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作相與北洋軍閥“東北王”張作霖， 同姓不同宗， 只是名字上的巧合， 卻兩次結拜， 在20多年的患難與共中成為一對不是親兄弟勝似親兄弟的鐵哥們兒。
忠厚仁義 備受張作霖器重
同張作霖一樣， 張作相也是闖關東的後人， 祖籍也在河北。 張作霖祖籍河北省大城縣南趙扶鎮馮莊， 張作相祖籍直隸深縣太古莊花盆村（現河北省深州市前磨頭鎮）。 二張祖輩世代務農， 後在大災之年舉家移居東北。 張作相1881年生於遼寧錦州義縣南雜木林子村（今錦縣班基塔鄉雜木林村）， 他幼年家貧， 唯讀過三年私塾。 母親劉氏精明賢慧， 為人善良厚道， 雖沒有什麼文化， 但經常對張作相施以孝、悌、忠、信等孔孟之道的教育，
張作相很小的時候就幫助父親在家裡幹活兒， 農忙時給人打短工， 農閒時與人結伴到外村做泥瓦匠， 為人建房。 由於他技術好又肯吃苦， 逐漸成為遠近聞名的泥瓦匠能手。 後張作相為族兄張作正報仇殺人而被官府緝拿， 為逃避官府的追捕， 無處安身的張作相揭竿而起， 組織起了一個僅有十餘人的“綠林武裝”。
中日甲午戰爭後， 遼西一帶社會秩序極為混亂。 在戰亂頻仍的年代， 綠林蜂起， 各占一方。 1901年， 張作相慕名來到新民府八角台村， 率20人投奔張作霖。 張作相加入張作霖幫不久， 即1902年9月， 張作霖被清政府收編招安， 張作相也一躍變成清軍遊擊馬隊哨長， 隨張作霖駐新民。 從此， 張作相隨著張作霖的升遷而升遷，
張作相受到張作霖的信賴和倚重並不是偶然的。 張作相出身貧寒， 發跡後仍保留著勤勞簡約、老實厚道的本性， 在奉系中享有較高的威望， 在奉系集團中以“忠厚長者”著稱。 他重孝悌， 講義氣， 忠於張氏父子。 雖官運亨通， 但並無政治野心。 他識大局， 顧整體， 曾三次婉辭較高的職位。 1920年， 張作霖感到張作相離開自己身邊， 工作起來有許多不便， 不久， 就任命他為東三省巡閱副使。 張作相以位高堅辭不就， 遂被任命為東三省巡閱使署和奉天督軍署兩署總參議。 1921年3月， 黑龍江省督軍孫烈臣轉任吉林省督軍，
征戰南北 追隨張作霖左右
張作相投奔張作霖後， 伴其鞍前馬後， 一直衝殺在戰場的最前線。 大漠剿匪是張作霖被清廷招撫後的第一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 1908年， 張作相跟隨張作霖去洮南剿匪。 張作相到了洮南後， 立即和蒙古的陶克陶胡等接觸。 當時， 這股匪幫在沙俄策動下陰謀叛國， 到處搶掠， 並殘殺各族人民。 清政府曾調吉、黑兩省駐軍進剿過一年， 未見成效。 這次張作霖兵分三路， 進入大興安嶺的索倫河和達爾罕旗一帶。 這是一片廣袤無垠的大草原， 草原上的沙漠灘中沒有正式道路， 也沒有村落和林木為據點或作標記， 從而增加了進剿的困難。 當張作相等人統領的第二路開始迎戰陶克陶胡匪幫時， 發現陶部非常強悍，他們依靠熟悉的地形、精湛的騎術，敏捷的行動，有時發動突然襲擊，有時用套馬杆套人，因此攻擊很不得力。為了加強平叛實力，奉天兩次增兵，每次都派來兩個營。前後加在一起，圍剿陶匪的清軍共有7個營，張作相統領5個營。兵力增加了，但與陶匪作戰仍未見成效。在進退維谷之時，張作相針對陶匪的戰術特點，建議由馬、步二軍配合作戰前進。具體地說，士兵每人都準備一把鋒利短刀，戰鬥一開始，步兵刀砍馬腿，騎兵刀砍馬杆子上的繩套，以此削弱陶匪騎兵的作戰優勢。張作霖採納了張作相的這個戰法，結果陶匪馬僕人落，套杆失去作用，人慌馬亂，大受挫折。此後圍剿陶匪的清軍，雖也時遭包圍夜襲，但被動的戰局基本好轉。經過一年的苦戰，蒙匪或被擊斃或被生擒，逐陶克陶胡於大興安嶺以北，勝利地結束了這場平叛之役。張作霖知道這次勝利得力于張作相的戰術建議，因此對其更加尊重和信賴，並與張作相等8人結為兄弟，張作相成為張作霖最可信賴的把兄弟。
