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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治理想殉道的改革家

“周公恐懼留言日, 王莽謙恭未篡時。 ”提起王莽, 多數歷史愛好者的印象是“虛偽的篡位者”、“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迂闊反動者”;特別是漢代以降, 以《漢書》作者班固為代表的史學界, 情緒化地以一“偽”字將王莽全部功績予以抹殺;時人受“劉氏應天受命”正統觀念和成王敗寇功利思想的影響, 將王莽創立的新朝行為定義在“篡位”二字上。

然而, 歷史上的王莽真的如史學界說的那樣“奸偽”“反動”?讓我們一同卸下關于“王莽代漢”這一任意被打扮的歷史小姑娘的濃妝, 一道撥開關于“王莽改制”這一蓄意被歪曲的重重歷史迷霧,

正視歷史意見、撇棄事後諸葛亮式的時代意見, 還原王莽這一為政治理想而殉道的改革家。

一、貴族遺孤的成長奮鬥史

當王政君成為皇太后, 外戚“王氏五侯”位極人臣, 烜赫一時。 由於父親早死, 與母親相依為命的王莽一家早已被家族邊緣化。

為了能在學業上有所成就, 王莽早年在大學者陳參門下刻苦鑽研儒家經典, 這為他後來一生的成就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做為貴族遺孤, 王莽早年堅韌不倦地求學, 生活中他尊重師長、結交賢者、為人慷慨、禮貌待人、孝順母親、照顧寡嫂孤侄……其克己修身的行為很好踐行了儒家仁者愛人的學說, 與那些驕奢淫逸、不學無術的堂兄弟相比, 王莽成為王氏家族中一顆璀璨待升的“新星”, 一支蓄勢待發的“潛力股”。

機會從來都是光顧有準備的勤奮者。 當貴為大司馬的叔叔王鳳重病偏癱在床之際, 王莽亂首垢面, 顧不上形象忙前忙後地伺候叔父, 看到“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侄子, 王鳳大為感動。 於是, 彌留之際,

王鳳將至孝的王莽推薦給王政君和漢成帝。 從此, 王莽以黃門郎(皇帝身邊的秘書)官職正式步入政界。

王莽學識淵博、精通儒學典籍, 身在官場能潔身自好、廉潔奉公、處事公道, 為人謙虛禮賢, 事事按儒家標準嚴格要求自己, 爭做“克己復禮”的道德模範人物。 這其實是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儒家經學理論薰陶的自然而然的結果。

說一個人為達到目的善於偽裝、隱忍也好, 為了攫取權力而採取的韜光養晦之計也罷, 其實政治偽裝者隨著權力欲望的滿足會暴露其本來面目, 難得的是一個人會慎始慎終, 終其一生都在禮賢下士、謙恭克己--王莽自始至終都是這樣做的。 這是王莽做人的本質, 不是偽裝能得來的。 一些史學家甚至把王莽刻畫成一個為登上權力巔峰而“奸偽造作”之人,

那接下來我們看看王莽擔任大司馬之職後的表現以及登基做皇帝後的一系列行為吧。

二、眾望所歸的王莽代漢

西元前8年, 王莽接替叔叔王根擔任大司馬, 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帝國實際掌權者。

在大司馬任上, 王莽仍然生活儉樸、兢兢業業、克己奉公。 他時常將封地上的貢賦拿來資助貧困的儒士、家中不留餘財救濟窮苦百姓、甚至接濟一些家道中落的邊緣劉氏宗族。 無論是受封安漢公、宰衡, 還是加封九錫, 王莽均是一再力爭推辭, 滿朝文武卻是再三上書要求給王莽加封。 王莽勉強接受封號的同時, 將多數糧食、耕地和錢物分給弱勢群體。 王莽施政綱領按儒家民本理論施行, 關注民生問題——遇有災害, 他帶頭捐款捐物, 並號召貴族、臣僚捐錢捐地救濟災民、貧民;興辦教育、擴招太學生、繁榮儒學;不濫封王氏宗族, 尊崇皇族, 執政行為甚至得到劉氏宗族的支持。

