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青網訊 全國政協委員王貴國此前出版專著， 聚焦“一帶一路”推進中的爭端解決機制。 3月8日他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一帶一路”的法律藍圖應該儘早建立， “再不從法律上做出根本性的規劃、整體的規劃， 以後將是很麻煩的。 ”
北青報：您是香港“一帶一路國際研究院”院長， 在2016年10月份出版了一本專著， 內容是關於中國宣導和引領的新絲綢之路倡議的爭端解決機制。 此前， 您還提到目前在對跨境投資的爭端和裁決的上訴、補償、調解和和解方面都有欠缺。 之前跨境投資爭端是如何解決的？
王貴國：之前包括世貿組織的爭端解決、國際投資爭端解決， 主要反映西方文化、西方的價值觀。
主要是普通法中抗辯的方式和技巧， 如果不懂普通法， 不懂普通法的抗辯式訴訟方式和技巧， 就沒有辦法在這些機構進行訴訟。 現實的情況是， 世貿組織沒有例外地都會請歐美的律師來做， 主要是因為其他人對普通法的掌握沒有那麼深， 對普通法的抗辯訴訟方式不是那樣熟悉。
除了原則問題， 投資法方面特別大的問題是同案不同判， 事實相同或者相似， 涉及法律條文相似， 但是有不同的結論， 在國際上有廣泛的批評。
北青報：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同案不同判？
王貴國：這不一定。 總之是因為不同的人在判， 判出來的結果不一樣。
北青報：您說， “一帶一路”大多數國家是非普通法國家， 這些國家能找到共識點麼？找到大家都比較容易習慣的法律體系？
王貴國：這裡有相當一部分是大陸法系國家， 有一部分是伊斯蘭法， 當然會有一定的差異， 但是大家有個共同點， 絕大多數都是發展中國家， 非普通法國家的訴訟方式本身是不主張對抗的抗辯方式去解決爭議， 法庭可以主動調查。 我們在藍皮書中， 也主張應該給仲裁庭主動調查的權利；同時建議在爭端解決方面，
北青報：普通法、大陸法、伊斯蘭法有什麼不同？
王貴國：主要是庭審時用的什麼方法。 普通法系， 是對抗式的， 你提供理據來對抗我， 我提供理據來對抗你， 法庭不必做什麼事， 法庭就聽， 最後就判斷誰有道理。
但是會說的不一定就有道理， 同時， 雙方如果呈現的都是片面的證據， 到最後， 儘管雙方都說了， 還是不能呈現一個完整的圖畫。 像這個情況， 就需要法庭、或者仲裁庭直接調查。
直接調查就不一樣了， 可以到現場去看一下什麼狀況。 我自己有這個體會，
北青報：您說的案子是“一帶一路”中的還是之前的？
王貴國：之前的。 我只是舉例說， 法庭如果不主動調查就發現不了。
北青報：以前在國際貿易爭端時， 普通法的處理方式……
王貴國：我們剛剛講的不是普通法， 我們恰恰是因為用了中國文化的法庭。
北青報：我的問題是， 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很早就存在， 如果它是用普通法的形式解決爭議， 同案不同處理， 大家應該有爭議吧？之前有考慮改進嗎？
王貴國：現在已經有人在提， 甚至有些國際條約也提出要設立上訴機構。 上訴機構是方式之一， 可是沒有解決訴訟方式、訴訟文化的問題， 我們提這個恰恰是想從根本上給國際社會一個新的選擇。
北青報：現在這個建議有被採納嗎？您之前舉辦了一個相關論壇， 有一個最高法的官員表示， 中央政府支援香港成為地區爭端解決中心。
王貴國：應該說， 很高層次的人是支持我們的觀點。
北青報：有什麼進展嗎？
王貴國：這次也討論過相關問題， 具體進展以後再講。
北青報：目前來看， “一帶一路”中亞投行進展比較快， 這個更多的是提供資金、推動項目， 現在談法律問題是不是為時過早？
