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實際上“文革”的這一段經歷， 不管是磨難也好， 還是政治經歷也好， 對我父親最終提出改革開放、解放思想應該說是至關重要的， 或者在相當程度上來說是決定性的。
鄧小平 資料圖
本文摘自：中國新聞網， 作者：路軍， 原題：聽毛毛談爸爸
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的後記中深情地寫道：“我以我的全心愛我的父親”；在封底她又引用了鄧小平的話， “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 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 ”對於這兩種愛， 毛毛有著豐富而真切的感受——
我的這本書封底印著我父親一句名言， 就是他深情地愛著他的祖國和他的人民， 這句話是最打動我的。 我父親平時不愛說話， 也從不用語言表達說“我愛你”， 但是我覺得他是用他的全心在愛著他的祖國和人民， 他奉獻了自己的一輩子。 他本人是無所求， 什麼生前身後名， 他都無所求， 但是他是真的愛著他的祖國和人民，
我父親是個執著的人， 而且他對自己的追求和信念特別堅定， 絕對不會因為時局的改變或者是政治上的起伏就改變他的信仰。 因為他作為一個堅定的共產黨員， 畢生的追求已經融於自己的血液裡面了。 所以我以前也對其他的人講過， 象我父親這樣的老共產黨員， 他們這種有著執著追求、堅定信念的人， 用畢生的努力為之奮鬥， 而且實現了他們奮鬥目標的共產黨人， 我覺得他們是幸福的。 現在很多人可能說追求不一樣了， 但是像他們那種很純粹的共產黨員、革命家， 他們真的是很幸福的。
我們這個家庭其實是挺普通的家庭， 有祖母， 有父親、母親， 有我們這些兄弟姐妹，
作為子女， 從“文革”開始， 我們開始長大一些了， 開始成熟起來了， 開始能夠從政治上理解我的父親， 特別是在後期我們共同跟他經歷了更多的政治起伏以後， 我們作為一個成年人， 看到父親的一言一行， 認同他的一言一行， 這種感情就已經不單純是一種子女對父親的感情了， 含義就更加深刻了。
在毛毛的眼中， 鄧小平是一個充滿慈愛的父親， “他有血有肉， 感情非常豐富， 內心世界也是非常豐富的。 活生生的一些事件、事蹟， 充滿了他一生的道路”———
在“文革”時期， 他和我母親聽到了我哥哥鄧朴方在北大， 因為造反派的迫害， 最後變得終身致殘。 這個消息對我父親的震動非常之大。 我母親聽到這個消息後哭了三天三夜。 我父親當然沒像我母親那樣熱淚長流， 他對我母親說， 我們總得想點辦法。 他就提筆給毛主席、給黨中央寫了一封信， 要求給我哥哥治病。
我哥哥“文革”前其實挺英俊的， 而且是北大的三好生， 是北大的團幹部， 又是中共預備黨員， 應該是我們家最聰明、最有成就也最能幹的一個， 他又是長子。 因為自己的問題， 影響到兒子，使得兒子終身殘疾，作為一個父親，真的是特別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最後他也無能為力，只好要求給他兒子治病。得知兒子被扔到社會救濟院，他不顧70高齡的年邁身軀，和我母親一塊把兒子接到身邊。和我的祖母一起，三個老人伺候著他。因為我哥哥他完全癱瘓了，殘疾了，下肢、第十二胸椎以下完全沒有感覺，大小便都不能自理，每天都要給他洗這些穢物，翻身都不能自己翻，而擦澡更不行。江西的寒冬是那麼的冷，酷暑又是那麼的熱。我父親母親每天還要去上班，回來以後就照顧我哥哥。我父親也不會跟我哥哥說更多的安慰的話，他總是默默無言的。每天按時去給他擦澡，給他洗衣服，給他翻身，給他端飯。料理他做一些父親能夠在那個時候為兒子所能做的最基本的力所能及的事情。
作為一個父親，看到他的子女因為他的所謂的“問題”，所謂的錯誤，被打倒，子女都一個個被趕出了家門。家庭支離破碎，一個個遠走天涯海角，甚至於在很長時間內跟子女音訊隔絕，完全不知道家人的下落，也不知道他們在社會上究竟遭到怎麼樣的境遇。我父親是個非常重感情的人，他非常愛他的家庭也非常珍惜他的家庭，愛每一個子女。子女分開，就已經在感情上使他受到很大的創傷。那麼跟子女隔絕，不知道他們的下落，這種擔憂、憂心，作為一個愛子女的父親來講，他的內心的確是痛苦的。況且他又是覺得因為他的政治上的問題而影響到子女。
“文革”以後他跟我媽媽說過這樣一句話，他說“我的子女們在‘文革’中因為我受了一些苦，以後要對他們好一點”。當然我們並沒有覺得我們受苦責任完全在父親，我們當然不是這樣認為。但是父親作為對子女有責任，他說出了這話，我覺得挺心酸的。這一句話就表達了他對子女的那種內心的歉疚和痛苦。“文革”後期，他運用他的一切辦法來幫助他的子女找工作。他寫了很多信，你們可以通過這本書看到。他寫了很多信給毛主席，給黨中央，很多信都是為了他的子女，並不是為了他的政治。都是為了給我們找工作，為了我們上學，甚至於為了我哥哥看病，都是為了這些事情。