據記載, 班固在核對政府檔案時, 確認當時朝廷收到要求加封王莽九錫的上書人數, 達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經測算,當時首都長安及周圍地區的知識份子人數四十八萬左右。朝廷官員中,支持王莽受封的王公大臣達九百零二人。下至普通民眾、知識份子階層,上至王公貴族,幾乎所有的人都想把王莽推向“九五之尊”這個寶座。保守測算,當時王莽的民主支持率達到驚人的百分之九十。與流血殘酷的集團政變、武力逼宮不同,王莽代漢不費一兵一卒、真正意義上的“眾望所歸”。

三、均平天下理想的破滅

西元8年臘月,王莽登基稱帝,國號“新”,由此拉開了中國大一統王朝轟轟烈烈的改革史序幕。史書將王莽的革除社會弊政措施稱為“王莽改制”“托古改制”,事實上,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王莽改制以人亡政息而結束,但卻在中國改革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大凡進行社會變革,必須輿論先行。作為成熟的政治家、又是儒家經學大師,加之當時社會風靡經學,王莽以儒家經典《周禮》的精神為改革指導思想,既有現實社會基礎又便於統一社會思想。“托古”既是改革方法論又是革舊弊、施德政的具體施政措施。其實王莽改制的首要也是核心問題就是土地問題和農民(奴隸)問題,抑制豪強、縮小貧富差距只是直接目的。王莽當時推出的土地國有化(王田制)、工商業國家化(五均六筦政策),尤其是五均六筦政策其實是漢武帝平准、鹽鐵、均輸政策的炒冷飯,如果缺少強大的中央強制力(軍隊、調控力),必然會導致改革政策被地方利益集團利用、改革成果被私利集團收入囊中。在漢末及新朝時期,軍隊被地方豪強把控、官營工商業被侵佔,新莽朝廷已然成為沒有牙齒的老虎。再好的改革政策也會遭到更加殘酷的抵制,最後被轉嫁到底層百姓身上。國家公器毫無權威性可言,改革過程中朝令夕改引發的社會混亂無序甚至動盪不安遲早會發生,事實也是朝著這方面的趨勢發展。依靠廣大地主豪強和儒家知識份子登臺執政的王莽,在與豪強的博弈中慘敗並被他們無情拋棄。當以地主豪強為主要成分的更始軍攻入長安時,新莽政權的分崩離析近在眼前。

西元23年,入秋的未央宮漸台,一片肅殺的景象。夕陽殘照下,遠處山巒在戰火的炙烤下迷朦若隱。沖天的火光映襯著天邊盡頭的紅日格外刺眼。陪伴王莽到最後的依然是不曾離去的儒生們--為理想而戰的人。與窮途末路、鹿台自焚的商紂王和形單影隻、煤山自吊的崇禎帝不同,王莽最後時刻尚有千餘人隨他死戰到底——這是對未竟改革大業的最好詮釋。其實王莽一生克勤克慎,真正做到為天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筆者歎道:社會改革,當以穩定為基礎。在西漢末年那個弊政叢生的年代,以道德教化為主要手段、理想式的“齊之以禮”、疾風驟雨般地全面改革,事實證明社會資源不是被各種既得利益集團攫取便是資源重組從而引發改朝換代。

王莽“托古改制”的實踐失敗,表明當時儒家士子“修身、治國、均平天下”理想的湮沒。一個政治道德上的完人身死,追隨他的一批讀書人毅然赴死,共同抒寫一曲政治理想破滅的挽歌、大同世界夢境破碎的悲歌!歷史的吊詭之處便在於王莽土地國有化的“王田”改革慘敗後,後世歷代王朝執政者對於土地私有制鮮有徹底變革,直至新中國成立。

商鞅變法確立獎勵耕戰的土地私有制,符合社會歷史發展潮流,極大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土地自由買賣及政治的腐敗盛行、人口規模的增長以及自然災害的頻發,必然帶來土地兼併和失去土地的流民增多,這是客觀經濟規律。土地私有下的“耕者有其田”與兼併盛行下的“貧者無立錐之地”在中央集權政治制度社會裡是一對孿生兄弟。以王莽為首的儒學書生(經學主義者)們反社會歷史大勢而任為,以君主集權制度推行原始社會主義均平土地經濟政策,政策破產是必然的。但王莽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可敬、天命維新及均平天下的政治抱負可彰、其背負兩千餘年之久亂臣賊子汙名的不公正待遇可歎、其盲動理想化的改革以身死國滅告終可惜!

