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 我是初二的中學生， 一連串“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激烈行為在兩年內跌宕起伏， 直到1968年， 我才開始想到了出路問題。 學習不再繼續， 就業沒有可能， 我面臨的惟一選擇是那塊能夠吸納全部城市剩餘勞動力的廣闊天地——中國廣褒而落後的農村。
當時我不到16歲， 母親反對我出走。 於是我偷出了家裡的戶口本， 一個人跑到月壇派出所銷掉了自己的北京市戶口。 我留給父母一個紙條， 假稱當晚“護校”不歸， 然後帶著一個柳條行李包去北京站登上了去山西的火車。 此舉詭秘， 如當時有今日遍佈京城的攝像探頭偷拍到我的出走，
由於全國性的大規模插隊尚在醞釀之中， 我們到達榆次縣的時候， 當地還沒有開設“插隊辦公室”這一級行政單位。 接待我們的是負責安排複轉軍人和大學生工作的榆次縣安置辦公室。
德國人習慣把偏僻的地方稱之為“被上帝遺忘的角落”， 石圪塔公社杏林塔就是這樣一個角落。
在太行山葉岩裸露的群嶺環繞下， 這裡鬼斧神工地露出了一面被厚土層覆蓋的向陽山坡， 這就是杏林塔。 山上並沒有塔， 卻長滿了各種杏樹。 入春時分， 在村頭望去， 藍天白雲， 杏花滿山， 芳草茵茵， 群山奔湧， 果然大氣磅礴， 令人盪氣迴腸。 在今天， 這裡如稍加開發， 必定是一個令都市人心馳神往的度假世外桃源，
這裡只有兩戶人家共5口人， 他們是兩對年過七旬的老夫婦， 其中一對帶著一個11歲的外孫。 由於地處偏僻， 水源貧乏， 這裡的山民大都遷走了。 為了拯救這100多畝即將撂荒的梯田， 我們立志要在這裡紮根了。 依靠什麼紮根？到哪兒去找物件？勞動所得能否養活自己？文化和精神生活從何而來？後代的前途何在？對這一系列問題， 我們非但沒有像今天的青年那樣做過絲毫職業設計和論證， 甚至連想都沒有想到過。 沒兩天， 村裡尚未坍塌的土牆上就被我們用大白刷滿了“廣闊天地， 大有作為”， “走一輩子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之類的豪言壯語。
杏林塔是一片沒有任何現代污染的淨土， 這裡不通電， 不燒煤， 沒裝有線廣播， 沒有任何無機材質的垃圾， 甚至連一張廢紙都不出現， 老鄉們拉完屎就用土喀垃擦一下屁股了事。 在這裡的務農沒有任何稱得上是機械的工具， 靠的就是體力。 農具的鐵頭是從山外買來的， 木柄則要自己砍樹幹來製作。 這裡連接外界的只有一條崎嶇的山路。 半山腰上一個小土坑裡滲出的地下水每天只能提供給我們10桶左右的生活用水。 沒有油， 沒有肉， 我們的食品是自己種植的粗糧、土豆和少量蔬菜， 絕對純天然綠色食品， 再有就是從山外買回來的一點粗鹽、黑醋和花椒了。 炒菜時， 我們通常先把幾個砸碎的杏仁投入熱鍋，
我們曾經拼命般地從事著每天12小時的最原始的體力勞動， 就連在例假中的女生都要和我們男生一樣挑起100多斤的穀物登山爬坡。 我們曾經保持了一年之久的“早請示晚回報”儀式， 天天早上面對一個印在鐵皮上的劉春華的《毛主席去安源》油畫做集體頂禮膜拜。
但是， 時代使命感所激發的熱情是需要注入能源的。 新鮮感過後， 知青們開始厭倦枯燥、艱苦、看不到未來的生活， 世外桃源般的杏林塔開始令人窒息了。 有門路的
人回了北京，心眼活的人轉到平原地區插隊，剩下幾個的人開始吵架分家……一個景山學校的高中女生早早悟透人生先走一步，在回北京探家時懸樑自盡了。
資訊的貧乏和生存的艱難常常會銷蝕人的激進心態，出於苦中取樂的目的，我暗中把杏林塔的幾位形象雖無姿色卻頗具特徵的女生用漫畫逐一進行了描繪。在知青集體出現紛爭的情況下，這套漫畫不幸落入眾女生之手。在縣知青辦的領導上山為我們調節矛盾的會議上，女生們把這些漫畫作為我破壞團結進行人身攻擊的鐵證交給了知青辦主任老趙。老趙看完後竟連連首肯：“畫得不錯，都抓住了特點……”
1970年秋收時，我的母親在北京去世。臨終時，我家的4個在外地與貧下中農相結合的人只有兩個守在她身邊：從幹校趕回來的父親和插隊的姐姐。而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哥哥和我都沒有趕上見她最後一面。從這時起，我的生活中開始有了陰影，也開始誕生了尋找出路的念頭，但接踵而來的是連續多年的挫折。
