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飛機坦克已經得到普遍應用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 在中國戰場上對壘的中日兩軍仍裝備著軍刀， 並且頻繁發生刀對刀的白刃戰——這大概是整個二戰戰場上一道獨特的景觀。
二十九軍絕殺之技：“纏頭裹腦”
從日本方面來說， 明治維新後日本“全盤西化”建立起了近現代化的軍隊， 但其武士道傳統的影響卻根深蒂固， 操著現代槍炮的日本軍人仍然自視為古代武士的傳人， 佩帶軍刀仍然有一種睥睨眾生的高貴感。
1933年2月， 荒川五郎、栗厚彥三郎等人在東京下議院向政府提出復興日本刀劍的建議案， 以提倡日本精神及固有文化， 獲得一致通過。 一個月後， 侵佔我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以重兵突襲我長城防線， 在喜峰口遭中國第二十九軍大刀隊重創。 因此， 在荒木陸軍大臣、柳川陸軍次官、山岡、軍務局長等皇道派頭面人物的宣導下， 日軍於1934年廢棄了華而不實的“P”字形握柄的西洋式軍刀，
從中國方面來看， 抗戰期間軍隊重型武器不足， 士兵的基本武器為毛瑟步槍和手榴彈， 且很多步槍都沒有刺刀。 為了應對白刃戰， 很多非中央系的軍隊普遍給士兵配備了一把大刀， 並將刀術作為基本軍事技能進行訓練。
至於為什麼抗戰期間白刃戰如此頻繁， 則決定於兩軍的主導兵器的現代化水準。 戰爭中的基本規律是， 用什麼武器打什麼仗。 當時， 中日軍隊的主導兵器都是非自動步槍， 日本是“三八大蓋”， 中國是“中正式”或“漢陽造”步槍， 都是打一槍拉一下槍栓， 打完五發子彈就要換彈夾。 如此慢的射擊節奏， 發起衝鋒後自然難以憑火力壓制對方，
當年宋哲元的二十九軍在山西打造的大刀， 據說是用晉東南出產的鑌鐵打制， 刀的形狀脫胎於“前銳後斜”的宋代手刀， 借鑒了明末李自成農民起義軍大刀的形制。
刀術訓練是依照中國傳統武術中的刀法。 為了便於缺乏武術功底的青年士兵掌握， 武術教頭—提煉出了最具實戰作用的一招“纏頭裹腦”。 操作要領是：遇敵時， 右手單手握刀自然垂於身體右側， 當日軍以刺刀突刺時， 迅速以刀背在胸前磕開刺刀， 順勢將刀從背後繞——周至右上方， 而後雙手握刀照準對方盡力劈下， 力道猛的可以將對方從左肩砍至右脅。 此招法將防禦與進攻融為一體，
日軍一直將中國軍隊的大刀叫做“青龍刀”， 這大概是受了《三國演義》中關羽那柄“青龍偃月刀”的影響。 一些日軍士兵在戰場上撿到中國大刀， 都拿著照相做紀念， 有人還在家信中說要繳獲中國的“青龍刀”帶回去， 可見中國大刀已經蜚聲島國。 事實上， 此刀沒有傳說中“青龍偃月刀”那麼大， 也沒有那麼多的花哨裝飾， 特別是刀柄沒有那麼長， 但又比傳統的單刀要長一些， 便於雙手持握使劈砍有力， 這顯然是出於實戰考慮。
可以將中國大刀和日本刀做個比較：日本刀鋼質好， 鍛造及淬火工藝精良， 刀身雖窄但強度很高， 刀刃鋒利， 刀鞘及護手的造型和裝飾精美；而中國大刀鋼質一般， 刀刃寬闊，分量較重，美觀不足。雖然中國大刀在技術指標看上去並不出色，但是大刀是根據實戰需要誕生的：鋼質和工藝的．要求低，使得任何一個農村鐵匠都能製造；寬厚的刀身讓鋒利的日本刀對它也無可奈何，在砍劈時還能以自身重量來彌補鋒利程度的不足，所以在與日本刀的對戰中並不吃虧。