達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經測算,當時首都長安及周圍地區的知識份子人數四十八萬左右。朝廷官員中,支持王莽受封的王公大臣達九百零二人。下至普通民眾、知識份子階層,上至王公貴族,幾乎所有的人都想把王莽推向“九五之尊”這個寶座。保守測算,當時王莽的民主支持率達到驚人的百分之九十。與流血殘酷的集團政變、武力逼宮不同,王莽代漢不費一兵一卒、真正意義上的“眾望所歸”。

三、均平天下理想的破滅

西元8年臘月,王莽登基稱帝,國號“新”,由此拉開了中國大一統王朝轟轟烈烈的改革史序幕。史書將王莽的革除社會弊政措施稱為“王莽改制”“托古改制”,事實上,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王莽改制以人亡政息而結束,但卻在中國改革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大凡進行社會變革,必須輿論先行。作為成熟的政治家、又是儒家經學大師,加之當時社會風靡經學,王莽以儒家經典《周禮》的精神為改革指導思想,既有現實社會基礎又便於統一社會思想。“托古”既是改革方法論又是革舊弊、施德政的具體施政措施。其實王莽改制的首要也是核心問題就是土地問題和農民(奴隸)問題,抑制豪強、縮小貧富差距只是直接目的。王莽當時推出的土地國有化(王田制)、工商業國家化(五均六筦政策),尤其是五均六筦政策其實是漢武帝平准、鹽鐵、均輸政策的炒冷飯,如果缺少強大的中央強制力(軍隊、調控力),必然會導致改革政策被地方利益集團利用、改革成果被私利集團收入囊中。在漢末及新朝時期,軍隊被地方豪強把控、官營工商業被侵佔,新莽朝廷已然成為沒有牙齒的老虎。再好的改革政策也會遭到更加殘酷的抵制,最後被轉嫁到底層百姓身上。國家公器毫無權威性可言,改革過程中朝令夕改引發的社會混亂無序甚至動盪不安遲早會發生,事實也是朝著這方面的趨勢發展。依靠廣大地主豪強和儒家知識份子登臺執政的王莽,在與豪強的博弈中慘敗並被他們無情拋棄。當以地主豪強為主要成分的更始軍攻入長安時,新莽政權的分崩離析近在眼前。

西元23年,入秋的未央宮漸台,一片肅殺的景象。夕陽殘照下,遠處山巒在戰火的炙烤下迷朦若隱。沖天的火光映襯著天邊盡頭的紅日格外刺眼。陪伴王莽到最後的依然是不曾離去的儒生們--為理想而戰的人。與窮途末路、鹿台自焚的商紂王和形單影隻、煤山自吊的崇禎帝不同,王莽最後時刻尚有千餘人隨他死戰到底——這是對未竟改革大業的最好詮釋。其實王莽一生克勤克慎,真正做到為天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筆者歎道:社會改革,當以穩定為基礎。在西漢末年那個弊政叢生的年代,以道德教化為主要手段、理想式的“齊之以禮”、疾風驟雨般地全面改革,事實證明社會資源不是被各種既得利益集團攫取便是資源重組從而引發改朝換代。

王莽“托古改制”的實踐失敗,表明當時儒家士子“修身、治國、均平天下”理想的湮沒。一個政治道德上的完人身死,追隨他的一批讀書人毅然赴死,共同抒寫一曲政治理想破滅的挽歌、大同世界夢境破碎的悲歌!歷史的吊詭之處便在於王莽土地國有化的“王田”改革慘敗後,後世歷代王朝執政者對於土地私有制鮮有徹底變革,直至新中國成立。

商鞅變法確立獎勵耕戰的土地私有制,符合社會歷史發展潮流,極大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土地自由買賣及政治的腐敗盛行、人口規模的增長以及自然災害的頻發,必然帶來土地兼併和失去土地的流民增多,這是客觀經濟規律。土地私有下的“耕者有其田”與兼併盛行下的“貧者無立錐之地”在中央集權政治制度社會裡是一對孿生兄弟。以王莽為首的儒學書生(經學主義者)們反社會歷史大勢而任為,以君主集權制度推行原始社會主義均平土地經濟政策,政策破產是必然的。但王莽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可敬、天命維新及均平天下的政治抱負可彰、其背負兩千餘年之久亂臣賊子汙名的不公正待遇可歎、其盲動理想化的改革以身死國滅告終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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