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斯·埃隆
選自《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導言
一
轉自書迷屋
1966年12月， 大名鼎鼎的哲學家、思想史家以賽亞·伯林到友人、著名美國學者艾德蒙·威爾遜處做客。 威爾遜在一則日記裡提到， 兩人此間有過一次爭論。 伯林“變得很激動， 有時對人充滿非理性的偏見”， 威爾遜寫道， “比如[對]漢娜·阿倫特， 儘管他從未讀過她那本關於艾希曼的書”。 在1987年發表在《耶魯評論》上的一篇回憶錄裡，
結果， 刊登在《紐約客》上的系列文章以及後來出版的專著， 基本上是審判報告，
這顆石子之所以能夠激起千層浪， 主要是因為阿倫特把艾希曼刻畫成了一個老黃牛似的、“平庸的”辦公室罪犯。 （“平庸”一詞實際上只在全書最後一頁才出場， 卻潛在地貫穿整部作品。 ）艾希曼的平庸和乏味性格在開庭第一天就衝擊著阿倫特。 她將自己那種印象式的第一反應寫進了給雅斯貝爾斯、麥卡錫、布呂歇的信裡。 她寫道， 他甚至都算不上兇惡（她用的是德語常見詞unheimlich， 有陰森恐怖之意，
她本應知道， 就算希特勒站在那裡也不過如此。 大多數失勢的暴君和連環殺手看起來都一臉慘相、沒有殺傷力， 甚至可憐兮兮。 想想薩達姆·侯賽因蓬頭垢面地鑽出洞穴時的那副樣子吧。 在這個初期階段， 她是否陷入了所謂以貌取人的泥潭？我們偶爾都會犯這樣的錯。 阿倫特不僅對外表感興趣， 更對筆跡感興趣。 “面相學”在她青年時代曾風靡德國知識界（對於如希特勒一樣想當總理的人， 卡爾·雅斯貝爾斯說光看一眼就不寒而慄， 而阿倫特的老師馬丁·海德格爾的態度則大相徑庭， 驚歎“瞧瞧他的手啊！”）。 然而庭審開始幾天後，
她總結，艾希曼庭審中語言連貫上的無能同他思考能力的欠缺，或者說缺乏換位思考的能力之間密不可分。他的空洞絕不等同於愚蠢。他骨子裡既不充滿仇恨也不癲狂，也沒有無盡的嗜血欲，但更加可怕的是，他體現了納粹罪惡本身的無個性化性質（faceless nature of Nazi evil）——在一個封閉體制內、由病態的暴徒實施、目標旨在消滅受害者的人格個性。納粹成功翻轉了他頭腦中的合法秩序，把謬誤與惡意變成一個新式“正義”的基礎。在第三帝國，人們對罪惡已經麻木，認定了其平常性。納粹將之重新定義為“市民規範”。傳統的善成了一種誘惑，大多數德國人則迅速學習來抵制這種誘惑。在這個黑白顛倒的世界裡，艾希曼（也許跟四十年後的波爾布特一樣）似乎並未意識到自己在行兇作惡。在基本道德問題上，阿倫特警告世人，那些一度被視作正直的本能，再也不是理所應當的。
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她仍然堅守康得對根本惡的看法；這種惡到了納粹時代，破壞了道德律令的根基，分裂了法律範疇，踐踏了人性的判斷力。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裡，以及在接踵而至的爭論聲中，她堅稱只有善才擁有深度。善可以是根本性的，而惡從來不是。惡只能是極端的，因為它既不具備深度，也不具備魔性維度——而這正是它的恐怖之處，它可以像真菌一樣散佈在地球表面，把整個世界變成一片荒蕪。惡來源於思維的缺失。當思維墜落於惡的深淵，試圖檢驗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則時，總會一無所獲。惡泯滅了思維。這就是惡的平庸性。
艾希曼有事業心，並且迫切希望獲得晉升，但他不會通過殺掉上司而謀其位。他也沒有展現出任何與眾不同的想法。阿倫特斷言，是他的“平庸性”註定他成為那個時代最大的罪犯之一。她不滿地指出，在審判艾希曼的過程中，說他是大屠殺背後的設計師、智囊實在是荒唐，竟從沒人提出或討論過：他根本就沒有腦子。之所以無人討論，一方面是由於這一點很難理解，還有一個原因，艾希曼審判是一場由本—古裡安導演的庭審秀，至少部分源於政治需要——證明大屠殺就是史上最大的反猶迫害事件。
