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正確”這一概念和標準， 如今中國讀者都已並不陌生。 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 它在美國學界形成並逐步影響到美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政治正確”的目的， 是為了避免歧視和冒犯任何人， 尤其是那些由於種族、性別、性取向、身心障礙、宗教或政治觀點的不同經常處於弱勢的群體。
但同時， 它也面臨著不少的爭議。 要求所有言論“政治正確”和言論自由的邊界在哪裡？當“正確”反過來成為了對言論和行為的審查機制， 它本身是否也成為一種壓力和脅迫？對“正確”的要求過激， 幾乎把迫害者和受害者的道德位置相顛倒，
在美國， 對“政治正確”進行嘲諷的漫畫相當多。
是的， 我們可以說， 當性別歧視、地域歧視等等言論仍然充斥於四周， 我們或許還沒有到反思“反歧視”的時候。 但是， 從不同的角度去體察和思考， 依然是有益的。
今天這篇文章的作者， 是一位在美國求學的在讀博士生。 她感受到在校園內， 作為亞裔女生的她似乎只有承認自己作為受害者的處境， 才能獲得“政治正確者”的認同， 進而換取歸屬感。 但這又與她的真實感受——作為一個成年人， 理應對異己的評價和刺激性的觀點具有適當的免疫力——相悖。 從容應對多元性的話語體系和交往模式， 難道不是身心健康的表現嗎？
她把自己的體會和思考寫了下來。 比起“政治正確”， 她的觀點恐怕同樣具有爭議性。 “政治正確”與“政治不正確”究竟孰是孰非？又或者， 是否存在真正“正確”的選擇？這是值得討論的。 我們發表這篇文章正是因為， 真正理性的態度是不輕易地被一種觀點所收服，
“受害者”， 你準備好了嗎？
撰文 | 倪露
美國校園裡的“政治正確”
如果言論自由是美國大學長久以來所標榜的， 它的適用性可能正被一種校園中自發生成的言論審查甚至思想審查活動所侵蝕。
這是我在美國研究生院的第五個年頭， 每一年我都在努力適應著它的種種遊戲規則。 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學習如何恰如其分地表徵自我——一個女生， 一個亞洲人， 一個異性戀者， 或者還在探索中。
初到美國時， 身在一座批判理論重鎮， 我貪婪地張開雙臂迎接海量的新潮理論向我湧來，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批判， 精神分析， 福柯的知識-權力體系， 女權主義與酷兒理論， 等等等等。 我因為每日習得的話語和概念而感到一個新的世界正在身邊展開，
這種轉變是新奇刺激的， 也是不安的， 因為這批判的力度大到要顛覆常識， 顛覆維繫生活穩定的種種概念和評價標準， 例如， 事實與虛構的邊界， 正義與僭越的邊界， 純潔與骯髒的邊界， 人和動物的邊界。 毫不誇張地說， 曾經一度， 我已經感到自己有困難分辨男女和闡明親密關係， 並突然體悟俄狄浦斯為何會在知曉自己弑父娶母的行徑後刺瞎雙眼。
當我拋棄既有的穩定的認知環境，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和2017年深陷性騷擾醜聞的電影製作人哈威·韋恩斯坦。
宣導這套標準的目的有二：一是，種族，階級，性別，性取向意義上的少數群體的賦權（empowerment），比如黑人，工人階級，女性，跨性別者；二是，尊重和支持各少數群體自由選擇和定義幸福生活。其理由是這些群體曾經遭受種種壓迫剝削，社會歧視，政治迫害。作為補償，他們被允許“變本加厲”地討要自己和前輩所失去的一切。
在今日的美國，人們對於“受害者”身份的認同與自我認同使這套道德標準變得越發流行起來，直至佔領“政治正確”的高地。同時，追求政治正確的人們開始在社會和日常交往中，識別、指認受害者，作為他們行使正義的對象。在美國高校，特別是在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中，追求這種政治正確總顯得義不容辭，風潮正盛。
《美國精神的封閉》
作者: [美] 艾倫·布盧姆
譯者: 戰旭英 譯 / 馮克利 校
版本: 譯林出版社 2011年3月
只有扮演“受害者”，
才能贏得盟友？
作為一個不愛表達意見的亞洲女生，我一直都和這個若隱若現的“受害者”身份保持著微妙的關係。我利用它獲得盟友和歸屬感，也掙扎著證明並不是每一次都要淪為受害者。
曾經同級的同學們通過對於受害者的製造，成功地排擠了一名拿到終身教職的教授，使研究生院禁止他教授任何研究生級別的必修課。 而我就是這受害者之一。值得琢磨的是，這受害者是如何構造出來的。時常觀察，就會發現這過程遵循一個清晰的文化腳本。
例如，教授在課上做出的某種回應，如果物件是我，同學們會將其解讀成種族歧視，並且充滿同情心發資訊提醒我，這就是赤裸裸的種族歧視呀，你還沒察覺嗎！而同樣的回應，如果物件是一位元白人同性戀的男生，就會被解讀成輕微的性騷擾。那段時間，我在研究上也和這位老師有合作關係，但是他並不認同我的研究框架，並堅持希望我採用他提出的框架。我和同學們聊起這件事和課上的狀況，其中一個同學的解讀令我印象深刻到有些惶恐：
“He is gaslighting you！We have to get you out of his control!”