張作相對張作霖中忠心耿耿，他對張作霖進兵關內雖持有不同意見，但還是一如既往地積極參加張作霖發動的軍閥混戰。從1918年開始，張作相10年中5次入關，而且每次都兢兢業業，竭忠盡職：1918年奉系援湘時，他率部入關，把奉系勢力擴展到關內；1920年直皖戰爭爆發後，他派部暗中支持直系，擴大了奉系在關內的勢力；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時，他積極參加，並在張作霖敗北後鼓勵其東山再起而整軍經武；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時，他與郭松齡為全殲直軍的主力立下戰功；1926年在閻錫山、馮玉祥進軍北京威脅張作霖的統治時，他又率部進攻山西。
尤其是1924年9月爆發的第二次直奉戰爭，張作相被任命為奉軍第四軍軍長，與副軍長闞朝璽帶領6個團作總預備隊，集結於興城、綏中以及錦縣附近待命。戰爭打響後，山海關、九門口一線，雙方都投入了大量兵力，戰事非常激烈。雙方都在尋找突破口。由於吳佩孚在九門口以北使用的是非直系的主力，戰鬥力差，成為這一線的薄弱環節。在奉軍的猛烈攻擊下，這一帶很快垮了下來。奉軍乘勝攻克了戰略要地石門寨。吳佩孚緊急調運精兵在秦皇島登陸。在這個重要時刻，奉軍指揮部決定：命張作相的總預備隊全部兵力和郭松齡部向秦皇島方向出擊，強佔秦皇島，截斷吳佩孚主力的歸路。張作相部投入戰鬥時，正是奉直兩方作戰的緊要時候，也是雙方主力決一雌雄的關鍵時刻，它的勝敗決定交戰雙方的存亡。當戰鬥正酣，忽聞吳佩孚的馮玉祥部發動北京政變，直系官兵無不慌恐，張作相趁吳軍慌亂和無心戀戰之際，和郭松齡乘勝攻擊，以破竹之勢迅速向秦皇島推進，並佔領了秦皇島，完全切斷了吳佩孚軍的退路，對吳軍形成了一個大包圍圈，吳軍敗局已定。張作相的這次入關，為張作霖戰勝曹吳，擴大關內地盤，稱雄中原，起了不小的作用。
治理吉林 穩定張作霖大後方
張作霖在進軍關內、逐鹿中原的過程中，非常注重東北這個大後方的穩固，派往東北三省的主官都是自己最值得信任的人。從1924年起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張作相任東三省保安副司令兼吉林省省長（後改稱東北邊防軍副司令長官、省政府主席），在吉林督政長達7年之久，在內政和對日交涉方面都獨當一面，確保一方統治。
張作相在吉林期間堅持保境安民，他清剿胡匪，澄清吏治；積極整頓財政稅收，使過去歷年虧空的財政，年年收入均有增加，並將盈餘的財政收入用於公益事業建設：組建吉林省城自來水籌備處，建了第一座自來水廠；排除外來阻力成立了吉海（吉林-海龍）鐵路建設籌備處，修建吉海鐵路；主持修築了吉林第一條柏油馬路，展擴了城市街路；為發展吉林的教育事業，張作相撥款在城外八百壟（今東北電力學院校址）建立了全省最早的一所大學—— 吉林省立大學（吉林大學的前身），張作相親任校長，開了吉林高等教育的先河……這一系列措施的有效施行，也為吉林的現代化建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禁種鴉片煙、根絕鴉片毒害是張作相在吉林的一貫政策。他常對身邊的同僚說：“我張作相再苦再難，也不能放開煙，掙那份錢就會亡國滅種啊！”他嚴格制訂禁煙政策，採取各種行之有效的措施，對鴉片的種、運、集、食嚴加查禁。在毗鄰的奉、黑兩省邊界及交通要衝之地，設禁煙藥料查驗所，採取各種措施，防堵毒品進入吉林省。對於種植鴉片者明令緝拿懲辦，並嚴厲打擊鴉片毒販，毫不手軟。這些措施使吉林全省免受鴉片之害，他的禁煙政策深得人心。在那個時代，張作相能公開禁種鴉片，而且潔身自好，帶頭不吸食鴉片，在軍閥中是不多見的。
