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與故宮
梁思成與故宮至少有三大因緣：
一是故宮以古典頂級建築樣本範例， 為其中國建築樣式學、古典建築美學的研究打通權威路徑；
二是故宮為其撰著《中國建築史》奠定堅實基礎；
三是故宮為其測繪、修復古建築提供了最初藍本。
一九四二年， 因抗戰內遷至四川宜賓李莊鎮的梁思成在病中開始編寫《中國建築史》。 在林徽因和莫宗江、盧繩等人協助下， 一部由中國人自己編寫的古代建築史終於在一九四四年完稿。
在這部具有開山意義的《中國建築史》中， 對於作為中國古典建築史的終點—清代建築史， 梁思成舉出故宮為核心案例：
現存清代建築物， 最偉大者莫如北京故宮， 清宮規模雖肇自明代， 然現存各殿宇， 則多數為清代所建。 今世界各國之帝皇宮殿， 規模之大， 面積之廣， 無與倫比。 故宮四周繞以高厚城垣， 曰紫禁城。
關於紫禁城內宮殿佈局，
城東西約七百六十米， 南北約九百六十米， 其南面更伸出長約六百米， 寬約一百三十米之前庭。 前庭之最南端為天安門， 即宮之正門也。
天安門之內， 約二百米為端門， 橫梗前庭中， 又北約四百米， 乃至午門， 即紫禁城之南門也。
紫禁城之全部佈局乃以中軸線上之外朝三殿， 太和殿， 中和殿， 保和殿為中心， 朝會大典所禦也。
三殿之後為內廷三宮， 乾清宮， 交泰殿， 坤甯宮， 更後則為御花園。
中軸線上主要宮殿之兩側， 則為多數次要宮殿。 此全部宮殿之平面佈置， 自三殿以至於後宮之任何一部分， 莫不以一正兩廂合為一院之配合為原則， 每組可由一進或多進庭院合成。
而紫禁城之內，
此庭院之最大者為三殿。
自午門以內， 其第一進北面之正中為太和門， 其東西兩廂則左協和門， 右熙和門， 形成三殿之前庭。
太和門之內北為太和殿， 立于三層白玉石陛之上， 東廂為體仁閣， 西廂為弘義閣， 各殿閣間綴以廊屋， 合為廣大之庭院。
與太和殿對稱而成又一進之庭院者， 則保和殿也。 保和殿與太和殿同立于一崇高廣大之工字形石陛上， 各在一端， 而在石陛之中則建平面正方形而較矮小之中和殿， 故其四合庭院之形制， 不甚顯著， 其所予人之印象， 竟使人不自覺其在四合庭院之中者。
然在其基本佈置上， 仍不出此範圍也。
保和殿之後則為乾清門， 與東側之景運門， 西側之隆宗門，
但就三殿之全域言， 則自午門以北， 乾清門以南實際上又為一大庭院， 而其內更劃分為四進者也。
此三殿之局， 蓋承古代前朝後寢之制， 殆無可疑。
但二者之間加建中和殿者， 蓋金、元以來柱廊之制之變相歟。
乾清門以北為乾清宮， 交泰殿， 坤甯宮， 即內廷三宮是也。
乾清宮之東西廂為端凝殿與懋勤殿， 坤甯宮之東西廂為景和門與隆福門。
坤甯宮之北為坤寧門， 以基化門端則門為其兩廂。 其全部佈置與外朝三殿大致相同， 但具體而微。
除三殿三宮外， 紫禁城內， 尚有自成庭院之宮殿約三十區， 無不遵此「一正兩廂」之制為佈置之基本原則。
內廷三宮之兩側， 東西各為六宮；在明代稱為「十二宮」， 清之世略有增改，
各院多為前後兩進， 羅列如棋盤， 但各院與各院之間， 各院與三宮之間， 在設計上竟無任何準確固定之關係。 外朝東側之文華殿與西側之武英殿兩區， 為皇帝講經藏書之所。
紫禁城之東北部， 東六宮之東， 為甯壽宮及其後之花園， 為高宗禪位後所居， 其後慈禧亦居矣。 此區規模之大， 幾與乾清宮相埒。
西六宮西之慈甯宮， 壽康宮， 壽安宮， 均為歷代母后所居。
就全域之平面佈置論， 清宮及北京城之佈置最可注意者， 為正中之南北中軸線， 自永定門正陽門， 穿皇城， 紫禁城， 而北至鼓樓， 在長逾七公里半之中軸線上， 為一貫連續之大平面佈局自大清門（明之大明門， 今之中華門）以北以至地安門， 其佈局尤為謹嚴，為天下無雙之壯觀。
唯當時設計人對於東西貫穿之次要橫軸線，不甚注意，是可惜耳。清宮建築之所予人印象最深處，在其一貫之雄偉氣魄，在其毫不畏懼之單調。
其建築一律以黃瓦紅牆碧繪為標準樣式（僅有極少數用綠瓦者），其更重要莊嚴者，則襯以白玉階陛。在紫禁城中萬數千間，凡目之所及，莫不如是，整齊嚴肅，氣象雄偉，為世上任何一組建築所不及。
這一千二百餘字的簡介是梁思成專業經驗之總結，“為世上任何一組建築所不及”的自豪感亦流露無遺。在抗戰烽煙四起的年代，包括梁思成在內遷至大後方的學者都在思索中華民族的前途與未來。在西南一隅的江邊小鎮，梁思成寫下這段關於故宮的文字時，究竟是怎樣的情景與語境？
事實上，《中國建築史》從孕育到誕生都與故宮有著不解之緣。
從專業角度審視，於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編寫的《中國建築史》內容主體乃是一部中國古代官式建築史。這一著述的編寫思路，應當是梁思成以故宮為代表的清代官式建築為“主流建築”樣式，並逐漸以其體系反推遞延至漢唐，由此摸索出的一條古典建築史基本脈絡。
漢唐古建築不易得見，梁思成等尋獲這些“高古”遺物，也大多是日後在河北、山西的偏僻山區。于他而言，最易得見的乃是故宮古建築群。可以揣想，在《中國建築史》的章節編排中，雖然描述故宮的文字排在最末，但很可能是他最早完稿的部分。
▲梁思成（後者）在四川李莊營造學社內工作存照
其實，縱觀梁思成發意編寫《中國建築史》的時代，中國學者的地位與境遇都非常不樂觀。
因為至三十年代，在西方建築學一統國際建築學界的情形下，日本建築學家及相關研究者也正迎頭趕上，他們大都在中國內地進行過古建築實地測繪與考察，取得了圖文並茂、品質與數量皆可觀的成果。