據這位同學介紹，Gaslighting的原意是有人會偷偷把煤氣燈調暗，每天調暗一點，讓房子中的人自以為精神錯亂無法正確感知周圍環境，而逐漸真的精神錯亂起來。如今這個詞泛指各種令人產生自責自卑感的陰謀。
gaslighting如今泛指各種令他人產生自責自卑感的陰謀。（圖片來自網路）
但是，就個人判斷而言，與其說，這個教授對我有種族歧視，我更傾向於把他的反應理解為性格上的不夠成熟或行動欠缺思考。與其說，他在有意迫害，我更傾向於認為這是學術上的專斷和不寬容。總之，我把這些行為看成是對事不對人，並相信這是每個拿到終身教職的教授最基本的學術訓練。
在之後的幾個月裡，那位同學又向其他年級的同學和主管研究生院的教授們介紹了他的gaslighting 理論，只要我在附近，他就會向大家介紹一番我的“受害”經歷並期待我講幾個與之有關的段子用以確證。然而，我並不確定是誰在gaslighting 。我的自我懷疑和受害者情結的真正來源似乎是那些把我定義成受害者的人們。但即便如此，他們的同情心和正義感要讓一個尚不能掌控遊戲規則又急於尋找歸屬感的人如何拒絕呢？
經和研究生主任聊天，他也認同我的觀點，認為那位教授只是言談欠考慮，而並非有意地種族歧視或性騷擾。然而，系中各派衝突讓主任並沒有糾正同學們對教授的指責，反而利用學生的敵視和學校的反歧視制度將後者邊緣化。這位教授後因為不堪排擠帶來的壓力而長期處於休假（on leave）的狀態，隨之也出現他要求提前退休的傳聞。
反歧視宣傳圖。
在此之後，我開始和另一位在我的研究領域很有聲望的教授合作，關係融洽。但系中有些美國同學不能忍受他高傲的作風，並對其有所指摘。然而，這樣的指摘只基於教授的隻言片語，而非長期的接觸瞭解，而且十分臉譜化。是的，就是那個直白男的臉譜，更有人，直接給其取外號為“male ego （男性自尊）。”
從那時開始，總有一位美國同學試探性地問我，“你和那位教授合作得怎麼樣？”我說非常好，他便默默走開。不久後，又會出現在我面前，先是感歎此教授實在高傲，然後好奇地問我“你們最近合作得好嗎？”我說很棒，他又默默走開。這樣的對話每週重複上演。大半年後，他似乎始終無法說服自己相信我如何能夠和一個如此傲慢的人保持師生關係，好像他的知識體系道德譜系都受到了挑戰。於是，終於將設問句轉換成反問句，“你怎麼能和他這麼傲慢的人相處得這麼好？”
我告訴他在中國人的認知中，這根本算不上傲慢，不但是我，上過他課的中國學生都有同感。不僅如此，在中國的大學裡，這種做派的人很可能會成為名師。“以他的成就，要是我，我可能會有過之，而且現在還有這麼有個性的教授可以直抒己見已經很難得了，我喜歡！”聽我這麼說，他似乎覺得中國學生是不可理解的生物，然而政治正確的準繩在他舌頭上打了個結，這話他不能說。在這種對話中，我逐漸意識到，只有把我合理化為一個“受害者”，一個種族主義，男性霸權的“受害者”，他們才能為我在自己的知識譜系和道德譜系中找到一個位置，把我當作一個可理解、可評價、可結盟的主體。但是我的優越感，滿足感，以及光明正大的為“政治不正確”發聲顯然擾亂了他們理想中的秩序。對此，我並不感到抱歉。
身心健康已經成為不正常？
這種反啟蒙理性的後結構主義知識體系對何為知識進行了重新定義，顛覆了以被證成的真信念（JTB）為知識標準的認識論。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恢復情緒，欲望，身體感受和社會關係作為知識以及作為知識生產機制的資格。其結果就是知識體系的多元化——每個社群都有一套美醜對錯的標準，知識論證的情感化——所謂好的對的就是我所欲望，所感到舒服的，壞的錯的就是我所厭惡，害怕的；以及知識生產的個體化——每個人都可以聲稱自己的個體經驗具有作為知識的資格和權威性。
