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個稅、房產稅， 總是社會爭論的熱點。 徵稅、納稅， 是古今公民都必須的。 雖然古代納稅人的“稅負痛苦指數”比較高， 但古代政府減免方面， 也有讓納稅人高興的地方， 每個朝代都會有納稅人減稅的措施。
在漢代， 劉徹（武帝）當皇帝時出現了“緡錢稅”。 此稅種起初是對現金， 即所謂“緡錢”一類動產徵稅。 後來擴大徵收範圍， 將田地、房宅在內的家庭財產均納入徵稅範圍， 這應該是封建時代“房產稅”的濫觴。
房產稅的歷史源遠流長。 反映上古周代國政的典籍《禮記・王制》中， 即有“市廛而不稅”一說， 意思是租用公家的店鋪則不必再繳營業稅。 東漢學者鄭玄注解：“廛， 市物邸舍， 稅其舍不稅其物”， 這裡的“稅其舍”， 可以理解為收取房產稅。
東晉時出現了“估稅”， 由此演變出了後世的契稅。 所謂“契稅”， 本是一種商稅， 東晉將之加以發展， 規定田宅、牛馬、奴婢等的交易均要立契約，
單一房產稅的正式出現， 當在唐代， 其稅名叫“間架稅”。 “間架稅”得名於其徵稅單位和方式， 每屋兩架為間，
之後的五代十國時期， 後晉少祖石重貴、後周世宗柴榮， 均先後開徵過“屋稅”。
北宋房產稅稱為“印契錢”， 於開寶二年（西元969年）開徵。 因為當時交易所用契紙， 由官府統一印製， 故名“印契稅”。 這是中國“契稅”這一稅種名稱的開始， 開徵之初， 就是向典賣田宅物件徵收， 稅率4%。
南宋時建炎二年（西元1128年）， 印契稅易名為“鈔房定帖錢”。 7年後， 即紹興五年（西元1135年）， 改稱“斟合錢”。
南宋房產稅的徵收， 相當嚴格。 紹興五年（西元1135年）十二月， 朝廷下令地方州縣印發“戶帖”， 規定老百姓所有田土房舍等都要估值納稅， 並領取“戶帖”， 粘貼於門牌上， 以便稽查， 稱為“買帖”。
後來， 因為估算田宅價值不易操作，
元代徵收的“房地租”， 已與現代的“房產稅”稅名已非常接近了。
“輕稅入官”， 政策性減稅“稅”， 在古代中國比較複雜， 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叫法和徵收手段，
減稅， 是古今納稅人的願望， 也是古今通行惠民政策和做法。 減稅免稅這類“薄稅斂”的做法， 是古代統治者一貫主張的“仁政”的重要內容之一。 那麼， 古代政府是如何從政策上“薄稅斂”的？
一般來說， 在建國初期， 新王朝都會實行減稅政策， 以利民生、恢復生產力。 如在隋朝， 隋文帝楊堅便提倡輕徭薄賦， “輕稅入官”， 積極減輕民間稅務負擔。 開皇二年（西元582年）， 在前期減稅的基礎上， 朝廷又將田租戶調的應交額降低， 並減少了服役天數。 接著， 還廢除了鹽、酒官賣制度， 停征鹽酒稅。
停征鹽酒稅，和現代取消農業稅一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從先秦時起，鹽稅收入已成國家收入的重要來源。鹽是生活必需品，廢除鹽稅、酒稅，惠及千家萬戶，大大減輕了老百姓負擔。
宋朝立國後，宋太祖趙匡胤下令，對百姓種桑、棗樹，開闢荒田等，停征租稅。宋太宗趙光義即位後，又詔令全國減免稅收：“凡州縣曠土，許民請佃為永業，蠲三歲租，三歲外，輸三分之一”；同時，還廢除工商業的雜稅。
明太祖朱元璋在減稅方面，同樣做得很到位。明初，首先降低商業稅，改稅率為“三十稅一”。洪武十三年（1380年）又明令，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都不再徵稅。
清朝從順治時起，便在多地蠲免田賦。玄燁（清聖祖）當皇帝的康熙年間，全國有更多的地方實行田糧賦役蠲免。玄燁在位六十多年中，全國普免、各省輪流蠲免以及區域性蠲免，影響較大的便有30多次。