1927年10月，張作霖急與日本草簽了《滿蒙新五路協約》，1928年2月，日本逼迫張作霖加緊簽訂其承造合同，因“滿蒙新五路”（敦圖、長大、洮索、吉五、延海）多在吉林境內，故張作霖要求張作相負責簽字。張作相採取“能拖就拖，能推就推”的辦法與日周旋，拒簽辱約。他授意吉林省議會致電張作霖，提出反對日本築路的意見，稱：“把鐵路建設權給予外人，將留下大患”，“無論日本人玩弄什麼權術，亦斷不能允許他們以該項鐵路權利，必須堅決拒絕”。張作相因拒簽喪失主權的條約而遭日本軍部的忌恨，認為“張作相是敷設吉會（吉林——朝鮮會寧）鐵路最頑固的反對者”。2月7日，日本代表江藤會見張作相，說明張作霖已答應由其簽字，張作相說：“對大帥決定事宜不應反對，但由於事關重大，待戰爭（對抗北伐的戰爭）結束，回吉林同大家商量之後才能簽字。”
哭諫張作霖 穩定奉系內部
郭松齡倒戈反奉是張作霖在稱雄過程中遭受的最為嚴重的打擊，張作霖曾“一度瀕於絕境，以至於不得不做好逃跑的準備”，他對郭松齡恨之入骨，誓將“梟首剜心，祭他的陣亡將士，以泄心頭私憤”。1925年 12月29日晚，張作霖在大帥府召集討郭善後會議，向與會各位將領詢問處置辦法，老派人物吳俊升、張景惠、湯玉麟因平素仇恨郭松齡等新派分子，要求將郭派分子一網打盡。楊宇霆堅決主張“根除首要分子”。唯獨張作相力排眾議，鄭重提出：郭松齡既死，其他人員應一律免予追究。郭松齡反奉，都是漢卿（張學良）的軍隊，也是您老的軍隊，都是家鄉子弟，不該處理一大片，結下子孫仇！
張作相的意見是正確的。當時正值軍閥混戰時期，要緊的是不能再出現第二個郭松齡，應收復心，加強團結，壯大隊伍，才能立於不敗之地。然而，張作相的提議遭到在場的多數人反對。張作相雖竭力爭辯達兩個小時之久，室內空氣還是未緩和下來。“總得殺幾個”的聲浪仍是不斷掀起。張作相見自己的意見應和者寡，眼看有那麼多弟兄要斷頭，急得直掉眼淚，竟在會場上失聲痛哭說：“如果非殺他們不可，那就先把我張作相殺了吧，我可不願看見不幸的慘劇再次發生。”
會場裡的緊張氣氛慢慢緩和下來，最後大家不得不默許張作相的建議。這時張作霖又提出對張學良的處分決定：“這次兵變，郭鬼子鬧得我痛心極了，小六子信任郭鬼子比信任他老子還勝，鬧到這步天地，幾乎把我鬧得身敗名裂。當時我要抓著他，我一定把他處理啦，媽拉巴子，可把我害苦了，非斃了他不可！”老派人物們面面相覷，楊宇霆對此不置一詞。還是張作相接著說：“漢卿年輕，受了郭鬼子的騙，罪魁禍首是郭鬼子。再說，倒戈部隊垮得這麼快，多虧漢卿在裡面做了很多說服工作，才控制了郭的主力部隊，他見了我痛哭流涕，不敢來見您老，他表示一定接受教訓。至於其他將領多是協從，咱們東北軍不能再自相殘殺了，我看漢卿他心中有數，讓他酌情處理吧！”最後，張作霖總算點了頭。張學良知道會議情況後，對張作相非常感激，此後也就更加敬重他了。
張作相的哭諫是為張作霖的霸業著想。由於張作相的堅持，奉系內部避免了一場自相殘殺的悲劇，保存了奉系一批骨幹將領。他們之中的許多人，後來在東北軍進關和西安事變時期成為中、高級骨幹。張作相此舉深得人心，在奉軍中傳為佳話。
輔助“幼主” 報答張作霖知遇之恩
張作霖一直將長子張學良作為自己的接班人進行培養。張作相感念張作霖的知遇之恩，一向視張學良為少主，以長輩的無私處處對張學良加以關照和扶持。
早在張學良在東三省講武堂讀書的時候，還未正式畢業，官居東三省巡閱使署總參謀長兼任第二十七師師長和衛隊旅旅長的張作相，就把張學良要到他的衛隊混成旅任第二團團長。張學良正式畢業後，張作相便辭去旅長之職，由張學良正式接任衛隊旅旅長職務。這在當時的中國，恐怕是最年輕的旅長了。張學良以此為起點，開始了他的軍旅生涯。1921年，張學良奉父命東渡日本觀秋操，這是張學良第一次走出國門，而陪同他出訪的就是張作相。
