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總部舊址磚壁村
1940年6月， 一個盛夏的夜晚， 在山西省武鄉縣磚壁村， 時任八路軍副參謀長的左權拿著一截蠟燭站在作戰地圖前，
那一年， 是抗戰第四年， 中國的華北、華東、華中依次淪陷。 此時， 為了將華北地區作為發動太平洋戰爭的兵站基地， 日軍決意鞏固佔領成果， 推行“治安強化”運動和“囚籠政策”， 企圖困住八路軍， 從而對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掃蕩。
為了打破這條東起河北正定， 西至山西太原， 橫貫整個太行山的日軍封鎖線， 左權和時任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整晚整晚睡不睡覺， 討論的話題只有一個：如何將日軍在華北的重要戰略運輸線之一的交通線路一舉摧毀。
兩個月後的8月20日， 在朱德、彭德懷指揮下， 戰爭在晉冀魯豫四省同時開始，
據八路軍總司令部、野戰政治部聯合公佈的《百團大戰總結戰績》記載， 此役發動大小戰鬥共1824次， 斃傷日軍20645人， 俘虜偽軍18407人， 破壞公路1500公里， 收復縣城11座。
至此， 作為發動此次偉大戰役的指揮部——武鄉縣蟠龍鎮磚壁村， 因此名垂千古。
八路軍總部舊址磚壁村
八路軍總部首次轉移磚壁村根據檔案記載， 自1939年以來， 日軍在華北地區大力推行“治安肅正計畫”， 以“鐵路為柱， 公路為鏈， 碉堡為鎖”， 在5000公里鐵路和30000公里公路間設置了3000個據點和10000個碉堡， 對根據地實施“囚籠政策”。
這些碉堡、據點、公路、鐵路縱橫交織， 對八路軍形成了極大的威脅。 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導致華北抗日根據地物資匱乏， 一個士兵每天只能吃到7兩小米， 靠野菜充饑， 缺吃少穿。
1939年7月初， 日軍開始了新一輪的計畫， 他們開始對山西的晉東南地區發動“第二次九路圍攻”，
7月6日， 日軍直逼八路軍當時所在地山西潞城北村。 為避開鋒芒， 八路軍從北村出發， 沿濁漳河流域向西北方的崇山峻嶺之中轉移。
《左權傳》對當時轉移情形這樣描述到：此時正是太行山區的雨季， 行軍第二天遇上大雨， 給原本就緊張的行軍更添了困難。 當浩浩蕩蕩的隊伍從襄垣縣普頭村來到濁漳河畔的黎城縣河南莊時， 再次遭遇暴雨， 河水陡漲， 一連三天， 水勢不見回落。 派出的偵察員回饋消息說， 緊隨其後的日軍已進至黎城西北的柏峪、上遙一帶， 不遠處已傳來陣陣清晰的槍炮聲， 而此時襄垣已被日軍佔領， 進退維谷， 唯一的出路只有渡河向北轉移。
於是， 朱德命令：前無去路， 後有追兵， 一定要想辦法渡過濁漳河。 大家紛紛挽起褲腿涉水試渡， 無奈河水湍急， 剛一下水就被急流沖倒， 一連幾次都未成功。 最後左權想出辦法， 叫大家解下綁腿結成繩子， 一起拉著繩子徒涉過河……在大家的相互幫助下， 全體人員終於順利渡過濁漳河。
經過半個多月的輾轉行軍， 1939年7月15日， 八路軍總部隊伍穿過日軍重重包圍， 來到太行山巔的武鄉磚壁村。
到達磚壁村已是深夜， 為了不驚動老鄉， 部隊就在村子北邊的一座破廟旁露營。 第二天， 戰士們把廟宇簡單整修了一下， 總部搬了進去。
八路軍總部舊址磚壁村
總部進村辦實事總部入駐的這座廟宇占地1600平方米，當地百姓稱“萬聖廳”，廟宇中有38間廊廳，左權就住在進廟的一間小破房間裡，一進屋他就在牆上掛起軍用地圖，找來一張破門板做床鋪。彭德懷住在後院，朱德則住在距離破廟不遠處老鄉提供的一處南房。
就這樣，經過長時間跋涉的部隊總算在磚壁村安頓了下來。