同時，日本學者也已提出“東洋建築學”理論體系，並斷言中國國內已無唐代木結構古建築，且以日本保存的飛鳥時代古建築為研究所謂東洋建築的“祖本”。
《支那文化史跡》、《支那美術史》、《東洋建築史》等均已出版發行，中國學者在世界建築史領域內的話語權已落人後。
▲梁思成繪製的太和門實測圖
無論是出於民族自尊心，還是出於抗戰時局之下的民族自覺性，梁思成等著意創寫與編撰《中國建築史》應可溯至“九一八”事變前後。中國人編撰自己的建築史自然而然，但在外國學者尤其是日本學者已在三十年代紛紛涉獵此領域且有成果問世之際，梁思成等急切想完成這一歷史性的工作，其內心焦灼與急迫可想而知。
而當時身在北平的梁思成，首選以故宮為清代建築代表性作品，儘快將其納入寫作框架實屬必然。這一切，無論開端的契機還是最終的總結，都必然要與故宮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繫。
▲梁思成在北平中央公園中國營造學社辦公室舊址留影
作為試圖以現代建築學方法審視中國古典建築的中國學者，梁思成無疑是其中精英。
他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專攻建築學，一九二八年歸國後即執教東北大學建築系。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東北大學建築系在內憂外患之中無法存續，他不得不返歸北平，並於次年在北大執教，後又在清華兼職。
在剛剛返回北平時並未即刻執教的他，因朱啟鈐的大力薦舉而加入“中國營造學社”，並任該社法式部主任，開始潛心鑽研中國古典建築的“法式”之謎。
這時，除了宋代《營造法式》已被發現，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則例》也擺在了他的案頭。他認為，這本清代官方制訂頒佈的建築專書，更接近于現代建築學的專業體例，研究中國古典建築，尤其是研究以故宮為代表的清代官方建築，必須從解讀這部專書入手。
於是，他以此書為藍本，開始了對古建築文獻與實物雙重“解碼”的艱辛歷程。
▲《中國營造學社彙刊》，梁思成等關於故宮建築測繪、維修方案等文章均首發於此
一九三二年十月，故宮文淵閣支撐書架的樑柱有嚴重下沉，情況堪憂。故宮博物院方面雖然早已將閣中存書全部取下入存別庫，但還是希望找到樓面沉陷癥結，以便及時修理。
時任故宮博物院總務處長的俞星樞即刻請求正在故宮進行測繪工作的營造學社派社員勘查，給出修復計畫。於是，梁思成就與劉敦楨，拎著工具箱步入故宮開始相關工作，這也是他第一次以專業眼光審視故宮建築。
文淵閣的歷史價值與文化地位毋庸贅言，而此刻這座建築對於梁思成而言，還有印證《工部工程做法則例》的重要實證作用，這對於他以“二重證據法”解讀古代建築文獻，及日後編成《中國建築史》都大有裨益。
在《清文淵閣實測圖說》中專列的「結構」中，梁思成指出：“閣之梁架結構，大體以《工程做法》所載九檁硬山樓房為標準，惟利用下簷地位，增設暗層，與簷端施斗拱，及屋頂易為歇山數事，非是書所有耳。”這既有大體上的“原則符合”，又有實際建造過程中的創舉。
梁思成對此作出精准的評判與描述之後，更分條列舉了不符合《工程做法》的種種結構特徵，並據此分析出了文淵閣樑柱嚴重下沉的癥結所在：
此閣柁、梁、楞木，如前所述，其配列法雖無不妥，但因用材施工，不得其當，致年久樓板下陷，成為結構上重大之缺點。
據民國二十一年著者等調查，其上層明間楞木之中點，較兩端下垂約三公分，而承重大柁，竟下垂八公分餘，然其時書籍適移藏庫房，荷重減輕，幾逾半數，否則彎曲度尚不止此。
按此閣楞木斷面，近於方形，極不合力學原理，其中央複置集中荷重之書架，以致發生上述結果。
至其承重大柁，斷面積根本既嫌不足；重以數木拼合，外加少數鐵箍，工作異常草率；而柁之兩端，接榫過狹，複無雀替，或間柱承托其下，宜其誘致下垂之危險。設非徹底修繕，恐難再供庋藏圖書之用矣。
這篇與劉敦楨合寫的文章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發表於《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六卷第二期。學社方面特意將此文單獨抽出印製為精美的單冊書籍，又將此冊與《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一冊、文淵閣圖片十一張，附英文說明一冊合裝一函，總名為《文淵閣藏書全景》，作為介紹文淵閣的權威讀本發售。
而在《清文淵閣實測圖說》完稿之前，一九三二年末的《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三卷第四期，梁思成與同事合寫的《故宮文淵閣樓面修理計畫》業已刊發。
這是一篇純粹以現代建築學方法來解決古建築修復的重要論文，不僅探討古建築現狀及修復之設想，而且以科學計算的方式明確提出了修復方案，堪稱中國古建築修復的開篇之作。
該文得出的勘查結果稱：
“現有大柁，每平方吋承受一千二百餘磅之荷載，超過容許荷載力約一倍，宜其柁身向下彎曲，發生樓面下陷之現象也。至於柁之鐵箍過少，與兩端接榫過狹，且無雀替補助，皆不失為次要原因。”
針對癥結給出修復方法五種，又提出兩大古建築修復基本原則，即
“惟按修理舊建築物之原則，在美術方面，應以保存原有外觀為第一要義。在結構方面，當求不損傷修理範圍外之部分，以免引起意外危險，尤以木造建築物最須注意此點”。
