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處春江
在清朝的歷史之中有這樣的一個人， 他多次科舉未榜上有名， 但是卻能位極人臣。 有人誇他， 有人罵他， 他“一手官印， 一手算盤”在晚清的官場叱吒行走， 遊刃有餘。 最終晚年卻被人唾棄， 只得倉皇出逃。
他是“真幹將”， 他創建了中國歷史上多個第一。
創辦中國第一個輪船招商局， 他是實業家。 創辦北洋西學學堂、南洋工學， 即天津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 他是中國的教育家。 他在電報、礦業、銀行、紡織等立國之要方面均有發展， 可以說為中國的工業化輸入了新鮮血液。
他是“真商人”， 遇事只從利害關係考慮， 絕不假惺惺做道義狀。
所以也只有商人才敢真膽大妄為， 才不去蒙人， 也不怕別人說三道四， 才少了許多偽君子的臭毛病。 他對同行趕盡殺絕， 毫不留情， 紅頂商人胡雪岩被他氣死， 他是一個純粹的商人， 慈禧老佛爺竟也被他坑過。
他是清朝歷史上一個毀譽參半的人， 有人罵他， 有人贊他， 魯迅先生說他是“賣國賊， 官僚資本家， 土豪劣紳”。 李鴻章說他是“志在匡時， 堅韌任事， 才思敏瞻”。 這些評價或許因為時代的局限帶上了嚴重的個人主義色彩， 不過近代夏東元教授評價他說“非常之世， 走非常之路， 做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
憑商入仕
本可以熟讀四書五經， 寫幾篇八股文章， 一步不走向仕途， 可是老天爺就會讓這些非常之人走異于常人的人生路徑。
盛宣懷， 字杏蓀， 號愚齋， 常州府人。 晚清著名的洋務派。 他從小跟著父親在湖北上學。 二十二歲時回常州考了秀才， 又經過了縣學的入學考試， 成了童生， 走出了功名的第一步。 眼瞅著就可鄉試、會試一步步攀上去， 高官厚祿如探囊取物。 沒想到， 中了邪似的， 從二十三歲考到三十二歲， 就是中不了那個舉人， 科場的不順讓自己和父親都灰了心， 恰逢李鴻章來江南公幹， 便一封信介紹了去，
這一年， 盛宣懷被委為會辦， 參辦輪船招商局 (總局在上海 )， 三年後 (光緒十一年 )升任該局督辦， 1874年， 盛宣懷和李鴻章達成一致， 將屬於外國人的吳淞鐵路買回。 這是由英國人修建的一條從上海到吳淞的窄軌輕便鐵路， 是中國第一條商鐵路。 當時， 英國人並沒有通知中國自己要修鐵路 ， 可後來居然修了。 李鴻章南盛宣懷出面辦理談判事宜， 最後， 以28、5萬兩白銀將這條鐵路贖回並且拆毀。
離開了科舉的他如魚得水， 在商業上顯示了他超長的天賦。 盛宣懷在辦洋務的 30 餘年中， 掌握了當時的電報、輪船、礦利、銀行、郵政、鐵路、紡織等要業， 攬東南利權， 為中國早期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做出了傑出的歷史貢獻，
憑藉著在商業上的巨大成功， 在仕途上他也變得一帆風順了， 盛宣懷的官階也扶搖直上， 先後任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商政副大臣、工部左侍郎、郵傳部右侍郎， 西元 1911 年， 又被授郵傳部尚書。 儘管盛宣懷名利雙收， 但是這似乎不足以滿足他那唯我獨尊， 追求刺激的心理， 人總是要追求點刺激！
智鬥同行
俗話說“同行是冤家”， 商場官場亦不例外， 盛宣懷在官場上也算是成功人士， 可是他似乎不是那麼開心， 因為當時有一個和他旗鼓相當的對手同樣也是官場商場遊刃有餘。
這個人就是“紅頂商人”胡雪岩， 老胡也是晚清歷史上的以為響噹噹的人物，
我們就來看看盛宣懷在這次鬥法中用了什麼招數， “掐七寸”， 老盛瞭解到胡雪岩每年都要囤積大量生絲， 以此壟斷生絲市場， 控制生絲價格。 他通過密探掌握胡雪岩買賣生絲的情況， 大量收購， 再向胡雪岩客戶群大量出售。 同時， 收買各地商人和洋行買辦， 讓他們不買胡雪岩的生絲， 致使胡雪岩生絲庫存日多， 資金日緊， 苦不堪言。