有讀者認為，小平同志在“文革”期間寫給毛澤東和汪東興的許多信件都是首次披露，這些信裡又有相當一部分是為了孩子們的事情請求黨中央的幫助，讀了令人心酸。披露這些信會不會影響鄧小平作為領導人的形象呢？對於這種疑問，毛毛表示自己完全沒有擔心。她說：我覺得我是本著一個實事求是的態度來寫這個歷史的，這不是小說，也不是一個傳奇的故事，它是一段活生生的真實的歷史。你要去寫這段歷史，就必須用一種真誠的實事求是的視覺態度來寫它。不存在任何回避，也不存在任何矯飾，否則就一定是敗筆。或者去美化它，或者是刻意地去渲染什麼東西，我覺得都是敗筆。所以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就像是寫我自己的一個感情流水帳一樣。也就是說，我用一種感情的衝動來寫這本書，在寫書的過程中，我就希望以一種自然的筆法，作真實事件的記述。父親給黨中央寫這些信，這都是經歷過來的一段歷史，一段非常真實的歷史記錄。而且我認為只有通過這種最真實的而且非常珍貴的歷史檔的歷史記錄，才能夠反映出我父親這個人。
他是個什麼樣的人？大家都說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開創者，要不然就說三落三起。但是實際上，他這個人並不是說這麼兩句話就可以簡簡單單地概括他的一生的。實際上他是個有血有肉的人，他自己感情也是非常豐富的，內心世界是非常豐富的。活生生的一些事件、事蹟，充滿了他一生的道路。所以我覺得用他的這些信件，還有一些對他行為的很詳細的記述。可能有些人覺得怎麼寫得這麼嗦。寫那些種菜啊，養雞啊，有什麼意思？但是我覺得就是通過這樣一點一滴的非常真實的記錄，能夠反映出一個真實的、有血有肉的鄧小平。
如今，毛毛感到自己已經能夠理解父親在“文革”中深切的痛苦。她說：“他一直爭取複出，可是一直得不到這樣的機會。他一直是有信心的，必勝的信心，最終真理一定會戰勝謬誤，但是這個過程對他來講還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他要忍受這種漫長的歲月。”———
我父親的性格跟我們不太一樣。我們家其他的人，從我母親開始都是笑口常開，一天到晚樂樂呵呵的，愛說愛笑。但是我父親的性格是非常有特點的，他就是不愛說話。據說他年輕的時候也是愛說愛笑的，但是後來可能因為他經過了一些生活上的和政治上的波折，還有經過這麼多年的革命歲月的戰爭，地下工作很多的磨難，性格有所改變。所以拍他的電影我都覺得挺難的。怎麼演他呀，他又不愛說話。演員都不好演，你要演毛主席就比較好演，演總理他也有他的特點，如演我的父親我就覺得很難演。
我父親他在會見日本客人的時候，曾經就跟日本客人講到過，說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時期應該說就是“文化大革命”這十年。這個他對我們沒有說過，我們也是看了他見外賓的記錄以後才知道的。那麼現在特別是我寫了這本書以後，覺得對他這句話有了比較深的體會。“文革”首當其衝被打倒的就是劉少奇和鄧小平。當然在這之前還有彭、羅、陸、楊被打倒了。但是就“文革”來講，被打倒的最早的主要目標就是劉少奇和鄧小平。作為那時候党的一線領導人，一下子變成犯了錯誤被打倒，對一個政治人物來講，明明知道自己沒有錯誤，不但被剝奪了政治上的權利，被罷了官，免了職，還被批鬥、抄家，最後還剝奪了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他所應具有的權利和義務。我覺得對於一個為革命奮鬥了一輩子的老共產黨人來講，尤其他在這時候仍然覺得對民族和人民肩負著責任，他的內心是痛苦的。因為他不能夠以他認為正確的方式和他認為正確的語言來扭轉“文革”的錯誤，或者僅僅是為他自己作出申辯。大批的“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幹部都經歷著這樣相同的痛苦，當然不僅僅是鄧小平個人。他畢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毛主席的保護，所以他還能夠跟我母親一直住在一起，比起一些更加悲慘的，像劉少奇、彭德懷這樣的老革命家來說，應該說日子還好過一點。但是他內心畢竟還是十分痛苦的。