艾希曼的所謂平庸性是這本書引發如此軒然大波的主要原因。大多數人仍然以為謀殺犯都是暴徒或惡魔。另一個原因來自該書對納粹欽定的“猶太委員會”所作的簡短評價。猶太委員會中的顯要人物無法看穿納粹的陰謀，徒勞地希望他們為本地猶太人的利益作出最大貢獻，卻在不經意間成了納粹以最小行政成本和財力在最大程度上消滅猶太人之決策的工具。當然，以上兩點都並不新鮮。蓋爾索姆·肖勒姆在致阿倫特的一封公開信裡指責她沒有良心，而若是換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定不會視阿倫特的“平庸的惡”為廉價的口號。當魔鬼造訪卡拉馬佐夫時，他成了一個寒酸的、愚笨的、粗俗的蠢蛋。在阿倫特之前已有人強調過，對於希特勒或史達林這樣的魔頭，人格的平庸同他們向世界發洩窮凶極惡之間是存在差異的。幾乎每個參加過戰後集體屠殺犯審判的人（其中不乏聲名卓著的醫生和藥劑師），離席時都惴惴不安，因為殺人犯看起來跟你我沒什麼兩樣。以色列法庭的心理專家在給艾希曼進行過身體檢查後，發現他是一個“完全正常的人，甚至某種程度上比給他做完檢查的我還要正常”，這暗示出正常與無比殘忍並存在他的身體裡。這一暗示粉碎了我們通常的認知，並且揭示出審判中的真正謎團。西蒙娜·德·波伏瓦以同樣的口吻說過，法國納粹頭目皮埃爾·賴伐爾在戰後接受審判時看似平淡無奇、無足輕重，就是一個缺乏想像力、垂頭喪氣的小癟三。
無獨有偶。早于阿倫特的書出版前很久，在以色列以及其他地方就有許多人指責猶太委員會是納粹陰謀的幫兇。本書問世六年前，在一宗聳人聽聞的誹謗案上，耶路撒冷地方法院的主審法庭對猶太委員會和猶太人助紂為虐的批判遠遠狠過阿倫特在那短短一段中所言。多年以來，在知名作品中都不乏相似的指控，比如讓—弗朗索瓦·施坦納的《特裡布林卡》、塔德烏什·博羅夫斯基的《女士們先生們，這是通往毒氣室之路》，當然還有勞爾·希爾伯格那本里程碑式的《歐洲猶太人的毀滅》，阿倫特也曾多次徵引此書。
阿倫特的論述新穎且別具挑釁之處在於，她固執地挑戰猶太社團領袖層。他們有無其他選擇？她只是秉著她對真相之政治功能的看法，試探性地給出答案。如果猶太委員會的人知道那些猶太人將被遣送至何處，他們應該說出真相嗎？假如他們知道真相，又有多少人可以實現自救？猶太委員會的高層人士為什麼對權威如此卑躬屈膝、俯首貼耳？
一些社團領袖十分清楚，被遣送者將直接抵達奧斯維辛（而並非納粹所說的某個東方定居點）。在那種情況下，公開反抗當然是不可思議的。另一方面，猶太委員會的領袖們為什麼不拒絕接受納粹指派的任務？他們畢竟擁有道德權威，為什麼不建議猶太人逃跑或者潛藏起來？阿倫特在暗示，假如根本不存在猶太人的組織或猶太委員會，遣送機器不可能運轉得如此順暢。納粹可能不得不把上百萬人一個個拖出家門。如果是這樣，難道不會有更多猶太人獲救嗎？
假如猶太委員會不是這般“德國式”地守紀律，假如他們沒有把潛在的被遣送者匯成詳細名單，假如他們沒有把這些名單上交給納粹，假如他們沒有為納粹搜集鑰匙、羅列清空住房的明細以轉交給“雅利安人”使用，假如他們沒有召喚被遣送者在某一天某一時刻到某個火車站集合，帶上三四天的口糧踏上旅程，是否會少死一些人呢？此前也有人提出過類似問題。但是阿倫特走得更遠，她暗示猶太領袖不經意間讓自己掉進了一個惡毒的陷阱，並成為受害體系中的一部分。
她寫道：“全部真相是，假如猶太人民真的沒有組織、沒有領導的話，的確會亂成一團、慘不忍睹；但是那樣一來，受害者的數目也就不可能達到四百五十萬到六百萬。”
為什麼許多人聽到這句話時既麻木不仁又莫名震驚？理由很清楚，因為眾所周知，猶太人的確有領導、有聲名顯赫者，他們的組織有地方性的，也有覆蓋全民族的。其中不少還曾經幫助過他們，曾竭盡全力減緩他們的苦難。只有一小部分人瞭解納粹種族滅絕計畫的規模。假如這些領袖跟許多人一樣逃到國外，棄那些一直依賴他們的猶太人而不顧，阿倫特又會怎麼說他們呢？假如她能對那些留守的猶太領袖遭遇的恐怖窘境施與理解，她的控訴會否不那麼令人震驚？她的確看出了被圍困的人們更願意抱一絲希望，相信哪怕能買到時間，事態也總會好轉。假如她不是直接抨擊，而僅僅是引起質疑，她是否不會那樣激怒她的讀者？假如她直白說出猶太領導“不經意間”成了自我毀滅的推手，是否能少招致些憤怒？而這當然正是她的言外之意。
三
瓦爾特·拉克爾在論戰的早期就曾寫道，阿倫特被攻擊的原因，與其說是她說話的內容，倒不如說是她說話的方式。當她指出備受敬仰的猶太大拉比、柏林猶太委員會主席萊奧·貝克是“猶太元首”（她在第二版中用到了這個說法）時，語氣之無禮已經到了不可原諒的程度。她的筆法總是咄咄逼人、狂妄不羈，語氣充滿學究范兒，盛氣淩人。她特別愛說似是而非的話，她的諷刺挖苦與討論大屠殺顯得格格不入。有個很好的例子：她說艾希曼棄暗投明去支持猶太複國主義者的猶太問題解決方案，這顯然是一種諷刺；可是，這個說法卻被廣泛誤解、被錯誤闡釋。