玄燁在伴期間同，還出現過“天下無稅”年。乾隆十年（西元1745年），朝廷將各省錢糧全行蠲免，這樣的“天下無稅”，在乾隆三十五年、四十三年、五十五年都曾先後實行過；乾隆三十年、四十五年、六十年這三年，各免全國漕糧一次，這在中國稅收史上是少見的。
“普天同慶”，臨時性減稅從古代稅收史料來看，古代老百姓稅賦“痛苦指數”，確實還是很高的，特別是在不太平的年份。考慮到納稅的的疾苦，除了上述政策性減稅外，古代政府還有不少臨時性的減稅手段。
人頭稅和土地稅，是古代政府最大的種稅，也是最主要的減免稅種。一般在災歉之年、皇帝行幸之時、重農勸農、鼓勵移民之際，朝廷都會在特定範圍、給特定物件減免稅收。
在漢代，減免稅收是朝廷經常性使用的惠民、救荒手段。劉費陵（漢昭帝）主政的始元二年（西元前85年）是個災年，《漢書・昭帝紀》記載，當年秋八月，朝廷下詔：“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賑貸種、食，勿收責，勿令民出抑田租。”
在古代，皇帝外出巡幸，一般也多會減免稅收，讓當地老百姓“高興一下”，對皇帝感恩戴德。
《漢書・文帝紀》記載，前西元177年，漢文帝劉恒從甘泉“幸太原”。劉恒在太原停留遊玩了10多天。高興之余，“複晉陽、中都民三歲租”。意思是，免了晉陽、中都兩地老百姓3年稅賦。
新皇登基、皇帝、皇后過生日、立太子、現瑞象等重大“喜氣”的日子，在大赦天下的同時，朝廷也動輒減免稅收，實現“普天同慶”。《後漢書・祭祀志上》記載，東漢劉秀（光武帝）當皇帝的建武三十二年（西元56年）四月份，改元“建武中元”元年，大赦天下，博、奉高、嬴三地，不用上繳當年的租糧和畜草。
類似漢代這樣“賑災”式、“普天同慶”式的臨時稅收減免方式，一直到清末都還在實行，並影響到現代稅政。
“大索貌閱”，古代稅收大檢查對於現代不時會發生的偷漏稅和拖欠不繳行為，在古代亦常見。相應地，古代對之懲罰亦重。
隋初減稅幅度很大，為了保證國家財政收支平衡，隋文帝開展了一場全國範圍內的稅收大檢查，時稱“大索貌閱”。所謂“大索”即大檢查；“貌閱”，即實地核查戶口，以嚴堵漏逃稅賦。
唐代徵收的“間架稅”，對於那些房產多的人家說，稅負很重，所交的稅金動輒數百緡，所以不時有人冒險隱瞞不報、少報，以偷逃稅款。朝廷為此出臺稅政，如果敢隱匿一間不報者，“杖六十”。為及時發現偷漏稅行為，政策出臺了獎勵辦法，舉報人可以得到五十緡“獎金”。
唐代這種“獎勵政策”，並非唐朝首創，乃漢武帝劉徹的發明。
劉徹在推出“緡錢稅”後，緊跟著頒佈了一道《告緡令》，此令的中心意思就是以物質獎勵的形式，鼓勵民間舉報偷逃稅行為。查實後，被舉報人的財產一半歸舉報人，此即《漢書・武帝紀》中所說的，“令民告緡者以其半與之”。
“告緡令”，可以說是中國稅收史上有明確記載的、最早的一次“稅收大檢查”通知。
宋朝規定，田賦逾期繳納的，按欠稅處理。從實際徵收情況來看，宋代逃稅情況較嚴重，這在南宋時期尤為明顯。當時民間對付徵稅的辦法是交易雙方私立契約，不向官府報稅，時稱“白契”現象。
針對“白契”現象，南宋也曾進行稅收大檢查，稱為“括白契”。大檢查中，要求公民自行申報納稅，隱瞞不報、偷漏稅者，一旦查到，將沒收其偷逃田房產總價的三分之一。
同樣的，元朝對偷漏稅者處罰也很重。比如商稅，元政府規定，凡隱匿稅課者，物資一半沒官。偷漏者一旦被發現，“犯者笞五十”。
同樣的，出於鼓勵舉報人的考慮，被沒收財物的50%，作為獎金獎給舉報人。
停征鹽酒稅。停征鹽酒稅，和現代取消農業稅一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從先秦時起，鹽稅收入已成國家收入的重要來源。鹽是生活必需品，廢除鹽稅、酒稅，惠及千家萬戶，大大減輕了老百姓負擔。
宋朝立國後，宋太祖趙匡胤下令，對百姓種桑、棗樹，開闢荒田等，停征租稅。宋太宗趙光義即位後，又詔令全國減免稅收：“凡州縣曠土，許民請佃為永業，蠲三歲租，三歲外，輸三分之一”；同時，還廢除工商業的雜稅。
