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大家都知道， 少年時的乾隆對其祖父康熙極為崇拜， 並且感情真摯。
他曾說：“天地之澤靡不均被， 而有得之最深者焉， 弘曆得皇父之澤最深者也。 ”對祖父的眷戀和崇仰， 使乾隆從少年起就對祖父康熙所實行的寬仁政治抱有特殊的崇尚， 並且從小他就師從關於禮政仁教的純儒學派， 在他少年時的文章中就不乏對“寬仁政治”的嚮往， 甚至繼位後， 很多事情仍效法康熙。
在當皇子時， 乾隆就已是一個善於思考的年輕人， 他飽讀經書， 博涉歷史， 對過去治亂興衰之道非常關切。 他也很早就明白：皇祖康熙當政時， 正值國家結束四十年戰爭之際， 社會政治經濟都遭到嚴重破壞， 百業凋零， 滿目瘡痍。 這時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緩和滿漢民族矛盾， 籠絡民心， 恢復和發展社會經濟。
康熙在此時大力推行寬鬆仁慈的政治制度， 即所謂的“非遍覆包涵， 不足以厚生養而定民志”。
在乾隆青年時代所寫的論文《寬則得眾論》中， 他大加讚揚了寬大政治理論， 認為帝王治天下， “非仁無以得其心， 而非寬無以安其身， 二者名雖二而理則一。 ”他強調“寬為仁之用”， 只有寬仁為治， 然後才能實現國家昌盛。 為此， 他還頗對父皇雍正的鐵腕手段治國有所不滿， 他寫道：“誠能寬以待物， 包荒納垢， 宥人細故， 成己大德， 則人亦感其恩而心悅誠服矣。
苟為不然， 以褊急為念， 以刻薄為務， 雖勤於為治， 如始皇之程石觀書， 隋文之躬親吏治， 亦何益哉？孔子舉寬仁敏公， 以明曆聖之道， 而以寬為首， 聖人教人之意， 其深切而著明矣乎？”
在這段議論中， 他指出苛刻、急躁的秦始皇和隋文帝雖然也勤於政務、事事躬親， 但最後還是讓國家滅亡了。 這裡， 可看出他對雍正苛嚴的政治作風較有意見， 父子二人的政治思想有所分歧。
乾隆認為， 帝王既然是天下民眾的主人，
治天下之道， 必以仁為本， 故子思列至聖有臨之德， 自覺裕溫柔足以有容始。 蓋王者上承天命， 下臨萬邦， 凡天下之眾， 無一不在涵覆之中， 自非有德有位之聖人， 寬大以容之， 裕厚以育之， 溫和以懷之， 柔巽以撫之， 鮮有能得其所者。 天下之物有一不得其所， 是有容之道， 有虧仁道不全， 則義禮智皆不能得其正矣， 是有容所以為執敬別之首也。
是故王者之治天下， 莫不以仁為本， 而仁之用則有四者之殊。 蓋寬則遍覆包含而物無不愛矣， 柔則巽順居心而物無不順矣。 本之於中無一毫利欲之累。 而廓然而大公發之於用， 皆天理自然之正， 而物來順應， 於以教養天下， 撫育群生， 天下之物有不在我涵覆之內乎？有容， 德乃大甚矣， 仁為四德之長矣。
這段論述比較有理想主義的傾向， 乾隆當時還年輕， 還未臨政， 他認為作為君王要以仁為本， 以容為量， 這樣既可以讓天下眾生擁戴， 又可以讓四海江山穩定。 其實僅有“仁”和“容”， 是遠不能治理所處的政治經濟諸種現實的；一手要軟一手要硬，軟硬相兼，才能治理有力量。
他畢竟年少而缺乏經驗和磨練，在政治思想上還存在著幼稚和空想的成分，充滿了書生意氣，不過在父皇雍正的嚴苛統治下，還能有如此言論，實為可貴。並且，在繼位之後，經過現實的錘煉，他已完全可以用成熟的眼光來看待“寬仁”問題了。
雍正皇帝雖然以鐵腕和嚴苛而著稱，但是他對兒子一個勁兒地鼓吹寬仁並無很強的反應，主要原因在於，他自己做皇帝時，國家政治需要在康熙“寬仁”治國造成的某些弊端狀況前嚴厲施政，以正松垮浮誇之風氣。雍正施政晚期也有心以寬待人，只是還沒有來得及實行而已，並且他也並不強迫自己的兒子和自己一樣行施嚴苛之政。
但有時候，雍正對弘曆的“寬仁”思想也有所批評，據乾隆後來說：“皇考嘗以朕為賦性寬緩，屢教誡之。朕仰承聖訓，深用警惕。”但是雍正對兒子的政治趨向總體來說也並未加以特別的反對，如果他完全否定了兒子的思想傾向，就不會讓《樂善堂全集》成書，朝中重臣顯貴也不敢公然為這本書寫序，更不敢在序中極加奉承阿諛之詞。