她的譏諷往往弄巧成拙。阿倫特傳記的作者伊莉莎白·揚—布魯爾慧眼看出，阿倫特提出了真正的道德問題，卻用不必要的諷刺（也許還有肆無忌憚）而令問題變得晦澀難懂。她一而再地說，自己掌握“客觀”與真相，而且不只是真相，還是“全部真相”，比如“全部真相本來是”、“全部真相在於”。她稱自己比別人更“理解”艾希曼，她隨意向控辯雙方以及三位她尊敬的法官提建議。艾希曼的法官都是從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德國移民至此的，在她的書裡形象非常正面。
現在，透過她的私人書信，我們知道她是帶著一些關於以色列及其政治制度、政府、對阿拉伯人政策等的先入之見來到耶路撒冷的。看到本—古裡安試圖利用這場審判在大批意志消沉的新近移民中間製造一種民族團結感，她著實吃了一驚。她還打算依靠非正式的證據得出絕對的結論。她寫信告訴雅斯貝爾斯，以色列警方“讓我毛骨悚然，他們只講希伯來語，卻分明長著阿拉伯人的樣子。其中還有些人是徹頭徹尾的野蠻人。什麼命令他們都敢執行”。假如她真的這樣想，也就難怪她會認為本—古裡安執導這場庭審秀只是為了向德國政府索要更多賠償金。她確信，本—古裡安同阿登納之間有一個秘密協議，不讓漢斯·格洛布克的名字出現在庭審過程中。格洛布克是阿登納政府的高官，在納粹時代，他曾為紐倫堡種族法案編制過官方的法律解釋。不過，格洛布克的名字還是在庭審中冒出來過幾次。
法院之外，她譴責“東方暴民”，說自己如同置身伊斯坦布爾或半亞洲國家。看到“留著長鬢角、身著卡夫蘭長袍的猶太人”，即正統東歐猶太人，真把她嚇了一跳，“他們令這裡所有理性的人都無法生活”。在阿倫特看來，理性的以色列人是說德語的德國和奧地利移民，包括她自己的來自弗賴堡、海德堡、柏林的親戚朋友。很幸運，她對雅斯貝爾斯說，審判艾希曼的三位法官都出身德國，的確是“最好的德國猶太人”。雅斯貝爾斯以同樣的口吻回復：“讓我們期待這三位德裔猶太人能控制住局面。”
她對吉德翁·豪斯納主控官廉價的愛國主義反應十分激烈，因為他要用這場審判力挺本—古裡安對猶太歷史的決定性看法。在一封寫給雅斯貝爾斯的信中，她把豪斯納描述成“典型的加利西亞猶太人，非常不討人喜歡，很煩人，時常出錯。也許屬於根本不懂其他語言的那類人”。後來，戈爾達·邁爾和梅納赫姆·貝京執政下的以色列政府把大屠殺神話植入一種新的國民宗教之中，又將其開發成以色列拒絕撤出佔領地區的依據，她對此的看法一定會很有意思。她批評以色列過分民族主義地、過分急促地宣揚一種特殊道德價值，當然十分在理。不過，她說得有點過頭。
後來的幾年裡，阿倫特也承認她的一些表述有誤或過於誇張。最大的錯誤就是這本書最著名的或曰敗壞名譽的副標題。“平庸的惡”這個短語進入了流行語詞典以及熟語大全。經過反思，她對使用這個令她遭遇圍攻的短語感到抱歉。1971年，她在一次電視採訪中說，若是在今天，她決計不會用那個說法。她說這番話的時候，軒然大波已歸於風平浪靜，但仍然有人指責她為屠殺犯辯白，冒犯對死者的懷念。
她對猶太委員會的評論只占了全書中的十來頁，對全書主旨並無本質影響。這些似乎是她在重讀勞爾·希爾伯格的書後，又增加了些思考才補充進去的內容。她為豪斯納使用諸如“你為什麼不反抗？”之類的問題，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呵責某些證人而義憤填膺。猶太委員會的悲劇角色在審判中幾乎從未被提起，至少檢控官沒提過，這令人生疑。她爭論的對手不是被殺害的猶太人，而是他們的一些領袖以及以色列的檢方，她懷疑後者在袒護這些領袖。她的懷疑將得到證實。這場庭審秀的目標不是給艾希曼定罪或檢視猶太委員會。審判過去二十年後，副檢控官加布里爾·巴赫（後來成為最高法院法官）告訴一位採訪者，如果所有證人都出庭講述猶太委員會的故事，“那麼將不會有人記得艾希曼”！
起初，阿倫特不理解為什麼她對猶太委員會的評論會引發如此的盛怒；後來她認定，那是因為她無意中拽出了一段尚未塵封的歷史。她變得有些偏執，尤其是看到德高望重的前猶太委員會成員如今在以色列政府身居高位，她就更加確信自己是對的。不過，她能引證的唯一一個名字是個職位不高的新聞官，在以色列一個小部門當差。
美國媒體的評論似乎證實了她最壞的懷疑。《紐約時報》挑選了以色列首席檢控官的一位助手來評論這本書。在左翼的《黨派評論》（這份雜誌一直很器重阿倫特，多年來沒少發表她的文章）上，萊昂內爾·阿貝爾寫道，她讓艾希曼成了“招人喜歡的人，而讓受害者成了令人噁心的人”。他聲稱，書中的艾希曼比其受害者的形象更加正面。