當我們越依靠某種東西時， 就越受制於它。 盛宣懷恰恰從胡雪岩的弱點入手， 發動進攻。可謂四兩撥千斤。
盛宣懷在這個時候有放出了自己的第二個大招“釜底抽薪”，釜底抽薪”，打現金流的主意。胡雪岩膽大，屬於敢於負債經營的那種人。他在五年前向滙豐銀行借了 650 萬兩銀子，定了七年期限，每半年還一次，本息約 50 萬兩。次年，他又向滙豐借了 400 萬兩銀子，合計有 1000 萬兩了。這兩筆貸款，都以各省協餉作擔保。胡雪岩這個大膽投資理念殊不知成了他的致命一擊。
盛宣懷對胡雪岩調款活動瞭若指掌，估計胡雪岩調動的銀子陸續出了阜康銀行，趁阜康銀行正空虛之際，托人到銀行提款擠兌。提款者都是大戶，少則數千兩，多則上萬兩。
盛宣懷知道，單靠這些人擠兌，還搞不垮胡雪岩。他讓人放出風聲，說胡雪岩囤積生絲大賠血本，只好挪用阜康銀行的存款；如今，胡雪岩尚欠外國銀行貸款 80 萬，阜康銀行倒閉在即。儘管人們相信胡雪岩財大氣粗，但他積壓生絲和欠外國銀行貸款卻是不爭的事實。很快，人們由不信轉為相信，紛紛提款。擠兌風波在當時社會引起轟動。
萬般無奈，胡雪岩只得胡雪岩只好把他的地契和房產押出去，同時廉價賣掉積存的蠶絲，希望能夠挺過擠兌風潮。不想風潮愈演愈烈，各地阜康銀行門前人山人海，銀行門檻被踩破，門框被擠歪。胡雪岩這才明白，是盛宣懷在暗算他，無奈的他只得在悲憤之中含恨離去。
從道德理論來說，盛宣懷把胡雪岩弄得家破人亡不仁不義，但是我們別忘了他們兩個是商人的這個前提條件，商場如戰場，我們不能用自己的是非觀去約束其他人，因為我們不是當事人。面對胡雪岩這樣的強敵，盛宣懷如果採用“慢戰”，胡雪岩可以應付自如，絕不會破產。他如果採取慢戰法，胡雪岩的現金流一時也不會中斷，偌大的基業也不會突然崩潰。結局也許就會扭轉。被詬病的或許就會變成胡雪岩。
一個天才，不在於是否具備超自然能力，他只是個比平常人更具有領悟能力， 能先別人—步看到事情結果，就像好的棋手，每下一子都能看到以後幾招的變化。 商戰當然也要具備這種洞察未來的能力，這取決於對資訊、資源、人脈的掌控和分析，必要時候，還得像士兵那樣敢於下重手殺人，商業領袖考量的不是道德，而是利潤！
“做大事，謀高官”是盛宣懷所遵從的信條，那麼老盛這個信仰是如何打破？他又是如何退出晚清的歷史舞臺呢？有是如何將大清王朝送上斷頭臺？
晚年蒙羞
1911年，盛宣懷進入“皇族內閣”，這一年是對於盛宣懷來說是不尋常的一年，在這一年他達到了政治高峰，同樣是這一年，也成了他政治生命的終結點。
他出任郵傳部大臣，統管鐵路、電報、航運、郵政，儼然成為朝廷重臣。為了擴張自己的權力範圍，盛宣懷一改過去的主張，出臺了一項“國進民退”政策，正是這樣的一個決策，觸發了四川保路風潮，給了奄奄一息清王朝重要的一擊。清王朝就此覆滅。
1911年5月，在盛宣懷力主下，清政府突然宣佈“鐵路幹線國有”，並與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簽訂粵漢、川漢鐵路的借款合同，以兩湖厘金鹽稅擔保，借款600萬英鎊。規定兩路聘用外國總工程師，四國銀團享有修築權及延長繼續投資的優先權。鐵路國有化，列國不乏先例，鐵路民營也確實存在資金不足、管理不善等弊端。在民族主義大潮風起雲湧的時代背景下，鐵路國有政策雖不無經濟依據，但朝廷朝令夕改，在官辦民辦之間來回切換，卻更有出賣路權、與民爭利之嫌。
當時兩路均已發生巨額虧損，政府以國家股票贖回了湖北、湖南、廣東的商股。因各省商股虧損程度不同，故在贖回時的待遇也不同，兩湖最優，廣東次之，商民雖有抗議，風潮很快平息。但四川的1400萬兩股金中，有300萬兩虧空政府不予認可。川省鐵路股份中有很大比例來自下層民眾，既不能退回股金，換股條件又低於其他省份，難免激起民憤，一場路權風暴由此爆發。
6月17日，成都各團體兩千余人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提出“破約保路”口號。全川各地各團體保路同志分會相繼成立，會員迅速發展到數十萬。8月間出現了群眾性的罷市、罷課風潮，進入9月後，更發展為全省抗糧抗捐。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誘捕保路運動領導人，封閉鐵路公司和同志會，開槍鎮壓請願群眾。同盟會聯合哥老會等反清會黨發動起義，川省形勢全面失控，清廷急調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率鄂軍入川鎮壓，武昌兵力空虛，革命党人於10月10日首義成功。隨著各省紛紛獨立，清室被迫宣佈退位。