1928年張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炸身亡，一時間，奉系軍中群龍無首。奉軍“老派”希望張作相上臺，“新派”希望張學良上臺。當時，張學良的部隊皆部署在山海關一帶，吉林和黑龍江並不在他的勢力範圍內。依張學良的威望，不足于以其父的繼承。當時，張作相憑藉資歷、聲望和人脈，都勝張學良一籌。6月21日，東三省議會聯合會公推張作相為東三省保安司令兼吉林省保安司令，張學良為奉天保安司令，萬福麟為黑龍江保安司令。然而張作相卻出人意料地一直固辭不就，一而再、再而三地主張由張學良來主政東北。儘管張學良多次把東三省議會的公推書和印信送給他，他都堅持把“帥印”送還張學良。並一再堅決表示：老帥已逝，學良子承父業，順理成章，自己願盡輔佐的責任。他還對勸他的人說：“老帥在世時，常要我關照漢卿，我如就任此職，無顏對九泉之下的老帥。漢卿年輕有為，子承父業名正言順，大敵當前不能再拖了。”在張作相的堅持下，東三省議會聯合會再次召開會議，一致推舉張學良為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張作相在會上帶頭表示：“我們服從總司令就同服從大元帥一樣，都要堅決服從總司令的命令，整軍經武，勵精圖治，保衛東北，抵禦外侮。如此，才能對得起大元帥，對得起總司令和東北父老兄弟。”然而在私底下，張作相又對張學良說：“小六子你放心好了，我們都會支援你的，在公的方面，如果我們不服從你的命令，你只管拿軍法來辦我們。可是私底下，你還是我的侄兒，如果你不好好地幹，我會在沒人的時候，打你的耳光。”作為奉系老輩中最有分量的人物，張作相這一番話，等於一錘定音，解決了張學良的繼承權問題。張學良取得了東北最高權力，開始了奉系軍閥史上的少帥時代。
東北易幟後，張學良就任東北邊防軍司令，張作相任副司令。1930年9月，張學良率東北軍主力進關，張作相則作為留守大臣，任東北四省留守司令，盡心盡力地替張學良“看家護院”，主持東北後方一切事務。
保持氣節 始終關注“少帥”
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張作相正在錦州西郊料理父親喪事，吉林省主席由參謀長熙洽代理。熙洽趁機出賣了吉林，當上了可恥的賣國賊。張作相對此非常憤慨，曾申令吉林軍政人員不要聽從熙洽的偽令，並派誠允到賓縣另建吉林省臨時政府，但也無濟於事，事態無可挽回。1933年熱河失守後，張作相退出軍政界，舉家住進天津英租界劍橋道東端，即今重慶道4號的一幢三層洋樓內。此後，他一直在天津隱居。
隱居天津期間，張作相在家養花種草消磨時光。他的盟兄弟張景惠出任偽滿洲國總理大臣，當了漢奸，曾幾次派人找他，強行要他出山任職，幫助日本關東軍幹事，他都予以拒絕。由於家裡每日開銷甚大，張作相曾與日本人交涉，要求發還其在東北的財產。日本人提出要他以和張學良在政治上斷絕往來為條件，張作相堅決不肯。日本人還多次親自出面，引誘張作相，張作相始終不為所動，最後，惱羞成怒的日本人竟將張作相父親的墳墓炸毀以洩憤。
在天津期間，與張作相有往來的多系未投敵的至好和舊部，每逢春節，張作相總會偕子前去給他們拜年。張學良離開平津後，張作霖的二夫人盧氏和四夫人許氏，有事也常來找張作相商量。