加拿大猶太人人權同盟寄出一封信，敦促全美拉比在猶太重大節日上公開聲討阿倫特。後來，他們還對羅爾夫·霍赫胡特採取了同樣的措施，因為他把納粹的罪責轉嫁到了教皇頭上。霍赫胡特當然沒有做過這樣的事，阿倫特也從未對艾希曼的滔天罪責進行開脫。只是，她認為他應當受的懲罰不僅僅是死刑。猶太委員會方便了納粹行動，但納粹終究是自己動手對猶太人實施了殺戮。
這場醜聞很快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索爾·貝婁在《賽穆勒先生的行星》一書中嚴厲斥責阿倫特利用猶太大屠殺的悲劇歷史推銷魏瑪時代知識份子的愚蠢思想。平庸是一種過繼來的托詞，實際含義是強烈要求拋棄良知。一場全國性的運動在美國拉開了大幕，目的是要讓她在學術界名譽掃地。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反應之劇烈程度遠遠超出初始目的。一群演講者從以色列和英國蜂擁而至；他們走遍美國，斥責阿倫特是一個“自我憎恨的猶太人”、“虛無的羅莎·盧森堡”。四個猶太組織各自雇用學者對阿倫特的文字進行地毯式閱讀，找出錯誤，令其貶值。不過其中大多數錯誤都微不足道，比如錯誤的日期、拼錯的名字。《山間猶太新聞報》上的一篇書評標題為“自我憎恨的猶太女人製造的親艾希曼之書”。另有一些評論者批評她不該稱艾希曼審判為“庭審秀”。不過，本—古裡安從一開始安排逮捕或綁架艾希曼到以色列的意圖，到後來在公開場合的講話，都不言自明地證實了這的確是一場庭審秀。用本—古裡安的話說，其目的在於“教育年輕人”和整個世界，並向猶太人民宣告，要跟他們的劊子手算一筆陳年舊賬。法國《新聞觀察家週報》刊登了書中一些節選並且發問道：“她是個納粹嗎？”
就阿倫特評論猶太委員會一事，以色列的反應普遍比美國溫和。以色列媒體最早發表的評論是令人敬佩的。著名的以色列報紙《國土報》摘選了書中大段內容，並且在前後文中做了合理的鋪墊和注解。這並不奇怪。在責備猶太委員會的時候，阿倫特的口氣更像一位老牌猶太複國主義者；而複國主義，畢竟是一場猶太人的自我批判運動。
數月後，剛從美國移民而來的文學評論家所羅門·格羅贊斯基在以色列半官方日報《達瓦爾》上率先發起針對阿倫特的攻擊。他首先批評阿倫特允許《紐約客》把她的文章跟蒂凡尼珠寶和皮衣廣告刊登在同一版。格羅贊斯基含沙射影地說，她在借此獲得物質利益。他責難“阿倫特女士這等猶太人是致命毒素，是喝下自治毒藥的人，而且到處散佈流毒，甚至散佈到奧斯維辛和耶路撒冷”。當時以色列還沒有出版過該書的譯本，但是早在1965年，抨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書（譯自美國版）就已經出版。《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第一個希伯來語譯本（或阿倫特其他作品的譯本）直到1999年才問世。
蓋爾索姆·肖勒姆曾在文學雜誌《交鋒》上發表一封公開信，嚴厲指責阿倫特缺乏頭腦、沒心沒肺，尤其責備她關於萊奧·貝克以及其他猶太委員會成員的評論。今天，許多讀者會對他的看法表示認同。不過我懷疑，是否許多人也會像他一樣要求阿倫特拿出更多“對以色列的愛”，即他所謂更多的愛國主義、更多的情感投入。那恰好是阿倫特認為應該避免的事。而若仔細閱讀肖勒姆致阿倫特的這封公開信就會發現，在猶太委員會這個敏感話題上，他的態度是那麼矛盾，事實上還對阿倫特帶有些許的贊同。他寫道：“那些人說猶太人是活該受此命運，說他們沒有提早採取行動自衛、是懦夫，對此我無法辯駁。最近，我在閱讀那位誠實的反猶太的猶太人庫爾特·圖霍爾斯基的一本書，讀到了以上的句子。我不能否認，圖霍爾斯基是對的。”不同于阿倫特的是，肖勒姆不想去判斷。他寫道：“我當時不在場。”阿倫特對此的回應是，拒絕表態是對歷史與正義根基的腐蝕。
假如阿倫特對猶太領袖的痛苦表現出多一點的同情，假如她寫“萊奧·貝克是出於盲目和天真”或者類似效果的詞，肖勒姆是否還會如此嚴苛？說不定他會作出自己的判斷。
