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的百年， 是中國歷史最精彩的時代之一， 各種人物極其代表的階層和勢力， 紛紛登上歷史舞臺， 為自己的主張奔走呼號。
而在這種複雜而又精彩的歷史畫卷中， 有一種人顯得非常重要， 他們不是中國人， 卻用邪惡的眼神始終盯著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 他們做夢都想將古老中國據為己有， 這群人來自日本。
一部中國近代史， 特別是近代百年的後半段， 中國和日本的命運幾乎是緊密相交織的， 而中國在近代的衰落和日本在統一時期的崛起， 使得在一千多年中始終不再同一個數量級的兩國身份發生了互換，
龐大的中華帝國在被西方胖揍一頓之後， 發現自己曾經的小弟拿著棍棒站在身後， 自己曾經在亞洲的作用， 肯定是要被取代了。
自從1895年的甲午戰爭開始， 在列強與清政府的外交中， 日本取代英法成為了次數和頻率最多的那個。
如果說甲午戰爭後日本並沒有讓中國人真正的對自己刮目相看的話， 十年後在東北發生的日俄戰爭， 才是真的讓掙扎在晚清末路上的中國嚇了一大跳。
“黃種人能戰勝白人”不僅成了日本人的驕傲， 似乎也成了整個亞洲人的驕傲， 成了一份值得炫耀的成績單，
日本人似乎比任何人都聰明， 也似乎比任何人都要容易被騙， 這種矛盾的心理狀態， 很容易被他國利用， 但是正當他的對手認為自己成功的利用了做事循規蹈矩的日本人後， 他們就會馬上揮出重拳， 殘忍的打倒自己的對手， 驚呆一眾吃瓜群眾。
從中日外交史中， 特別是近代外交中， 我們能夠看到一個很有趣的特點：
日本每次提的條件， 都非常的苛刻， 都很像一口吃成個大胖子， 然而每次都能在談判中被中國人砍掉好多條件， 總是達不到自己想要的預期;
但是反觀中國， 即使能砍掉很多， 但最後還是不得不簽字，
近代有這麼一個例子， 為眾人所熟知， 但是在發生百年後， 還是卻稱了一個簡單的歷史符號， 光有鮮豔的外殼， 卻沒人願意去瞭解內涵了。
近代中國有這麼一屆政府， 總統是非常著名， 也能夠控制全國局勢的軍人， 他有幾百萬的士兵， 很多忠誠的將領。 當時封建社會被剛剛推翻， 一群知識淵博、能力出眾的人物都簇擁在他的左右， 為這個新生的國家盡心盡力。
但是很不幸， 就在這個時候， 我們的老朋友日本出現了， 這位朋友趁著歐美幾位哥們自己在歐洲打的不可開交無暇搭理中國的時候， 把中國給獨佔了。
而正好呢，中國山東正好是歐美等等幾個國家對付的德國的殖民地。日本在旁邊觀察了一年多，感覺德國要完蛋，就趕緊對德國宣戰，準備上戰勝國的車。英美法俄等等國家一看，亞洲最強的國家來幫忙，歡迎歡迎。
但誰曾想到，日本一上車就耍賴，不出兵幫進歐洲戰場，反而哦愛了幾萬人去山東搶了德國的殖民地，並且賴著不走，還拿出了一個檔讓中國當時的政府簽了。
面對這樣赤裸裸的侵略行為，這個政府的大總統高度重視，和他的幕僚通宵達旦的商量對策，用非常高超的外交手段，將日本這種赤裸裸的搶劫利用各種高明手段削減了很多，日本最開始提出的21條最後剩下了12條，在經歷了整整五個月的談判後，已經做出巨大貢獻的大總統答應了這12個條件，避免了更大的損失。
但是很不幸，因為這個大總統叫袁世凱，這個政府叫北洋軍閥政府，這個條約叫“二十一條”。從這個人，到這個政府，再到這個條約，被國人罵了一百年。
該罵！為什麼不罵！被人輕而易舉的進了家門，本身就是個窩囊事兒，敵強我弱，知道自己打不過，也只能和人家談，也只能靠忽悠別人把損失減到最小。
