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覺， 離開周恩來的日子， 已經有42年了。 在這特殊的日子裡， 回憶周恩來注重保密工作的光輝事蹟， 既是一種緬懷， 更是一種學習和提高。
1982年6月30日， 《人民日報》曾刊發鄧穎超為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六十一周年而撰寫的一篇文章。 文章中， 鄧穎超回憶了周恩來始終嚴格遵守黨的保密紀律的高尚品格。 今天， “保密觀”再次推出這篇文章， 希望與大家一起時刻以老一輩革命家為榜樣， 繼承發揚周恩來的保密工作精神， 強化保密意識， 維護國家的安全和利益。
一個嚴格遵守保密紀律的共產黨員
文/鄧穎超
真是光陰似箭， 又如流水。
我常回憶起我們黨在創建初期的一些情景。 那時的中國， 各派軍閥在帝國主義列強的操縱下， 封建割據， 混戰不已， 黑暗勢力猖獗， 人民災難深重。 中國的先進分子努力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 十月革命的勝利， 給他們以極大的影響和啟發。
在強大的敵人面前， 我們黨靠真理， 靠群眾， 靠一支有覺悟的黨員隊伍， 不斷英勇搏鬥。 我們二十年代的黨員入黨的時候， 雖然不像現在這樣掛著鮮豔的黨旗， 舉行莊嚴的宣誓儀式， 但它的嚴肅、莊重， 仍使每個同志終生難忘。 當黨組織的負責人（或介紹人）宣佈接受自己成為一個光榮的共產黨員的時候， 當他有力地宣佈共產黨員應該遵守党的守則的時候， 自己的內心是十分激動的， 下定決心誓為革命犧牲一切。 我現在還可以清晰地記得守則的內容：遵守黨綱黨章，
恩來同志和我入黨的時間不同， 地點各異， 建黨初期也沒有在一個地方共同工作， 所以那時我們誰也不知道誰是什麼時候入黨的。 我們在通信中間， 從來沒有提起過黨的紀律不許說的事情。 我們僅僅談論自己和朋友們的思想認識， 或者傾吐自己的理想， 訴說對革命的嚮往。
1925年8月8日， 周恩來和鄧穎超在廣州結婚
結婚以後， 恩來同志和我曾經協議， 兩人可以在一個地方或一個機關工作， 但不要在一個具體部門共事。 幾十年來， 我們都遵守了這個協議。 現在看來， 夫婦不在同一個具體部門工作是比較合適的。同時，我們常常相互提醒，一定要在任何情況下都嚴格遵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機密。因為我們認為黨的紀律對於每一個黨員來說都絕無例外。越是負責的黨員，越應該以身作則，越應該自覺遵守紀律，嚴守黨的機密。
一九二六年冬，恩來同志從廣東調上海工作，我仍留在廣州，相互間音訊不通。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我還不知道是他參加領導的。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恩來同志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堅持鬥爭，後來接到黨的命令，他轉移到武漢。我在廣州的住所也遭到國民黨的搜查，同住的三位同志當即被捕，一人次日即被槍殺，兩人終於死在獄中了。那時，我因為難產還在醫院裡，依靠黨組織的及時通知和群眾的仗義幫助，才得以脫險。不久，汪精衛又背叛革命，寧漢合流，我們全黨轉入地下秘密狀態。