王貴國：不早， 已經太晚了。 因為“一帶一路’在執行中， 現在再不從法律上做出根本性的規劃、整體的規劃，以後將是很麻煩的。現在有這麼多國際條約，包括世貿組織、雙邊協定，包括已建立的多邊自貿協定，這些國際條約和”一帶一路”的條約、協定如何吻合，協調，是目前需要考慮的問題。
而我們在“一帶一路”的問題上沒有藍圖，就像蓋房子似的，你沒有藍圖，別人已經有不同的房子，你要和那些房子有相互的吻合、對接，怎麼樣做呢？所以我們覺得，目前不是提倡法律沒有到時候，而是已經很晚了。
北青報：您說，“一帶一路’沒有藍圖？
王貴國：我講的是藍圖是指法律藍圖。
北青報：法律藍圖在整體藍圖裡是什麼地位？
王貴國：應該是起保障“一帶一路”順利實施的地位，比如爭端解決就是。爭端一定會發生，甚至有些已經發生，那用什麼方式解決？在哪裡解決？本身就是話語權的問題。這也是我們提出這套爭端解決制度的原因。
北青報：在這套爭端解決制度中，中國應該是什麼位置？
王貴國：就像“一帶一路”一樣。“一帶一路”是中國提出來的，但不是中國的，是所有沿線國家，是世界的，只有用這種胸懷，用這種態度才能把“一帶一路”做好。爭端解決也是一樣，中國固然要和其他國家合作，也會有爭議，企業也和其他企業有爭議，但並不是中國說，我這裡有一套爭議解決方式，到這裡解決就行了，一定要有其他國家的合作，不同層次的合作。我們主張的是ppp這種合作方式，國家、政府、企業、私人形成合作關係。
北青報：據我瞭解，藍皮書是37個國家參與，但這些國家的政治情況是不一樣的，如何平衡國內政治和法律框架？
王貴國：我們強調要取得最大公約數，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說不可以強調中國怎麼做，或者按中國的意圖去做，我們強調怎麼讓大家都接受。
北青報：法律框架是在政治穩定的情況下尋求？
王貴國：這不是政治穩定需要法律框架，而是法律框架本身就可以促使政治穩定，或者說，可以促使貿易投資環境的穩定。
現在再不從法律上做出根本性的規劃、整體的規劃，以後將是很麻煩的。現在有這麼多國際條約，包括世貿組織、雙邊協定，包括已建立的多邊自貿協定，這些國際條約和”一帶一路”的條約、協定如何吻合，協調，是目前需要考慮的問題。而我們在“一帶一路”的問題上沒有藍圖，就像蓋房子似的，你沒有藍圖，別人已經有不同的房子，你要和那些房子有相互的吻合、對接，怎麼樣做呢？所以我們覺得，目前不是提倡法律沒有到時候，而是已經很晚了。
北青報：您說，“一帶一路’沒有藍圖？
王貴國：我講的是藍圖是指法律藍圖。
北青報：法律藍圖在整體藍圖裡是什麼地位？
王貴國：應該是起保障“一帶一路”順利實施的地位，比如爭端解決就是。爭端一定會發生，甚至有些已經發生，那用什麼方式解決？在哪裡解決？本身就是話語權的問題。這也是我們提出這套爭端解決制度的原因。
北青報：在這套爭端解決制度中，中國應該是什麼位置？
王貴國：就像“一帶一路”一樣。“一帶一路”是中國提出來的，但不是中國的，是所有沿線國家，是世界的，只有用這種胸懷，用這種態度才能把“一帶一路”做好。爭端解決也是一樣，中國固然要和其他國家合作，也會有爭議，企業也和其他企業有爭議，但並不是中國說，我這裡有一套爭議解決方式，到這裡解決就行了，一定要有其他國家的合作，不同層次的合作。我們主張的是ppp這種合作方式，國家、政府、企業、私人形成合作關係。
北青報：據我瞭解，藍皮書是37個國家參與，但這些國家的政治情況是不一樣的，如何平衡國內政治和法律框架？
王貴國：我們強調要取得最大公約數，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說不可以強調中國怎麼做，或者按中國的意圖去做，我們強調怎麼讓大家都接受。
北青報：法律框架是在政治穩定的情況下尋求？
王貴國：這不是政治穩定需要法律框架，而是法律框架本身就可以促使政治穩定，或者說，可以促使貿易投資環境的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