思考、判斷、行動在這裡環環相扣，在她的其他作品中也是如此。她的立場是，假如你對自己說“我該審判誰”，你就已經輸了。她一生總是被標上記號，就跟這本書引發的爭論一樣。即便她已經離世多年，她依然會構成爭議的主題。幾年前，一本描寫她在豆蔻之年同馬丁·海德格爾那段天真愛戀的書在出版界引發了一場地震。這足可說明問題。作者將她刻畫成一個自我憎恨的猶太人，一個被納粹老教授、有兩個孩子的已婚男人色誘的笨女人。這本書對她與海德格爾之間畢生的複雜關係作出了粗暴的解讀，可是，一些評論者似乎對這種暴力簡化的視角感到十分受用。托尼·朱特幾年前在《紐約書評》上撰文，稱阿倫特犯過一些小錯，她的批評者們因此永遠不會原諒她；然而她在許多大事上作出了正確的選擇，為此，她值得被銘記。若知道自己的書重新喚起讀者的興趣，她一定會一邊欣慰一邊苦笑。她曾說，最悲哀的榮譽莫過於“死後的榮譽”。當《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醜聞如火如荼之際，雅斯貝爾斯曾寫信安慰她：總有一天，猶太人將會在以色列為你建造一座紀念碑，就像他們剛剛為斯賓諾莎所做的那樣。儘管你也許活不到那一天。這個願景至今尚未實現，不過我們總會看到那一天的。
漢娜·阿倫特
她強調艾希曼在道德和智識上很空洞，內心是虛無的。因此他向萊斯描述因暈血而不能做醫生的論述，不太像是謊言。她總結，艾希曼庭審中語言連貫上的無能同他思考能力的欠缺，或者說缺乏換位思考的能力之間密不可分。他的空洞絕不等同於愚蠢。他骨子裡既不充滿仇恨也不癲狂，也沒有無盡的嗜血欲，但更加可怕的是，他體現了納粹罪惡本身的無個性化性質（faceless nature of Nazi evil）——在一個封閉體制內、由病態的暴徒實施、目標旨在消滅受害者的人格個性。納粹成功翻轉了他頭腦中的合法秩序，把謬誤與惡意變成一個新式“正義”的基礎。在第三帝國，人們對罪惡已經麻木，認定了其平常性。納粹將之重新定義為“市民規範”。傳統的善成了一種誘惑，大多數德國人則迅速學習來抵制這種誘惑。在這個黑白顛倒的世界裡，艾希曼（也許跟四十年後的波爾布特一樣）似乎並未意識到自己在行兇作惡。在基本道德問題上，阿倫特警告世人，那些一度被視作正直的本能，再也不是理所應當的。
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她仍然堅守康得對根本惡的看法；這種惡到了納粹時代，破壞了道德律令的根基，分裂了法律範疇，踐踏了人性的判斷力。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裡，以及在接踵而至的爭論聲中，她堅稱只有善才擁有深度。善可以是根本性的，而惡從來不是。惡只能是極端的，因為它既不具備深度，也不具備魔性維度——而這正是它的恐怖之處，它可以像真菌一樣散佈在地球表面，把整個世界變成一片荒蕪。惡來源於思維的缺失。當思維墜落於惡的深淵，試圖檢驗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則時，總會一無所獲。惡泯滅了思維。這就是惡的平庸性。
艾希曼有事業心，並且迫切希望獲得晉升，但他不會通過殺掉上司而謀其位。他也沒有展現出任何與眾不同的想法。阿倫特斷言，是他的“平庸性”註定他成為那個時代最大的罪犯之一。她不滿地指出，在審判艾希曼的過程中，說他是大屠殺背後的設計師、智囊實在是荒唐，竟從沒人提出或討論過：他根本就沒有腦子。之所以無人討論，一方面是由於這一點很難理解，還有一個原因，艾希曼審判是一場由本—古裡安導演的庭審秀，至少部分源於政治需要——證明大屠殺就是史上最大的反猶迫害事件。
艾希曼的所謂平庸性是這本書引發如此軒然大波的主要原因。大多數人仍然以為謀殺犯都是暴徒或惡魔。另一個原因來自該書對納粹欽定的“猶太委員會”所作的簡短評價。猶太委員會中的顯要人物無法看穿納粹的陰謀，徒勞地希望他們為本地猶太人的利益作出最大貢獻，卻在不經意間成了納粹以最小行政成本和財力在最大程度上消滅猶太人之決策的工具。當然，以上兩點都並不新鮮。蓋爾索姆·肖勒姆在致阿倫特的一封公開信裡指責她沒有良心，而若是換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定不會視阿倫特的“平庸的惡”為廉價的口號。當魔鬼造訪卡拉馬佐夫時，他成了一個寒酸的、愚笨的、粗俗的蠢蛋。在阿倫特之前已有人強調過，對於希特勒或史達林這樣的魔頭，人格的平庸同他們向世界發洩窮凶極惡之間是存在差異的。幾乎每個參加過戰後集體屠殺犯審判的人（其中不乏聲名卓著的醫生和藥劑師），離席時都惴惴不安，因為殺人犯看起來跟你我沒什麼兩樣。以色列法庭的心理專家在給艾希曼進行過身體檢查後，發現他是一個“完全正常的人，甚至某種程度上比給他做完檢查的我還要正常”，這暗示出正常與無比殘忍並存在他的身體裡。這一暗示粉碎了我們通常的認知，並且揭示出審判中的真正謎團。西蒙娜·德·波伏瓦以同樣的口吻說過，法國納粹頭目皮埃爾·賴伐爾在戰後接受審判時看似平淡無奇、無足輕重，就是一個缺乏想像力、垂頭喪氣的小癟三。