通過寫這本書，我希望能夠寫出一個父親，一個政治人物，他政治上和生活上所遇到的那種痛苦。整個“文革”造成的痛苦對於我父親來說，不僅僅是個人的痛苦，更多的是作為一個肩負著國家和民族責任的共產黨員，一個原國家領導人所感受的痛苦。他希望複出，他爭取複出，為了什麼？他就是因為覺得“文革”的這個教訓太深刻了。他有責任使得國家、黨和他的人民走出這個痛苦。他又是一個被打倒的人，被遣送到遠離北京的江西，所以他不能夠實現，他一直爭取複出，可是一直得不到這樣的機會。他一直是有信心的，必勝的信心。最終真理一定會戰勝謬誤。但是這個過程對他來講還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他要忍受這種漫長的歲月。
我父親在政治上經歷的波折太多了。大家都說他是“三落三起”，這只是他個人的政治命運，還不說他其他的一些生活上的波折，感情上的波折。他曾經有過一次妻子生孩子時死去的悲慘經歷，妻子也死了，孩子也死了。第二次結婚後，因為他政治上的倒臺，妻子離他而走了，這種他都經歷過。政治上和生活上他經歷的波折都非常多，他是具有忍耐性的，是一種非常非常強的韌性，也是一種堅強品格。這種品格不是一天兩天形成的，他是經過一個長期的生活磨練，政治磨練，遇見不能夠忍耐的事情也必須要去忍耐。說句實話，你真忍耐了，度過了，得到的也就是勝利。
“文革”是整個中華民族、整個國家、全體人民所經歷的一個非常時期，一場人間浩劫。我很願意把自己銘心刻骨的這段歷史和我所知道的我們一家人在這個非常時期所面臨的一切變故，還有我父親作為“文革”中間一個重要的政治人物，他的命運和故事寫出來。但是，我並不僅僅是要把這個災難寫出來，或是把這場浩劫寫出來，或只是讓人們知道我們在“文革”中受了什麼樣的苦，或是我父親遭遇了什麼政治上的坎坷，不是這個目的。因為我覺得一個人如果僅僅是去傾訴他的苦難，老是去不停地撫摸自己的傷口，這絕對於世無補。我寫這本書的一個根本目的是想通過寫我們一家人，寫我父親鄧小平這個“文革”中的政治人物的政治命運，寫我們中國在“文革”十年中的浩劫，力爭去把一些政治的脈絡，一些事件發展的脈絡和發展的軌跡研究清楚，寫清楚。最終的目的還是要讓大家去感悟，通過我的筆，通過我們的故事，去感悟這一段十年的歷史，感悟這一段在新中國歷史上長達十年的浩劫。感悟動亂的局面給中國和中國人民帶來的不幸。目的就是要通過這些感悟讓大家去反思，我們在發展道路上一定要避免這種悲劇的重演，使國家能取得一個健康的發展氛圍。最終的目的還是要大家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好，人民富強起來，國力增強。我覺得對“文革”最重要的不在於沉湎於這種歷史的悲痛之中，最重要的是要總結歷史，要向前看。我父親與我們子女相處，從來不談大道理，從來不給你們講一段什麼什麼，不是說你什麼對什麼錯這樣給你論論是非，他都不這麼講。父親母親對我們最重要的影響還是他們的言傳身教。所以通過“文革”的政治磨難，通過我們跟他同呼吸共命運，跟他一起來經歷政治的大起大落，跟他一起經歷家庭的悲歡離合，最後一直到跟四人幫的鬥爭，看到父親跟四人幫進行鬥爭的堅定性，看到他作為一個老共產黨員對國家民族的這種責任感，我覺得我們受到的教育是非常非常特殊的，這個教育對我們來說是終生難忘的。
“文革”的磨難對於鄧小平、對於整個民族究竟意味著什麼，毛毛有著她自己的理解。她說：“經過了‘文革’這樣一個非常極端的、非常災難性的十年以後，使得包括我父親在內的中國領導人、中國共產黨人和全體人民起碼看清楚了有什麼東西是不對的。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實際上“文革”的這一段經歷，不管是磨難也好，還是政治經歷也好，對我父親最終提出改革開放、解放思想應該說是至關重要的，或者在相當程度上來說是決定性的。
追求共產主義理想，建設社會主義，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好，讓國家和人民富強起來，這是他從年青時代參加革命起就追求的、畢生所追求的理想。但是究竟怎樣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究竟社會主義道路應該是怎樣去走？這對於剛剛掌握政權才十幾年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是一個非常新的話題。“文革“以前經過了17年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摸索和奮鬥，我們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取得了很多經驗。但是畢竟對於怎樣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怎樣走我們自己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從中國共產黨的整個領導層，和我國全體人民來講，都還沒有準確的把握。