知識的情感化和個體化為提高少數群體的可見性，增加其發聲機會提供條件，但同時前者也必須以培養受害者的自我覺醒和批判意識為前提。然而，如果有些人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受害者呢？正如很多人類學家所發現的，讓當代的人權運動組織者和人道主義NGO的工作人員最為沮喪的是，很多設想中的拯救物件並不認為自己是受害者，或者即使清楚知道自己是受害者也“甘之如飴”。
例如，經歷家庭暴力的女性不願意離開丈夫和家庭，經歷工廠剝削的工人要求超時工作，經歷過高壓和動亂的人繼續平靜的生活而拒絕心理援助和創傷診斷。 隨著一次次的民權運動與學術圈知識生產的互動，此類行為在美國社會不再被讚揚為奉獻，勤勞，堅強等美德，而是軟弱，無知，麻木的表現。不自知的受害者甚至是不道德的。
芭芭拉·格林伍德《工廠女孩》書封。
與此同時，這種知識的情感化和個體化也在助長著精神脆弱者，特別是美國高校中過度自我反思，自我診療的精神脆弱者。因為它鼓勵坦白和告解，鼓勵個體承認自己的脆弱性和易受傷害（vulnerability），並承諾對玻璃心的不離不棄的保護。這與中國傳統文化中提倡的知恥教育和意志磨煉頗為不同。
讓我們來看看這玻璃心是如何在高等教育中被寶貝的。這學期我開始為一門本科的通識教育課程當助教，我的助教筆記上有這些要求：
如果學生論文文不對題一定是助教的失職；
修改論文不可以用紅色墨水的筆，否則會增加學生閱讀時的心理壓力；
寫評語不能用“你如何如何”，而要用“論文如何如何”，以免學生感到人身攻擊；
絕對不能向家長透露學生的選課資訊和成績，要保護學生隱私；
如果學生感到壓力大不想上課，助教要跑去宿舍給他補課；
總之，教授這門課要當作心理治療，首要任務就是安撫本科生。我不太清楚這是在聘任助教還是保姆，社工，諮詢師的合體，也不太理解一群正常青年為何要被當作病人或准病人，更難以預測這樣培養起來的社會精英，究竟會不會把自己當作成年人並承擔相應的責任和義務。但是，如果想預測這些本科生十年後的樣子，不妨看看我的研究生院的美本同學們吧——
坐在系裡的咖啡吧，時時能聽到有同學抱怨自己最近患上了抑鬱症，心情不好，感覺不到生活的意義，然後擁抱在一起互相安慰，討論去哪喝一杯。老師們對學生們也尤為溺寵，時常放鬆學業要求，期末作業延期，博士資格考試延期，申請課題延期，都寬容批准。“Burn out （精疲力竭）”已經成為了大家的口頭禪。瑜伽，按摩，抗抑鬱燈，每個人都是關愛自我的大師。曾經一時，同級的每個同學都在接受心理諮詢。在這種環境中，我怎麼好意思說自己過得還不錯，和導師合作還挺愉快的呢？這種表述不是太無憂無慮而缺乏同情心了嗎！
如果社會學將“正常（the normal）”定義為平均數或者大多數 （on average），如今身心健康已經成為不正常。為了被融入這個正在生成的新的正常者俱樂部，將自己表徵為有瑕疵的受害者似乎是必須的。在這種自我表徵的重構中，言論和思想的審查基本沒有明文規定，多以流行的政治標語為情感和行動的誘發機制，以個人心中的道德感和舒適感為尺度，因而可以無限膨脹，肆意蔓延，放之四海而皆準。其結果可能是制度性的，但更加秘而不宣地是其所帶來的心理和行為上的改變，和社會關係與等級的重構。
《自由主義的兩張面孔》
作者: [美] 約翰·格雷
譯者: 顧愛彬 / 李瑞華
版本: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年8月