文中也對各種修復方法一一核算，指出“當以鋼筋水泥最為適當”，並據此給出了具體施工設想。如果說故宮古建築修復提供的是範本性質的經驗，那麼這篇論文在中國古建築修復領域所產生的影響應是巨大且持續的。
測繪文淵閣給了梁思成深入探研中國頂級古典建築的契機，文獻與實物“雙重解碼”工作仍在推進。
梁思成認為研究中國古典建築，
“唯一可靠的知識來源就是建築物本身，而唯一可求的教師就是那些匠師”。
他在北平四處探訪，拜幾位曾在宮裡做工的老木匠和彩畫匠為師，基本弄清了《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中的種種術語與施工實例。
一九三二年，梁思成著手編寫《清式營造則例》，一九三四年正式出版。書中詳述了清代官式建築的平面佈局、斗拱形制、大木構架、台基牆壁、屋頂、裝修、彩畫等的做法及構件名稱、權衡和功用，被認為是中國建築史學界和古建築修繕專業的“文法課本”。
一九三三年冬，故宮博物院又擬對景山五亭進行修復，仍然致請營造學社。梁思成通過實測發現“觀妙、輯芳、周賞、富覽四亭，梁架完整，無傾頹現象”；但萬春亭東北角之角金柱下部腐朽，台基下沉，“致動原定附近梁架及上下三層之簷，向下垂曲，勢極可危”。
為此與同事一道研究，擬訂《修理故宮景山萬春亭計畫》，文末還附有“景山五亭應補修名件表”，將各種已損壞或遺失的獨立建築部件一一列舉，供修復參照。
一九三四年三月，這篇計畫發表於《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並迅即得到了故宮博物院方面的採納。
一九三四年是梁思成碩果累累的一年。中國營造學社也在這一年，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委託開始詳細測繪故宮，並接受其為此支付的五千元工作費。
這項工作由梁思成負責，其間共測繪故宮建築六十餘處，還測繪了安定門、阜成門、東直門、宣武門、崇文門、新華門、天寧寺、恭王府等處。這一年，梁思成身心完全浸染於故宮，這對他構建以中國官式建築為主流樣式的古代建築史體系，其價值與意義不言而喻。
一九三五年一月，舊都文物整理委員會成立，梁思成出任專門委員。北平各壇廟的修葺計畫擬於是年四月啟動，梁思成也親赴測繪及相關指導工作，北平《世界日報》于當年一月十五日刊出了這則消息（把梁思成的名字錯寫為“梁漱澄”）。
一月二十三日，該報還報導了“我國唯一研究古代建築學術團體營造學社近況”，並明確介紹其“為日前我國唯一研究古代建築之學術團體，由朱啟鈐發起，梁思成主其事”。該報二月十二日又載有關於景山五亭修葺的新聞，稱由“劉南策、梁思成等，擬具工程計畫”。
顯然，隨著全面測繪故宮的開啟，梁思成的研究工作也隨之進展；他必然參與進故宮維修及古跡保護的大量工作，由此逐漸為市民及大眾讀者所熟悉。
雖然隨著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爆發，梁思成等最終未能完成整個故宮的測繪，但以梁思成為核心的學社成員陸續編寫出版的《中國建築設計參考圖集》、《中國建築史》、《圖像中國建築史》中，都不難發現故宮的重要地位。
這些或為圖說，或為史論，或為中文解說，或為英文介紹的著述中，故宮作為中國古典建築的集大成與收官之作，始終在彰顯其作為中國古建頂級樣本的魅力。
此外，在一九四九年前後，梁思成竭力保護北平古建築的努力，提出將包括故宮在內的北平舊城完整保留的“梁陳方案”等事蹟種種也已是近二十年來文化界熱議的話題，在此無須贅言。
拋開這些梁思成的晚年情懷與行跡不談，單單是查閱一下其一九三四年前後的論文與著述，故宮之于梁思成，其無可替代的重要性，就已躍然紙上，過目難忘了。
更多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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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圖像中國建築史》
手繪圖
唐代 山西五臺山 佛光寺大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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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寺大雄寶殿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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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人們更多關注的是生存的問題，沒有人關心這片土地上被炸得面目全非的亭臺樓閣。慶倖我們還有這樣一群關心藝術、關注國粹的理想人士，梁思成先生利用鴨舌筆和墨線等簡陋的製圖工具繪製出當時達到世界先進水準的建築圖紙，構圖之精准、細節之精細，圖片之精美，都令人驚訝不已。