如果說中國大刀對日本軍刀打個平手的話，在兩軍大規模白刃戰中則佔優勢，因為大刀是刺刀的“剋星”，大刀中國官兵人手一把，而日本軍刀僅軍官和士官裝備，大部分日軍士兵都只是端著裝有刺刀的步槍。
台兒莊血戰中，西北軍大刀發揮了很大威力
中國大刀是在長城抗戰中舉國聞名的。1933年3月，侵佔我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8萬餘眾，分別向我長城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處進攻，長城抗戰爆發。11日，二十九軍109旅趙登禹旅長率董升堂、王長海兩團夜襲喜峰口外的日軍。當時日軍正在宿營，未料到中國軍隊會主動出擊，一時被中國軍隊的大刀砍殺數百人，其中包括—名炮兵大佐。
此役中用大刀砍殺日軍最多的幾位留下姓名的英雄，他們是：士兵王元龍半小時內砍殺日軍12人；224團班長侯萬山砍殺日軍7人，陣亡後留下一對雙胞胎遺孤，被軍長宋哲元收養；副營長過家芳在狼洞子附近一寺廟內的日軍指揮所內，砍殺日軍15人，繳獲其兵力分佈圖一份；旅長趙登禹和副旅長何基灃也親手操刀砍殺日軍多人。此外，在4年後爆發的盧溝橋抗戰中，二十九軍37師一名19歲的山東籍士兵陳永，以大刀砍殺日軍13人，並生擒一人。
中國大刀之威震撼東瀛，當時的日本報紙驚呼：“自明治大帝造兵以來，皇軍名譽盡喪於喜峰口以外，而遭六十年來未有之侮辱。”此事在當時中國國內的媒體上更是被廣泛宣傳，深受感染的上海青年音樂家麥新據此寫了《大刀進行曲》一歌，“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成為抗戰時期最具代表性的歌曲，大刀也漸漸成為抗戰精神的象徵。後方民眾到前線慰問，也對大刀情有獨鍾。上海婦女慰勞會的代表王孝英、沈慧蓮等女士手捧大刀的留影，在當時很是吸引了公眾的目光。而長途跋涉從廣東到前線的廣東女師學生，更是送了二十九軍一大堆新打造的大刀。
其實，當時在宣傳大刀殺敵的事上還是有點不同意見的。比如，受南京政府委派、協助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指揮的內政部長黃紹竑將軍在回憶文章中寫道，當時他曾對王孝英、沈慧蓮等慰勞代表說，中央軍關鱗征、劉戡部在古北口方面的戰事比喜峰口激烈得多，大家都不相信，“可見當時報紙把大刀隊捧得天那樣高，把對日抗戰最激烈的部隊都忘了。”
黃將軍後來對報界頗有微詞，曾對《申報》老闆史量才說：“新聞界不去鼓吹正規軍的新式武器，而來鼓吹大刀隊，不是又要演出義和團的老把戲了吧?”但史量才也道出了報人的苦衷：“新的沒的吹，只好把舊的來吹吹。”
客觀地來評判這一爭議，應該說作為高級軍事指揮員的黃紹竑將軍是一個清醒而務實的人，他擔心對精神因素無節制的頌揚會讓國內的抗戰準備誤入歧途，的確不乏警示之效。當時，美、英、蘇、德等國家軍隊的武裝現代化程度較高；在我們看來裝備精良的日軍，與他們相比也低了一個檔次，因此日本對美英和蘇軍作戰時也特別強調精神的作用。當時中日兩軍均配備了用於實戰的軍刀是客觀現實，且白刃戰幾乎貫穿了八年抗戰的始終。
在平型關伏擊戰中，八路軍一一五師最後是沖下喬溝用大刀和刺刀才解決戰鬥的。據第二集團軍參謀處長何章海的回憶，在台兒莊血戰中，西北軍的大刀發揮了很大威力。“有一人手刃敵兵九人者，也有一人殺死五人者。參戰的大刀隊，平均每把大刀砍死敵人一個半”；即便是國軍裝備最好的機械化部隊第五軍，在昆侖關戰役中也多次與日軍展開激烈白刃戰。因此，在這一具體背景下宣傳大刀之威並不算太離譜。這與義和團以紅纓槍對八國聯軍洋槍洋炮的愚昧狂熱還是有區別的。