這種過於纖細的情感和敏感的反應帶來的並不只是寬容和同情心，還有刻薄和吹毛求疵。讓我用最後一件軼事來結束這篇文章吧。去年的12月底我們去開年會，期間和幾個同學邀請一位做評審的女教授去會場的酒吧聊天。這是我們的初次合作。交談間，她和我們分享著她和孩子的生活經歷，在三個大洲之間穿行做研究的趣事，並關心訊問傾聽我們在研究生院的生活。這一切在我看來都再正常不過，也感到愉快親切。而聚會結束後，一位美國的女生私下拉住我們說，“我的天，她怎麼能這麼說話？”另一個同學也跟著應和。
她看我反應冷淡，便用更好奇的語氣問我，“你不覺得她說話很奇怪嗎？”我頓時一頭霧水，剛才明明是這個女生與教授聊得最為熱絡，便問她奇怪在何處。她說，“她怎麼能說話這麼坦白，她可是老師呀，況且我們才第一次見面！”我說這也合情合理，這是交際能力強和自信的表現吧。心裡想，莫非如今開誠佈公也成為缺點。那位同學用停頓表示異議，又接著說，“她和xxx離婚之後發現自己懷孕了，她不想讓別人知道，就對學校辭了職，自己把孩子生下來。她怎麼還好意思主動說孩子的事！”聽她這樣說我便明白，她不能忍受的不是一個單親媽媽講述自己的孩子，而是不能容忍把它當作一件幸福的事情坦白地講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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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和2017年深陷性騷擾醜聞的電影製作人哈威·韋恩斯坦。
宣導這套標準的目的有二：一是，種族，階級，性別，性取向意義上的少數群體的賦權（empowerment），比如黑人，工人階級，女性，跨性別者；二是，尊重和支持各少數群體自由選擇和定義幸福生活。其理由是這些群體曾經遭受種種壓迫剝削，社會歧視，政治迫害。作為補償，他們被允許“變本加厲”地討要自己和前輩所失去的一切。
在今日的美國，人們對於“受害者”身份的認同與自我認同使這套道德標準變得越發流行起來，直至佔領“政治正確”的高地。同時，追求政治正確的人們開始在社會和日常交往中，識別、指認受害者，作為他們行使正義的對象。在美國高校，特別是在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中，追求這種政治正確總顯得義不容辭，風潮正盛。
《美國精神的封閉》
作者: [美] 艾倫·布盧姆
譯者: 戰旭英 譯 / 馮克利 校
版本: 譯林出版社 2011年3月
只有扮演“受害者”，
才能贏得盟友？
作為一個不愛表達意見的亞洲女生，我一直都和這個若隱若現的“受害者”身份保持著微妙的關係。我利用它獲得盟友和歸屬感，也掙扎著證明並不是每一次都要淪為受害者。
曾經同級的同學們通過對於受害者的製造，成功地排擠了一名拿到終身教職的教授，使研究生院禁止他教授任何研究生級別的必修課。 而我就是這受害者之一。值得琢磨的是，這受害者是如何構造出來的。時常觀察，就會發現這過程遵循一個清晰的文化腳本。
例如，教授在課上做出的某種回應，如果物件是我，同學們會將其解讀成種族歧視，並且充滿同情心發資訊提醒我，這就是赤裸裸的種族歧視呀，你還沒察覺嗎！而同樣的回應，如果物件是一位元白人同性戀的男生，就會被解讀成輕微的性騷擾。那段時間，我在研究上也和這位老師有合作關係，但是他並不認同我的研究框架，並堅持希望我採用他提出的框架。我和同學們聊起這件事和課上的狀況，其中一個同學的解讀令我印象深刻到有些惶恐：
“He is gaslighting you！We have to get you out of his control!”