遼代 河北薊縣 獨樂寺觀音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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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樂寺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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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 北平西山碧雲寺 金剛寶座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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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先生的手繪圖精美不已，基本上每一幅圖都可以當做一件傑出的藝術品來欣賞。它們一張一張，清晰地勾勒出中國古代建築史的概要，即使在單看圖紙，不看任何文字說明的情況下也能對中國古建築有個粗略的瞭解。
不想梁思成先生幾十年前的創作竟無意中契合了我們當下這個讀圖時代。
宋代 四川宜賓縣舊州壩 白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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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代 山西大同縣 善化寺大雄寶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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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 河北趙縣 安濟橋（大石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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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學者復原，隋乾陽殿面闊、進深均為故宮太和殿之一點五倍左右，高度約為五十米，也有太和殿的一點四倍，比之唐大明宮含元殿還要宏壯。
可是李世民攻克洛陽後，將其視作隋煬帝驕奢淫逸的象徵，加以焚毀，代表隋代建築最高成就的乾陽殿即毀于唐太宗之手。至高宗時又在此地重建乾元殿，面積與此前的乾陽殿相同，高度降為三十五米左右，與故宮太和殿相當，這也是後來被武則天拆毀給明堂騰地方的殿宇。
宋代 河北正定縣 龍興寺轉輪藏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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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隋煬帝建造的乾陽殿，還是武則天建造的明堂，都遭遇了被後繼者焚毀或拆改的命運，而武氏自己也是拆毀高宗所建的乾元殿來建造明堂——最終這同一基址上先後建造的三座曠世巨構均未能“善終”。
清代 四川灌縣 安瀾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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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先生和他所在的“營造學社”尋訪中國古建築，翻山越嶺，得以在被世人遺忘的角落裡發現這些珍貴的建築遺存。
我們不知道梁思成先生畫下來的這些建築如今的生存現狀，或許有一部分在這短短幾十年裡就已經消失，殘餘的另一部分又還能保留多久？
想到這裡不禁歎然，也許再過幾十年，我們就真的只能從梁思成先生的圖紙裡感受中國古建築的精緻與輝煌了。
敦煌石室畫卷中 唐代建築部分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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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 山西榆次縣 永壽寺雨華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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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 山西榆次縣 