明太祖朱元璋在減稅方面，同樣做得很到位。明初，首先降低商業稅，改稅率為“三十稅一”。洪武十三年（1380年）又明令，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都不再徵稅。
清朝從順治時起，便在多地蠲免田賦。玄燁（清聖祖）當皇帝的康熙年間，全國有更多的地方實行田糧賦役蠲免。玄燁在位六十多年中，全國普免、各省輪流蠲免以及區域性蠲免，影響較大的便有30多次。
玄燁在伴期間同，還出現過“天下無稅”年。乾隆十年（西元1745年），朝廷將各省錢糧全行蠲免，這樣的“天下無稅”，在乾隆三十五年、四十三年、五十五年都曾先後實行過；乾隆三十年、四十五年、六十年這三年，各免全國漕糧一次，這在中國稅收史上是少見的。
“普天同慶”，臨時性減稅從古代稅收史料來看，古代老百姓稅賦“痛苦指數”，確實還是很高的，特別是在不太平的年份。考慮到納稅的的疾苦，除了上述政策性減稅外，古代政府還有不少臨時性的減稅手段。
人頭稅和土地稅，是古代政府最大的種稅，也是最主要的減免稅種。一般在災歉之年、皇帝行幸之時、重農勸農、鼓勵移民之際，朝廷都會在特定範圍、給特定物件減免稅收。
在漢代，減免稅收是朝廷經常性使用的惠民、救荒手段。劉費陵（漢昭帝）主政的始元二年（西元前85年）是個災年，《漢書・昭帝紀》記載，當年秋八月，朝廷下詔：“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賑貸種、食，勿收責，勿令民出抑田租。”
在古代，皇帝外出巡幸，一般也多會減免稅收，讓當地老百姓“高興一下”，對皇帝感恩戴德。
《漢書・文帝紀》記載，前西元177年，漢文帝劉恒從甘泉“幸太原”。劉恒在太原停留遊玩了10多天。高興之余，“複晉陽、中都民三歲租”。意思是，免了晉陽、中都兩地老百姓3年稅賦。
新皇登基、皇帝、皇后過生日、立太子、現瑞象等重大“喜氣”的日子，在大赦天下的同時，朝廷也動輒減免稅收，實現“普天同慶”。《後漢書・祭祀志上》記載，東漢劉秀（光武帝）當皇帝的建武三十二年（西元56年）四月份，改元“建武中元”元年，大赦天下，博、奉高、嬴三地，不用上繳當年的租糧和畜草。
類似漢代這樣“賑災”式、“普天同慶”式的臨時稅收減免方式，一直到清末都還在實行，並影響到現代稅政。
“大索貌閱”，古代稅收大檢查對於現代不時會發生的偷漏稅和拖欠不繳行為，在古代亦常見。相應地，古代對之懲罰亦重。
隋初減稅幅度很大，為了保證國家財政收支平衡，隋文帝開展了一場全國範圍內的稅收大檢查，時稱“大索貌閱”。所謂“大索”即大檢查；“貌閱”，即實地核查戶口，以嚴堵漏逃稅賦。
唐代徵收的“間架稅”，對於那些房產多的人家說，稅負很重，所交的稅金動輒數百緡，所以不時有人冒險隱瞞不報、少報，以偷逃稅款。朝廷為此出臺稅政，如果敢隱匿一間不報者，“杖六十”。為及時發現偷漏稅行為，政策出臺了獎勵辦法，舉報人可以得到五十緡“獎金”。
唐代這種“獎勵政策”，並非唐朝首創，乃漢武帝劉徹的發明。
劉徹在推出“緡錢稅”後，緊跟著頒佈了一道《告緡令》，此令的中心意思就是以物質獎勵的形式，鼓勵民間舉報偷逃稅行為。查實後，被舉報人的財產一半歸舉報人，此即《漢書・武帝紀》中所說的，“令民告緡者以其半與之”。
“告緡令”，可以說是中國稅收史上有明確記載的、最早的一次“稅收大檢查”通知。
宋朝規定，田賦逾期繳納的，按欠稅處理。從實際徵收情況來看，宋代逃稅情況較嚴重，這在南宋時期尤為明顯。當時民間對付徵稅的辦法是交易雙方私立契約，不向官府報稅，時稱“白契”現象。
針對“白契”現象，南宋也曾進行稅收大檢查，稱為“括白契”。大檢查中，要求公民自行申報納稅，隱瞞不報、偷漏稅者，一旦查到，將沒收其偷逃田房產總價的三分之一。
同樣的，元朝對偷漏稅者處罰也很重。比如商稅，元政府規定，凡隱匿稅課者，物資一半沒官。偷漏者一旦被發現，“犯者笞五十”。
同樣的，出於鼓勵舉報人的考慮，被沒收財物的50%，作為獎金獎給舉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