我們走了很多的彎路，也經過了一些曲折，當然我們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經過了“文革”這樣一個非常極端的，非常災難性的十年以後，使得包括我父親在內的中國領導人、中國共產黨人和全體人民起碼看清楚了有什麼東西是不對的。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比如說我們在民主法制方面，在經濟體制方面，我們都存在些什麼問題，存在什麼樣的不足和缺陷。正是因為這些不足和缺陷，造成了“文革”災難。通過“文革”，不光是我父親，當然我父親他有一個很深的認識了，全國人民都有一個很深的認識。所以我最後寫了一點，我就說我父親最後提出改革開放道路能夠取得成功，這並不是說他想要怎樣，他提出來就能夠成功的，而關鍵是通過十年“文革”全體中國人民都看到了我們怎麼樣是不行的。那麼我們就要向著正確的方向去探索，給了大家一個思想解放的大前提。所以我覺得十年“文革”對於我父親是非常重要的，對於全中國人民來說也是很重要的，按咱們說的套話是把壞事變成好事。
在“文革”中，父親接觸了很多“文革”之前作為一個地位比較高的領導人所接觸不到的人和事物。當然他也感受到了很多作為被打倒的人所經歷的那種巨大的波折。我覺得他不僅僅是從事物的表面來認識這些問題，他是更深地引申到整個政治、經濟領域，全面地來考慮中國的前途問題。他在“文革”的後期，從1976年開始，實施全面整頓。他實際上已經在把他對“文革”的思考，對“文革”進行的糾正，開始付諸他的行動，不過那時時機還不成熟。但這畢竟成為以後能夠進行改革開放的一個探索。
毛毛想寫的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一個普通的中國家庭。她說：絕大多數高級領導人的家庭都是和普通人家一樣，也有大人打小孩的，也有小孩吵架的。而作為一代偉人的鄧小平同樣也是一個狂熱的球迷，“無論體育館有什麼球賽，體育場有什麼球賽，哪怕是娃娃足球，他也去看，把我們全家老老小小全都提溜著去，都跟著他去”———
我從小生活在中南海裡面，那時候各家各戶住在中南海，小孩也挺多的。我這個人性格比較活潑，那時候我們經常串門，互相在家裡跳皮筋，在家裡跳房都一塊玩。小姑娘們就在那裡跑來跑去的。所以我對這些領導人的家庭還是有相當的瞭解的，絕大多數高級領導人的家庭都是和普通人家一樣，在“文革”以前老百姓生活困難，領導人家裡的生活也是很困難的，同大家一樣，孩子們都穿補丁衣服，做褲子都預留長出一二十釐米左右。為什麼呢？就是可以不斷地往外放。所以很多人家裡的小孩子穿的褲子都是一截一截的，放出來的顏色就深，上面的顏色就磨淺了。家裡經常有糧食不夠吃了，油鹽柴米不夠了，還得跟公家借點錢。住在中南海裡的領導人很多都是副總理以上的，或是政治局的常委，或者是高級領導幹部，他們也都一樣。也有大人打小孩的，也有小孩吵架的，其實都是一樣。我想可能因為我正在寫我們家的故事，所以我把這些事給寫出來了。
有些領導人家裡幾乎跟我們家裡差不多，只是沒人來寫，而且我這個人比較嗦，所以寫得比較細膩、細緻，雖然人家看了挺家長里短的，這麼種感覺，其實我覺得是差不多。但是也有人不同，比如說周總理和鄧穎超兩個人就沒有孩子，但是他們非常愛孩子，中南海裡所有的孩子都是周伯伯和鄧媽媽的孩子。孩子們看見他們挺放肆的，也無拘無束，在他們面前跑來跑去，大喊大叫的。那時候在中南海裡跟個大家庭一樣的，更像一個革命大家庭。爸爸媽媽們因為都是老戰友，所以也都很親熱，孩子們也都跟一家人一樣。直到現在我們都五六十歲了，中南海裡的這些孩子們之間的感情還都非常非常好。儘管現在我們只能夠在前輩們的追悼會上才見面，可是一見面大家都擁抱，特別高興。咱們好久沒見了，就跟親姐妹一樣，而且誰有困難，都會互相説明。
父親特別熱愛生活，他的興趣非常的廣。喜歡聽京戲，喜歡看川戲，年紀還比較輕的時候，芭蕾舞也看，話劇也看，歌劇也看。那時候像什麼《紅珊瑚》，《洪湖赤衛隊》，好多歌劇他都看。他對“大洋鼓”的音樂不喜歡，就是西方的音樂，古典音樂，他不喜歡。但是他喜歡京戲，喜歡這些戲劇，像以前河北梆子他也看，評劇他也看。