雖然離開軍政界，但張作相無時無刻不在關注著張學良和東北軍的狀況。西安事變前夕，張學良在西安召開東三省講武堂同學會，住在天津的原東北軍旅長趙紹武要去西安開會。張作相聽到消息後，特地拜託趙說：“你要去西安，很好。借此機會去看看他（指張學良），把咱們東北最近情況說說，也問問他，咱東北軍調到陝甘後有什麼變化？如果他沒有時間，你可以問瑞峰（米春霖字，時任西北“剿總”司令部辦公室主任）。”張作相囑其轉告張學良：當前形勢複雜，以保存實力為上策，將來也好打回東北去。趙紹武到西安後，張學良接見了他，先問候張作相的身體如何，有困難沒有。趙轉達了張作相對張學良的囑咐。張學良點頭稱是，並告之：“一切請輔帥放心。”回天津後，趙紹武向張作相彙報了西安見聞。張作相思考了一會兒說：“據我從軍多年的經驗，西安可能要出大亂子。”此話果然不差，不久，就爆發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西安事變發生後，張作相曾派趙紹武向張學良轉述他的意見：“最好勿殺蔣介石。殺了，內戰又起，對抗戰不利。”張學良陪蔣介石回南京，張作相事先一點兒也不知道，後來聽說此事非常氣憤：“漢卿還是缺乏頭腦，要是我知道，絕不會同意。”張作相對張學良憂心忡忡，焦慮萬分。此後，他為搭救張學良而努力四處奔走。
1949年4月19日（農曆三月二十二日），張作相患腦溢血在天津逝世，終年68歲。
張作霖的鐵杆兄弟、嫡系骨幹將領、張學良忠實的“輔帥”，這些都是張作相的標籤。縱觀張作相的一生，忠心輔佐張氏父子兩代，這一方面說明張作相的忠厚仁義的本性，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張作霖精明的識人之方、用人之道和“人格魅力”。
發現陶部非常強悍，他們依靠熟悉的地形、精湛的騎術，敏捷的行動，有時發動突然襲擊，有時用套馬杆套人，因此攻擊很不得力。為了加強平叛實力，奉天兩次增兵，每次都派來兩個營。前後加在一起，圍剿陶匪的清軍共有7個營，張作相統領5個營。兵力增加了，但與陶匪作戰仍未見成效。在進退維谷之時，張作相針對陶匪的戰術特點，建議由馬、步二軍配合作戰前進。具體地說，士兵每人都準備一把鋒利短刀，戰鬥一開始，步兵刀砍馬腿，騎兵刀砍馬杆子上的繩套，以此削弱陶匪騎兵的作戰優勢。張作霖採納了張作相的這個戰法，結果陶匪馬僕人落，套杆失去作用，人慌馬亂，大受挫折。此後圍剿陶匪的清軍，雖也時遭包圍夜襲，但被動的戰局基本好轉。經過一年的苦戰，蒙匪或被擊斃或被生擒，逐陶克陶胡於大興安嶺以北，勝利地結束了這場平叛之役。張作霖知道這次勝利得力于張作相的戰術建議，因此對其更加尊重和信賴，並與張作相等8人結為兄弟，張作相成為張作霖最可信賴的把兄弟。張作相對張作霖中忠心耿耿，他對張作霖進兵關內雖持有不同意見，但還是一如既往地積極參加張作霖發動的軍閥混戰。從1918年開始，張作相10年中5次入關，而且每次都兢兢業業，竭忠盡職：1918年奉系援湘時，他率部入關，把奉系勢力擴展到關內；1920年直皖戰爭爆發後，他派部暗中支持直系，擴大了奉系在關內的勢力；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時，他積極參加，並在張作霖敗北後鼓勵其東山再起而整軍經武；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時，他與郭松齡為全殲直軍的主力立下戰功；1926年在閻錫山、馮玉祥進軍北京威脅張作霖的統治時，他又率部進攻山西。
尤其是1924年9月爆發的第二次直奉戰爭，張作相被任命為奉軍第四軍軍長，與副軍長闞朝璽帶領6個團作總預備隊，集結於興城、綏中以及錦縣附近待命。戰爭打響後，山海關、九門口一線，雙方都投入了大量兵力，戰事非常激烈。雙方都在尋找突破口。由於吳佩孚在九門口以北使用的是非直系的主力，戰鬥力差，成為這一線的薄弱環節。在奉軍的猛烈攻擊下，這一帶很快垮了下來。奉軍乘勝攻克了戰略要地石門寨。吳佩孚緊急調運精兵在秦皇島登陸。在這個重要時刻，奉軍指揮部決定：命張作相的總預備隊全部兵力和郭松齡部向秦皇島方向出擊，強佔秦皇島，截斷吳佩孚主力的歸路。張作相部投入戰鬥時，正是奉直兩方作戰的緊要時候，也是雙方主力決一雌雄的關鍵時刻，它的勝敗決定交戰雙方的存亡。當戰鬥正酣，忽聞吳佩孚的馮玉祥部發動北京政變，直系官兵無不慌恐，張作相趁吳軍慌亂和無心戀戰之際，和郭松齡乘勝攻擊，以破竹之勢迅速向秦皇島推進，並佔領了秦皇島，完全切斷了吳佩孚軍的退路，對吳軍形成了一個大包圍圈，吳軍敗局已定。張作相的這次入關，為張作霖戰勝曹吳，擴大關內地盤，稱雄中原，起了不小的作用。
