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中國的耶穌會士：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自左到右）
440年前的1578年， 義大利籍耶穌會士范禮安（Alexandre Valignani,1538-1606）來到澳門， 開啟了“文化適應”傳教策略的一扇窗，
王徵所描述的輪壺圖， 已經具備同時代西方鐘錶的結構
400年前的1618年， 比利時籍耶穌會士金尼閣（NicolasTrigault,1577-1628）第二次從歐洲出發， 與鄧玉函（Johannes Schreck,1576-1630）、湯若望（Johann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等多名傳教士一同坐上駛往東方的航船， 他們還帶著為傳教服務的大批圖書， “科學傳教”的策略已然帶動晚明的風氣， 西學東漸使中國人通過書本認識了各類學科。 1628年出版的《遠西奇器圖說錄最》， 就是由鄧玉函與王徵（1571-1644）共同譯撰， 後者不僅是中國官員和學者， 而且對機械儀器研究頗多， 自著《新制諸器圖說》， 力學與機械學的光芒已然在這些著作中氤氳。
《百科全書》中關於鐘錶的插圖
300年前的1718年， 英國人Henry Sully（1680-1729）在法國的凡爾賽地區建立了作坊， 他是巴黎第一個製作航海計時器的鐘錶師。 18世紀的歐洲處於思想啟蒙的時代， 法國更位於科學革命的暴風眼中。 Denis Diderot（1713—1784）的《百科全書》邀請巴黎的Ferdinand Berthoud（1727-1807）撰寫鐘錶詞條， 這位來自瑞士的鐘錶匠和他的同鄉Abraham-Louis Breguet（1747-1823）以其發明在鐘錶史中都有一席之地。
瑞士的鐘錶和機械製造家族Jaquet-Droz以自動人偶征服了歐洲皇室， 也依託英國代理將鐘錶輸入中國，
200年前的1818年， 一位出生在瑞士卻從英國而來的少年到達廣州， 他叫Edouard Bovet（1797-1849）， 以其開端的播威品牌在整個19世紀成為中國人對“表”的認知， 在西方重商主義彌漫的年代裡， 這只是西方對東方的一個成功商業案例， 而對於天朝西方主義的立場， 這些“番鬼”所帶來的鐘錶不僅僅被看作奇技淫巧之物， 可玩可賞可用已是共識。 時任兩廣總督的阮元有詩雲“任爾反與側， 針指確然中。 趨事慮後時， 持此以無恐。 可記裡馳驅， 可刻燭吟誦。 懸之腰帶間， 銅史日相從。 置之枕函旁， 錚錚入清夢”。
1808年徐朝俊出版《自鳴鐘表圖法》，為國人第一本鐘錶工藝學書籍，此書被西方學者多有研究，中國學者方豪、宋伯胤、王爾敏、陳祖維等先生則有專文介紹，“時計堂”於2017年重制古本，待更多學者研究撰文
100年前的1918年，日本的尚工舍時計研究所創立（西鐵城品牌前身），此時距明治維新已到五十載，這個東洋的鄰居有著與中國相同的“西鐘東傳”背景，卻走上了與中國完全不同的鐘錶產業之道。當鐘錶製造早已吹響工業化的號角時，我們的鐘錶業卻在政治戰亂、經濟漏卮、技術瓶頸、觀念陳舊的場域中凋零並衰敗。在“賽先生”的旗幟下，鐘錶學似乎從沒有進入學科建設的體系（筆者收藏了一本1944年的鐘錶講義，另行專文撰述）。
1924年出品的標有citizen的懷錶，這是西鐵城的第一隻表，citizen翻譯為公民，已然將人與時間的關係放入到思想考量中
直到1949年以後這種狀態才有所改觀，從20世紀50年代陸續建立本土表廠以降（例如今年將迎來60周歲的北京牌），鐘錶一直都在工業的語境中延續其消費品的生命力，直到1998矯大羽先生在瑞士巴塞爾鐘錶展率先以“中國人開創了鐘錶史”的主題表款為提挈，一種以文化為轉向的鐘錶語言才真正進入了當代中國鐘錶業。所以筆者提過：真正令西方世界注目中國鐘錶的橋樑，是這些獨立鐘錶製造者，其背後的深意則是文化、歷史的重新認知。
整整20年前製造的這款陀飛輪手錶，是作為鐘錶收藏家、製作家的業師矯先生，在其收藏、研究、創新思維體系下的作品，如今看來他是有前瞻性的，與當時滯後的鐘錶文化之學術形成反差
面對先賢、面對文獻、面對歷史，鐘錶之文化何等浩瀚（絕不是讀幾本書就能感悟的）、相關之學術又何等深邃（更不是買幾隻表就能體認的）！如今中國的鐘錶市場，西方品牌大肆宣導文化，我們應該有所警醒，我們的鐘錶“工匠精神”在哪裡？我們的鐘錶“文化自信”又在哪裡？或許只有貫通古今、跨越中西，將鐘錶文化當作一門學術、建立一門學科，我們才能得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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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只做與鐘錶文化有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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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出品的標有citizen的懷錶，這是西鐵城的第一隻表，citizen翻譯為公民，已然將人與時間的關係放入到思想考量中
直到1949年以後這種狀態才有所改觀，從20世紀50年代陸續建立本土表廠以降（例如今年將迎來60周歲的北京牌），鐘錶一直都在工業的語境中延續其消費品的生命力，直到1998矯大羽先生在瑞士巴塞爾鐘錶展率先以“中國人開創了鐘錶史”的主題表款為提挈，一種以文化為轉向的鐘錶語言才真正進入了當代中國鐘錶業。所以筆者提過：真正令西方世界注目中國鐘錶的橋樑，是這些獨立鐘錶製造者，其背後的深意則是文化、歷史的重新認知。
整整20年前製造的這款陀飛輪手錶，是作為鐘錶收藏家、製作家的業師矯先生，在其收藏、研究、創新思維體系下的作品，如今看來他是有前瞻性的，與當時滯後的鐘錶文化之學術形成反差
面對先賢、面對文獻、面對歷史，鐘錶之文化何等浩瀚（絕不是讀幾本書就能感悟的）、相關之學術又何等深邃（更不是買幾隻表就能體認的）！如今中國的鐘錶市場，西方品牌大肆宣導文化，我們應該有所警醒，我們的鐘錶“工匠精神”在哪裡？我們的鐘錶“文化自信”又在哪裡？或許只有貫通古今、跨越中西，將鐘錶文化當作一門學術、建立一門學科，我們才能得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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