袁世凱時期，日本大隈內閣是“二十一條”的主要起草者，當他派遣特使將這份充滿野心和貪婪的條約拿給袁世凱的時候，袁世凱內心是暴怒的。
但是很明顯，這位從清末就經歷過風雨的大人物不會將他的內心輕易的暴露給一個敵國的使者，他告訴使者：“中日兩國親善為我之夙望，但關於交涉事宜應由外交部主管辦理。”
並笑臉盈盈地請這個味特使去休息。隨後袁世凱通知了他的幾位幕僚——國務卿徐世昌、陸軍總長段祺瑞、秘書長梁士詒、政事堂左丞楊士琦、外長孫寶琦、次長曹汝霖等都來到了袁世凱的辦公室，這些再晚清時期也當過大內高官的人們是知道什麼是外交和怎麼做外交的，他們此時最需要的，是袁世凱對於這件事的一個總的態度。
在這場連開三天的會議中，原始來一來是就告訴了這位高官這個條約的目的——“意在控制我國，不可輕視。至於覺書（二十一條的另一種說法）第五項竟以朝鮮看待我國，萬萬不可與他商議。”
這幾乎表明了袁世凱的態度，有些可以談，有些堅決不能談。
三天的會議中，袁世凱對於日本此次提出的這些條件，是逐條批示的，對於實在沒法規避的條件，他也和梁士詒商量避重就輕的方式。
在完成對於談判方面的批示後，整個“二十一條”的談判過程，袁世凱同樣是全程掌握，近代外交的各類玄機，在其中顯示的淋漓精緻。
面對日本要求三日答覆的要求，袁世凱拿“拖”字來應對。善於談判的陸徵祥被袁世凱任命為外交總長負責這次談判。
在談判開始的時候，日本公使要求天天談，籠統的談，儘快敲定所有的條款，這樣做的理由，無非是怕歐洲列強知道“二十一條”的內容，前來干涉。
陸徵祥深諳此道，反其道而行之，對日本公使賣慘，講自己病的厲害，一周就談三次，一次兩小時，日本公使勉強答應。
而談判的時候，陸徵祥安排的侍從優勢上茶又是點煙，行動記錄慢如烏龜，一週三次的會談，進展說實話進展並不多。畢竟外交史最要面子的工作，日本人心裡著急，嘴上卻什麼也說不了。
而每次談到條約內容的時候，陸徵祥更是和日本公使一個字一個字的“仔細談”，一個幾千字的條款，談的異常詳細，不知道的還以為北洋政府認真仔細，但明眼人都看得出來，這就是外交上的一個慣用手法，效果極佳。
就在陸徵祥的一個“拖”字下，關於“二十一條”的談判被生生拖了兩個月，日本人沒了耐心。1915年5月7日，日本向北洋政府下了最後通牒。日本人被逼急現了原形，北洋政府成了被欺負的受害者，最重要的是，歐美國家都知道了日本的蠻狠和無理，這回的面子，徹底沒了。
雖然前臺交涉的人是陸徵祥，但是幕後最大的“操作者”還是袁世凱，在日本發出最後通牒的時候，袁世凱也拿出了給日本持續施壓的策略。
作為一個在東亞的外交場中混跡了十多年的老油條，袁世凱知道外交情報的重要性，他利用關係結識日本國內的浪人的，探查日本社會的反映；
同時發動他在日本政界的來朋友們來反對“二十一條”，給日本自身增加阻力，以得到相對比較有利的局面。
袁世凱在中日談判的過程中，最精彩的一條手段，無疑是將“二十一條”的內容透露給了歐美國家，雖然日本曾經以武力威脅袁世凱保密，但是為了用“以夷制夷”的方式跟日本增加壓力，他指使駐歐洲的大使顧維鈞等人將“二十一條”的內容、後果和性質透露給了英、美、俄使館的工作人員和媒體，
果不出他所料，國外媒體爭相報導日本的陰險毒辣，國內媒體也同樣爭相報導，這使得國內的愛國熱情被空前點燃，各種抵制日貨的運動如海浪一般澎湃。
這樣的情況，確實讓日本始料未及，但經過短暫的慌亂後，日本人還是選擇了一個最簡單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增兵。
