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 北航畢業生、女博士羅茜茜實名舉報其博士導師陳小武長期性騷擾女學生一事， 受到廣泛關注。 1月11日晚， 北航官微通報了處理結果：已查明， 陳小武存在對學生的性騷擾行為， 經研究決定， 撤銷其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職務， 取消其研究生導師資格， 撤銷其教師職務， 取消其教師資格。
北航對陳小武的處理， 明確、迅速， 堪稱高校在面對性騷擾、性侵醜聞時的典範做法， 也因此得到了廣泛的讚揚。
北航官微截圖
但我們不能不看到的是， 之所以舉報者羅茜茜和處理方北航受到關注和讚美， 正是因為能得到如此公開處分的性騷擾事件， 實在是太少了。
回顧2017年的新聞， “性騷擾”是一個出現頻率極高的新聞詞彙。 “#MeToo”在社交網路上打響， 全世界曝光的性騷擾事件幾乎呈一種井噴狀爆發的態勢。 在職場上， 前有矽谷投資人陷入性侵醜聞風波， 後有好萊塢韋恩斯坦性侵醜聞；在高校學術圈，
這些被曝光的事件， 真實發生的時間絕大部分都已是很久以前。 所以“噴薄而出”的背後是長年的沉默、壓抑和事實上的縱容。 今天這一條， 我們對過去這一年的性騷擾新聞事件做一個梳理， 去感受羅茜茜等“打破沉默者”們的勇敢， 也窺看長期以來發聲與懲治的艱難。
整理撰文 | 康春華
“#MeToo”：社交媒體上的閃電風暴
哈佛大學教授凱薩琳A.麥金農（Catharine A. MacKinnon）在其著作中稱， “直到1976年之前， 都沒有適當名詞能夠言說性騷擾這一行為， 以至於社會無以形成普遍、有共識的定義。
2017年10月5日， 《紐約時報》報導了兩位元女演員柔絲·麥高恩（Rose McGowan）和艾什莉·賈德（Ashley Judd）對好萊塢著名製片人哈威·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性騷擾指控， 報導指出韋恩斯坦在長達三十年的時間中長期騷擾多位女明星和女員工。 緊接著《紐約客》發表了一篇報導， 直接找到了13個受韋恩斯坦性騷擾的受害者， 其中3位聲稱自己遭到了強姦。 報導一出， 立刻在好萊塢引發軒然大波， 後來陸陸續續有多位女演員公開指控韋恩斯坦性侵， 事件如雪崩般迅速爆發， 牽扯出娛樂圈、政界和商界大佬們的性侵醜聞， 並迅速演化為全球性公共事件。
《時代》週刊將2017年的年度封面人物獻給以艾什莉·賈德（Ashley Judd）等五位為代表的女性——“打破沉默者”。
這件好萊塢性侵醜聞， 成為年度性別事件的導火索， 不僅點燃了美國社會對於娛樂行業性騷擾事件的強烈關注， 更是引發一場受害者通過社交媒體主動指出有權勢的性侵者的大型活動，
《時代》週刊將2017年的年度封面人物獻給以她們五位為代表的女性， 那些通過公開訴說自身性騷擾經歷而引發全社會關注的“打破沉默者”（The Silence Breakers ）。 週刊稱， 這不僅是獻給那些在社交媒體上帶領“#MeToo”運動的人， 同時也是獻給無數個女性與男性，無論是私下的行動或是公開的勇氣。“這成為一個標籤、一場運動、一次反思。但它起源於充滿勇氣的個人行動，偉大的社會變化大都如此開始”。
可以說，在2017年下半年，經由“#MeToo”社交運動，女性個體受難的私人言說，一經由公共事件的發酵和推動，演變成一場以社交網路為發聲媒介的、聲勢浩大的性別發聲和權力反抗運動，這與上半年所曝光的性騷擾的孤立性事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2017年上半年，在性騷擾和性侵害的新聞中， 最引發關注和討論的莫過於臺灣作家林奕含自殺事件。4月27日，臺灣女作家林奕含，因16歲遭遭補習班教師性侵，長期被創傷後應激綜合症折磨而選擇自殺。在自殺前八天，她拍下視頻，向讀者自我解說其作品《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中的國中時代性侵事件對這一生的影響、性侵事件與文學書寫的詭辯關係。她死後，無數人都試圖詢問“是誰殺死了林奕含”？在諸多可能的答案中，那一句“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屠殺是房思琪式的強暴”，可能會是最符合她生命歷程的注腳。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