日本軍刀當年是如何被收繳的
日本戰敗投降後，奉同盟國之命在各地參加投降儀式，被解除武裝的日軍在各地的最高指揮宮向同盟國受降軍官交出軍刀，表示降服。“中國派遣軍”司令官岡村甯次大將將自己的軍刀交于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南方軍司令官寺內壽一大將則將其軍刀交給英軍蒙巴頓元帥。這兩把軍刀作為勝利紀念品，如今分別被收藏在北京和倫敦的軍事博物館裡。
岡村寧次的軍刀還引出過一段波折。他曾在日記中寫道：“(1945年)11月8日，將各自所持軍刀、手槍及望遠鏡集中交給中國方面。”他又加注：“據說我交出的軍刀，後來何應欽將它贈送給美國MBA運動(1938年在美國組織的和平運動，總部設在瑞士)的創始人李普曼博士，該博士作為和平象徵用以裝飾自己的住宅。然而，長穀川峻國會議員卻說他在北京軍事博物館看到刻著我名字的軍刀。這是中共虛假宣傳之一例。”
事實上，主持受降任務的國民黨何應欽上將拿到岡村寧次的軍刀之後，專做了一個紅木盒盛放軍刀，盒蓋上刻“日本投降代表岡村甯次大將呈繳自佩戰刀一柄謹呈委員長蔣，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九日于南京”的字樣，立即送與蔣介石。1949年蔣介石倉皇逃走時未及帶走，此刀連盒為解放軍所獲。早年在日本士官學校學習軍事的何應欽自然懂得岡村寧次軍刀的意義，這樣重要的戰利品他怎敢送人，何況是外國人。
1945年，中日雙方在研究日軍投降問題時，十分重視軍刀問題。岡村寧次在9月2日向何應欽提出《有關停戰協定之請示事項》，共五條。其中第一條第二款要求“請允許指揮官攜帶刀劍返回日本”，遭到中國拒絕，除此之外各條照準。
1945年9月9日，在南京舉行的中國戰區受降儀式上，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甯次按事先規定未攜帶軍刀入場，也就沒有向何應欽呈繳軍刀的儀式，少了一個極有歷史意義的場景。此前，9月2日在美國“密蘇裡”號戰列艦上，以重光葵、梅津美治郎為首前來參加投降儀式的日軍將領也未帶軍刀。據悉—，當日中國陸軍總司令部曾以“中字”第17號備忘錄致岡村寧次，稱：“根據盟軍最高統帥麥克亞瑟將軍規定：一、日軍繳械時不舉行收繳副武器之儀式；二、日軍代表正式投降時不得佩帶軍刀；三、凡日軍所有軍刀，均應與其他武器一律收繳，一俟正式投降，日軍即不得再行佩帶軍刀。以上規定，在中國戰區一律適用，希貴官知照並轉飭所屬日軍遵照。”
在岡村寧次的回憶錄中不無感念地提到這一細節，大概這讓他們少了些戰敗的恥辱感。但在中國戰區所轄的工6個受降區，有些並未執行這一規定，如在北京故宮太和殿前舉行的受降儀式上，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上將就接受了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根本博繳出的21把軍刀。