雍正對乾隆這一文集中許多帶有冒犯性的文章採取了默認、寬容甚至贊許的態度，說明乾隆繼位後即施行以“寬仁”為核心的政策調整也符合雍正後期的某些想法，與其是一致的。
乾隆在對待治國施政方針問題上是與雍正有些出入的，以致雍正還不大放心乾隆是否有治理國家的能力。雍正八年(1730)，雍正帝身患重病，寢食不安，考慮到後事更是傷神，他曾寄裔望于臣子鄂爾泰：“徜心力之所不能，無可奈何之事，亦不得不為預備，不然，則朕為天地列祖之罪臣矣。皇子皆中庸之資，朕弟侄輩亦乏卓越之才，朕此血誠，上天列祖皇考早鑒之矣。朝廷若不得賢良碩輔，書至此，卿自體朕之苦情矣。”雍正的意思是在交代後事，假如自己實在不行了，自己的兒子和親戚中並沒有治國的良才，希望鄂爾泰能擔負起輔政的責任。
但事實證明，雍正的擔心完全是多餘的。他的兒子乾隆雖推崇“寬仁”，也不棄鐵腕，比起康熙來說更是稍勝一籌，用自己的遠大理想和意志把大清國推向了繁榮的極至。他的“以寬治國”的理論在稍加變通調整之後，最終放出了應有的光華。乾隆在年輕時就能如此考慮治國的大問題，求索施政的最佳途徑，並存優剔劣地創立自己的理論，真是難能可貴，值得當今有志的年輕人學習。
更多明清歷史，敬請關注：歐陽說史
是遠不能治理所處的政治經濟諸種現實的；一手要軟一手要硬，軟硬相兼，才能治理有力量。他畢竟年少而缺乏經驗和磨練，在政治思想上還存在著幼稚和空想的成分，充滿了書生意氣，不過在父皇雍正的嚴苛統治下，還能有如此言論，實為可貴。並且，在繼位之後，經過現實的錘煉，他已完全可以用成熟的眼光來看待“寬仁”問題了。
雍正皇帝雖然以鐵腕和嚴苛而著稱，但是他對兒子一個勁兒地鼓吹寬仁並無很強的反應，主要原因在於，他自己做皇帝時，國家政治需要在康熙“寬仁”治國造成的某些弊端狀況前嚴厲施政，以正松垮浮誇之風氣。雍正施政晚期也有心以寬待人，只是還沒有來得及實行而已，並且他也並不強迫自己的兒子和自己一樣行施嚴苛之政。
但有時候，雍正對弘曆的“寬仁”思想也有所批評，據乾隆後來說：“皇考嘗以朕為賦性寬緩，屢教誡之。朕仰承聖訓，深用警惕。”但是雍正對兒子的政治趨向總體來說也並未加以特別的反對，如果他完全否定了兒子的思想傾向，就不會讓《樂善堂全集》成書，朝中重臣顯貴也不敢公然為這本書寫序，更不敢在序中極加奉承阿諛之詞。
雍正對乾隆這一文集中許多帶有冒犯性的文章採取了默認、寬容甚至贊許的態度，說明乾隆繼位後即施行以“寬仁”為核心的政策調整也符合雍正後期的某些想法，與其是一致的。
乾隆在對待治國施政方針問題上是與雍正有些出入的，以致雍正還不大放心乾隆是否有治理國家的能力。雍正八年(1730)，雍正帝身患重病，寢食不安，考慮到後事更是傷神，他曾寄裔望于臣子鄂爾泰：“徜心力之所不能，無可奈何之事，亦不得不為預備，不然，則朕為天地列祖之罪臣矣。皇子皆中庸之資，朕弟侄輩亦乏卓越之才，朕此血誠，上天列祖皇考早鑒之矣。朝廷若不得賢良碩輔，書至此，卿自體朕之苦情矣。”雍正的意思是在交代後事，假如自己實在不行了，自己的兒子和親戚中並沒有治國的良才，希望鄂爾泰能擔負起輔政的責任。
但事實證明，雍正的擔心完全是多餘的。他的兒子乾隆雖推崇“寬仁”，也不棄鐵腕，比起康熙來說更是稍勝一籌，用自己的遠大理想和意志把大清國推向了繁榮的極至。他的“以寬治國”的理論在稍加變通調整之後，最終放出了應有的光華。乾隆在年輕時就能如此考慮治國的大問題，求索施政的最佳途徑，並存優剔劣地創立自己的理論，真是難能可貴，值得當今有志的年輕人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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