永壽寺雨花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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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佛塔型類演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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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式三孔石橋做法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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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斗拱演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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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耍頭（梁頭）演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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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闌額普拍枋演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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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本文由淘古趣平臺自互聯網搜集並整理發佈，侵刪。同時，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公眾號立場。]
其佈局尤為謹嚴，為天下無雙之壯觀。唯當時設計人對於東西貫穿之次要橫軸線，不甚注意，是可惜耳。清宮建築之所予人印象最深處，在其一貫之雄偉氣魄，在其毫不畏懼之單調。
其建築一律以黃瓦紅牆碧繪為標準樣式（僅有極少數用綠瓦者），其更重要莊嚴者，則襯以白玉階陛。在紫禁城中萬數千間，凡目之所及，莫不如是，整齊嚴肅，氣象雄偉，為世上任何一組建築所不及。
這一千二百餘字的簡介是梁思成專業經驗之總結，“為世上任何一組建築所不及”的自豪感亦流露無遺。在抗戰烽煙四起的年代，包括梁思成在內遷至大後方的學者都在思索中華民族的前途與未來。在西南一隅的江邊小鎮，梁思成寫下這段關於故宮的文字時，究竟是怎樣的情景與語境？
事實上，《中國建築史》從孕育到誕生都與故宮有著不解之緣。
從專業角度審視，於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編寫的《中國建築史》內容主體乃是一部中國古代官式建築史。這一著述的編寫思路，應當是梁思成以故宮為代表的清代官式建築為“主流建築”樣式，並逐漸以其體系反推遞延至漢唐，由此摸索出的一條古典建築史基本脈絡。
漢唐古建築不易得見，梁思成等尋獲這些“高古”遺物，也大多是日後在河北、山西的偏僻山區。于他而言，最易得見的乃是故宮古建築群。可以揣想，在《中國建築史》的章節編排中，雖然描述故宮的文字排在最末，但很可能是他最早完稿的部分。
▲梁思成（後者）在四川李莊營造學社內工作存照
其實，縱觀梁思成發意編寫《中國建築史》的時代，中國學者的地位與境遇都非常不樂觀。
因為至三十年代，在西方建築學一統國際建築學界的情形下，日本建築學家及相關研究者也正迎頭趕上，他們大都在中國內地進行過古建築實地測繪與考察，取得了圖文並茂、品質與數量皆可觀的成果。
同時，日本學者也已提出“東洋建築學”理論體系，並斷言中國國內已無唐代木結構古建築，且以日本保存的飛鳥時代古建築為研究所謂東洋建築的“祖本”。
《支那文化史跡》、《支那美術史》、《東洋建築史》等均已出版發行，中國學者在世界建築史領域內的話語權已落人後。
▲梁思成繪製的太和門實測圖
無論是出於民族自尊心，還是出於抗戰時局之下的民族自覺性，梁思成等著意創寫與編撰《中國建築史》應可溯至“九一八”事變前後。中國人編撰自己的建築史自然而然，但在外國學者尤其是日本學者已在三十年代紛紛涉獵此領域且有成果問世之際，梁思成等急切想完成這一歷史性的工作，其內心焦灼與急迫可想而知。
而當時身在北平的梁思成，首選以故宮為清代建築代表性作品，儘快將其納入寫作框架實屬必然。這一切，無論開端的契機還是最終的總結，都必然要與故宮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繫。
▲梁思成在北平中央公園中國營造學社辦公室舊址留影
作為試圖以現代建築學方法審視中國古典建築的中國學者，梁思成無疑是其中精英。
他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專攻建築學，一九二八年歸國後即執教東北大學建築系。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東北大學建築系在內憂外患之中無法存續，他不得不返歸北平，並於次年在北大執教，後又在清華兼職。
在剛剛返回北平時並未即刻執教的他，因朱啟鈐的大力薦舉而加入“中國營造學社”，並任該社法式部主任，開始潛心鑽研中國古典建築的“法式”之謎。