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瘋狂鎮壓，我們黨中央研究了當時的局勢，決定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向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反擊，並決定派恩來同志擔任党的前敵委員會書記，到南昌去領導這次起義。七月十九日，要離開武漢的時候，在晚飯前後才告訴我，他當晚就要動身去九江。去幹啥，待多久，什麼也沒有講。我對保密已成習慣，什麼也沒有問。當時，大敵當前，大家都滿腔仇恨。我們只是在無言中緊緊地握手告別。這次分別後，不知何日相會？在白色恐怖的歲月裡，無論是同志間，夫婦間，每次的生離，實意味著死別呀！後來還是看了國民黨的報紙，才知道發生了南昌起義。
《南昌起義》油畫
黨組織經常教導我們：你不應該說的事，不要說；你不應該問的事，不要問；你不應該看的檔，不要看。這是黨的利益的需要。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有許許多多值得我們懷念的共產黨員，他們為了黨的利益，常常在生死關頭，仍然嚴格執行黨的保密紀律，機警地把黨的機密毀掉，緊急時甚至把機密文件嚼爛了強咽到肚子裡去。我們有許多先烈和健在的老同志，為保護黨組織和同志們的安全，在敵人的法庭上，在嚴刑的拷打下，寧願犧牲自己的生命，也不向敵人洩露黨的一絲一毫秘密，經受住了對敵鬥爭的嚴峻考驗。他們英勇不屈的鬥志，對党堅貞不渝、無限忠誠的崇高品德，使我永遠難忘。
在戰爭年代，軍事鬥爭直接關係到革命的成敗。軍情瞬息萬變，一個軍事行動的洩露，就可能使我們遭到重大挫折。所以，保守秘密成為每個同志的自覺行動。非軍事方面的需要保密的事項，亦必須嚴格保密。在長征路上，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我們這支鐵流所以能夠無堅不摧，終於戰勝強敵，紀律嚴明、特別是嚴守秘密，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
抗戰時期的周恩來、鄧穎超
建國以後，我們的黨在整個國家生活中居於領導地位，處在新的歷史時期，所肩負的任務更加重大了。保守黨和國家的機密，更是每一個共產黨員特別是中、高級幹部的神聖責任。恩來同志知道的党和國家的秘密多得很。我們之間仍是信守紀律，他不講，我不問；我不講，他也不問。我們之間相互保密的事情是很多的。例如，我國爆炸第一顆原子彈時，他也向我保密。當時他向主管的負責人說，這次試驗，全體工程技術人員都要絕對注意保守國家機密，有關工程、試驗的種種情況，只准參加試驗的人員知道，不能告訴其他同志，包括自己的家屬和親友。他說：鄧穎超同志是我的愛人，党的中央委員，這件事同她的工作沒有關係，我也沒有必要跟她說。主管的同志到試驗現場傳達了恩來同志的講話，要求大家嚴守保密紀律，因此事先沒有任何透露。這件事是我最近看中央文獻研究室的訪問材料時才知道的。
周恩來一直都在關心著我國戰略武器的發展
為了保守黨的秘密，他的辦公室，他的檔保管，都訂有極為嚴格的制度。他身邊的秘書凡分工聯繫哪方面工作的，就看哪方面的檔，不允許隨便看無關的檔。而對他們分工範圍內的事情，則充分提供條件讓他們熟悉業務。即使秘書分工範圍內的事項，屬於特別機密的，也要等到必須經辦時才告訴有關人員。秘書們都說他是紋風不透。凡是寫給他的親啟信，按照規定，別人都不能拆。秘書在經手時不慎誤拆了，必須立即封好，並在信封上加以說明，是失手誤拆，以後注意。恩來同志的辦公室，是他每天工作十幾小時的地方。除有關人員外，別人都不得入內，親屬、朋友如果不是來談工作的，也不例外。他的辦公室門上和保險櫃的鑰匙，一天二十四小時不離身，平時裝在口袋裡，睡覺時壓在枕頭下。只有當他出國時，兩把鑰匙才交給我保管。我像接受保密任務似的把鑰匙收藏起來。有次他走得匆忙了，直到飛機場上才發現鑰匙還在口袋裡，他就封在信封裡讓一個同志帶給我。他回來的時候，我們接觸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兩把鑰匙還給他。