在袁世凱和陸徵祥對於反日運動和“二十一條”簽署問題都表示民意不可違之時，日本向山東和南滿增兵。而在日本這樣的強硬手段面前，也只有美國展現了對袁世凱道義上的支持，其他的列強也只是遠遠的觀望罷了。
最終，袁世凱經過一場勾心鬥角的外交戰，還是被迫接受了“二十一條”，雖然此時的二十一條，已經只剩下12條，但是對於我們這個民族來說，不平等條約意義，只能用有或者沒有來區別，而不是多或者少。
在近代百年的屈辱之中，很多的屈辱其實是中國人太想拋棄屈辱而放大的，但我們總是說，有些歷史一旦發生，就無法假設，有些事情一旦發生，就無法用對事物造成影響的多寡來判讀它。
近代有太多關乎民族危亡的事情，都只是由一兩個中國人完成的，全民對家國命運的漠視，讓這些人義憤填膺，但當他們失敗了，摔倒了，沒能扛起起國家和民族的時候，人們又譏笑他們是懦夫，他們是身居高位的傻瓜。而從來沒人去用雙手接替他們扛起國家和民族。
近代中國的悲劇命運，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同樣也不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他是一個有關人性的問題。
而正好呢，中國山東正好是歐美等等幾個國家對付的德國的殖民地。日本在旁邊觀察了一年多，感覺德國要完蛋，就趕緊對德國宣戰，準備上戰勝國的車。英美法俄等等國家一看，亞洲最強的國家來幫忙，歡迎歡迎。
但誰曾想到，日本一上車就耍賴，不出兵幫進歐洲戰場，反而哦愛了幾萬人去山東搶了德國的殖民地，並且賴著不走，還拿出了一個檔讓中國當時的政府簽了。
面對這樣赤裸裸的侵略行為，這個政府的大總統高度重視，和他的幕僚通宵達旦的商量對策，用非常高超的外交手段，將日本這種赤裸裸的搶劫利用各種高明手段削減了很多，日本最開始提出的21條最後剩下了12條，在經歷了整整五個月的談判後，已經做出巨大貢獻的大總統答應了這12個條件，避免了更大的損失。
但是很不幸，因為這個大總統叫袁世凱，這個政府叫北洋軍閥政府，這個條約叫“二十一條”。從這個人，到這個政府，再到這個條約，被國人罵了一百年。
該罵！為什麼不罵！被人輕而易舉的進了家門，本身就是個窩囊事兒，敵強我弱，知道自己打不過，也只能和人家談，也只能靠忽悠別人把損失減到最小。
袁世凱時期，日本大隈內閣是“二十一條”的主要起草者，當他派遣特使將這份充滿野心和貪婪的條約拿給袁世凱的時候，袁世凱內心是暴怒的。
但是很明顯，這位從清末就經歷過風雨的大人物不會將他的內心輕易的暴露給一個敵國的使者，他告訴使者：“中日兩國親善為我之夙望，但關於交涉事宜應由外交部主管辦理。”
並笑臉盈盈地請這個味特使去休息。隨後袁世凱通知了他的幾位幕僚——國務卿徐世昌、陸軍總長段祺瑞、秘書長梁士詒、政事堂左丞楊士琦、外長孫寶琦、次長曹汝霖等都來到了袁世凱的辦公室，這些再晚清時期也當過大內高官的人們是知道什麼是外交和怎麼做外交的，他們此時最需要的，是袁世凱對於這件事的一個總的態度。
在這場連開三天的會議中，原始來一來是就告訴了這位高官這個條約的目的——“意在控制我國，不可輕視。至於覺書（二十一條的另一種說法）第五項竟以朝鮮看待我國，萬萬不可與他商議。”
這幾乎表明了袁世凱的態度，有些可以談，有些堅決不能談。
三天的會議中，袁世凱對於日本此次提出的這些條件，是逐條批示的，對於實在沒法規避的條件，他也和梁士詒商量避重就輕的方式。
在完成對於談判方面的批示後，整個“二十一條”的談判過程，袁世凱同樣是全程掌握，近代外交的各類玄機，在其中顯示的淋漓精緻。