這時，除了宋代《營造法式》已被發現，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則例》也擺在了他的案頭。他認為，這本清代官方制訂頒佈的建築專書，更接近于現代建築學的專業體例，研究中國古典建築，尤其是研究以故宮為代表的清代官方建築，必須從解讀這部專書入手。
於是，他以此書為藍本，開始了對古建築文獻與實物雙重“解碼”的艱辛歷程。
▲《中國營造學社彙刊》，梁思成等關於故宮建築測繪、維修方案等文章均首發於此
一九三二年十月，故宮文淵閣支撐書架的樑柱有嚴重下沉，情況堪憂。故宮博物院方面雖然早已將閣中存書全部取下入存別庫，但還是希望找到樓面沉陷癥結，以便及時修理。
時任故宮博物院總務處長的俞星樞即刻請求正在故宮進行測繪工作的營造學社派社員勘查，給出修復計畫。於是，梁思成就與劉敦楨，拎著工具箱步入故宮開始相關工作，這也是他第一次以專業眼光審視故宮建築。
文淵閣的歷史價值與文化地位毋庸贅言，而此刻這座建築對於梁思成而言，還有印證《工部工程做法則例》的重要實證作用，這對於他以“二重證據法”解讀古代建築文獻，及日後編成《中國建築史》都大有裨益。
在《清文淵閣實測圖說》中專列的「結構」中，梁思成指出：“閣之梁架結構，大體以《工程做法》所載九檁硬山樓房為標準，惟利用下簷地位，增設暗層，與簷端施斗拱，及屋頂易為歇山數事，非是書所有耳。”這既有大體上的“原則符合”，又有實際建造過程中的創舉。
梁思成對此作出精准的評判與描述之後，更分條列舉了不符合《工程做法》的種種結構特徵，並據此分析出了文淵閣樑柱嚴重下沉的癥結所在：
此閣柁、梁、楞木，如前所述，其配列法雖無不妥，但因用材施工，不得其當，致年久樓板下陷，成為結構上重大之缺點。
據民國二十一年著者等調查，其上層明間楞木之中點，較兩端下垂約三公分，而承重大柁，竟下垂八公分餘，然其時書籍適移藏庫房，荷重減輕，幾逾半數，否則彎曲度尚不止此。
按此閣楞木斷面，近於方形，極不合力學原理，其中央複置集中荷重之書架，以致發生上述結果。
至其承重大柁，斷面積根本既嫌不足；重以數木拼合，外加少數鐵箍，工作異常草率；而柁之兩端，接榫過狹，複無雀替，或間柱承托其下，宜其誘致下垂之危險。設非徹底修繕，恐難再供庋藏圖書之用矣。
這篇與劉敦楨合寫的文章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發表於《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六卷第二期。學社方面特意將此文單獨抽出印製為精美的單冊書籍，又將此冊與《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一冊、文淵閣圖片十一張，附英文說明一冊合裝一函，總名為《文淵閣藏書全景》，作為介紹文淵閣的權威讀本發售。
而在《清文淵閣實測圖說》完稿之前，一九三二年末的《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三卷第四期，梁思成與同事合寫的《故宮文淵閣樓面修理計畫》業已刊發。
這是一篇純粹以現代建築學方法來解決古建築修復的重要論文，不僅探討古建築現狀及修復之設想，而且以科學計算的方式明確提出了修復方案，堪稱中國古建築修復的開篇之作。
該文得出的勘查結果稱：
“現有大柁，每平方吋承受一千二百餘磅之荷載，超過容許荷載力約一倍，宜其柁身向下彎曲，發生樓面下陷之現象也。至於柁之鐵箍過少，與兩端接榫過狹，且無雀替補助，皆不失為次要原因。”
針對癥結給出修復方法五種，又提出兩大古建築修復基本原則，即
“惟按修理舊建築物之原則，在美術方面，應以保存原有外觀為第一要義。在結構方面，當求不損傷修理範圍外之部分，以免引起意外危險，尤以木造建築物最須注意此點”。
文中也對各種修復方法一一核算，指出“當以鋼筋水泥最為適當”，並據此給出了具體施工設想。如果說故宮古建築修復提供的是範本性質的經驗，那麼這篇論文在中國古建築修復領域所產生的影響應是巨大且持續的。
測繪文淵閣給了梁思成深入探研中國頂級古典建築的契機，文獻與實物“雙重解碼”工作仍在推進。
梁思成認為研究中國古典建築，
“唯一可靠的知識來源就是建築物本身，而唯一可求的教師就是那些匠師”。
他在北平四處探訪，拜幾位曾在宮裡做工的老木匠和彩畫匠為師，基本弄清了《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中的種種術語與施工實例。
一九三二年，梁思成著手編寫《清式營造則例》，一九三四年正式出版。書中詳述了清代官式建築的平面佈局、斗拱形制、大木構架、台基牆壁、屋頂、裝修、彩畫等的做法及構件名稱、權衡和功用，被認為是中國建築史學界和古建築修繕專業的“文法課本”。
一九三三年冬，故宮博物院又擬對景山五亭進行修復，仍然致請營造學社。梁思成通過實測發現“觀妙、輯芳、周賞、富覽四亭，梁架完整，無傾頹現象”；但萬春亭東北角之角金柱下部腐朽，台基下沉，“致動原定附近梁架及上下三層之簷，向下垂曲，勢極可危”。
為此與同事一道研究，擬訂《修理故宮景山萬春亭計畫》，文末還附有“景山五亭應補修名件表”，將各種已損壞或遺失的獨立建築部件一一列舉，供修復參照。
一九三四年三月，這篇計畫發表於《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並迅即得到了故宮博物院方面的採納。