在十年動亂中，黨的紀律和保密制度遭到了嚴重的破壞，被踐踏得幾乎無密可保。有一次恩來同志出去開會，因為會一個接著一個，一天一夜沒回來。聽說街上的大字報和所傳的小道消息裡，已經透露了有關會議的內容，我有點懷疑，等他回來，問他有沒有這回事？他馬上反問：你怎麼知道的？聽誰說的？他還如此認真地向我追問。我就開玩笑地說：你參加會議，你有你的管道，我有我的管道，我聯繫群眾，我也有我的“義務情報員”哩。此事，我們倆就在一笑中過去了。在那個時候，人們都說，現在還有什麼機密啊？可是恩來同志仍然守口如瓶，滴水不漏。
恩來同志在得癌症以後，有一次我們在一起交談，他對我說：“我肚子裡還裝著很多話沒有說。”我回答他：“我肚子裡也裝著很多話沒有說。”當時雙方都知道最後的訣別不久就會殘酷無情地出現在我們的面前，然而我們把沒有說的話終於埋藏在各自的心底裡，永遠地埋藏在心底了。
現在，我們已經踏上新長征的道路，這條道路也不是平坦的。各種各樣的炮彈還會襲擊我們。我們仍得警惕啊！我們更需要恢復和端正我們的黨風，加強我們黨的紀律性，特別是認真嚴格地執行黨和國家的保密制度。我對恩來同志在這方面的簡介，想來對同志們不無裨益。
夫婦不在同一個具體部門工作是比較合適的。同時，我們常常相互提醒，一定要在任何情況下都嚴格遵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機密。因為我們認為黨的紀律對於每一個黨員來說都絕無例外。越是負責的黨員，越應該以身作則，越應該自覺遵守紀律，嚴守黨的機密。一九二六年冬，恩來同志從廣東調上海工作，我仍留在廣州，相互間音訊不通。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我還不知道是他參加領導的。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恩來同志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堅持鬥爭，後來接到黨的命令，他轉移到武漢。我在廣州的住所也遭到國民黨的搜查，同住的三位同志當即被捕，一人次日即被槍殺，兩人終於死在獄中了。那時，我因為難產還在醫院裡，依靠黨組織的及時通知和群眾的仗義幫助，才得以脫險。不久，汪精衛又背叛革命，寧漢合流，我們全黨轉入地下秘密狀態。
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瘋狂鎮壓，我們黨中央研究了當時的局勢，決定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向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反擊，並決定派恩來同志擔任党的前敵委員會書記，到南昌去領導這次起義。七月十九日，要離開武漢的時候，在晚飯前後才告訴我，他當晚就要動身去九江。去幹啥，待多久，什麼也沒有講。我對保密已成習慣，什麼也沒有問。當時，大敵當前，大家都滿腔仇恨。我們只是在無言中緊緊地握手告別。這次分別後，不知何日相會？在白色恐怖的歲月裡，無論是同志間，夫婦間，每次的生離，實意味著死別呀！後來還是看了國民黨的報紙，才知道發生了南昌起義。
《南昌起義》油畫
黨組織經常教導我們：你不應該說的事，不要說；你不應該問的事，不要問；你不應該看的檔，不要看。這是黨的利益的需要。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有許許多多值得我們懷念的共產黨員，他們為了黨的利益，常常在生死關頭，仍然嚴格執行黨的保密紀律，機警地把黨的機密毀掉，緊急時甚至把機密文件嚼爛了強咽到肚子裡去。我們有許多先烈和健在的老同志，為保護黨組織和同志們的安全，在敵人的法庭上，在嚴刑的拷打下，寧願犧牲自己的生命，也不向敵人洩露黨的一絲一毫秘密，經受住了對敵鬥爭的嚴峻考驗。他們英勇不屈的鬥志，對党堅貞不渝、無限忠誠的崇高品德，使我永遠難忘。