治理吉林 穩定張作霖大後方
張作霖在進軍關內、逐鹿中原的過程中，非常注重東北這個大後方的穩固，派往東北三省的主官都是自己最值得信任的人。從1924年起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張作相任東三省保安副司令兼吉林省省長（後改稱東北邊防軍副司令長官、省政府主席），在吉林督政長達7年之久，在內政和對日交涉方面都獨當一面，確保一方統治。
張作相在吉林期間堅持保境安民，他清剿胡匪，澄清吏治；積極整頓財政稅收，使過去歷年虧空的財政，年年收入均有增加，並將盈餘的財政收入用於公益事業建設：組建吉林省城自來水籌備處，建了第一座自來水廠；排除外來阻力成立了吉海（吉林-海龍）鐵路建設籌備處，修建吉海鐵路；主持修築了吉林第一條柏油馬路，展擴了城市街路；為發展吉林的教育事業，張作相撥款在城外八百壟（今東北電力學院校址）建立了全省最早的一所大學—— 吉林省立大學（吉林大學的前身），張作相親任校長，開了吉林高等教育的先河……這一系列措施的有效施行，也為吉林的現代化建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禁種鴉片煙、根絕鴉片毒害是張作相在吉林的一貫政策。他常對身邊的同僚說：“我張作相再苦再難，也不能放開煙，掙那份錢就會亡國滅種啊！”他嚴格制訂禁煙政策，採取各種行之有效的措施，對鴉片的種、運、集、食嚴加查禁。在毗鄰的奉、黑兩省邊界及交通要衝之地，設禁煙藥料查驗所，採取各種措施，防堵毒品進入吉林省。對於種植鴉片者明令緝拿懲辦，並嚴厲打擊鴉片毒販，毫不手軟。這些措施使吉林全省免受鴉片之害，他的禁煙政策深得人心。在那個時代，張作相能公開禁種鴉片，而且潔身自好，帶頭不吸食鴉片，在軍閥中是不多見的。
1927年10月，張作霖急與日本草簽了《滿蒙新五路協約》，1928年2月，日本逼迫張作霖加緊簽訂其承造合同，因“滿蒙新五路”（敦圖、長大、洮索、吉五、延海）多在吉林境內，故張作霖要求張作相負責簽字。張作相採取“能拖就拖，能推就推”的辦法與日周旋，拒簽辱約。他授意吉林省議會致電張作霖，提出反對日本築路的意見，稱：“把鐵路建設權給予外人，將留下大患”，“無論日本人玩弄什麼權術，亦斷不能允許他們以該項鐵路權利，必須堅決拒絕”。張作相因拒簽喪失主權的條約而遭日本軍部的忌恨，認為“張作相是敷設吉會（吉林——朝鮮會寧）鐵路最頑固的反對者”。2月7日，日本代表江藤會見張作相，說明張作霖已答應由其簽字，張作相說：“對大帥決定事宜不應反對，但由於事關重大，待戰爭（對抗北伐的戰爭）結束，回吉林同大家商量之後才能簽字。”
哭諫張作霖 穩定奉系內部
郭松齡倒戈反奉是張作霖在稱雄過程中遭受的最為嚴重的打擊，張作霖曾“一度瀕於絕境，以至於不得不做好逃跑的準備”，他對郭松齡恨之入骨，誓將“梟首剜心，祭他的陣亡將士，以泄心頭私憤”。1925年 12月29日晚，張作霖在大帥府召集討郭善後會議，向與會各位將領詢問處置辦法，老派人物吳俊升、張景惠、湯玉麟因平素仇恨郭松齡等新派分子，要求將郭派分子一網打盡。楊宇霆堅決主張“根除首要分子”。唯獨張作相力排眾議，鄭重提出：郭松齡既死，其他人員應一律免予追究。郭松齡反奉，都是漢卿（張學良）的軍隊，也是您老的軍隊，都是家鄉子弟，不該處理一大片，結下子孫仇！