磚壁村，距離武鄉縣城47公里，村裡有500多口人，是個有山無林，有河無水，十年九旱的小村子。天然的自然地理造就了村子呈半島形狀，東面靠山，南、北、西三面都是百尺的深溝懸崖的獨特面貌。
用當地老百姓的話說，要進磚壁村，不鑽溝無以覓路，不爬坡難以進村。從軍事角度看，磚壁村居高臨下，易守難攻，是個難得的軍事要地。
當年，八路軍總部只有500多人住在磚壁村的老百姓家，大部隊駐紮在磚壁周圍的村子裡，即使這樣，隨著總部的入駐，原本吃水就難的村子更加窘迫，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本著“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原則的八路軍晝夜苦戰，不到半個月，就為老鄉挖出一眼43米深的活井水。隔了一段時間，兩水井、七旱井，掘池築壩的工程全部完成。
不僅如此，彭德懷還在廟中親手栽種了一顆榆樹，為村裡的孩子修建了籃球場。今年87歲的村民肖江河說，當年他只有11歲，如今，看到這顆蒼天的“將軍榆”就像看到彭總一樣親切。
圖片來源於網路
第二次進駐：發動百團大戰1939年11月，隨著雨季的結束，磚壁村再次鬧起了水荒，儲存在窖裡的水一點點減少，為了不影響老百姓的吃水問題，朱德當即決定總部臨時轉移到距離磚壁村10公里處的王家峪村。
“部隊可以轉移防駐，怎麼能讓老百姓為了吃水背井離鄉，我們走，等到明年雨季到來，就是我們返回的日子。”這是總部臨行前朱德對村民說的一番話，直到70年後，在肖江河的腦海裡依然記得清清楚楚。
7個月後，也就是1940年6月5日，隨著雨季的到來，八路軍總部信守諾言，再次返回磚壁村。
當時日軍在華北地區實行“鐵路為柱、公路為鏈、碉堡為鎖”的“囚籠政策”，1940年7月初，左權趕到129師師部，向劉伯承、鄧小平談了彭德懷最近準備組織發動一次破襲日軍交通幹線的設想，兩位元領導表示贊同。
7月22日，129師、120師和晉察冀軍區分別收到了《百團大戰預備命令》，這一命令由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親自在磚壁村下達，要求“徹底破壞正太鐵路若干要隘，消滅部分敵人，拔除沿線若干據點，較長時間切斷正太線交通，打擊敵之囚籠政策。”
一場大戰即將掀開，時間定在8月20日20時。
根據原定的計畫，各兵團準時發起攻擊，各路指戰員按照部署迅速向日軍控制的據點、車站、橋樑、碉堡發起攻擊，槍炮聲、爆炸聲同時響徹。
從8月20日至9月10日，20天的時間裡，日軍佔領的所有沿線地帶，白天煙霧彌漫，晚上熊熊火光。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在報導中寫道：“整個華北地區，從晉北山區到東海岸，從南面的黃河到北面的長城，都成了戰場。戰鬥日以繼夜，一百個團打擊了敵人的整個經濟、交通線和封鎖網。”
日軍把這次戰役稱為“挖心戰”，並把8月20日定為“挖心戰紀念日”。
左權將軍紀念碑
第三次進駐：為懷念犧牲的左權將軍“百團大戰”後，日軍開始了大規模的掃蕩和報復，抗戰進入最困難的時期。
1940年11月1日，來自山西黎城、襄垣的日寇集結2萬人馬向磚壁村進軍，而當時八路軍僅有2千名戰士。11月3日，八路軍開始了磚壁保衛戰，但因寡不敵眾，時隔一天，總部不得不離開磚壁，轉移至遼縣武軍寺（遼縣：現在的左權縣）。
轉移後的部隊情況並不樂觀，先後多次面對日軍的輪番掃射和轟炸，在左權指揮的“十字嶺”戰役中，左權的頭部被炮彈擊中，當場犧牲，年僅37歲。
1942年5月，為了懷念左權，彭德懷率領總部機關于當年的農曆初六第三次進駐磚壁村，這次，他們在磚壁村住了20多天。