作者: 林奕含
出版社: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18年1月
房思琪式對於性騷擾和性侵害的書寫，記錄的是女性個體生命和靈魂遭受性侵犯的震盪後可能的模樣，她為無數個有著相同經歷的女性，留下了真實而殘酷的心靈史，卻也在沉默之後，留下了讓人惋惜、激憤的悲劇結局。
校園性騷擾：對“強制沉默”的集體發聲
迫於輿情壓力，北京電影學院做出了回應，表態要高度重視此事，並將依法處理。6月11日，央視新聞直播間以《“北電學生”舉報教授事件：北京電影學院稱責成紀檢等調查》為題對事件進行報導。6月12日，共青團中央微信公眾號發文《北電侯亮平？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讓子彈飛一會兒》，呼籲“不冤枉一個好人，不放過一個壞人”。歷經雙方各執一詞的論辯，此事件輿情有反轉趨勢，但最後也並沒有明確的回應和調查結果。
2017年年底被揭發的南昌大學性侵案及處理結果。
性騷擾在學術領域內通常被定義為“在不平等權力關係中強加於人的性要求”。2004年至今的十多年裡，媒體公開報導過的高校性騷擾事件起碼有十四起，這些案件均發生在高校大學校園之中。從2004年的廈大吳春明性侵案，再到眼下風波正起的對外經貿大學性侵案，都並非孤立的情感事件，而具有模式化的傾向。高校性騷擾往往成為在較長時間段內的反復性動作。因為其中權力扭結微觀而複雜，因此不少案件都查無後續，得不到充分的查證而無法懲惡揚善。
因大學相對封閉的人事環境和高校學術權力結構的制約，身為女學生的被害者往往因為膽怯、擔心畢業問題和名譽問題，面對性騷擾時選擇緘默不言。學者李軍在《學術性騷擾的共犯性結構：學術權力、組織氛圍與性別歧視》中稱：“學生因其在學業、生活、經濟來源和職業生涯等方面對教授評判權力的嚴重依賴，教師對個人權力的策略性運用，師生之前社會經驗和性經驗的差距，導致學生難以反抗和舉報性騷擾。”
韓國電影《熔爐》與《素媛》海報。
2017年4月，廣州性別教育中心發佈的《中國大學在校和畢業生遭遇性騷擾狀況調查》結果顯示，有69.3%的受訪者遭受過不同形式的性騷擾，其中女性又占到75%。此外超過五成的性騷擾發生在校外公共場所，而超過四成性騷擾發生在校內公共場所。2016年北師大本科生康宸瑋在其性騷擾調查報告《沉默的鐵獅—2016年北京師範大學校園性騷擾調查紀實報告》一文中，也繪製出了性騷擾高發的校園地圖。
中國高校性騷擾事件在2017年下半年呈現出高頻爆發的態勢，這暴露出中國高校生態中性別權力關係的不平等問題露出了顯性的徵兆，高校性騷擾的處理和防治，依然任重而道遠。
職場性騷擾：對行業性歧視“Say NO”
Uber公司前工程師蘇珊·福勒(Susan Fowler)，作為《時代》2017年年度人物封面的五位女性面孔之一，因大膽說出自己在職場中被性騷擾的經歷而引發“矽谷科技圈”震盪，受到了廣泛的關注。
2017年2月，已經離職的蘇珊·福勒在博客撰寫長文，系統披露該公司內部的性別歧視和性騷擾“毒文化”，長文中稱自己在工作期間遭到一位技術主管的性騷擾，她抗拒並舉報之後，調換到其他工作組，卻因為舉報一事遭到報復，難以升遷，同時喪失了外出學習機會，最終被迫辭職。文章爆出後，Uber首席執行官特拉維斯-卡蘭尼克（Travis Kalanick）之前侮辱女性的不當言論也被再次曝出，公司形象墜入穀底。
Uber公司前工程師蘇珊·福勒(Susan Fowler)。
蘇珊不是強烈控訴職場性歧視和性騷擾的第一人，也並非最後一個，但她適時的公開訴說和譴責，引發媒體的聚焦，最終讓矽谷性騷擾醜聞從“行業潛規則”變成公眾關注的社會事件，引發人們關注、反思在一些有著高密度男性存在的行業之中，女性所遭受的更加艱難的職場困境。“我深深記得那種無力感，好像連政府都不再關注女性”，蘇珊後來在採訪中回憶說。
在 Uber公司深陷醜聞後不久，CNN、《紐約時報》等多家媒體相繼報導出其他矽谷天使投資人、創始人性騷擾員工和異性合夥人的新聞。經過輿論的大爆發，這些人最終不得不辭去職務。身為矽谷醜聞事件的主角之一、“500 Startups”的創始人麥克盧爾（Dave McClure）針對性侵事件發表了一篇題為《我是混蛋，我很抱歉》的道歉文章，文章中承認自己多次通過“不當”方式追求女性：“我在與工作相關的環境中追求過多名女性，這顯然是不合適的。我導致人們陷入妥協和不恰當的環境，還曾自私地利用這些環境”。