刀刃寬闊，分量較重，美觀不足。雖然中國大刀在技術指標看上去並不出色，但是大刀是根據實戰需要誕生的：鋼質和工藝的．要求低，使得任何一個農村鐵匠都能製造；寬厚的刀身讓鋒利的日本刀對它也無可奈何，在砍劈時還能以自身重量來彌補鋒利程度的不足，所以在與日本刀的對戰中並不吃虧。如果說中國大刀對日本軍刀打個平手的話，在兩軍大規模白刃戰中則佔優勢，因為大刀是刺刀的“剋星”，大刀中國官兵人手一把，而日本軍刀僅軍官和士官裝備，大部分日軍士兵都只是端著裝有刺刀的步槍。
台兒莊血戰中，西北軍大刀發揮了很大威力
中國大刀是在長城抗戰中舉國聞名的。1933年3月，侵佔我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8萬餘眾，分別向我長城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處進攻，長城抗戰爆發。11日，二十九軍109旅趙登禹旅長率董升堂、王長海兩團夜襲喜峰口外的日軍。當時日軍正在宿營，未料到中國軍隊會主動出擊，一時被中國軍隊的大刀砍殺數百人，其中包括—名炮兵大佐。
此役中用大刀砍殺日軍最多的幾位留下姓名的英雄，他們是：士兵王元龍半小時內砍殺日軍12人；224團班長侯萬山砍殺日軍7人，陣亡後留下一對雙胞胎遺孤，被軍長宋哲元收養；副營長過家芳在狼洞子附近一寺廟內的日軍指揮所內，砍殺日軍15人，繳獲其兵力分佈圖一份；旅長趙登禹和副旅長何基灃也親手操刀砍殺日軍多人。此外，在4年後爆發的盧溝橋抗戰中，二十九軍37師一名19歲的山東籍士兵陳永，以大刀砍殺日軍13人，並生擒一人。
中國大刀之威震撼東瀛，當時的日本報紙驚呼：“自明治大帝造兵以來，皇軍名譽盡喪於喜峰口以外，而遭六十年來未有之侮辱。”此事在當時中國國內的媒體上更是被廣泛宣傳，深受感染的上海青年音樂家麥新據此寫了《大刀進行曲》一歌，“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成為抗戰時期最具代表性的歌曲，大刀也漸漸成為抗戰精神的象徵。後方民眾到前線慰問，也對大刀情有獨鍾。上海婦女慰勞會的代表王孝英、沈慧蓮等女士手捧大刀的留影，在當時很是吸引了公眾的目光。而長途跋涉從廣東到前線的廣東女師學生，更是送了二十九軍一大堆新打造的大刀。
其實，當時在宣傳大刀殺敵的事上還是有點不同意見的。比如，受南京政府委派、協助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指揮的內政部長黃紹竑將軍在回憶文章中寫道，當時他曾對王孝英、沈慧蓮等慰勞代表說，中央軍關鱗征、劉戡部在古北口方面的戰事比喜峰口激烈得多，大家都不相信，“可見當時報紙把大刀隊捧得天那樣高，把對日抗戰最激烈的部隊都忘了。”
黃將軍後來對報界頗有微詞，曾對《申報》老闆史量才說：“新聞界不去鼓吹正規軍的新式武器，而來鼓吹大刀隊，不是又要演出義和團的老把戲了吧?”但史量才也道出了報人的苦衷：“新的沒的吹，只好把舊的來吹吹。”
客觀地來評判這一爭議，應該說作為高級軍事指揮員的黃紹竑將軍是一個清醒而務實的人，他擔心對精神因素無節制的頌揚會讓國內的抗戰準備誤入歧途，的確不乏警示之效。當時，美、英、蘇、德等國家軍隊的武裝現代化程度較高；在我們看來裝備精良的日軍，與他們相比也低了一個檔次，因此日本對美英和蘇軍作戰時也特別強調精神的作用。當時中日兩軍均配備了用於實戰的軍刀是客觀現實，且白刃戰幾乎貫穿了八年抗戰的始終。