在戰爭年代，軍事鬥爭直接關係到革命的成敗。軍情瞬息萬變，一個軍事行動的洩露，就可能使我們遭到重大挫折。所以，保守秘密成為每個同志的自覺行動。非軍事方面的需要保密的事項，亦必須嚴格保密。在長征路上，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我們這支鐵流所以能夠無堅不摧，終於戰勝強敵，紀律嚴明、特別是嚴守秘密，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
抗戰時期的周恩來、鄧穎超
建國以後，我們的黨在整個國家生活中居於領導地位，處在新的歷史時期，所肩負的任務更加重大了。保守黨和國家的機密，更是每一個共產黨員特別是中、高級幹部的神聖責任。恩來同志知道的党和國家的秘密多得很。我們之間仍是信守紀律，他不講，我不問；我不講，他也不問。我們之間相互保密的事情是很多的。例如，我國爆炸第一顆原子彈時，他也向我保密。當時他向主管的負責人說，這次試驗，全體工程技術人員都要絕對注意保守國家機密，有關工程、試驗的種種情況，只准參加試驗的人員知道，不能告訴其他同志，包括自己的家屬和親友。他說：鄧穎超同志是我的愛人，党的中央委員，這件事同她的工作沒有關係，我也沒有必要跟她說。主管的同志到試驗現場傳達了恩來同志的講話，要求大家嚴守保密紀律，因此事先沒有任何透露。這件事是我最近看中央文獻研究室的訪問材料時才知道的。
周恩來一直都在關心著我國戰略武器的發展
為了保守黨的秘密，他的辦公室，他的檔保管，都訂有極為嚴格的制度。他身邊的秘書凡分工聯繫哪方面工作的，就看哪方面的檔，不允許隨便看無關的檔。而對他們分工範圍內的事情，則充分提供條件讓他們熟悉業務。即使秘書分工範圍內的事項，屬於特別機密的，也要等到必須經辦時才告訴有關人員。秘書們都說他是紋風不透。凡是寫給他的親啟信，按照規定，別人都不能拆。秘書在經手時不慎誤拆了，必須立即封好，並在信封上加以說明，是失手誤拆，以後注意。恩來同志的辦公室，是他每天工作十幾小時的地方。除有關人員外，別人都不得入內，親屬、朋友如果不是來談工作的，也不例外。他的辦公室門上和保險櫃的鑰匙，一天二十四小時不離身，平時裝在口袋裡，睡覺時壓在枕頭下。只有當他出國時，兩把鑰匙才交給我保管。我像接受保密任務似的把鑰匙收藏起來。有次他走得匆忙了，直到飛機場上才發現鑰匙還在口袋裡，他就封在信封裡讓一個同志帶給我。他回來的時候，我們接觸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兩把鑰匙還給他。
在十年動亂中，黨的紀律和保密制度遭到了嚴重的破壞，被踐踏得幾乎無密可保。有一次恩來同志出去開會，因為會一個接著一個，一天一夜沒回來。聽說街上的大字報和所傳的小道消息裡，已經透露了有關會議的內容，我有點懷疑，等他回來，問他有沒有這回事？他馬上反問：你怎麼知道的？聽誰說的？他還如此認真地向我追問。我就開玩笑地說：你參加會議，你有你的管道，我有我的管道，我聯繫群眾，我也有我的“義務情報員”哩。此事，我們倆就在一笑中過去了。在那個時候，人們都說，現在還有什麼機密啊？可是恩來同志仍然守口如瓶，滴水不漏。
恩來同志在得癌症以後，有一次我們在一起交談，他對我說：“我肚子裡還裝著很多話沒有說。”我回答他：“我肚子裡也裝著很多話沒有說。”當時雙方都知道最後的訣別不久就會殘酷無情地出現在我們的面前，然而我們把沒有說的話終於埋藏在各自的心底裡，永遠地埋藏在心底了。
現在，我們已經踏上新長征的道路，這條道路也不是平坦的。各種各樣的炮彈還會襲擊我們。我們仍得警惕啊！我們更需要恢復和端正我們的黨風，加強我們黨的紀律性，特別是認真嚴格地執行黨和國家的保密制度。我對恩來同志在這方面的簡介，想來對同志們不無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