一九三四年是梁思成碩果累累的一年。中國營造學社也在這一年，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委託開始詳細測繪故宮，並接受其為此支付的五千元工作費。
這項工作由梁思成負責，其間共測繪故宮建築六十餘處，還測繪了安定門、阜成門、東直門、宣武門、崇文門、新華門、天寧寺、恭王府等處。這一年，梁思成身心完全浸染於故宮，這對他構建以中國官式建築為主流樣式的古代建築史體系，其價值與意義不言而喻。
一九三五年一月，舊都文物整理委員會成立，梁思成出任專門委員。北平各壇廟的修葺計畫擬於是年四月啟動，梁思成也親赴測繪及相關指導工作，北平《世界日報》于當年一月十五日刊出了這則消息（把梁思成的名字錯寫為“梁漱澄”）。
一月二十三日，該報還報導了“我國唯一研究古代建築學術團體營造學社近況”，並明確介紹其“為日前我國唯一研究古代建築之學術團體，由朱啟鈐發起，梁思成主其事”。該報二月十二日又載有關於景山五亭修葺的新聞，稱由“劉南策、梁思成等，擬具工程計畫”。
顯然，隨著全面測繪故宮的開啟，梁思成的研究工作也隨之進展；他必然參與進故宮維修及古跡保護的大量工作，由此逐漸為市民及大眾讀者所熟悉。
雖然隨著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爆發，梁思成等最終未能完成整個故宮的測繪，但以梁思成為核心的學社成員陸續編寫出版的《中國建築設計參考圖集》、《中國建築史》、《圖像中國建築史》中，都不難發現故宮的重要地位。
這些或為圖說，或為史論，或為中文解說，或為英文介紹的著述中，故宮作為中國古典建築的集大成與收官之作，始終在彰顯其作為中國古建頂級樣本的魅力。
此外，在一九四九年前後，梁思成竭力保護北平古建築的努力，提出將包括故宮在內的北平舊城完整保留的“梁陳方案”等事蹟種種也已是近二十年來文化界熱議的話題，在此無須贅言。
拋開這些梁思成的晚年情懷與行跡不談，單單是查閱一下其一九三四年前後的論文與著述，故宮之于梁思成，其無可替代的重要性，就已躍然紙上，過目難忘了。
更多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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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圖像中國建築史》
手繪圖
唐代 山西五臺山 佛光寺大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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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寺大雄寶殿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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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人們更多關注的是生存的問題，沒有人關心這片土地上被炸得面目全非的亭臺樓閣。慶倖我們還有這樣一群關心藝術、關注國粹的理想人士，梁思成先生利用鴨舌筆和墨線等簡陋的製圖工具繪製出當時達到世界先進水準的建築圖紙，構圖之精准、細節之精細，圖片之精美，都令人驚訝不已。
遼代 河北薊縣 獨樂寺觀音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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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樂寺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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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 北平西山碧雲寺 金剛寶座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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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先生的手繪圖精美不已，基本上每一幅圖都可以當做一件傑出的藝術品來欣賞。它們一張一張，清晰地勾勒出中國古代建築史的概要，即使在單看圖紙，不看任何文字說明的情況下也能對中國古建築有個粗略的瞭解。
不想梁思成先生幾十年前的創作竟無意中契合了我們當下這個讀圖時代。