1911 年 10 月 16 日，在盛宣懷缺席的情況下，北京召開了資政院會議。 盛宣懷成了眾矢之的。禦史史履晉彈劾他“獨攬利權，調劑私人”。26 日禦史範之傑彈劾：趙爾豐之操切羅織，瑞澈之棄守潛逃，皆非主因，而盛之“橫絕中外，神奸巨纛”。
10 月 25 日，資政院召開第二次會議，請戮宣懷以謝天下。會議從下午 1：45開始，4：25 結束。 攝政王載澧下令：“著即行革職，永不敘用。 ”盛宣懷成了全部事件的承擔者，成為公眾的洩氣。
此時的盛宣懷可以說是身敗名裂，真可謂“落了個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當天晚上，他就搬入橫濱正金銀行支店長的宅邸。 10 月 27 日晚，一支十人組成的小分隊，其中八人全副武裝，英、美、德、法各出了兩名士兵，另兩名是翻譯，在夜色中將其護送出了北京城。 30 日，他乘坐德國輪船“提督”號，由天津經大連轉青島到日本，“晚清官商第一人”就這樣倉促的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老盛當然不在意自己是否“算”好人。 他只不過和大多數人一樣，缺乏革命的遠大理想．把發展生產力、提高科技水準當做個人致富的工具；把聚斂財富、先富起來當做了人生目標。
他不像那些“正人君子”做一個道德監督者，這大概也是盛宣懷的可愛之處。歷史已經消散，功過難以評說，“非常之世，走非常之路，做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大概是對他最好的注解。
發動進攻。可謂四兩撥千斤。盛宣懷在這個時候有放出了自己的第二個大招“釜底抽薪”，釜底抽薪”，打現金流的主意。胡雪岩膽大，屬於敢於負債經營的那種人。他在五年前向滙豐銀行借了 650 萬兩銀子，定了七年期限，每半年還一次，本息約 50 萬兩。次年，他又向滙豐借了 400 萬兩銀子，合計有 1000 萬兩了。這兩筆貸款，都以各省協餉作擔保。胡雪岩這個大膽投資理念殊不知成了他的致命一擊。
盛宣懷對胡雪岩調款活動瞭若指掌，估計胡雪岩調動的銀子陸續出了阜康銀行，趁阜康銀行正空虛之際，托人到銀行提款擠兌。提款者都是大戶，少則數千兩，多則上萬兩。
盛宣懷知道，單靠這些人擠兌，還搞不垮胡雪岩。他讓人放出風聲，說胡雪岩囤積生絲大賠血本，只好挪用阜康銀行的存款；如今，胡雪岩尚欠外國銀行貸款 80 萬，阜康銀行倒閉在即。儘管人們相信胡雪岩財大氣粗，但他積壓生絲和欠外國銀行貸款卻是不爭的事實。很快，人們由不信轉為相信，紛紛提款。擠兌風波在當時社會引起轟動。
萬般無奈，胡雪岩只得胡雪岩只好把他的地契和房產押出去，同時廉價賣掉積存的蠶絲，希望能夠挺過擠兌風潮。不想風潮愈演愈烈，各地阜康銀行門前人山人海，銀行門檻被踩破，門框被擠歪。胡雪岩這才明白，是盛宣懷在暗算他，無奈的他只得在悲憤之中含恨離去。
從道德理論來說，盛宣懷把胡雪岩弄得家破人亡不仁不義，但是我們別忘了他們兩個是商人的這個前提條件，商場如戰場，我們不能用自己的是非觀去約束其他人，因為我們不是當事人。面對胡雪岩這樣的強敵，盛宣懷如果採用“慢戰”，胡雪岩可以應付自如，絕不會破產。他如果採取慢戰法，胡雪岩的現金流一時也不會中斷，偌大的基業也不會突然崩潰。結局也許就會扭轉。被詬病的或許就會變成胡雪岩。
一個天才，不在於是否具備超自然能力，他只是個比平常人更具有領悟能力， 能先別人—步看到事情結果，就像好的棋手，每下一子都能看到以後幾招的變化。 商戰當然也要具備這種洞察未來的能力，這取決於對資訊、資源、人脈的掌控和分析，必要時候，還得像士兵那樣敢於下重手殺人，商業領袖考量的不是道德，而是利潤！