兩年前，一項針對200名在矽谷工作十年以上的女員工的調查報告顯示，90%的受訪者表示，在公司活動或行業會議上目睹過性騷擾事件；60%的人表示，自己成了上司騷擾的目標；60%的人表示，舉報遭到性騷擾後，對處理結果不滿意；還有1/3的人擔心自己在工作中的人身安全。
就中國而言，關於職場性騷擾的調查近幾年相當少見。有多少事件被遮蔽可能難以說清，但我們看得到的是，性別問題還凸顯為一種在女性在職場表現和晉升通道上的焦慮。智聯招聘發佈《2017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顯示，在受訪者中，59%的男性在兩年內完成個人職業生涯的首次晉升，女性能夠做到的比例低於男性10個百分點。報告指出，在獲得晉升的時間成本上，女性投入了更多的時間，然而獲得晉升機會的可能性卻更小。這跟中國男性傳統的家庭觀有所關係。在中國男性的邏輯中，女性的價值更體現在家庭倫理關係之中，女性的職業潛力和上升潛力被低估，因此職場可發揮的空間就更窄化了。
在保護女性自身、推動性別平等的道路上，我們每個人都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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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是獻給無數個女性與男性，無論是私下的行動或是公開的勇氣。“這成為一個標籤、一場運動、一次反思。但它起源於充滿勇氣的個人行動，偉大的社會變化大都如此開始”。可以說，在2017年下半年，經由“#MeToo”社交運動，女性個體受難的私人言說，一經由公共事件的發酵和推動，演變成一場以社交網路為發聲媒介的、聲勢浩大的性別發聲和權力反抗運動，這與上半年所曝光的性騷擾的孤立性事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2017年上半年，在性騷擾和性侵害的新聞中， 最引發關注和討論的莫過於臺灣作家林奕含自殺事件。4月27日，臺灣女作家林奕含，因16歲遭遭補習班教師性侵，長期被創傷後應激綜合症折磨而選擇自殺。在自殺前八天，她拍下視頻，向讀者自我解說其作品《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中的國中時代性侵事件對這一生的影響、性侵事件與文學書寫的詭辯關係。她死後，無數人都試圖詢問“是誰殺死了林奕含”？在諸多可能的答案中，那一句“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屠殺是房思琪式的強暴”，可能會是最符合她生命歷程的注腳。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
作者: 林奕含
出版社: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18年1月
房思琪式對於性騷擾和性侵害的書寫，記錄的是女性個體生命和靈魂遭受性侵犯的震盪後可能的模樣，她為無數個有著相同經歷的女性，留下了真實而殘酷的心靈史，卻也在沉默之後，留下了讓人惋惜、激憤的悲劇結局。
校園性騷擾：對“強制沉默”的集體發聲
迫於輿情壓力，北京電影學院做出了回應，表態要高度重視此事，並將依法處理。6月11日，央視新聞直播間以《“北電學生”舉報教授事件：北京電影學院稱責成紀檢等調查》為題對事件進行報導。6月12日，共青團中央微信公眾號發文《北電侯亮平？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讓子彈飛一會兒》，呼籲“不冤枉一個好人，不放過一個壞人”。歷經雙方各執一詞的論辯，此事件輿情有反轉趨勢，但最後也並沒有明確的回應和調查結果。
2017年年底被揭發的南昌大學性侵案及處理結果。
性騷擾在學術領域內通常被定義為“在不平等權力關係中強加於人的性要求”。2004年至今的十多年裡，媒體公開報導過的高校性騷擾事件起碼有十四起，這些案件均發生在高校大學校園之中。從2004年的廈大吳春明性侵案，再到眼下風波正起的對外經貿大學性侵案，都並非孤立的情感事件，而具有模式化的傾向。高校性騷擾往往成為在較長時間段內的反復性動作。因為其中權力扭結微觀而複雜，因此不少案件都查無後續，得不到充分的查證而無法懲惡揚善。