面對日本要求三日答覆的要求，袁世凱拿“拖”字來應對。善於談判的陸徵祥被袁世凱任命為外交總長負責這次談判。
在談判開始的時候，日本公使要求天天談，籠統的談，儘快敲定所有的條款，這樣做的理由，無非是怕歐洲列強知道“二十一條”的內容，前來干涉。
陸徵祥深諳此道，反其道而行之，對日本公使賣慘，講自己病的厲害，一周就談三次，一次兩小時，日本公使勉強答應。
而談判的時候，陸徵祥安排的侍從優勢上茶又是點煙，行動記錄慢如烏龜，一週三次的會談，進展說實話進展並不多。畢竟外交史最要面子的工作，日本人心裡著急，嘴上卻什麼也說不了。
而每次談到條約內容的時候，陸徵祥更是和日本公使一個字一個字的“仔細談”，一個幾千字的條款，談的異常詳細，不知道的還以為北洋政府認真仔細，但明眼人都看得出來，這就是外交上的一個慣用手法，效果極佳。
就在陸徵祥的一個“拖”字下，關於“二十一條”的談判被生生拖了兩個月，日本人沒了耐心。1915年5月7日，日本向北洋政府下了最後通牒。日本人被逼急現了原形，北洋政府成了被欺負的受害者，最重要的是，歐美國家都知道了日本的蠻狠和無理，這回的面子，徹底沒了。
雖然前臺交涉的人是陸徵祥，但是幕後最大的“操作者”還是袁世凱，在日本發出最後通牒的時候，袁世凱也拿出了給日本持續施壓的策略。
作為一個在東亞的外交場中混跡了十多年的老油條，袁世凱知道外交情報的重要性，他利用關係結識日本國內的浪人的，探查日本社會的反映；
同時發動他在日本政界的來朋友們來反對“二十一條”，給日本自身增加阻力，以得到相對比較有利的局面。
袁世凱在中日談判的過程中，最精彩的一條手段，無疑是將“二十一條”的內容透露給了歐美國家，雖然日本曾經以武力威脅袁世凱保密，但是為了用“以夷制夷”的方式跟日本增加壓力，他指使駐歐洲的大使顧維鈞等人將“二十一條”的內容、後果和性質透露給了英、美、俄使館的工作人員和媒體，
果不出他所料，國外媒體爭相報導日本的陰險毒辣，國內媒體也同樣爭相報導，這使得國內的愛國熱情被空前點燃，各種抵制日貨的運動如海浪一般澎湃。
這樣的情況，確實讓日本始料未及，但經過短暫的慌亂後，日本人還是選擇了一個最簡單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增兵。
在袁世凱和陸徵祥對於反日運動和“二十一條”簽署問題都表示民意不可違之時，日本向山東和南滿增兵。而在日本這樣的強硬手段面前，也只有美國展現了對袁世凱道義上的支持，其他的列強也只是遠遠的觀望罷了。
最終，袁世凱經過一場勾心鬥角的外交戰，還是被迫接受了“二十一條”，雖然此時的二十一條，已經只剩下12條，但是對於我們這個民族來說，不平等條約意義，只能用有或者沒有來區別，而不是多或者少。
在近代百年的屈辱之中，很多的屈辱其實是中國人太想拋棄屈辱而放大的，但我們總是說，有些歷史一旦發生，就無法假設，有些事情一旦發生，就無法用對事物造成影響的多寡來判讀它。
近代有太多關乎民族危亡的事情，都只是由一兩個中國人完成的，全民對家國命運的漠視，讓這些人義憤填膺，但當他們失敗了，摔倒了，沒能扛起起國家和民族的時候，人們又譏笑他們是懦夫，他們是身居高位的傻瓜。而從來沒人去用雙手接替他們扛起國家和民族。
近代中國的悲劇命運，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同樣也不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他是一個有關人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