“左權將軍犧牲後，彭總十分懷念他，就率總部搬回磚壁村他們曾經一起駐紮的院子。回到磚壁村後，因睹物思人，彭總常常在左權將軍住過的後院痛哭，但因為戰事需要，彭總只住了20天就帶領總部再次離開磚壁。此後再也沒有回來過。”肖江河說，這是跟隨在彭總身邊的戰士向百姓訴說總部第三次返回磚壁村的原因。
至此，八路軍總部結束了在磚壁村248天的駐紮歷史。在磚壁村舉行了左權將軍追悼會後，部隊前往太岳區，後又返回麻田駐紮，直到抗戰勝利。
記者手記：
6月的陽光耀眼而溫暖，行走在太行山腹地的磚壁村，八路軍總部留下的印記已深深地融入到村子的每一個角落，隨處可見的八路軍標語，老一輩無產革命家住過的房屋，朱德總司令栽下的“紅心楊”，彭德懷副總司令親手種植的“將軍榆”，左權副參謀長親手寫給妻女的家書，八路軍修建的儲水池，在山溝溝裡打出的“抗日井”“軍民壩”已然成為這個村落的標籤，讓所到之人無不肅然起敬。
山西省長治市新聞中心副主任武素萍說，八路軍總部在山西的很多地方設過，但都是路居，時間很短，只有在武鄉時間最長。當時武鄉縣有14萬人，其中9萬人參加了各種救亡組織，1.4萬餘人參加了八路軍。不僅如此，八路軍剛來武鄉時只有3萬人，離開時部隊人數達到了102萬人，可以說家家戶戶都有八路軍子弟兵。
這是一個充滿著正能量的地方，在這裡，作為百團大戰的發起地，只有不到500人的磚壁村是我國對外的一個重要視窗，因其特殊的歷史地位，被譽為“抗戰聖地，八路之都”。不僅如此，它也成為青少年革命傳統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國防教育的重要基地，每年來此學習、參觀的遊人絡繹不絕。
八路軍總部舊址磚壁村
總部進村辦實事總部入駐的這座廟宇占地1600平方米，當地百姓稱“萬聖廳”，廟宇中有38間廊廳，左權就住在進廟的一間小破房間裡，一進屋他就在牆上掛起軍用地圖，找來一張破門板做床鋪。彭德懷住在後院，朱德則住在距離破廟不遠處老鄉提供的一處南房。
就這樣，經過長時間跋涉的部隊總算在磚壁村安頓了下來。
磚壁村，距離武鄉縣城47公里，村裡有500多口人，是個有山無林，有河無水，十年九旱的小村子。天然的自然地理造就了村子呈半島形狀，東面靠山，南、北、西三面都是百尺的深溝懸崖的獨特面貌。
用當地老百姓的話說，要進磚壁村，不鑽溝無以覓路，不爬坡難以進村。從軍事角度看，磚壁村居高臨下，易守難攻，是個難得的軍事要地。
當年，八路軍總部只有500多人住在磚壁村的老百姓家，大部隊駐紮在磚壁周圍的村子裡，即使這樣，隨著總部的入駐，原本吃水就難的村子更加窘迫，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本著“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原則的八路軍晝夜苦戰，不到半個月，就為老鄉挖出一眼43米深的活井水。隔了一段時間，兩水井、七旱井，掘池築壩的工程全部完成。
不僅如此，彭德懷還在廟中親手栽種了一顆榆樹，為村裡的孩子修建了籃球場。今年87歲的村民肖江河說，當年他只有11歲，如今，看到這顆蒼天的“將軍榆”就像看到彭總一樣親切。
圖片來源於網路
第二次進駐：發動百團大戰1939年11月，隨著雨季的結束，磚壁村再次鬧起了水荒，儲存在窖裡的水一點點減少，為了不影響老百姓的吃水問題，朱德當即決定總部臨時轉移到距離磚壁村10公里處的王家峪村。
“部隊可以轉移防駐，怎麼能讓老百姓為了吃水背井離鄉，我們走，等到明年雨季到來，就是我們返回的日子。”這是總部臨行前朱德對村民說的一番話，直到70年後，在肖江河的腦海裡依然記得清清楚楚。
7個月後，也就是1940年6月5日，隨著雨季的到來，八路軍總部信守諾言，再次返回磚壁村。
