”的牌子， 門外懸掛綠柄紅頭軍棍和告示牌， 使人望而生畏。 從掌櫃（俗稱“當家的”）、帳房先生、分頭櫃及管號房、管首飾房的、還有學徒共計50多人。 組織管理十分嚴密， 責任明確， 除學徒之外， 其餘為專職人員， 十分熟悉當行的規矩， 尤其對傅山的“當字譜”更為精通。 學徒主要任務是卷號（收當品）、查號（取當品），
“金豐”當鋪的日常業務， 主要是收當和取贖， 同時也接收存款， 發行信用貨幣， 在農村則是一種高利貸信用機構。 “金豐”當鋪靠著張子衡在濟南金融界、商業界的關係， 起初發展很快。 寨子村一帶雖說是張子衡的故鄉， 但在舊社會， 窮苦的勞動人民， 終年掙扎在饑餓線上；當迫不得已的時候， 只有把自己僅有的衣物， 典質救急。
“要講富，開當鋪”，過去有錢的人，不開當鋪，仿佛不足以炫耀自己的財勢。據《山東通史》記載：清末民初，章丘的錢莊、銀號、當鋪發展很快，位居全省各縣的第二位。“金豐”當鋪又與“西關”當鋪和“城關”當鋪不同。過去投資於典當業的有三類，即大地主、軍閥和官僚。“金豐”當鋪屬於“官當鋪”，西關高家屬于民營。這些官僚、軍閥、大地主在創業伊始，總是冒風險，用種種殘酷壓榨手段，吸取人民的血汗。等到發財致富之後，則又時刻盤算，怎樣保全不義之財，不使散失。在患得患失的思想支配下，只有投資典當業，是最為穩妥可靠的。當商在官府庇護下，既能保本，又有豐厚的利潤，可以說是最合理想的保本生財之道。由於從事典當業可名利雙收，又煞是威風氣派，故而成為張子衡這樣的官商紳士所鶩趨的行業。
“金豐”當鋪的盤剝方式主要有：
(一)當期“明一暗二”，當息“過五不過六”。
所謂“明一暗二”，即當期按法定期限屆滿後（一般為 二十四個月，1929年後縮短為十八個月）並不即時處理，明著保留一個月，而實際卻保留兩個月。因為有的當戶，在限滿時，無力取贖，而又不願將自己的衣物輕易犧牲，先請求當鋪寬限若干日。遇到這種情況時，當鋪可以允許展限一個月，而暗中留到兩個月後，再按“死當”處理。如當期十八個月，可以保留到二十個月。至於“過五不過六”的計息法，則是三十五天以內，按一個月計息，一到三十六天，即按兩個月計算，毫無通融餘地。
（二）明當半，實為三成。
“當價”是當鋪盤剝當戶的一個重要環節。過去，“金豐”當鋪對當品估價，表面上是按物值五成計算,內行稱為“當半”。但是為了限滿不贖，處理估衣時可多得利，當戶所得當價，最多不過實值的三成。
（三）“年終減息”，大收利潤。
“金豐”當鋪也按照濟南的一些當行之規定：每逢農曆年終，從臘月初一日起至除夕夜，減息一個月。減息標準，在當時（入民國後），照原息減低五厘。各當戶多在這一月內，紛紛贖當，或上利錢轉期。這種措施，表面上是“體恤”貧民，實則為當行的旺月。因為雖然少要五厘利錢，而利用這一低息手段刺激當戶，在短短一個月內，卻把大宗利錢，提前收進來了。在假仁假義的幌子下，以利滾利，當鋪遂能榨取更多的利潤。
（四）兼營銀錢號業務，官款生息。
“金豐”當鋪屬於“官當鋪”，憑藉張子衡在濟南的勢力，章丘的地方官員都怕他三分。在清末民初，凡官立學堂基金，慈善團體善款，都由官家指定，發交錢莊及當行公所，章丘的當鋪多，多轉交各當商存儲生息。“金豐”當鋪以“當業”為主，又兼營銀錢號業務，經常吸收私人存款。作為“官當”、“官錢局”，章丘的“官款”自然大部分存入“金豐”當鋪。當時的存款利息，不過周息三厘至五厘，而“金豐”當鋪在運營中，以此為資本，一轉移間，即可換取月息三分的利潤，盈利甚豐。
