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史記·管晏列傳》記載：
管仲夷吾者，
潁上人也。
少時常與鮑叔牙游，
鮑叔知其賢。
管仲貧困，
常欺鮑叔，
鮑叔終善遇之，
不以為言。
已而鮑叔事公子小白，
管仲事公子糾。
及小白立，
為桓公，
公子糾死，
管仲囚焉。
鮑叔遂進管仲。
管仲既用，
任政于齊，
齊桓公以霸，
九合諸候，
一匡天下，
管仲之謀也。
管仲和齊國的故事得從齊釐公三十三年（西元前698年）開始說起。 這一年， 齊釐公去世， 留下三個兒子， 一個是是太子諸兒， 一個是公子小白， 一個是公子糾。
齊釐公駕崩後， 太子諸兒即位， 是為齊襄公。 彼時， 鮑叔牙輔佐公子小白， 管仲則在公子糾陣營效力。
當年齊釐公在位時， 將自己的女兒文姜嫁給魯桓公為妻。 文姜年輕時行為不檢， 和自己哥哥諸兒， 也就是後來的齊襄公私通。
齊襄公即位後的第四年， 魯桓公攜夫人， 也即齊襄公諸兒的妹妹文姜來訪。 兄妹二人死灰復燃， 重新勾搭成奸。
之于齊襄公的昏庸與殘忍， 這件事不是個案， 殺罰不當， 沉溺女色， 欺辱大臣等事件不斷發生。 襄公的幾個弟弟唯恐禍及自身， 各自逃亡自保。 公子糾去魯國避難， 公子小白則去了莒國。
齊襄公十二年（西元前686年）， 不斷的內亂和政權更迭後， 齊國有了新的轉機， 逃亡在外的公子糾和公子小白見時機成熟， 兩哨人馬都想儘快返回齊國， 以便奪取國君的寶座。
管仲主動提請纓阻擊公子小白的隊伍。 阻擊過程中， 管仲一箭射中公子小白的衣帶鉤。
公子小白佯死騙過管仲， 麻痹對方從而為自己複國爭取了時間和先機， 取得君位， 是為史上著名的齊桓公。
齊桓公為絕後患， 在鮑叔牙的安排下， 遺書給魯莊公， 逼迫魯國殺死公子糾， 交出管仲。 到齊國後， 齊桓公卻以隆重的禮節親自迎接管仲， 以示對管仲的重視和信任， 並拜管仲為相， 尊為“仲父”。 齊桓公憑藉著管仲而稱霸諸侯， 並以霸主的身份， 多次會合諸候， 使天下歸正於一， 這都是管仲的智謀。
華夏民族重視忠誠， 如三姓家奴是呂布身上洗不去的污點。 對於管仲這種二臣的做法， 子路也曾有過疑問。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 召忽死之， 管仲不死。 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 不以兵車， 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如其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 不能死， 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 霸諸侯， 一匡天下， 民到於今受其賜。 微管仲， 吾其被髪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
子路驍勇， 在他心目中， 提攜玉龍為君死是一位勇士的光榮歸宿。 既然管仲沒有輔助公子糾複國成功， 以身殉難， 殺身成仁是當然選擇， 所以他以召忽為參照系， 疑問于管仲怎麼有臉在主人死後獨自苟活；子貢對管仲的不理解是， 螻蟻尚且貪生苟活下來也就罷了， 為什麼竟然去為對手效力？
孔子對管仲的做法持支持態度， 一， 管仲活下來， 讓齊桓公多次會盟諸侯， 不須動用兵車武力。 二、管仲輔佐齊桓公， 稱霸于諸侯， 使天下得到匡正， 人民直到今天還享受著他的恩賜。 孔子提出一個假設：假如沒有管仲尊王攘夷保衛華夏文明， 我們大概已經被蠻夷征服， 披散著頭髮，
可見， 孔子對管仲該不該為主人殉難的判斷依據是人民和社稷。 正因為管仲的才華和能力對人民和社稷有深遠的幫助， 所以他不可以像凡夫俗子那樣不負責任地一死了之。
孔子的這個排序， 被孟子更清晰地表述出來， 亦即：“民為貴， 社稷次之， 君為輕”。 （《孟子·盡心下》）管仲的貢獻， 第一利於民（“民到於今受其賜”）；第二利於社稷（“九合諸侯”）；第三利於君（“霸諸侯”）， 至於自身的榮辱， 則是等而外之， 不在管仲考慮之內了。
管仲活下來並輔助對手，這是責任與擔當，是一種對天下蒼生以及後世黎民的“義”。管仲忍辱負重造福天下蒼生，那麼他活下來是一種“義”，而匹夫匹婦對天下蒼生裨益無多，自經於溝瀆以成其節也是一種“義”。
《中庸》有雲：“義者，宜也。”人無法跳出自己的時代，在複雜的境況下，與時代共舞，從大局出發，為蒼生黎民考慮，那個最合適的做法就是“義”。
當然，這個所謂的合適做法並不是一成不變和死搬教條的。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論語·裡仁》）也就是說，君子對於天下的事情，沒規定一定要怎麼做，也沒規定一定不能怎麼做，只要怎樣做恰當，就怎麼做。
對於這種靈活性，孟子給我們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孟子·離婁下》），“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孟子·公孫醜上》），唯義是從，所以孟子為“聖之時”者也。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唯有循義而行，靈活處變，內心有天下蒼生，才可以不亂於心，不困於情；不被諾言綁架，不被謊言構陷；才可以不畏將來，不愧過往。唯有循義而行，才是人間正道。
“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也。”（《孟子·離婁上》）
管仲活下來並輔助對手，這是責任與擔當，是一種對天下蒼生以及後世黎民的“義”。管仲忍辱負重造福天下蒼生，那麼他活下來是一種“義”，而匹夫匹婦對天下蒼生裨益無多，自經於溝瀆以成其節也是一種“義”。
《中庸》有雲：“義者，宜也。”人無法跳出自己的時代，在複雜的境況下，與時代共舞，從大局出發，為蒼生黎民考慮，那個最合適的做法就是“義”。
當然，這個所謂的合適做法並不是一成不變和死搬教條的。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論語·裡仁》）也就是說，君子對於天下的事情，沒規定一定要怎麼做，也沒規定一定不能怎麼做，只要怎樣做恰當，就怎麼做。
對於這種靈活性，孟子給我們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孟子·離婁下》），“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孟子·公孫醜上》），唯義是從，所以孟子為“聖之時”者也。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唯有循義而行，靈活處變，內心有天下蒼生，才可以不亂於心，不困於情；不被諾言綁架，不被謊言構陷；才可以不畏將來，不愧過往。唯有循義而行，才是人間正道。
“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也。”（《孟子·離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