無獨有偶。早于阿倫特的書出版前很久，在以色列以及其他地方就有許多人指責猶太委員會是納粹陰謀的幫兇。本書問世六年前，在一宗聳人聽聞的誹謗案上，耶路撒冷地方法院的主審法庭對猶太委員會和猶太人助紂為虐的批判遠遠狠過阿倫特在那短短一段中所言。多年以來，在知名作品中都不乏相似的指控，比如讓—弗朗索瓦·施坦納的《特裡布林卡》、塔德烏什·博羅夫斯基的《女士們先生們，這是通往毒氣室之路》，當然還有勞爾·希爾伯格那本里程碑式的《歐洲猶太人的毀滅》，阿倫特也曾多次徵引此書。
阿倫特的論述新穎且別具挑釁之處在於，她固執地挑戰猶太社團領袖層。他們有無其他選擇？她只是秉著她對真相之政治功能的看法，試探性地給出答案。如果猶太委員會的人知道那些猶太人將被遣送至何處，他們應該說出真相嗎？假如他們知道真相，又有多少人可以實現自救？猶太委員會的高層人士為什麼對權威如此卑躬屈膝、俯首貼耳？
一些社團領袖十分清楚，被遣送者將直接抵達奧斯維辛（而並非納粹所說的某個東方定居點）。在那種情況下，公開反抗當然是不可思議的。另一方面，猶太委員會的領袖們為什麼不拒絕接受納粹指派的任務？他們畢竟擁有道德權威，為什麼不建議猶太人逃跑或者潛藏起來？阿倫特在暗示，假如根本不存在猶太人的組織或猶太委員會，遣送機器不可能運轉得如此順暢。納粹可能不得不把上百萬人一個個拖出家門。如果是這樣，難道不會有更多猶太人獲救嗎？
假如猶太委員會不是這般“德國式”地守紀律，假如他們沒有把潛在的被遣送者匯成詳細名單，假如他們沒有把這些名單上交給納粹，假如他們沒有為納粹搜集鑰匙、羅列清空住房的明細以轉交給“雅利安人”使用，假如他們沒有召喚被遣送者在某一天某一時刻到某個火車站集合，帶上三四天的口糧踏上旅程，是否會少死一些人呢？此前也有人提出過類似問題。但是阿倫特走得更遠，她暗示猶太領袖不經意間讓自己掉進了一個惡毒的陷阱，並成為受害體系中的一部分。
她寫道：“全部真相是，假如猶太人民真的沒有組織、沒有領導的話，的確會亂成一團、慘不忍睹；但是那樣一來，受害者的數目也就不可能達到四百五十萬到六百萬。”
為什麼許多人聽到這句話時既麻木不仁又莫名震驚？理由很清楚，因為眾所周知，猶太人的確有領導、有聲名顯赫者，他們的組織有地方性的，也有覆蓋全民族的。其中不少還曾經幫助過他們，曾竭盡全力減緩他們的苦難。只有一小部分人瞭解納粹種族滅絕計畫的規模。假如這些領袖跟許多人一樣逃到國外，棄那些一直依賴他們的猶太人而不顧，阿倫特又會怎麼說他們呢？假如她能對那些留守的猶太領袖遭遇的恐怖窘境施與理解，她的控訴會否不那麼令人震驚？她的確看出了被圍困的人們更願意抱一絲希望，相信哪怕能買到時間，事態也總會好轉。假如她不是直接抨擊，而僅僅是引起質疑，她是否不會那樣激怒她的讀者？假如她直白說出猶太領導“不經意間”成了自我毀滅的推手，是否能少招致些憤怒？而這當然正是她的言外之意。
三
瓦爾特·拉克爾在論戰的早期就曾寫道，阿倫特被攻擊的原因，與其說是她說話的內容，倒不如說是她說話的方式。當她指出備受敬仰的猶太大拉比、柏林猶太委員會主席萊奧·貝克是“猶太元首”（她在第二版中用到了這個說法）時，語氣之無禮已經到了不可原諒的程度。她的筆法總是咄咄逼人、狂妄不羈，語氣充滿學究范兒，盛氣淩人。她特別愛說似是而非的話，她的諷刺挖苦與討論大屠殺顯得格格不入。有個很好的例子：她說艾希曼棄暗投明去支持猶太複國主義者的猶太問題解決方案，這顯然是一種諷刺；可是，這個說法卻被廣泛誤解、被錯誤闡釋。
她的譏諷往往弄巧成拙。阿倫特傳記的作者伊莉莎白·揚—布魯爾慧眼看出，阿倫特提出了真正的道德問題，卻用不必要的諷刺（也許還有肆無忌憚）而令問題變得晦澀難懂。她一而再地說，自己掌握“客觀”與真相，而且不只是真相，還是“全部真相”，比如“全部真相本來是”、“全部真相在於”。她稱自己比別人更“理解”艾希曼，她隨意向控辯雙方以及三位她尊敬的法官提建議。艾希曼的法官都是從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德國移民至此的，在她的書裡形象非常正面。