另外他喜歡足球，他對足球是“酷愛”，達到很高級的水準。從他年輕時代在法國的時候就喜歡足球。他不光是喜歡足球，所有體育運動他都喜歡看，只要有比賽他就看，排球他看，籃球他看，乒乓球他看，甚至羽毛球他也看。只要是國際大賽，激烈競爭性的他都愛看。有一段時間大家都不愛看乒乓球了，他就把我們全家人召集在一塊兒，是一個乒乓球國際比賽。他就說咱們全家人在一塊兒看乒乓球，現在大家都不看乒乓球了，我就要來為乒乓球鼓掌，讓咱們大家一起為乒乓球鼓掌。然後我們就只好鼓吧，坐在那兒，為乒乓球鼓掌。文化大革命以前，從我們小時候就開始，他就帶著我們去體育館，無論體育館有什麼球賽，體育場有什麼球賽，哪怕是娃娃足球，他也去看，把我們全家老老小小全都提溜著去，都跟著他去。籃球也是，什麼友軍籃球賽，所有這些球賽他都去看。二十六屆乒乓球賽，我們也都去看了，跟著一塊兒鼓掌。他不是一般的喜歡，真正是以一個球迷那樣的一種方式來喜歡。他對體育運動事業很關心，但是從他個人來講，他就是個球迷，就是個體育愛好者。
在毛毛眼中，父親鄧小平與上海有一種不解之緣。“他還是看到了上海的騰飛，看到了浦東的騰飛，我覺得他是心中沒有遺憾地辭世的。”———
我父親生前與上海有一種很深的不解之緣。年青時代幹革命工作起就在上海。後來上海又是他和他的戰友們率領的大軍解放的。後來他在當總書記期間，又多次到過上海。在“文革”以後他更把上海作為他的一個最主要的願意去的地方。所以每年差不多他都去上海，在他的晚年，一共在上海過了七個冬天，春節都是在上海過的。最後他又提出了浦東開放這個問題。而且一再表示在改革開放中間有一個失誤，對上海浦東的改革開發問題提得晚了。如果再早些提出來的話，那上海的龍頭作用應該發揮得更早一些。當然他還是看到了上海的騰飛，看到了浦東的騰飛，我覺得他是心中沒有遺憾地辭世的。到現在還有很多上海的朋友經常到我們家來看望我的母親和我們全家人。在這裡，我再一次向上海的讀者和上海老百姓表示問候和感謝。
影響到兒子，使得兒子終身殘疾，作為一個父親，真的是特別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最後他也無能為力，只好要求給他兒子治病。得知兒子被扔到社會救濟院，他不顧70高齡的年邁身軀，和我母親一塊把兒子接到身邊。和我的祖母一起，三個老人伺候著他。因為我哥哥他完全癱瘓了，殘疾了，下肢、第十二胸椎以下完全沒有感覺，大小便都不能自理，每天都要給他洗這些穢物，翻身都不能自己翻，而擦澡更不行。江西的寒冬是那麼的冷，酷暑又是那麼的熱。我父親母親每天還要去上班，回來以後就照顧我哥哥。我父親也不會跟我哥哥說更多的安慰的話，他總是默默無言的。每天按時去給他擦澡，給他洗衣服，給他翻身，給他端飯。料理他做一些父親能夠在那個時候為兒子所能做的最基本的力所能及的事情。作為一個父親，看到他的子女因為他的所謂的“問題”，所謂的錯誤，被打倒，子女都一個個被趕出了家門。家庭支離破碎，一個個遠走天涯海角，甚至於在很長時間內跟子女音訊隔絕，完全不知道家人的下落，也不知道他們在社會上究竟遭到怎麼樣的境遇。我父親是個非常重感情的人，他非常愛他的家庭也非常珍惜他的家庭，愛每一個子女。子女分開，就已經在感情上使他受到很大的創傷。那麼跟子女隔絕，不知道他們的下落，這種擔憂、憂心，作為一個愛子女的父親來講，他的內心的確是痛苦的。況且他又是覺得因為他的政治上的問題而影響到子女。
“文革”以後他跟我媽媽說過這樣一句話，他說“我的子女們在‘文革’中因為我受了一些苦，以後要對他們好一點”。當然我們並沒有覺得我們受苦責任完全在父親，我們當然不是這樣認為。但是父親作為對子女有責任，他說出了這話，我覺得挺心酸的。這一句話就表達了他對子女的那種內心的歉疚和痛苦。“文革”後期，他運用他的一切辦法來幫助他的子女找工作。他寫了很多信，你們可以通過這本書看到。他寫了很多信給毛主席，給黨中央，很多信都是為了他的子女，並不是為了他的政治。都是為了給我們找工作，為了我們上學，甚至於為了我哥哥看病，都是為了這些事情。
有讀者認為，小平同志在“文革”期間寫給毛澤東和汪東興的許多信件都是首次披露，這些信裡又有相當一部分是為了孩子們的事情請求黨中央的幫助，讀了令人心酸。披露這些信會不會影響鄧小平作為領導人的形象呢？對於這種疑問，毛毛表示自己完全沒有擔心。她說：我覺得我是本著一個實事求是的態度來寫這個歷史的，這不是小說，也不是一個傳奇的故事，它是一段活生生的真實的歷史。你要去寫這段歷史，就必須用一種真誠的實事求是的視覺態度來寫它。不存在任何回避，也不存在任何矯飾，否則就一定是敗筆。或者去美化它，或者是刻意地去渲染什麼東西，我覺得都是敗筆。所以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就像是寫我自己的一個感情流水帳一樣。也就是說，我用一種感情的衝動來寫這本書，在寫書的過程中，我就希望以一種自然的筆法，作真實事件的記述。父親給黨中央寫這些信，這都是經歷過來的一段歷史，一段非常真實的歷史記錄。而且我認為只有通過這種最真實的而且非常珍貴的歷史檔的歷史記錄，才能夠反映出我父親這個人。