當時日軍在華北地區實行“鐵路為柱、公路為鏈、碉堡為鎖”的“囚籠政策”，1940年7月初，左權趕到129師師部，向劉伯承、鄧小平談了彭德懷最近準備組織發動一次破襲日軍交通幹線的設想，兩位元領導表示贊同。
7月22日，129師、120師和晉察冀軍區分別收到了《百團大戰預備命令》，這一命令由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親自在磚壁村下達，要求“徹底破壞正太鐵路若干要隘，消滅部分敵人，拔除沿線若干據點，較長時間切斷正太線交通，打擊敵之囚籠政策。”
一場大戰即將掀開，時間定在8月20日20時。
根據原定的計畫，各兵團準時發起攻擊，各路指戰員按照部署迅速向日軍控制的據點、車站、橋樑、碉堡發起攻擊，槍炮聲、爆炸聲同時響徹。
從8月20日至9月10日，20天的時間裡，日軍佔領的所有沿線地帶，白天煙霧彌漫，晚上熊熊火光。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在報導中寫道：“整個華北地區，從晉北山區到東海岸，從南面的黃河到北面的長城，都成了戰場。戰鬥日以繼夜，一百個團打擊了敵人的整個經濟、交通線和封鎖網。”
日軍把這次戰役稱為“挖心戰”，並把8月20日定為“挖心戰紀念日”。
左權將軍紀念碑
第三次進駐：為懷念犧牲的左權將軍“百團大戰”後，日軍開始了大規模的掃蕩和報復，抗戰進入最困難的時期。
1940年11月1日，來自山西黎城、襄垣的日寇集結2萬人馬向磚壁村進軍，而當時八路軍僅有2千名戰士。11月3日，八路軍開始了磚壁保衛戰，但因寡不敵眾，時隔一天，總部不得不離開磚壁，轉移至遼縣武軍寺（遼縣：現在的左權縣）。
轉移後的部隊情況並不樂觀，先後多次面對日軍的輪番掃射和轟炸，在左權指揮的“十字嶺”戰役中，左權的頭部被炮彈擊中，當場犧牲，年僅37歲。
1942年5月，為了懷念左權，彭德懷率領總部機關于當年的農曆初六第三次進駐磚壁村，這次，他們在磚壁村住了20多天。
“左權將軍犧牲後，彭總十分懷念他，就率總部搬回磚壁村他們曾經一起駐紮的院子。回到磚壁村後，因睹物思人，彭總常常在左權將軍住過的後院痛哭，但因為戰事需要，彭總只住了20天就帶領總部再次離開磚壁。此後再也沒有回來過。”肖江河說，這是跟隨在彭總身邊的戰士向百姓訴說總部第三次返回磚壁村的原因。
至此，八路軍總部結束了在磚壁村248天的駐紮歷史。在磚壁村舉行了左權將軍追悼會後，部隊前往太岳區，後又返回麻田駐紮，直到抗戰勝利。
記者手記：
6月的陽光耀眼而溫暖，行走在太行山腹地的磚壁村，八路軍總部留下的印記已深深地融入到村子的每一個角落，隨處可見的八路軍標語，老一輩無產革命家住過的房屋，朱德總司令栽下的“紅心楊”，彭德懷副總司令親手種植的“將軍榆”，左權副參謀長親手寫給妻女的家書，八路軍修建的儲水池，在山溝溝裡打出的“抗日井”“軍民壩”已然成為這個村落的標籤，讓所到之人無不肅然起敬。
山西省長治市新聞中心副主任武素萍說，八路軍總部在山西的很多地方設過，但都是路居，時間很短，只有在武鄉時間最長。當時武鄉縣有14萬人，其中9萬人參加了各種救亡組織，1.4萬餘人參加了八路軍。不僅如此，八路軍剛來武鄉時只有3萬人，離開時部隊人數達到了102萬人，可以說家家戶戶都有八路軍子弟兵。
這是一個充滿著正能量的地方，在這裡，作為百團大戰的發起地，只有不到500人的磚壁村是我國對外的一個重要視窗，因其特殊的歷史地位，被譽為“抗戰聖地，八路之都”。不僅如此，它也成為青少年革命傳統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國防教育的重要基地，每年來此學習、參觀的遊人絡繹不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