現在，透過她的私人書信，我們知道她是帶著一些關於以色列及其政治制度、政府、對阿拉伯人政策等的先入之見來到耶路撒冷的。看到本—古裡安試圖利用這場審判在大批意志消沉的新近移民中間製造一種民族團結感，她著實吃了一驚。她還打算依靠非正式的證據得出絕對的結論。她寫信告訴雅斯貝爾斯，以色列警方“讓我毛骨悚然，他們只講希伯來語，卻分明長著阿拉伯人的樣子。其中還有些人是徹頭徹尾的野蠻人。什麼命令他們都敢執行”。假如她真的這樣想，也就難怪她會認為本—古裡安執導這場庭審秀只是為了向德國政府索要更多賠償金。她確信，本—古裡安同阿登納之間有一個秘密協議，不讓漢斯·格洛布克的名字出現在庭審過程中。格洛布克是阿登納政府的高官，在納粹時代，他曾為紐倫堡種族法案編制過官方的法律解釋。不過，格洛布克的名字還是在庭審中冒出來過幾次。
法院之外，她譴責“東方暴民”，說自己如同置身伊斯坦布爾或半亞洲國家。看到“留著長鬢角、身著卡夫蘭長袍的猶太人”，即正統東歐猶太人，真把她嚇了一跳，“他們令這裡所有理性的人都無法生活”。在阿倫特看來，理性的以色列人是說德語的德國和奧地利移民，包括她自己的來自弗賴堡、海德堡、柏林的親戚朋友。很幸運，她對雅斯貝爾斯說，審判艾希曼的三位法官都出身德國，的確是“最好的德國猶太人”。雅斯貝爾斯以同樣的口吻回復：“讓我們期待這三位德裔猶太人能控制住局面。”
她對吉德翁·豪斯納主控官廉價的愛國主義反應十分激烈，因為他要用這場審判力挺本—古裡安對猶太歷史的決定性看法。在一封寫給雅斯貝爾斯的信中，她把豪斯納描述成“典型的加利西亞猶太人，非常不討人喜歡，很煩人，時常出錯。也許屬於根本不懂其他語言的那類人”。後來，戈爾達·邁爾和梅納赫姆·貝京執政下的以色列政府把大屠殺神話植入一種新的國民宗教之中，又將其開發成以色列拒絕撤出佔領地區的依據，她對此的看法一定會很有意思。她批評以色列過分民族主義地、過分急促地宣揚一種特殊道德價值，當然十分在理。不過，她說得有點過頭。
後來的幾年裡，阿倫特也承認她的一些表述有誤或過於誇張。最大的錯誤就是這本書最著名的或曰敗壞名譽的副標題。“平庸的惡”這個短語進入了流行語詞典以及熟語大全。經過反思，她對使用這個令她遭遇圍攻的短語感到抱歉。1971年，她在一次電視採訪中說，若是在今天，她決計不會用那個說法。她說這番話的時候，軒然大波已歸於風平浪靜，但仍然有人指責她為屠殺犯辯白，冒犯對死者的懷念。
她對猶太委員會的評論只占了全書中的十來頁，對全書主旨並無本質影響。這些似乎是她在重讀勞爾·希爾伯格的書後，又增加了些思考才補充進去的內容。她為豪斯納使用諸如“你為什麼不反抗？”之類的問題，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呵責某些證人而義憤填膺。猶太委員會的悲劇角色在審判中幾乎從未被提起，至少檢控官沒提過，這令人生疑。她爭論的對手不是被殺害的猶太人，而是他們的一些領袖以及以色列的檢方，她懷疑後者在袒護這些領袖。她的懷疑將得到證實。這場庭審秀的目標不是給艾希曼定罪或檢視猶太委員會。審判過去二十年後，副檢控官加布里爾·巴赫（後來成為最高法院法官）告訴一位採訪者，如果所有證人都出庭講述猶太委員會的故事，“那麼將不會有人記得艾希曼”！
起初，阿倫特不理解為什麼她對猶太委員會的評論會引發如此的盛怒；後來她認定，那是因為她無意中拽出了一段尚未塵封的歷史。她變得有些偏執，尤其是看到德高望重的前猶太委員會成員如今在以色列政府身居高位，她就更加確信自己是對的。不過，她能引證的唯一一個名字是個職位不高的新聞官，在以色列一個小部門當差。
美國媒體的評論似乎證實了她最壞的懷疑。《紐約時報》挑選了以色列首席檢控官的一位助手來評論這本書。在左翼的《黨派評論》（這份雜誌一直很器重阿倫特，多年來沒少發表她的文章）上，萊昂內爾·阿貝爾寫道，她讓艾希曼成了“招人喜歡的人，而讓受害者成了令人噁心的人”。他聲稱，書中的艾希曼比其受害者的形象更加正面。
加拿大猶太人人權同盟寄出一封信，敦促全美拉比在猶太重大節日上公開聲討阿倫特。後來，他們還對羅爾夫·霍赫胡特採取了同樣的措施，因為他把納粹的罪責轉嫁到了教皇頭上。霍赫胡特當然沒有做過這樣的事，阿倫特也從未對艾希曼的滔天罪責進行開脫。只是，她認為他應當受的懲罰不僅僅是死刑。猶太委員會方便了納粹行動，但納粹終究是自己動手對猶太人實施了殺戮。