張作相的意見是正確的。當時正值軍閥混戰時期，要緊的是不能再出現第二個郭松齡，應收復心，加強團結，壯大隊伍，才能立於不敗之地。然而，張作相的提議遭到在場的多數人反對。張作相雖竭力爭辯達兩個小時之久，室內空氣還是未緩和下來。“總得殺幾個”的聲浪仍是不斷掀起。張作相見自己的意見應和者寡，眼看有那麼多弟兄要斷頭，急得直掉眼淚，竟在會場上失聲痛哭說：“如果非殺他們不可，那就先把我張作相殺了吧，我可不願看見不幸的慘劇再次發生。”
會場裡的緊張氣氛慢慢緩和下來，最後大家不得不默許張作相的建議。這時張作霖又提出對張學良的處分決定：“這次兵變，郭鬼子鬧得我痛心極了，小六子信任郭鬼子比信任他老子還勝，鬧到這步天地，幾乎把我鬧得身敗名裂。當時我要抓著他，我一定把他處理啦，媽拉巴子，可把我害苦了，非斃了他不可！”老派人物們面面相覷，楊宇霆對此不置一詞。還是張作相接著說：“漢卿年輕，受了郭鬼子的騙，罪魁禍首是郭鬼子。再說，倒戈部隊垮得這麼快，多虧漢卿在裡面做了很多說服工作，才控制了郭的主力部隊，他見了我痛哭流涕，不敢來見您老，他表示一定接受教訓。至於其他將領多是協從，咱們東北軍不能再自相殘殺了，我看漢卿他心中有數，讓他酌情處理吧！”最後，張作霖總算點了頭。張學良知道會議情況後，對張作相非常感激，此後也就更加敬重他了。
張作相的哭諫是為張作霖的霸業著想。由於張作相的堅持，奉系內部避免了一場自相殘殺的悲劇，保存了奉系一批骨幹將領。他們之中的許多人，後來在東北軍進關和西安事變時期成為中、高級骨幹。張作相此舉深得人心，在奉軍中傳為佳話。
輔助“幼主” 報答張作霖知遇之恩
張作霖一直將長子張學良作為自己的接班人進行培養。張作相感念張作霖的知遇之恩，一向視張學良為少主，以長輩的無私處處對張學良加以關照和扶持。
早在張學良在東三省講武堂讀書的時候，還未正式畢業，官居東三省巡閱使署總參謀長兼任第二十七師師長和衛隊旅旅長的張作相，就把張學良要到他的衛隊混成旅任第二團團長。張學良正式畢業後，張作相便辭去旅長之職，由張學良正式接任衛隊旅旅長職務。這在當時的中國，恐怕是最年輕的旅長了。張學良以此為起點，開始了他的軍旅生涯。1921年，張學良奉父命東渡日本觀秋操，這是張學良第一次走出國門，而陪同他出訪的就是張作相。
1928年張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炸身亡，一時間，奉系軍中群龍無首。奉軍“老派”希望張作相上臺，“新派”希望張學良上臺。當時，張學良的部隊皆部署在山海關一帶，吉林和黑龍江並不在他的勢力範圍內。依張學良的威望，不足于以其父的繼承。當時，張作相憑藉資歷、聲望和人脈，都勝張學良一籌。6月21日，東三省議會聯合會公推張作相為東三省保安司令兼吉林省保安司令，張學良為奉天保安司令，萬福麟為黑龍江保安司令。然而張作相卻出人意料地一直固辭不就，一而再、再而三地主張由張學良來主政東北。儘管張學良多次把東三省議會的公推書和印信送給他，他都堅持把“帥印”送還張學良。並一再堅決表示：老帥已逝，學良子承父業，順理成章，自己願盡輔佐的責任。他還對勸他的人說：“老帥在世時，常要我關照漢卿，我如就任此職，無顏對九泉之下的老帥。漢卿年輕有為，子承父業名正言順，大敵當前不能再拖了。”在張作相的堅持下，東三省議會聯合會再次召開會議，一致推舉張學良為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張作相在會上帶頭表示：“我們服從總司令就同服從大元帥一樣，都要堅決服從總司令的命令，整軍經武，勵精圖治，保衛東北，抵禦外侮。如此，才能對得起大元帥，對得起總司令和東北父老兄弟。”然而在私底下，張作相又對張學良說：“小六子你放心好了，我們都會支援你的，在公的方面，如果我們不服從你的命令，你只管拿軍法來辦我們。可是私底下，你還是我的侄兒，如果你不好好地幹，我會在沒人的時候，打你的耳光。”作為奉系老輩中最有分量的人物，張作相這一番話，等於一錘定音，解決了張學良的繼承權問題。張學良取得了東北最高權力，開始了奉系軍閥史上的少帥時代。
