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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送書給胡適品評,為何卻碰了一鼻子灰?

1923年4月初, 梁漱溟有一封短函致胡適:“往者此書出版, 曾奉一冊請正, 未見誨答。 茲承批評, 敢不拜嘉!”函中“此書”, 指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但是, 接下來梁漱溟語鋒一轉:“至尊文間或語近刻薄, 頗失雅度;原無嫌怨, 曷為如此?願複省之。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梁漱溟

1921年暑假, 梁漱溟應山東省教育廳的邀請, 到濟南去講學。 此時的梁漱溟只有28歲, 但已在著名的北京大學任教數年。 在東西文化、哲學研究方面, 已取得相當成績。 這次講學, 他傾其全力, 將自己這些年對此類問題的理解和思考, 一古腦地端了出來, 由羅常培記錄下來, 經過整理, 在山東鉛印出版成書。 這, 就是梁漱溟的成名之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很快, 北京也重印了這部書。 由於當時對東、西方文化應如何發展演進, 世人都十分關注, 所以這部書的出版, 自然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不長時間, 此書就一版再版。

作為著者, 梁漱溟當然希望此書獲得同行學人的評述認定。 他將此書贈送一冊給胡適, 希望能得到胡適的認可。

胡適確實是評說此書的合適人選。 他有較深的中國舊學根底, 又留學美國, 對東西方文化的演變有自己的獨立看法。 此前, 他還出版了《中國哲學史大綱》, 表現了他寬博而深入的學養及識見。 但是, 雖然收到梁漱溟的贈書, 胡適卻很久沒有回應。

胡適往來書信

1923年, 胡适才在他創辦的《讀書雜誌》上, 發表出《讀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文。 此文洋洋灑灑, 竟寫了一萬兩千多字。 可是, 梁漱溟讀到此文後, 為何會有“尊文間或語近刻薄, 頗失雅度”這樣的看法, 並表示很大不滿呢?

胡適引了梁漱溟這樣一段話:“凡一種文化, 若不能成為世界文化, 則根本不能存在;若仍可存在, 當然不能限於一國, 而須成為世界文化。 ”胡適首表示:“這種邏輯是很可驚異的”, “這樣多方面的文化, 在這個大而複雜的世界上, 不能沒有時間上和空間的個性的區別。 在一個國裡,

尚且有南北之分, 古今之異, 何況偌大的世界?”

接下來順著梁漱溟的思路延伸:“若否認了這種種時間和空間的區別, 那麼, 我們也可以說無論何種劣下的文化都可成為世界文化。 我們也許可以勸全世界人都點‘極黑暗的油燈’, 都用‘很笨拙的騾車’, 都奉喇嘛教, 都行君主獨裁政治;甚至於鴉片、細腰、穿鼻、纏足。 如果走運行時, 何嘗都沒有世界文化的資格呢?”

梁漱溟在著述中認為:“中國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 寡欲攝生, 而絕沒有提倡要求物質享樂的;卻亦沒有印度的禁欲思想。 不論境遇如何, 他都可以滿足安受, 並不定要求改造一個局面。 ”

胡適有些惱怒的說:“梁先生難道不睜眼看看古往今來的多妻制度, 娼妓制度, 整千整萬的提倡醉酒的詩,

整千整萬恭維婊子的詩, 《金瓶梅》與《品花寶鑒》, 壯陽酒與春宮秘戲圖。 這種東西是不是代表一個知足安分寡欲攝生的民族的文化?只看見了陶潛、白居易, 而不看見無數的西門慶與奚十一;只看見了陶潛、白居易詩裡的樂天安命, 而不看見他們詩裡提倡酒為聖物而醉為樂境……這是我們不能不責備梁先生的。 ”

胡適的文中, 還常常直截了當, 說梁漱溟“這更是荒謬不通了”, “只是閉眼的籠統話。 全無‘真知灼見’。 ”“而梁漱溟先生忍心害理的說……”這樣的言辭, 作為書作者, 感受當然是“語近刻薄”。 文章結束時, 胡適還以這樣的話來掃尾:“他(梁漱溟)既不能不拿環境的變遷來說明將來的文化, 他何不老實用同樣的原因來說明現在的文化的偶然不同呢。 ”

胡適

胡適的評述是較為嚴謹,科學,也相對有力度的。但對於著作人梁漱溟說來,這顯然不是他的初衷所求。梁漱溟送一冊書給胡適,顯然有獲得同行好評的欲念,然而胡適通篇基本沒有給梁漱溟好臉色。

1923年4月2日,寫信給梁漱溟。信中說道:“‘嫌怨’一語,未免言重,使人當不起。”對於梁漱溟認為的“刻薄”,胡適則坦然承認:“至於刻薄之教,則深中適作文之病。”但是,胡適對此有自己的看法:“然亦非有意為刻薄也。適每謂吾國散文中最缺乏詼諧風味,而最多板板面孔說規矩話。因此,適作文往往喜歡在極莊重的題目上說兩句滑稽話,有時不覺流為輕薄,有時流為刻薄。”

胡適認為,如此行筆為文,與人的性情有所關聯。接下便對比自己與梁的性情差異:“適頗近於玩世,而先生則屢自言凡事‘認真’。以凡事‘認真’之人,讀玩世滑稽之言,宜其扡格不入者多矣。”

信末,胡適相當誠懇地表示:“承先生不棄,懇切相規,故敢以此為報,亦他山之錯,朋友之誼應爾耳。先生想不以為罪乎?”梁漱溟讀到信後,亦不僅接受,還對個人性情,自作反思。他即刻回復胡適一函:“承教甚愧!早在涵容,猶未自知也。溟邇來複膺陽明,往時態度,深悔之矣。複謝。順候起居。”

胡適

胡適的評述是較為嚴謹,科學,也相對有力度的。但對於著作人梁漱溟說來,這顯然不是他的初衷所求。梁漱溟送一冊書給胡適,顯然有獲得同行好評的欲念,然而胡適通篇基本沒有給梁漱溟好臉色。

1923年4月2日,寫信給梁漱溟。信中說道:“‘嫌怨’一語,未免言重,使人當不起。”對於梁漱溟認為的“刻薄”,胡適則坦然承認:“至於刻薄之教,則深中適作文之病。”但是,胡適對此有自己的看法:“然亦非有意為刻薄也。適每謂吾國散文中最缺乏詼諧風味,而最多板板面孔說規矩話。因此,適作文往往喜歡在極莊重的題目上說兩句滑稽話,有時不覺流為輕薄,有時流為刻薄。”

胡適認為,如此行筆為文,與人的性情有所關聯。接下便對比自己與梁的性情差異:“適頗近於玩世,而先生則屢自言凡事‘認真’。以凡事‘認真’之人,讀玩世滑稽之言,宜其扡格不入者多矣。”

信末,胡適相當誠懇地表示:“承先生不棄,懇切相規,故敢以此為報,亦他山之錯,朋友之誼應爾耳。先生想不以為罪乎?”梁漱溟讀到信後,亦不僅接受,還對個人性情,自作反思。他即刻回復胡適一函:“承教甚愧!早在涵容,猶未自知也。溟邇來複膺陽明,往時態度,深悔之矣。複謝。順候起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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