這場醜聞很快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索爾·貝婁在《賽穆勒先生的行星》一書中嚴厲斥責阿倫特利用猶太大屠殺的悲劇歷史推銷魏瑪時代知識份子的愚蠢思想。平庸是一種過繼來的托詞，實際含義是強烈要求拋棄良知。一場全國性的運動在美國拉開了大幕，目的是要讓她在學術界名譽掃地。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反應之劇烈程度遠遠超出初始目的。一群演講者從以色列和英國蜂擁而至；他們走遍美國，斥責阿倫特是一個“自我憎恨的猶太人”、“虛無的羅莎·盧森堡”。四個猶太組織各自雇用學者對阿倫特的文字進行地毯式閱讀，找出錯誤，令其貶值。不過其中大多數錯誤都微不足道，比如錯誤的日期、拼錯的名字。《山間猶太新聞報》上的一篇書評標題為“自我憎恨的猶太女人製造的親艾希曼之書”。另有一些評論者批評她不該稱艾希曼審判為“庭審秀”。不過，本—古裡安從一開始安排逮捕或綁架艾希曼到以色列的意圖，到後來在公開場合的講話，都不言自明地證實了這的確是一場庭審秀。用本—古裡安的話說，其目的在於“教育年輕人”和整個世界，並向猶太人民宣告，要跟他們的劊子手算一筆陳年舊賬。法國《新聞觀察家週報》刊登了書中一些節選並且發問道：“她是個納粹嗎？”
就阿倫特評論猶太委員會一事，以色列的反應普遍比美國溫和。以色列媒體最早發表的評論是令人敬佩的。著名的以色列報紙《國土報》摘選了書中大段內容，並且在前後文中做了合理的鋪墊和注解。這並不奇怪。在責備猶太委員會的時候，阿倫特的口氣更像一位老牌猶太複國主義者；而複國主義，畢竟是一場猶太人的自我批判運動。
數月後，剛從美國移民而來的文學評論家所羅門·格羅贊斯基在以色列半官方日報《達瓦爾》上率先發起針對阿倫特的攻擊。他首先批評阿倫特允許《紐約客》把她的文章跟蒂凡尼珠寶和皮衣廣告刊登在同一版。格羅贊斯基含沙射影地說，她在借此獲得物質利益。他責難“阿倫特女士這等猶太人是致命毒素，是喝下自治毒藥的人，而且到處散佈流毒，甚至散佈到奧斯維辛和耶路撒冷”。當時以色列還沒有出版過該書的譯本，但是早在1965年，抨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書（譯自美國版）就已經出版。《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第一個希伯來語譯本（或阿倫特其他作品的譯本）直到1999年才問世。
蓋爾索姆·肖勒姆曾在文學雜誌《交鋒》上發表一封公開信，嚴厲指責阿倫特缺乏頭腦、沒心沒肺，尤其責備她關於萊奧·貝克以及其他猶太委員會成員的評論。今天，許多讀者會對他的看法表示認同。不過我懷疑，是否許多人也會像他一樣要求阿倫特拿出更多“對以色列的愛”，即他所謂更多的愛國主義、更多的情感投入。那恰好是阿倫特認為應該避免的事。而若仔細閱讀肖勒姆致阿倫特的這封公開信就會發現，在猶太委員會這個敏感話題上，他的態度是那麼矛盾，事實上還對阿倫特帶有些許的贊同。他寫道：“那些人說猶太人是活該受此命運，說他們沒有提早採取行動自衛、是懦夫，對此我無法辯駁。最近，我在閱讀那位誠實的反猶太的猶太人庫爾特·圖霍爾斯基的一本書，讀到了以上的句子。我不能否認，圖霍爾斯基是對的。”不同于阿倫特的是，肖勒姆不想去判斷。他寫道：“我當時不在場。”阿倫特對此的回應是，拒絕表態是對歷史與正義根基的腐蝕。
假如阿倫特對猶太領袖的痛苦表現出多一點的同情，假如她寫“萊奧·貝克是出於盲目和天真”或者類似效果的詞，肖勒姆是否還會如此嚴苛？說不定他會作出自己的判斷。
思考、判斷、行動在這裡環環相扣，在她的其他作品中也是如此。她的立場是，假如你對自己說“我該審判誰”，你就已經輸了。她一生總是被標上記號，就跟這本書引發的爭論一樣。即便她已經離世多年，她依然會構成爭議的主題。幾年前，一本描寫她在豆蔻之年同馬丁·海德格爾那段天真愛戀的書在出版界引發了一場地震。這足可說明問題。作者將她刻畫成一個自我憎恨的猶太人，一個被納粹老教授、有兩個孩子的已婚男人色誘的笨女人。這本書對她與海德格爾之間畢生的複雜關係作出了粗暴的解讀，可是，一些評論者似乎對這種暴力簡化的視角感到十分受用。托尼·朱特幾年前在《紐約書評》上撰文，稱阿倫特犯過一些小錯，她的批評者們因此永遠不會原諒她；然而她在許多大事上作出了正確的選擇，為此，她值得被銘記。若知道自己的書重新喚起讀者的興趣，她一定會一邊欣慰一邊苦笑。她曾說，最悲哀的榮譽莫過於“死後的榮譽”。當《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醜聞如火如荼之際，雅斯貝爾斯曾寫信安慰她：總有一天，猶太人將會在以色列為你建造一座紀念碑，就像他們剛剛為斯賓諾莎所做的那樣。儘管你也許活不到那一天。這個願景至今尚未實現，不過我們總會看到那一天的。
漢娜·阿倫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