東北易幟後，張學良就任東北邊防軍司令，張作相任副司令。1930年9月，張學良率東北軍主力進關，張作相則作為留守大臣，任東北四省留守司令，盡心盡力地替張學良“看家護院”，主持東北後方一切事務。
保持氣節 始終關注“少帥”
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張作相正在錦州西郊料理父親喪事，吉林省主席由參謀長熙洽代理。熙洽趁機出賣了吉林，當上了可恥的賣國賊。張作相對此非常憤慨，曾申令吉林軍政人員不要聽從熙洽的偽令，並派誠允到賓縣另建吉林省臨時政府，但也無濟於事，事態無可挽回。1933年熱河失守後，張作相退出軍政界，舉家住進天津英租界劍橋道東端，即今重慶道4號的一幢三層洋樓內。此後，他一直在天津隱居。
隱居天津期間，張作相在家養花種草消磨時光。他的盟兄弟張景惠出任偽滿洲國總理大臣，當了漢奸，曾幾次派人找他，強行要他出山任職，幫助日本關東軍幹事，他都予以拒絕。由於家裡每日開銷甚大，張作相曾與日本人交涉，要求發還其在東北的財產。日本人提出要他以和張學良在政治上斷絕往來為條件，張作相堅決不肯。日本人還多次親自出面，引誘張作相，張作相始終不為所動，最後，惱羞成怒的日本人竟將張作相父親的墳墓炸毀以洩憤。
在天津期間，與張作相有往來的多系未投敵的至好和舊部，每逢春節，張作相總會偕子前去給他們拜年。張學良離開平津後，張作霖的二夫人盧氏和四夫人許氏，有事也常來找張作相商量。
雖然離開軍政界，但張作相無時無刻不在關注著張學良和東北軍的狀況。西安事變前夕，張學良在西安召開東三省講武堂同學會，住在天津的原東北軍旅長趙紹武要去西安開會。張作相聽到消息後，特地拜託趙說：“你要去西安，很好。借此機會去看看他（指張學良），把咱們東北最近情況說說，也問問他，咱東北軍調到陝甘後有什麼變化？如果他沒有時間，你可以問瑞峰（米春霖字，時任西北“剿總”司令部辦公室主任）。”張作相囑其轉告張學良：當前形勢複雜，以保存實力為上策，將來也好打回東北去。趙紹武到西安後，張學良接見了他，先問候張作相的身體如何，有困難沒有。趙轉達了張作相對張學良的囑咐。張學良點頭稱是，並告之：“一切請輔帥放心。”回天津後，趙紹武向張作相彙報了西安見聞。張作相思考了一會兒說：“據我從軍多年的經驗，西安可能要出大亂子。”此話果然不差，不久，就爆發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西安事變發生後，張作相曾派趙紹武向張學良轉述他的意見：“最好勿殺蔣介石。殺了，內戰又起，對抗戰不利。”張學良陪蔣介石回南京，張作相事先一點兒也不知道，後來聽說此事非常氣憤：“漢卿還是缺乏頭腦，要是我知道，絕不會同意。”張作相對張學良憂心忡忡，焦慮萬分。此後，他為搭救張學良而努力四處奔走。
1949年4月19日（農曆三月二十二日），張作相患腦溢血在天津逝世，終年68歲。
張作霖的鐵杆兄弟、嫡系骨幹將領、張學良忠實的“輔帥”，這些都是張作相的標籤。縱觀張作相的一生，忠心輔佐張氏父子兩代，這一方面說明張作相的忠厚仁義的本性，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張作霖精明的識人之方、用人之道和“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