他是個什麼樣的人？大家都說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開創者，要不然就說三落三起。但是實際上，他這個人並不是說這麼兩句話就可以簡簡單單地概括他的一生的。實際上他是個有血有肉的人，他自己感情也是非常豐富的，內心世界是非常豐富的。活生生的一些事件、事蹟，充滿了他一生的道路。所以我覺得用他的這些信件，還有一些對他行為的很詳細的記述。可能有些人覺得怎麼寫得這麼嗦。寫那些種菜啊，養雞啊，有什麼意思？但是我覺得就是通過這樣一點一滴的非常真實的記錄，能夠反映出一個真實的、有血有肉的鄧小平。
如今，毛毛感到自己已經能夠理解父親在“文革”中深切的痛苦。她說：“他一直爭取複出，可是一直得不到這樣的機會。他一直是有信心的，必勝的信心，最終真理一定會戰勝謬誤，但是這個過程對他來講還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他要忍受這種漫長的歲月。”———
我父親的性格跟我們不太一樣。我們家其他的人，從我母親開始都是笑口常開，一天到晚樂樂呵呵的，愛說愛笑。但是我父親的性格是非常有特點的，他就是不愛說話。據說他年輕的時候也是愛說愛笑的，但是後來可能因為他經過了一些生活上的和政治上的波折，還有經過這麼多年的革命歲月的戰爭，地下工作很多的磨難，性格有所改變。所以拍他的電影我都覺得挺難的。怎麼演他呀，他又不愛說話。演員都不好演，你要演毛主席就比較好演，演總理他也有他的特點，如演我的父親我就覺得很難演。
我父親他在會見日本客人的時候，曾經就跟日本客人講到過，說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時期應該說就是“文化大革命”這十年。這個他對我們沒有說過，我們也是看了他見外賓的記錄以後才知道的。那麼現在特別是我寫了這本書以後，覺得對他這句話有了比較深的體會。“文革”首當其衝被打倒的就是劉少奇和鄧小平。當然在這之前還有彭、羅、陸、楊被打倒了。但是就“文革”來講，被打倒的最早的主要目標就是劉少奇和鄧小平。作為那時候党的一線領導人，一下子變成犯了錯誤被打倒，對一個政治人物來講，明明知道自己沒有錯誤，不但被剝奪了政治上的權利，被罷了官，免了職，還被批鬥、抄家，最後還剝奪了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他所應具有的權利和義務。我覺得對於一個為革命奮鬥了一輩子的老共產黨人來講，尤其他在這時候仍然覺得對民族和人民肩負著責任，他的內心是痛苦的。因為他不能夠以他認為正確的方式和他認為正確的語言來扭轉“文革”的錯誤，或者僅僅是為他自己作出申辯。大批的“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幹部都經歷著這樣相同的痛苦，當然不僅僅是鄧小平個人。他畢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毛主席的保護，所以他還能夠跟我母親一直住在一起，比起一些更加悲慘的，像劉少奇、彭德懷這樣的老革命家來說，應該說日子還好過一點。但是他內心畢竟還是十分痛苦的。
通過寫這本書，我希望能夠寫出一個父親，一個政治人物，他政治上和生活上所遇到的那種痛苦。整個“文革”造成的痛苦對於我父親來說，不僅僅是個人的痛苦，更多的是作為一個肩負著國家和民族責任的共產黨員，一個原國家領導人所感受的痛苦。他希望複出，他爭取複出，為了什麼？他就是因為覺得“文革”的這個教訓太深刻了。他有責任使得國家、黨和他的人民走出這個痛苦。他又是一個被打倒的人，被遣送到遠離北京的江西，所以他不能夠實現，他一直爭取複出，可是一直得不到這樣的機會。他一直是有信心的，必勝的信心。最終真理一定會戰勝謬誤。但是這個過程對他來講還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他要忍受這種漫長的歲月。
我父親在政治上經歷的波折太多了。大家都說他是“三落三起”，這只是他個人的政治命運，還不說他其他的一些生活上的波折，感情上的波折。他曾經有過一次妻子生孩子時死去的悲慘經歷，妻子也死了，孩子也死了。第二次結婚後，因為他政治上的倒臺，妻子離他而走了，這種他都經歷過。政治上和生活上他經歷的波折都非常多，他是具有忍耐性的，是一種非常非常強的韌性，也是一種堅強品格。這種品格不是一天兩天形成的，他是經過一個長期的生活磨練，政治磨練，遇見不能夠忍耐的事情也必須要去忍耐。說句實話，你真忍耐了，度過了，得到的也就是勝利。