宋代 四川宜賓縣舊州壩 白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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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代 山西大同縣 善化寺大雄寶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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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 河北趙縣 安濟橋（大石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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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學者復原，隋乾陽殿面闊、進深均為故宮太和殿之一點五倍左右，高度約為五十米，也有太和殿的一點四倍，比之唐大明宮含元殿還要宏壯。
可是李世民攻克洛陽後，將其視作隋煬帝驕奢淫逸的象徵，加以焚毀，代表隋代建築最高成就的乾陽殿即毀于唐太宗之手。至高宗時又在此地重建乾元殿，面積與此前的乾陽殿相同，高度降為三十五米左右，與故宮太和殿相當，這也是後來被武則天拆毀給明堂騰地方的殿宇。
宋代 河北正定縣 龍興寺轉輪藏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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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隋煬帝建造的乾陽殿，還是武則天建造的明堂，都遭遇了被後繼者焚毀或拆改的命運，而武氏自己也是拆毀高宗所建的乾元殿來建造明堂——最終這同一基址上先後建造的三座曠世巨構均未能“善終”。
清代 四川灌縣 安瀾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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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先生和他所在的“營造學社”尋訪中國古建築，翻山越嶺，得以在被世人遺忘的角落裡發現這些珍貴的建築遺存。
我們不知道梁思成先生畫下來的這些建築如今的生存現狀，或許有一部分在這短短幾十年裡就已經消失，殘餘的另一部分又還能保留多久？
想到這裡不禁歎然，也許再過幾十年，我們就真的只能從梁思成先生的圖紙裡感受中國古建築的精緻與輝煌了。
敦煌石室畫卷中 唐代建築部分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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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 山西榆次縣 永壽寺雨華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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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 山西榆次縣 永壽寺雨花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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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佛塔型類演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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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式三孔石橋做法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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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斗拱演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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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耍頭（梁頭）演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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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闌額普拍枋演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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