在平型關伏擊戰中，八路軍一一五師最後是沖下喬溝用大刀和刺刀才解決戰鬥的。據第二集團軍參謀處長何章海的回憶，在台兒莊血戰中，西北軍的大刀發揮了很大威力。“有一人手刃敵兵九人者，也有一人殺死五人者。參戰的大刀隊，平均每把大刀砍死敵人一個半”；即便是國軍裝備最好的機械化部隊第五軍，在昆侖關戰役中也多次與日軍展開激烈白刃戰。因此，在這一具體背景下宣傳大刀之威並不算太離譜。這與義和團以紅纓槍對八國聯軍洋槍洋炮的愚昧狂熱還是有區別的。
日本軍刀當年是如何被收繳的
日本戰敗投降後，奉同盟國之命在各地參加投降儀式，被解除武裝的日軍在各地的最高指揮宮向同盟國受降軍官交出軍刀，表示降服。“中國派遣軍”司令官岡村甯次大將將自己的軍刀交于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南方軍司令官寺內壽一大將則將其軍刀交給英軍蒙巴頓元帥。這兩把軍刀作為勝利紀念品，如今分別被收藏在北京和倫敦的軍事博物館裡。
岡村寧次的軍刀還引出過一段波折。他曾在日記中寫道：“(1945年)11月8日，將各自所持軍刀、手槍及望遠鏡集中交給中國方面。”他又加注：“據說我交出的軍刀，後來何應欽將它贈送給美國MBA運動(1938年在美國組織的和平運動，總部設在瑞士)的創始人李普曼博士，該博士作為和平象徵用以裝飾自己的住宅。然而，長穀川峻國會議員卻說他在北京軍事博物館看到刻著我名字的軍刀。這是中共虛假宣傳之一例。”
事實上，主持受降任務的國民黨何應欽上將拿到岡村寧次的軍刀之後，專做了一個紅木盒盛放軍刀，盒蓋上刻“日本投降代表岡村甯次大將呈繳自佩戰刀一柄謹呈委員長蔣，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九日于南京”的字樣，立即送與蔣介石。1949年蔣介石倉皇逃走時未及帶走，此刀連盒為解放軍所獲。早年在日本士官學校學習軍事的何應欽自然懂得岡村寧次軍刀的意義，這樣重要的戰利品他怎敢送人，何況是外國人。
1945年，中日雙方在研究日軍投降問題時，十分重視軍刀問題。岡村寧次在9月2日向何應欽提出《有關停戰協定之請示事項》，共五條。其中第一條第二款要求“請允許指揮官攜帶刀劍返回日本”，遭到中國拒絕，除此之外各條照準。
1945年9月9日，在南京舉行的中國戰區受降儀式上，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甯次按事先規定未攜帶軍刀入場，也就沒有向何應欽呈繳軍刀的儀式，少了一個極有歷史意義的場景。此前，9月2日在美國“密蘇裡”號戰列艦上，以重光葵、梅津美治郎為首前來參加投降儀式的日軍將領也未帶軍刀。據悉—，當日中國陸軍總司令部曾以“中字”第17號備忘錄致岡村寧次，稱：“根據盟軍最高統帥麥克亞瑟將軍規定：一、日軍繳械時不舉行收繳副武器之儀式；二、日軍代表正式投降時不得佩帶軍刀；三、凡日軍所有軍刀，均應與其他武器一律收繳，一俟正式投降，日軍即不得再行佩帶軍刀。以上規定，在中國戰區一律適用，希貴官知照並轉飭所屬日軍遵照。”
在岡村寧次的回憶錄中不無感念地提到這一細節，大概這讓他們少了些戰敗的恥辱感。但在中國戰區所轄的工6個受降區，有些並未執行這一規定，如在北京故宮太和殿前舉行的受降儀式上，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上將就接受了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根本博繳出的21把軍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