“文革”是整個中華民族、整個國家、全體人民所經歷的一個非常時期，一場人間浩劫。我很願意把自己銘心刻骨的這段歷史和我所知道的我們一家人在這個非常時期所面臨的一切變故，還有我父親作為“文革”中間一個重要的政治人物，他的命運和故事寫出來。但是，我並不僅僅是要把這個災難寫出來，或是把這場浩劫寫出來，或只是讓人們知道我們在“文革”中受了什麼樣的苦，或是我父親遭遇了什麼政治上的坎坷，不是這個目的。因為我覺得一個人如果僅僅是去傾訴他的苦難，老是去不停地撫摸自己的傷口，這絕對於世無補。我寫這本書的一個根本目的是想通過寫我們一家人，寫我父親鄧小平這個“文革”中的政治人物的政治命運，寫我們中國在“文革”十年中的浩劫，力爭去把一些政治的脈絡，一些事件發展的脈絡和發展的軌跡研究清楚，寫清楚。最終的目的還是要讓大家去感悟，通過我的筆，通過我們的故事，去感悟這一段十年的歷史，感悟這一段在新中國歷史上長達十年的浩劫。感悟動亂的局面給中國和中國人民帶來的不幸。目的就是要通過這些感悟讓大家去反思，我們在發展道路上一定要避免這種悲劇的重演，使國家能取得一個健康的發展氛圍。最終的目的還是要大家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好，人民富強起來，國力增強。我覺得對“文革”最重要的不在於沉湎於這種歷史的悲痛之中，最重要的是要總結歷史，要向前看。我父親與我們子女相處，從來不談大道理，從來不給你們講一段什麼什麼，不是說你什麼對什麼錯這樣給你論論是非，他都不這麼講。父親母親對我們最重要的影響還是他們的言傳身教。所以通過“文革”的政治磨難，通過我們跟他同呼吸共命運，跟他一起來經歷政治的大起大落，跟他一起經歷家庭的悲歡離合，最後一直到跟四人幫的鬥爭，看到父親跟四人幫進行鬥爭的堅定性，看到他作為一個老共產黨員對國家民族的這種責任感，我覺得我們受到的教育是非常非常特殊的，這個教育對我們來說是終生難忘的。
“文革”的磨難對於鄧小平、對於整個民族究竟意味著什麼，毛毛有著她自己的理解。她說：“經過了‘文革’這樣一個非常極端的、非常災難性的十年以後，使得包括我父親在內的中國領導人、中國共產黨人和全體人民起碼看清楚了有什麼東西是不對的。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實際上“文革”的這一段經歷，不管是磨難也好，還是政治經歷也好，對我父親最終提出改革開放、解放思想應該說是至關重要的，或者在相當程度上來說是決定性的。
追求共產主義理想，建設社會主義，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好，讓國家和人民富強起來，這是他從年青時代參加革命起就追求的、畢生所追求的理想。但是究竟怎樣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究竟社會主義道路應該是怎樣去走？這對於剛剛掌握政權才十幾年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是一個非常新的話題。“文革“以前經過了17年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摸索和奮鬥，我們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取得了很多經驗。但是畢竟對於怎樣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怎樣走我們自己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從中國共產黨的整個領導層，和我國全體人民來講，都還沒有準確的把握。我們走了很多的彎路，也經過了一些曲折，當然我們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經過了“文革”這樣一個非常極端的，非常災難性的十年以後，使得包括我父親在內的中國領導人、中國共產黨人和全體人民起碼看清楚了有什麼東西是不對的。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比如說我們在民主法制方面，在經濟體制方面，我們都存在些什麼問題，存在什麼樣的不足和缺陷。正是因為這些不足和缺陷，造成了“文革”災難。通過“文革”，不光是我父親，當然我父親他有一個很深的認識了，全國人民都有一個很深的認識。所以我最後寫了一點，我就說我父親最後提出改革開放道路能夠取得成功，這並不是說他想要怎樣，他提出來就能夠成功的，而關鍵是通過十年“文革”全體中國人民都看到了我們怎麼樣是不行的。那麼我們就要向著正確的方向去探索，給了大家一個思想解放的大前提。所以我覺得十年“文革”對於我父親是非常重要的，對於全中國人民來說也是很重要的，按咱們說的套話是把壞事變成好事。
在“文革”中，父親接觸了很多“文革”之前作為一個地位比較高的領導人所接觸不到的人和事物。當然他也感受到了很多作為被打倒的人所經歷的那種巨大的波折。我覺得他不僅僅是從事物的表面來認識這些問題，他是更深地引申到整個政治、經濟領域，全面地來考慮中國的前途問題。他在“文革”的後期，從1976年開始，實施全面整頓。他實際上已經在把他對“文革”的思考，對“文革”進行的糾正，開始付諸他的行動，不過那時時機還不成熟。但這畢竟成為以後能夠進行改革開放的一個探索。