但是，好景不長，“金豐”當鋪在經營了約兩年來的時間。隨著當稅加重和新式金融機構的發展，加之外國金融機構沿膠濟線在山東各商埠的迅速增加，各地當鋪業務範圍縮小，存放款也逐漸減少，所以倒閉、歇業者甚多。據《山東通史》現代史部分記載：“清代光緒年間山東有典當200餘家，到1914年尚存102家，除曆城有9家、章丘6家之外，其餘各縣均在5家以下。” “金豐”當鋪也就在這時，日漸衰落，最後歇業。其房產家業歸於“鴻祥”雜貨鋪所有。
典質救急。“要講富，開當鋪”，過去有錢的人，不開當鋪，仿佛不足以炫耀自己的財勢。據《山東通史》記載：清末民初，章丘的錢莊、銀號、當鋪發展很快，位居全省各縣的第二位。“金豐”當鋪又與“西關”當鋪和“城關”當鋪不同。過去投資於典當業的有三類，即大地主、軍閥和官僚。“金豐”當鋪屬於“官當鋪”，西關高家屬于民營。這些官僚、軍閥、大地主在創業伊始，總是冒風險，用種種殘酷壓榨手段，吸取人民的血汗。等到發財致富之後，則又時刻盤算，怎樣保全不義之財，不使散失。在患得患失的思想支配下，只有投資典當業，是最為穩妥可靠的。當商在官府庇護下，既能保本，又有豐厚的利潤，可以說是最合理想的保本生財之道。由於從事典當業可名利雙收，又煞是威風氣派，故而成為張子衡這樣的官商紳士所鶩趨的行業。
“金豐”當鋪的盤剝方式主要有：
(一)當期“明一暗二”，當息“過五不過六”。
所謂“明一暗二”，即當期按法定期限屆滿後（一般為 二十四個月，1929年後縮短為十八個月）並不即時處理，明著保留一個月，而實際卻保留兩個月。因為有的當戶，在限滿時，無力取贖，而又不願將自己的衣物輕易犧牲，先請求當鋪寬限若干日。遇到這種情況時，當鋪可以允許展限一個月，而暗中留到兩個月後，再按“死當”處理。如當期十八個月，可以保留到二十個月。至於“過五不過六”的計息法，則是三十五天以內，按一個月計息，一到三十六天，即按兩個月計算，毫無通融餘地。
（二）明當半，實為三成。
“當價”是當鋪盤剝當戶的一個重要環節。過去，“金豐”當鋪對當品估價，表面上是按物值五成計算,內行稱為“當半”。但是為了限滿不贖，處理估衣時可多得利，當戶所得當價，最多不過實值的三成。
（三）“年終減息”，大收利潤。
“金豐”當鋪也按照濟南的一些當行之規定：每逢農曆年終，從臘月初一日起至除夕夜，減息一個月。減息標準，在當時（入民國後），照原息減低五厘。各當戶多在這一月內，紛紛贖當，或上利錢轉期。這種措施，表面上是“體恤”貧民，實則為當行的旺月。因為雖然少要五厘利錢，而利用這一低息手段刺激當戶，在短短一個月內，卻把大宗利錢，提前收進來了。在假仁假義的幌子下，以利滾利，當鋪遂能榨取更多的利潤。
（四）兼營銀錢號業務，官款生息。
“金豐”當鋪屬於“官當鋪”，憑藉張子衡在濟南的勢力，章丘的地方官員都怕他三分。在清末民初，凡官立學堂基金，慈善團體善款，都由官家指定，發交錢莊及當行公所，章丘的當鋪多，多轉交各當商存儲生息。“金豐”當鋪以“當業”為主，又兼營銀錢號業務，經常吸收私人存款。作為“官當”、“官錢局”，章丘的“官款”自然大部分存入“金豐”當鋪。當時的存款利息，不過周息三厘至五厘，而“金豐”當鋪在運營中，以此為資本，一轉移間，即可換取月息三分的利潤，盈利甚豐。
但是，好景不長，“金豐”當鋪在經營了約兩年來的時間。隨著當稅加重和新式金融機構的發展，加之外國金融機構沿膠濟線在山東各商埠的迅速增加，各地當鋪業務範圍縮小，存放款也逐漸減少，所以倒閉、歇業者甚多。據《山東通史》現代史部分記載：“清代光緒年間山東有典當200餘家，到1914年尚存102家，除曆城有9家、章丘6家之外，其餘各縣均在5家以下。” “金豐”當鋪也就在這時，日漸衰落，最後歇業。其房產家業歸於“鴻祥”雜貨鋪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