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迪威將軍究竟做了什麼 被蔣介石宋子文聯手趕出中國

史迪威是個優缺點都很突出的人物。 他是中國通， 真心誠意地幫助中國抗日， 對中國社會、中國軍隊與蔣介石其人有許多敏銳的認識。 遠征軍第一次緬北作戰失敗後， 他在印度訓練中國軍隊， 增強了中國軍隊的作戰力。 遠征軍第二次緬北作戰勝利， 顯然與他的訓練、指揮有關。 鄭洞國曾回憶說：史迪威“是一位正直的、很有才華的軍事將領。 在對日作戰問題上， 他的態度不僅始終是認真、積極的， 而且頗具戰略眼光， 在指揮上很有一套辦法。 最難得的是， 他身為異國高級將領， 卻毫無官架子， 待士兵們十分友善，

喜歡同他們交朋友， 慢慢贏得了不少中國將士對他的欽敬”。 應該承認， 史迪威是對中國抗日戰爭作出重大貢獻的國際友人之一。 但是， 史迪威的性格中也有一些突出的缺點， 例如傲慢、主觀、急躁、偏激， 特別是， 作為美國將領， 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大國主義的思想和作風。

史迪威

蔣史矛盾， 開始於戰略分歧。 史迪威就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之際， 中國遠征軍剛剛入緬， 人地生疏， 英國在緬軍隊則根本沒有鬥志， 在這種情況下， 就急於要求中國軍隊對日軍發起強力進攻， 是其不妥之一。 蔣介石和中國將領與日軍作戰多年， 熟悉日軍的優勢和特點， 反對貿然進攻， 後來又反對在缺乏盟國有力的支持和協同下由中國軍隊孤立作戰， 求穩防敗， 有其合理性， 但史迪威卻視之為“卑怯”， 由此對蔣介石和中國將領的抗日積極性作了過低的估計， 是其不妥之二。 中國入緬軍初戰失利， 史迪威擅作主張， 未經請示就決定向印度退卻， 途中環境惡劣， 給養困難， 造成部隊非戰鬥減員過大，

史迪威完全缺乏自責， 是其不妥之三。

中國與美國、英國等共同抗擊日本侵略， 是同盟國之間的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關係。 蔣介石、宋子文等人期望盡可能多地得到美國的援助， 但是， 同時又不能容忍對中國的任何歧視， 要求待遇平等， 能和英國、蘇聯等受援國一樣， 自己掌握租借物資分配權， 也有其合理性。 當時， 中國有關機構腐敗嚴重， 蔣介石又歧視和排斥中共所領導的抗日部隊， 因此， 史迪威等應該也完全可以堅持對援華物資分配的建議權和監督權， 但是， 史迪威等卻堅持援華物資是美國人生產的， 必須由美國人分配， 中國人無權過問， 這就是大國主義的作風了。 史迪威批評蔣介石是“一條貪婪、偏執、忘恩負義的小響尾蛇”。

其中所說“偏執”姑置不論；說蔣“貪婪”， 無非是指蔣對美援的不斷爭取；說他“忘恩負義”， 則是典型的“施主”的“恩賜”心態。

抗戰時期國民黨領導的軍隊確實存在著較多問題， 需要訓練和改造， 蔣介石對軍隊的指揮也確實有不少問題，

需要改進、改革， 但是， 史迪威作為外國人， 不應越俎代庖， 大量任用美國軍官來控制和操縱中國軍隊， 更不應圖謀全面掌握中國軍隊的指揮權， 甚至制訂暗殺計畫， 企圖除去當時還是中國政府和抗日領導人的蔣介石。 1943年10月之後， 中國軍隊兩面作戰， 既需要迎擊日軍旨在打通大陸交通線的“1號作戰”， 又需要開闢緬北、滇西戰場， 應付為難。 在這一情況下， 羅斯福聽信史迪威、馬歇爾等人的意見， 利用中國軍隊在河南、湖南等地的失敗， 要求蔣介石將中國軍隊、中國戰場的全部指揮權交給史迪威， 自然是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 軍權是國家權力的核心部分， 也是蔣介石集團賴以維持其統治的命根子。 蔣介石堅決抵制羅斯福的要求， 甚至不惜為此與美國決裂，獨立抗日，既反映出蔣介石思想中的民族主義成分和他性格中的倔強一面，也反映出他充分懂得，維護軍權對維護其統治的重要性。

蔣介石和史迪威

宋子文是史迪威來華的促成者，但又是撤回史迪威的最早提議者，為此，他在美國斡旋疏通，一旦撤回有望，而蔣介石卻臨事而懼，改變主意，由此引起兩人間的巨大衝突。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蔣介石有意冷落宋子文，甚至連開羅會議也不讓作為外交部長的宋子文參加。但是，蔣宋之間畢竟基本觀點一致，利害一致，在宋子文上書“悔過”之後，蔣介石就原諒了他。此後，蔣宋合作，共同促使羅斯福作出了召回史迪威的決定。

甚至不惜為此與美國決裂，獨立抗日，既反映出蔣介石思想中的民族主義成分和他性格中的倔強一面，也反映出他充分懂得，維護軍權對維護其統治的重要性。

蔣介石和史迪威

宋子文是史迪威來華的促成者，但又是撤回史迪威的最早提議者，為此，他在美國斡旋疏通，一旦撤回有望，而蔣介石卻臨事而懼，改變主意，由此引起兩人間的巨大衝突。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蔣介石有意冷落宋子文，甚至連開羅會議也不讓作為外交部長的宋子文參加。但是，蔣宋之間畢竟基本觀點一致，利害一致，在宋子文上書“悔過”之後，蔣介石就原諒了他。此後，蔣宋合作，共同促使羅斯福作出了召回史迪威的決定。