毛毛想寫的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一個普通的中國家庭。她說：絕大多數高級領導人的家庭都是和普通人家一樣，也有大人打小孩的，也有小孩吵架的。而作為一代偉人的鄧小平同樣也是一個狂熱的球迷，“無論體育館有什麼球賽，體育場有什麼球賽，哪怕是娃娃足球，他也去看，把我們全家老老小小全都提溜著去，都跟著他去”———
我從小生活在中南海裡面，那時候各家各戶住在中南海，小孩也挺多的。我這個人性格比較活潑，那時候我們經常串門，互相在家裡跳皮筋，在家裡跳房都一塊玩。小姑娘們就在那裡跑來跑去的。所以我對這些領導人的家庭還是有相當的瞭解的，絕大多數高級領導人的家庭都是和普通人家一樣，在“文革”以前老百姓生活困難，領導人家裡的生活也是很困難的，同大家一樣，孩子們都穿補丁衣服，做褲子都預留長出一二十釐米左右。為什麼呢？就是可以不斷地往外放。所以很多人家裡的小孩子穿的褲子都是一截一截的，放出來的顏色就深，上面的顏色就磨淺了。家裡經常有糧食不夠吃了，油鹽柴米不夠了，還得跟公家借點錢。住在中南海裡的領導人很多都是副總理以上的，或是政治局的常委，或者是高級領導幹部，他們也都一樣。也有大人打小孩的，也有小孩吵架的，其實都是一樣。我想可能因為我正在寫我們家的故事，所以我把這些事給寫出來了。
有些領導人家裡幾乎跟我們家裡差不多，只是沒人來寫，而且我這個人比較嗦，所以寫得比較細膩、細緻，雖然人家看了挺家長里短的，這麼種感覺，其實我覺得是差不多。但是也有人不同，比如說周總理和鄧穎超兩個人就沒有孩子，但是他們非常愛孩子，中南海裡所有的孩子都是周伯伯和鄧媽媽的孩子。孩子們看見他們挺放肆的，也無拘無束，在他們面前跑來跑去，大喊大叫的。那時候在中南海裡跟個大家庭一樣的，更像一個革命大家庭。爸爸媽媽們因為都是老戰友，所以也都很親熱，孩子們也都跟一家人一樣。直到現在我們都五六十歲了，中南海裡的這些孩子們之間的感情還都非常非常好。儘管現在我們只能夠在前輩們的追悼會上才見面，可是一見面大家都擁抱，特別高興。咱們好久沒見了，就跟親姐妹一樣，而且誰有困難，都會互相説明。
父親特別熱愛生活，他的興趣非常的廣。喜歡聽京戲，喜歡看川戲，年紀還比較輕的時候，芭蕾舞也看，話劇也看，歌劇也看。那時候像什麼《紅珊瑚》，《洪湖赤衛隊》，好多歌劇他都看。他對“大洋鼓”的音樂不喜歡，就是西方的音樂，古典音樂，他不喜歡。但是他喜歡京戲，喜歡這些戲劇，像以前河北梆子他也看，評劇他也看。
另外他喜歡足球，他對足球是“酷愛”，達到很高級的水準。從他年輕時代在法國的時候就喜歡足球。他不光是喜歡足球，所有體育運動他都喜歡看，只要有比賽他就看，排球他看，籃球他看，乒乓球他看，甚至羽毛球他也看。只要是國際大賽，激烈競爭性的他都愛看。有一段時間大家都不愛看乒乓球了，他就把我們全家人召集在一塊兒，是一個乒乓球國際比賽。他就說咱們全家人在一塊兒看乒乓球，現在大家都不看乒乓球了，我就要來為乒乓球鼓掌，讓咱們大家一起為乒乓球鼓掌。然後我們就只好鼓吧，坐在那兒，為乒乓球鼓掌。文化大革命以前，從我們小時候就開始，他就帶著我們去體育館，無論體育館有什麼球賽，體育場有什麼球賽，哪怕是娃娃足球，他也去看，把我們全家老老小小全都提溜著去，都跟著他去。籃球也是，什麼友軍籃球賽，所有這些球賽他都去看。二十六屆乒乓球賽，我們也都去看了，跟著一塊兒鼓掌。他不是一般的喜歡，真正是以一個球迷那樣的一種方式來喜歡。他對體育運動事業很關心，但是從他個人來講，他就是個球迷，就是個體育愛好者。
在毛毛眼中，父親鄧小平與上海有一種不解之緣。“他還是看到了上海的騰飛，看到了浦東的騰飛，我覺得他是心中沒有遺憾地辭世的。”———
我父親生前與上海有一種很深的不解之緣。年青時代幹革命工作起就在上海。後來上海又是他和他的戰友們率領的大軍解放的。後來他在當總書記期間，又多次到過上海。在“文革”以後他更把上海作為他的一個最主要的願意去的地方。所以每年差不多他都去上海，在他的晚年，一共在上海過了七個冬天，春節都是在上海過的。最後他又提出了浦東開放這個問題。而且一再表示在改革開放中間有一個失誤，對上海浦東的改革開發問題提得晚了。如果再早些提出來的話，那上海的龍頭作用應該發揮得更早一些。當然他還是看到了上海的騰飛，看到了浦東的騰飛，我覺得他是心中沒有遺憾地辭世的。到現在還有很多上海的朋友經常到我們家來看望我的母親和我們全家人。在這裡，我再一次向上海的讀者和上海老百姓表示問候和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