據這位同學介紹，Gaslighting的原意是有人會偷偷把煤氣燈調暗，每天調暗一點，讓房子中的人自以為精神錯亂無法正確感知周圍環境，而逐漸真的精神錯亂起來。如今這個詞泛指各種令人產生自責自卑感的陰謀。
gaslighting如今泛指各種令他人產生自責自卑感的陰謀。（圖片來自網路）
但是，就個人判斷而言，與其說，這個教授對我有種族歧視，我更傾向於把他的反應理解為性格上的不夠成熟或行動欠缺思考。與其說，他在有意迫害，我更傾向於認為這是學術上的專斷和不寬容。總之，我把這些行為看成是對事不對人，並相信這是每個拿到終身教職的教授最基本的學術訓練。
在之後的幾個月裡，那位同學又向其他年級的同學和主管研究生院的教授們介紹了他的gaslighting 理論，只要我在附近，他就會向大家介紹一番我的“受害”經歷並期待我講幾個與之有關的段子用以確證。然而，我並不確定是誰在gaslighting 。我的自我懷疑和受害者情結的真正來源似乎是那些把我定義成受害者的人們。但即便如此，他們的同情心和正義感要讓一個尚不能掌控遊戲規則又急於尋找歸屬感的人如何拒絕呢？
經和研究生主任聊天，他也認同我的觀點，認為那位教授只是言談欠考慮，而並非有意地種族歧視或性騷擾。然而，系中各派衝突讓主任並沒有糾正同學們對教授的指責，反而利用學生的敵視和學校的反歧視制度將後者邊緣化。這位教授後因為不堪排擠帶來的壓力而長期處於休假（on leave）的狀態，隨之也出現他要求提前退休的傳聞。
反歧視宣傳圖。
在此之後，我開始和另一位在我的研究領域很有聲望的教授合作，關係融洽。但系中有些美國同學不能忍受他高傲的作風，並對其有所指摘。然而，這樣的指摘只基於教授的隻言片語，而非長期的接觸瞭解，而且十分臉譜化。是的，就是那個直白男的臉譜，更有人，直接給其取外號為“male ego （男性自尊）。”
從那時開始，總有一位美國同學試探性地問我，“你和那位教授合作得怎麼樣？”我說非常好，他便默默走開。不久後，又會出現在我面前，先是感歎此教授實在高傲，然後好奇地問我“你們最近合作得好嗎？”我說很棒，他又默默走開。這樣的對話每週重複上演。大半年後，他似乎始終無法說服自己相信我如何能夠和一個如此傲慢的人保持師生關係，好像他的知識體系道德譜系都受到了挑戰。於是，終於將設問句轉換成反問句，“你怎麼能和他這麼傲慢的人相處得這麼好？”
我告訴他在中國人的認知中，這根本算不上傲慢，不但是我，上過他課的中國學生都有同感。不僅如此，在中國的大學裡，這種做派的人很可能會成為名師。“以他的成就，要是我，我可能會有過之，而且現在還有這麼有個性的教授可以直抒己見已經很難得了，我喜歡！”聽我這麼說，他似乎覺得中國學生是不可理解的生物，然而政治正確的準繩在他舌頭上打了個結，這話他不能說。在這種對話中，我逐漸意識到，只有把我合理化為一個“受害者”，一個種族主義，男性霸權的“受害者”，他們才能為我在自己的知識譜系和道德譜系中找到一個位置，把我當作一個可理解、可評價、可結盟的主體。但是我的優越感，滿足感，以及光明正大的為“政治不正確”發聲顯然擾亂了他們理想中的秩序。對此，我並不感到抱歉。
身心健康已經成為不正常？
這種反啟蒙理性的後結構主義知識體系對何為知識進行了重新定義，顛覆了以被證成的真信念（JTB）為知識標準的認識論。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恢復情緒，欲望，身體感受和社會關係作為知識以及作為知識生產機制的資格。其結果就是知識體系的多元化——每個社群都有一套美醜對錯的標準，知識論證的情感化——所謂好的對的就是我所欲望，所感到舒服的，壞的錯的就是我所厭惡，害怕的；以及知識生產的個體化——每個人都可以聲稱自己的個體經驗具有作為知識的資格和權威性。
知識的情感化和個體化為提高少數群體的可見性，增加其發聲機會提供條件，但同時前者也必須以培養受害者的自我覺醒和批判意識為前提。然而，如果有些人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受害者呢？正如很多人類學家所發現的，讓當代的人權運動組織者和人道主義NGO的工作人員最為沮喪的是，很多設想中的拯救物件並不認為自己是受害者，或者即使清楚知道自己是受害者也“甘之如飴”。