“做大事，謀高官”是盛宣懷所遵從的信條，那麼老盛這個信仰是如何打破？他又是如何退出晚清的歷史舞臺呢？有是如何將大清王朝送上斷頭臺？
晚年蒙羞
1911年，盛宣懷進入“皇族內閣”，這一年是對於盛宣懷來說是不尋常的一年，在這一年他達到了政治高峰，同樣是這一年，也成了他政治生命的終結點。
他出任郵傳部大臣，統管鐵路、電報、航運、郵政，儼然成為朝廷重臣。為了擴張自己的權力範圍，盛宣懷一改過去的主張，出臺了一項“國進民退”政策，正是這樣的一個決策，觸發了四川保路風潮，給了奄奄一息清王朝重要的一擊。清王朝就此覆滅。
1911年5月，在盛宣懷力主下，清政府突然宣佈“鐵路幹線國有”，並與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簽訂粵漢、川漢鐵路的借款合同，以兩湖厘金鹽稅擔保，借款600萬英鎊。規定兩路聘用外國總工程師，四國銀團享有修築權及延長繼續投資的優先權。鐵路國有化，列國不乏先例，鐵路民營也確實存在資金不足、管理不善等弊端。在民族主義大潮風起雲湧的時代背景下，鐵路國有政策雖不無經濟依據，但朝廷朝令夕改，在官辦民辦之間來回切換，卻更有出賣路權、與民爭利之嫌。
當時兩路均已發生巨額虧損，政府以國家股票贖回了湖北、湖南、廣東的商股。因各省商股虧損程度不同，故在贖回時的待遇也不同，兩湖最優，廣東次之，商民雖有抗議，風潮很快平息。但四川的1400萬兩股金中，有300萬兩虧空政府不予認可。川省鐵路股份中有很大比例來自下層民眾，既不能退回股金，換股條件又低於其他省份，難免激起民憤，一場路權風暴由此爆發。
6月17日，成都各團體兩千余人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提出“破約保路”口號。全川各地各團體保路同志分會相繼成立，會員迅速發展到數十萬。8月間出現了群眾性的罷市、罷課風潮，進入9月後，更發展為全省抗糧抗捐。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誘捕保路運動領導人，封閉鐵路公司和同志會，開槍鎮壓請願群眾。同盟會聯合哥老會等反清會黨發動起義，川省形勢全面失控，清廷急調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率鄂軍入川鎮壓，武昌兵力空虛，革命党人於10月10日首義成功。隨著各省紛紛獨立，清室被迫宣佈退位。
1911 年 10 月 16 日，在盛宣懷缺席的情況下，北京召開了資政院會議。 盛宣懷成了眾矢之的。禦史史履晉彈劾他“獨攬利權，調劑私人”。26 日禦史範之傑彈劾：趙爾豐之操切羅織，瑞澈之棄守潛逃，皆非主因，而盛之“橫絕中外，神奸巨纛”。
10 月 25 日，資政院召開第二次會議，請戮宣懷以謝天下。會議從下午 1：45開始，4：25 結束。 攝政王載澧下令：“著即行革職，永不敘用。 ”盛宣懷成了全部事件的承擔者，成為公眾的洩氣。
此時的盛宣懷可以說是身敗名裂，真可謂“落了個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當天晚上，他就搬入橫濱正金銀行支店長的宅邸。 10 月 27 日晚，一支十人組成的小分隊，其中八人全副武裝，英、美、德、法各出了兩名士兵，另兩名是翻譯，在夜色中將其護送出了北京城。 30 日，他乘坐德國輪船“提督”號，由天津經大連轉青島到日本，“晚清官商第一人”就這樣倉促的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老盛當然不在意自己是否“算”好人。 他只不過和大多數人一樣，缺乏革命的遠大理想．把發展生產力、提高科技水準當做個人致富的工具；把聚斂財富、先富起來當做了人生目標。
他不像那些“正人君子”做一個道德監督者，這大概也是盛宣懷的可愛之處。歷史已經消散，功過難以評說，“非常之世，走非常之路，做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大概是對他最好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