一年後，我所在的石圪塔公社徵兵。當兵是我夢寐以求的理想，也是當時最好的出路。為了能“混入”革命軍隊，我兩次忍著鑽心的疼痛撕咬開食指上的肉寫下要求入伍的血書，因而連闖大隊和公社兩關，被送到榆次縣武裝部接受體檢，但終因肝脾偏大而被軍隊拒之門外。接下來，有一個號稱具有保密性質的軍隊通訊學校招生，縣插辦推薦我去上學，但當時的政審必須越過我的“革幹”父親而審查我的“富農”爺爺，政審沒有通過，我被淘汰出局。
1972年初，北京的幾所大學來榆次縣招收工農兵學員，我在面試後被列入北大地球物理系的招生“正選”名單。招生的老師走後，我回到山上就是一個等，一直等到大學開學也沒有等到入學通知書。後來我才知道，黃彩公社的一個北京知青走了北大的後門，把這個本屬於石圪塔公社的惟一一個北大的招生名額佔有了。我被排擠出局，輸得無聲無息。
到1972年12月，我插隊已經4年多了。當村裡只剩下了兩個知青的時候，我終於離開了杏林塔。當時父親剛從中組部在河南的“五七”幹校分配到四川日報社工作，獨身的父親因身邊無子女而把我調到了成都。
2003年，我在離開杏林塔31年後重返故地，發現那裡已經荒無人煙，徹底地成為一座野山。知青的房屋如今只剩下一堵斷牆，而在我當年睡覺的土炕處，如今長成一棵大樹。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如果荒山能夠傾訴，它一定會告訴人們這裡曾經激蕩過一群北京知青的夢想……我們沒有改造了杏林塔，但是杏林塔改造了我們。
沒有插隊的經歷，也就沒有我的今天。
小山村杏林塔，如今名字在地圖上已消失，但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小山村杏林塔，如今名字在地圖上已消失，但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有門路的人回了北京，心眼活的人轉到平原地區插隊，剩下幾個的人開始吵架分家……一個景山學校的高中女生早早悟透人生先走一步，在回北京探家時懸樑自盡了。
資訊的貧乏和生存的艱難常常會銷蝕人的激進心態，出於苦中取樂的目的，我暗中把杏林塔的幾位形象雖無姿色卻頗具特徵的女生用漫畫逐一進行了描繪。在知青集體出現紛爭的情況下，這套漫畫不幸落入眾女生之手。在縣知青辦的領導上山為我們調節矛盾的會議上，女生們把這些漫畫作為我破壞團結進行人身攻擊的鐵證交給了知青辦主任老趙。老趙看完後竟連連首肯：“畫得不錯，都抓住了特點……”
1970年秋收時，我的母親在北京去世。臨終時，我家的4個在外地與貧下中農相結合的人只有兩個守在她身邊：從幹校趕回來的父親和插隊的姐姐。而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哥哥和我都沒有趕上見她最後一面。從這時起，我的生活中開始有了陰影，也開始誕生了尋找出路的念頭，但接踵而來的是連續多年的挫折。
一年後，我所在的石圪塔公社徵兵。當兵是我夢寐以求的理想，也是當時最好的出路。為了能“混入”革命軍隊，我兩次忍著鑽心的疼痛撕咬開食指上的肉寫下要求入伍的血書，因而連闖大隊和公社兩關，被送到榆次縣武裝部接受體檢，但終因肝脾偏大而被軍隊拒之門外。接下來，有一個號稱具有保密性質的軍隊通訊學校招生，縣插辦推薦我去上學，但當時的政審必須越過我的“革幹”父親而審查我的“富農”爺爺，政審沒有通過，我被淘汰出局。
1972年初，北京的幾所大學來榆次縣招收工農兵學員，我在面試後被列入北大地球物理系的招生“正選”名單。招生的老師走後，我回到山上就是一個等，一直等到大學開學也沒有等到入學通知書。後來我才知道，黃彩公社的一個北京知青走了北大的後門，把這個本屬於石圪塔公社的惟一一個北大的招生名額佔有了。我被排擠出局，輸得無聲無息。
到1972年12月，我插隊已經4年多了。當村裡只剩下了兩個知青的時候，我終於離開了杏林塔。當時父親剛從中組部在河南的“五七”幹校分配到四川日報社工作，獨身的父親因身邊無子女而把我調到了成都。
2003年，我在離開杏林塔31年後重返故地，發現那裡已經荒無人煙，徹底地成為一座野山。知青的房屋如今只剩下一堵斷牆，而在我當年睡覺的土炕處，如今長成一棵大樹。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如果荒山能夠傾訴，它一定會告訴人們這裡曾經激蕩過一群北京知青的夢想……我們沒有改造了杏林塔，但是杏林塔改造了我們。
沒有插隊的經歷，也就沒有我的今天。
小山村杏林塔，如今名字在地圖上已消失，但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小山村杏林塔，如今名字在地圖上已消失，但永遠活在我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