因大學相對封閉的人事環境和高校學術權力結構的制約，身為女學生的被害者往往因為膽怯、擔心畢業問題和名譽問題，面對性騷擾時選擇緘默不言。學者李軍在《學術性騷擾的共犯性結構：學術權力、組織氛圍與性別歧視》中稱：“學生因其在學業、生活、經濟來源和職業生涯等方面對教授評判權力的嚴重依賴，教師對個人權力的策略性運用，師生之前社會經驗和性經驗的差距，導致學生難以反抗和舉報性騷擾。”
韓國電影《熔爐》與《素媛》海報。
2017年4月，廣州性別教育中心發佈的《中國大學在校和畢業生遭遇性騷擾狀況調查》結果顯示，有69.3%的受訪者遭受過不同形式的性騷擾，其中女性又占到75%。此外超過五成的性騷擾發生在校外公共場所，而超過四成性騷擾發生在校內公共場所。2016年北師大本科生康宸瑋在其性騷擾調查報告《沉默的鐵獅—2016年北京師範大學校園性騷擾調查紀實報告》一文中，也繪製出了性騷擾高發的校園地圖。
中國高校性騷擾事件在2017年下半年呈現出高頻爆發的態勢，這暴露出中國高校生態中性別權力關係的不平等問題露出了顯性的徵兆，高校性騷擾的處理和防治，依然任重而道遠。
職場性騷擾：對行業性歧視“Say NO”
Uber公司前工程師蘇珊·福勒(Susan Fowler)，作為《時代》2017年年度人物封面的五位女性面孔之一，因大膽說出自己在職場中被性騷擾的經歷而引發“矽谷科技圈”震盪，受到了廣泛的關注。
2017年2月，已經離職的蘇珊·福勒在博客撰寫長文，系統披露該公司內部的性別歧視和性騷擾“毒文化”，長文中稱自己在工作期間遭到一位技術主管的性騷擾，她抗拒並舉報之後，調換到其他工作組，卻因為舉報一事遭到報復，難以升遷，同時喪失了外出學習機會，最終被迫辭職。文章爆出後，Uber首席執行官特拉維斯-卡蘭尼克（Travis Kalanick）之前侮辱女性的不當言論也被再次曝出，公司形象墜入穀底。
Uber公司前工程師蘇珊·福勒(Susan Fowler)。
蘇珊不是強烈控訴職場性歧視和性騷擾的第一人，也並非最後一個，但她適時的公開訴說和譴責，引發媒體的聚焦，最終讓矽谷性騷擾醜聞從“行業潛規則”變成公眾關注的社會事件，引發人們關注、反思在一些有著高密度男性存在的行業之中，女性所遭受的更加艱難的職場困境。“我深深記得那種無力感，好像連政府都不再關注女性”，蘇珊後來在採訪中回憶說。
在 Uber公司深陷醜聞後不久，CNN、《紐約時報》等多家媒體相繼報導出其他矽谷天使投資人、創始人性騷擾員工和異性合夥人的新聞。經過輿論的大爆發，這些人最終不得不辭去職務。身為矽谷醜聞事件的主角之一、“500 Startups”的創始人麥克盧爾（Dave McClure）針對性侵事件發表了一篇題為《我是混蛋，我很抱歉》的道歉文章，文章中承認自己多次通過“不當”方式追求女性：“我在與工作相關的環境中追求過多名女性，這顯然是不合適的。我導致人們陷入妥協和不恰當的環境，還曾自私地利用這些環境”。
兩年前，一項針對200名在矽谷工作十年以上的女員工的調查報告顯示，90%的受訪者表示，在公司活動或行業會議上目睹過性騷擾事件；60%的人表示，自己成了上司騷擾的目標；60%的人表示，舉報遭到性騷擾後，對處理結果不滿意；還有1/3的人擔心自己在工作中的人身安全。
就中國而言，關於職場性騷擾的調查近幾年相當少見。有多少事件被遮蔽可能難以說清，但我們看得到的是，性別問題還凸顯為一種在女性在職場表現和晉升通道上的焦慮。智聯招聘發佈《2017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顯示，在受訪者中，59%的男性在兩年內完成個人職業生涯的首次晉升，女性能夠做到的比例低於男性10個百分點。報告指出，在獲得晉升的時間成本上，女性投入了更多的時間，然而獲得晉升機會的可能性卻更小。這跟中國男性傳統的家庭觀有所關係。在中國男性的邏輯中，女性的價值更體現在家庭倫理關係之中，女性的職業潛力和上升潛力被低估，因此職場可發揮的空間就更窄化了。
在保護女性自身、推動性別平等的道路上，我們每個人都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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