例如，經歷家庭暴力的女性不願意離開丈夫和家庭，經歷工廠剝削的工人要求超時工作，經歷過高壓和動亂的人繼續平靜的生活而拒絕心理援助和創傷診斷。 隨著一次次的民權運動與學術圈知識生產的互動，此類行為在美國社會不再被讚揚為奉獻，勤勞，堅強等美德，而是軟弱，無知，麻木的表現。不自知的受害者甚至是不道德的。
芭芭拉·格林伍德《工廠女孩》書封。
與此同時，這種知識的情感化和個體化也在助長著精神脆弱者，特別是美國高校中過度自我反思，自我診療的精神脆弱者。因為它鼓勵坦白和告解，鼓勵個體承認自己的脆弱性和易受傷害（vulnerability），並承諾對玻璃心的不離不棄的保護。這與中國傳統文化中提倡的知恥教育和意志磨煉頗為不同。
讓我們來看看這玻璃心是如何在高等教育中被寶貝的。這學期我開始為一門本科的通識教育課程當助教，我的助教筆記上有這些要求：
如果學生論文文不對題一定是助教的失職；
修改論文不可以用紅色墨水的筆，否則會增加學生閱讀時的心理壓力；
寫評語不能用“你如何如何”，而要用“論文如何如何”，以免學生感到人身攻擊；
絕對不能向家長透露學生的選課資訊和成績，要保護學生隱私；
如果學生感到壓力大不想上課，助教要跑去宿舍給他補課；
總之，教授這門課要當作心理治療，首要任務就是安撫本科生。我不太清楚這是在聘任助教還是保姆，社工，諮詢師的合體，也不太理解一群正常青年為何要被當作病人或准病人，更難以預測這樣培養起來的社會精英，究竟會不會把自己當作成年人並承擔相應的責任和義務。但是，如果想預測這些本科生十年後的樣子，不妨看看我的研究生院的美本同學們吧——
坐在系裡的咖啡吧，時時能聽到有同學抱怨自己最近患上了抑鬱症，心情不好，感覺不到生活的意義，然後擁抱在一起互相安慰，討論去哪喝一杯。老師們對學生們也尤為溺寵，時常放鬆學業要求，期末作業延期，博士資格考試延期，申請課題延期，都寬容批准。“Burn out （精疲力竭）”已經成為了大家的口頭禪。瑜伽，按摩，抗抑鬱燈，每個人都是關愛自我的大師。曾經一時，同級的每個同學都在接受心理諮詢。在這種環境中，我怎麼好意思說自己過得還不錯，和導師合作還挺愉快的呢？這種表述不是太無憂無慮而缺乏同情心了嗎！
如果社會學將“正常（the normal）”定義為平均數或者大多數 （on average），如今身心健康已經成為不正常。為了被融入這個正在生成的新的正常者俱樂部，將自己表徵為有瑕疵的受害者似乎是必須的。在這種自我表徵的重構中，言論和思想的審查基本沒有明文規定，多以流行的政治標語為情感和行動的誘發機制，以個人心中的道德感和舒適感為尺度，因而可以無限膨脹，肆意蔓延，放之四海而皆準。其結果可能是制度性的，但更加秘而不宣地是其所帶來的心理和行為上的改變，和社會關係與等級的重構。
《自由主義的兩張面孔》
作者: [美] 約翰·格雷
譯者: 顧愛彬 / 李瑞華
版本: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年8月
這種過於纖細的情感和敏感的反應帶來的並不只是寬容和同情心，還有刻薄和吹毛求疵。讓我用最後一件軼事來結束這篇文章吧。去年的12月底我們去開年會，期間和幾個同學邀請一位做評審的女教授去會場的酒吧聊天。這是我們的初次合作。交談間，她和我們分享著她和孩子的生活經歷，在三個大洲之間穿行做研究的趣事，並關心訊問傾聽我們在研究生院的生活。這一切在我看來都再正常不過，也感到愉快親切。而聚會結束後，一位美國的女生私下拉住我們說，“我的天，她怎麼能這麼說話？”另一個同學也跟著應和。
她看我反應冷淡，便用更好奇的語氣問我，“你不覺得她說話很奇怪嗎？”我頓時一頭霧水，剛才明明是這個女生與教授聊得最為熱絡，便問她奇怪在何處。她說，“她怎麼能說話這麼坦白，她可是老師呀，況且我們才第一次見面！”我說這也合情合理，這是交際能力強和自信的表現吧。心裡想，莫非如今開誠佈公也成為缺點。那位同學用停頓表示異議，又接著說，“她和xxx離婚之後發現自己懷孕了，她不想讓別人知道，就對學校辭了職，自己把孩子生下來。她怎麼還好意思主動說孩子的事！”聽她這樣說我便明白，她不能忍受的不是一個單親媽媽講述自己的孩子，而是不能容忍把它當作一件幸福的事情坦白地講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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